生活形式和心灵内容向语言游戏的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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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韩林合老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

后期维特根斯坦设定了“生活形式”、“语言游戏”和心灵内容三大概念，并将语言游戏看作其余两者的核心。如果说《逻辑哲学论》中世界结构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在《哲学研究》中，语言游戏则是所有一切的汇集点。语言是一场场的语言游戏，它设定使用语言的人必然要遵守语法规则；而当遵守这一行动做出时，语言游戏产生的实践基础即人与人构成的社会世界或生活形式也浮出水面了。语言游戏是深深地扎根于生活形式中的，反过来它也用语言生产着生活形式的样貌。再从语言和心灵的关系上看，《逻辑哲学论》将思想设定为实在的逻辑图像，进而将语言等同于思想，即语言是思想的有形表达；那么在《哲学研究》中，语言被调整到和心灵共生的地位上，两者互不独立也互不相同，并且心灵表达也需要语言游戏的设定为中介。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世界认识的全部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自有其生命和结构的语言游戏。这和索绪尔想表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如出一辙。

一.前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之批判

1.世界结构分析之批判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前期世界结构分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象”上。

前期维特根斯坦将事实看作由对象复合而成的东西是一种错误。因为只有在空间意义上，我们能说空间对象构成了空间复合物，如三个花瓶构成了房间里的一个装饰物，其中花瓶作为对象是明确可见、可从复合物中分离出来的。但事实却是一种描述，描述涉及对象以符合逻辑的方式排列成序的方式，更涉及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合物构成成分的对象总是小于复合物本身（可用质变类比），但是针对所谓事实的成分和事实我们不能这么说。

其次，对象也不是那种绝对简单的不可分解的实体，我们所说的简单性与复合性总是相对于特定的情形或特定的语言游戏而言的。脱离了情境，我们既不能说明世界在何种意义上是组合的（椅子是由木料构成还是原子分子构成），也不能说明所谓世界的复合性是哪种性质的简单物的复合（一棵树是树枝树干的复合还是绿色棕色等颜色的复合）。

再次，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对象无所谓存在或不存在。因为如果我们能说对象存在，那么我们也能说对象不存在。但是，我们不能说对象不能存在，因为如果对象不存在，那么人们甚至都不能命名它们。于是对象就具有了独立于人们表现方式和概念框架的性质。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一种情况下说出对象的存在或不存在，即将对象如“红色”看作语言用法的规定， 将语言游戏中一个独特的角色分配给对象，因此对象可以被当作语言游戏中的样品或范型来使用。

最后，关于对象的不可毁坏性或永存性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有意义地描述一切可以毁坏的东西均遭到毁坏的状态，我们也可以额在一个名称的承受者不在场的情况下继续有意义地使用它。

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得出的结论是：根本不存在哲学家们通常所理解的独立于其所使用的表现手段或概念框架的世界的本质问题。相反，是语法给出本质。

2.心灵图像论之批判

首先，前期维特根斯坦将复杂的心灵内容归约为思想，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

其次，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形式的图示之所以可能是在于图像与其相应的实在的一种逻辑形式的相似性，这完全处于一种概念的混淆。图示的可能性在于人们对表现方法（规则）或投影方法（规则）的使用，而非是对表示关系或投影射线的使用。后者是将心灵活动看作像实在的影子一般的一比一复刻，而前者则是将心灵内容与其对象之间的表现关系看作是由相关的心灵内容的表达式的语法规则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心灵内容所处理的对象不必以独立于心灵表现的方式存在，当然这不意味着这个对象、这个实在本身便出现于我们的心灵内容之中。

3.语言结构分析之批判

前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结构拆解为命题、基本命题和名称，并认为基本命题是命题进一步分析了的形式。但是以“我的扫帚在墙角那里”为例，我们可以将该命题拆解为“扫帚柄在墙角里，扫帚头在墙角里，并且扫帚柄是装在扫帚头上”，但这两者显然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当一个人说出后者时，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前者，甚至于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出现于前者种的任何一个支命题。可以说，这两个命题分属不同的语言游戏。

4.语言与心灵关系之批判

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是先于、平行于、本质上独立于语言表达而存在的，语言的命题与思想具有相同的结构，可以描画它们。语言符号首先是用以表示思想的，语词首先是用来表示心象的，是思想过程赋予语言符号以意义，即使其指称了特定的对象或图示了特定的实在。那么思想或者扩大说心灵内容，是否先于语言表达呢？和索绪尔想表达的名称与音响形象在结合之前均混沌一团一样，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搜肠刮肚地追寻想要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词时，我们并非真的先行已经清楚地拥有了想表达的思想。毋宁是，这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模糊状态，只有当我们找到了相应的适当的语词时，我们的思想才变得清晰起来。

5.语言本质观之批判

按照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名词是对象的指称，由名词构成的命题又是实在的逻辑图像；世界构成要素之事实、对象，语言构成要素之命题、名称，本质上共享着不可说的逻辑形式。后期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这种观点的错误性。

因为首先，日常语言的名词显然并非都是名词，此外还有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感叹词等等，而名词又可以分为种类名词、集合名词、抽象名词、物质名词等；只有专有名词才可以为事物命名。而这种命名也是多余的，因为对于一个确实表示了什么的语词来说，它究竟表示了什么这点最终还是显示在其使用方式中，而非独立于其外。

其次，命题和语言无本质。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本质向我们隐藏起来了，于是他追寻语言的本质，并找到了那神秘的只能显示而不能说出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是命题和语言共有的刻画性特征，也就是说，命题和语言的外延是得到精确地限定的，进而它们是边界清楚的精确概念。但比如“石头”一词，在“石头”名目下容纳了各种属性的石头，“石头”还可以用作修辞引申至“胆结石”、“铁石心肠”等词汇上，“石头”的边界必然是模糊的，在该语词下逻辑的严格性脱落了。对于命题和语言不存在完全、严格、精确、清楚、固定的使用规则。这种语言的逻辑本质并非真实存在的，它只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一种虚构而已。

这同时意味着，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即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其所指称的对象或实在也是不可取的。因为除只有专有名词才能指称对象之外，一个语词的用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语词的意义可以因语气、所属情境等诸要素而发生改变。

二.作为生活形式的世界

基于对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根本不存在通常所理解的独立于其所使用的表现手段或概念框架的世界的本质，进一步的，那个独立于概念框架或表现手段的世界也不存在。在《逻辑哲学论》中，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像，顺从地摹写实在的样貌；而在《哲学研究》中，语言分隔了真实的世界和语言描绘的世界的界限，被称为生活形式的世界既是语言游戏的基础又是其产物。

生活形式的核心部分是人们的规则性活动或行动，即规则性的生活事实。这种规则性的生活事实处于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以流传下来的特定的世界图像为背景或前提。它们常以极其普通的自然事实的形态出现在生活当中，但不代表自然的就是先验的。生活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人造的世界，它的最终构成基础是特定的概念框架或表现手段。这种概念框架的主体部分是后天习得的，以概念框架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表现手段或语言也是经由学习获得的。与此相对的，生活形式以语言为基础，也构成了语言游戏的来源和基础。这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和语言学的众多思想家对于思维与世界的论述不谋而合。

三.经由语言处理世界的心灵

思想到底怎么可能与对象本身打交道呢？在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思想是对象忠实的影子，而在后期，面对人们能够思维非实际的情形这一事实，维特根斯坦在思想或者扩大说心灵内容与世界（生活形式）之间插入了语言游戏，即是语言游戏中介了心灵与世界的关系。

心灵内容是经由其语言表达式的使用来处理一个对象和实在本身的，进而是经由一个特定的语言游戏的语法来做到这点的。一个心灵内容，期待、愿望、想象、思维等等，与其对象在语言中发生接触，一切均在语言中获得澄清。“我期待一声枪响。”心灵所期待的东西必然是某种实际的东西，谁看到了期待的表达谁便看到了期待的东西，那么就能说在期待中枪响此一事实就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了吗？并不是这样的，并非所有“事实”都指称一个独立于心灵表现和语言表现的对象，在很多情况下“事实”这个名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由此我们才能够想象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甚至非实际情况。由此，究竟什么是心灵内容的对象这一问题根本就不是经验问题或者有关心灵和实在的本性问题，而是语法问题。

“我期待一声枪响”，这好像意味着一个心灵内容已经预先知道了其所处理的事项而不需等到他的某个心灵内容得到实现，但这种说法没有意义，我们只能说他在思维、在意愿、在期待等等。而且，说其他人知觉到一个人的心灵内容并因此知道其所处理的事项也没有意义。一个人之所以必定预先便知道他的某个心灵内容所处理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事项，而且其他人必定也预先便知道这点，是因为他和他们已经知道了相关的心灵内容概念或表达式的语法，这样在他们看到某个有关心灵内容的描述时，他们便知道了其所处理的对象。

四.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是“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也就是说，语言游戏是词与物的结合。语言中的单词是对对象的命名，每个词都代表了一个对象。在语言教学的训练过程中，教师会指着对象如石料并说出“石料”这个词，习得这一关联的学习者对他人的词也以这种方式作出反应，这样就在词与物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

在语言游戏中，语词类似于比如象棋游戏中的棋子。作为符号，一个语词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所写下来的物理形体或说出来的物理声音，而是由适用于其的诸规则所决定的，可以说它就是这些规则的总和。其次，一个属于某个命题系统的命题类似于一局棋中的某些棋子的特定摆放方式，即其游戏形式（所有命题绝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关联在一起，形成或大或小的命题系统，一个命题是一把尺子上的一条刻度线，其所属的命题系统则为这把尺子）。最后，和游戏一样，语言符号的使用也并非处处都由精确、固定的规则规定好了。

语言游戏是比我们使用的高度复杂的日常语言的符号的方式更为简单的使用符号的方式，也是一个小孩借以开始使用语词的那些语言形式。所谓语言游戏并非并然是一个语言的不完全部分，而可以是完整的人类交流系统。语言游戏的研究就是对原始的语言形式的研究。当我们察看这样简单的语言形式时，笼罩在日常语言之上的浓重烟雾就散去了，我们可以揭示语言的本性，澄清语言、思想和实在的关系。

五.语言和心灵的关系落脚于语言游戏

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和心灵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按照《逻辑哲学论》的观点，语言和心灵内容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的，心灵过程在许多情况下是作为语言表达过程的偶然的伴随物而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不去思想地说话，或不去言说地思想。但事实是那个，言说总是思维的言说，思维总是使用语言的思维。“只有深信这点的人才能这样说”，我们无法说出未经思考的话，亦无法说出我们不能理解的话。当我们想描述心灵内容以了解我们之所想时，一种天真的想法莫过于认为通过指称心灵对象的名称、谈论心灵内容的命题我们就能把我心灵，进而认为思想独立并先于语言是有可能的。然而，根本不存在什么心灵内容的名称和命题，心灵内容是无法在语言缺席的情况下得到指明的。比如一个小孩手被玻璃片割破了，他大哭起来，大人跑过来，问他疼不疼，给他包扎上伤口；经历过多次类似的场景，小孩便知道了应该如何用痛的言语表达代替哭喊而不是描述哭喊。当然，有人可能会用思考如闪电一般迅捷而语言总是缓慢地成线性展开一例来反驳心灵与语言的共生，但闪电般的思想与说出来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如一个代数公式与我从其展开的数列之间的关系，它们只是精简与详细的区别。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心灵与语言的共生不意味着心灵等于语言，思维概念显然不同于内在的说话概念，它们的实际用法是不一样的，尽管彼此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生命并非来源于心灵过程，而是来源于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

前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赋予给心灵过程的意指和理解，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破除了这种意指的神话。他认为是哲学家们虚构了经验和意指之间的对立，仿佛经验大多时候都静悄悄地坐在一旁，只有言说者意图什么、指向什么时，意指的那个东西才被赋予名称。但实际上，人们的意指过程与身体行为、外部环境，进而与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进一步的，在意指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并非是相关的事项在逻辑上是不可拆解的，而是我们由于已感到自然而不再进行解释。同时，认为语言产生于思想之中的观点，必定要在诸语词的系统活动之外再设定一个与这种活动平行进行的精神活动，但是，这种精神活动本身也需要再加以解释，这就形成了无休止的解释循环。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生命来源于作为心灵过程的意指和理解这种观点更严重的后果是，将语言的使用看成一种单纯的因果过程和心理-物理机制；但是语言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而进行的演算游戏。就拿时间举例，人们问“现在几点了？”，回答者一定是看看表盘或电子屏然后给出一个答案，这种时间难道在自然界中是真实存在的吗？时间完全靠其人为规定性而有了意义。再比如，如果语言要产生于心灵内容的理解和意指，那就意味着为了了解某个语词的意义，我们必须能想象甚至曾经拥有或经历过它。那么从来没有感受过疼的人能理解“疼”这个词吗？事实上我们不需要想象甚至经历，我们只需要能够适当的使用这个词即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思想已逐渐和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汇通。他们将语言从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了语言独特的生命。语言游戏自有其规则和结构，在其运用中语词的灵魂不扮演任何角色。 语词的意指当然具有深层维度，它蕴含了言说者特定的感受；但语词之所以能成为语言沟通中的“硬通货”，就在于其祛除了特殊的个人感受而成为形式化的符号；这种符号由于其社会性而赋予语言本身以超个人的规则性价值。

事实上，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生命在于其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中的运用。一个词或命题的意义就是追求解释者可以取代被解释者的意义解释，这是一条规则，一种协定，因而与为语词找寻实在根源的因果解释完全不同。在语言游戏中，和索绪尔认为语词间消极地界定彼此一样，每个符号孤立地看都是死的，它们活在使用当中。虽然一个符号的全部用法不可能一下子悉数浮现于心中，但当我们看到一个符号时一下子便把握住了其意义时，我们所想到的不是那个与符号使用联系在一起的心象，而是其特定的或者代表性的使用情形。这更可以解释心灵内容的意指和理解对语言使用来说并不重要，哪怕语言表达式的意指和理解过程也在于拥有有关其使用的知识和能力。有关一个符号的使用规则的知识是意指和理解的标准，意指和理解最终来说意味着符号使用者知道自己能够正确地使用它、知道如何使用它或能够应用它。这就是语言的规范性和自律性。按照语法构建起来的语言不是由某种特定的目的或结果定义的，语法规则不是由独立于它们的意义决定的，因此语言也无须对实际、外在的目的或结果、意义负责。是语法直接构成了语言。

六.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再次落脚于语言游戏

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在早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表述为语言本质论，即语言是实在的逻辑图像，语言的意义就是实在本身。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批判此一观点的同时，认为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其在语言中的用法。虽然一个词的意义是由制约着其的语法规则所决定的，但我们无法在日常使用中罗列出一个词的全部规则；重要的是其使用，是其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因此，一个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中没有得到合法的使用的语词结合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语词的用法是相对于情境而言的于是也是变化多样的，这个全新的意义界定也意味着，语词的意义概念在许多情况下是模糊不清的。

既然语言的意义不再植根于世界当中，那么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呢？

首先语言由语言游戏构成，而语言游戏是一种规则的遵守。规则是语言，遵守则是实践，因而遵守规则本身就是特定生活形式中的特定的技术、制度、习惯、实践。一条规则和其遵守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即语法的关系，而非外在关系即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一条规则告诉我们应当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行事，如果按因果关系来释义，那么我们能为这条规则找出很多不同的解释和行动方式；所谓语法关系的意思即是，一条规则是在特定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中被给出的，符合语境的行为才是需要做出的。

语言游戏中规则和对规则的遵守是在规则的表达和行动的规则性之间建立同一性，语言也是这样，语言表达式的说出和听到与相关的行动之间也具有同一性。行动必然落地于生活形式之中，那么语言也必然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或者换句话说，语言本身也是生活形式。这同时意味着，人们语言上的一致并不是意见上的一致，即在有关说出的命题真假问题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毕竟为了交流我们首先要统一语词和命题的意义。

所以，语言根本就没有本质，它是由各种彼此间并无共同本质特征的无穷无尽的语言游戏组成的，同样世界也没有本质，它是由各种彼此间并无共同本质特征的无穷无尽的生活形式组成的。前期维特根斯坦有关不可说的论题都被放弃了。事实上，语言由语言游戏构成，语言游戏是由相关的语法规则及其遵守来刻画的，而语法规则及其遵守均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进而语言也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语言是一种人类生活现象。

七.哲学新定义：作为描述的哲学

由于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世界的一切都是围绕语言游戏展开的，生活形式需要语言游戏加以描述，心灵内容经由语言游戏才能表现，因此，哲学也不应当以任何方式损害语言的实际的用法。哲学恰恰只是将一切摆放在那里，它不解释任何东西而且不推导出任何东西，它只能进行描述。如果说传统哲学家力图发现世界的本质，解释某种终极的真理，那么后期维特根斯坦已经放弃了这种徒劳。他将哲学看成首先以清晰透明的方式描述相关的语言表达式的复杂用法、指出诸要素之间区别和联系的学问，也就是清除相关的语法误解和混淆，以使人们摆脱相关的语法的着魔状态和哲学困惑。所以“我们不可以建立任何形式的理论。在我们的考察中不可以出现任何假设性的东西。一切解释均须去除，出现在其位置之上的只能是描述。”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一反前期的作风，将哲学定义为：

“哲学是一场反对我们的语言的手段给我们的理智所造成的着魔状态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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