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社会分工明确，效率提升，人的生活压力却在不断变大？

为什么人会长大却不会长大？因为我们在不断学习，不是在变大。 #生活乐趣# #日常生活趣事# #日常生活笑话# #生活智慧小笑话#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题主说“现代社会分工明确，效率提升”，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个事儿可以从一个例子说起。我们知道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类社会就诞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叫做夜班。古代并不是没有在夜里工作的人，但是那只是极少数群体，绝大多数人都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古代社会所以没有夜班，是因为燃料本身就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东西，要维持整个夜间的照明代价极为高昂。而到了近代之后，随着电力的普及，夜生活开始出现，夜班也就成为了可能。

那么对于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到底要不要让员工上夜班就成为了一个简单的成本核算问题。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曾经很纳闷儿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商店会24小时营业。因为在我看来，夜间的客流是很少的，你开一晚上店可能也没有几十个客人，为什么要整天不间断的营业呢？

但是等我大了之后，跟在这些店里工作认识的一些朋友聊天儿的时候，才知道老板是怎么想的。因为站在老板的立场上，他交的房租是交给整天24小时的，对于他来说是不是要夜间营业，只取决于夜间营业的收入能不能抵消房租水电人工成本。只要能抵消，那就可以24小时营业。

可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上夜班不是一个舒服的事情。就算夜班相对轻松，可能没有那么多事情，但在夜里上班的感觉跟在白天阳光下上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长期上夜班的话，他的心情会比上白班的人差很多。

然而员工的心情差不差，是老板该考虑的问题吗？很显然，站在老板的立场，他核算的只是成本和收益。

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将人“非人化”，或者说将人当成工具考虑。尽管，从各种角度上说，其实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环境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现代文明对人的尊重与重视也是前现代社会不可比的，但是效率背后的“非人化”逻辑，已经将人的工作从人之为人的体系中剥离出来了。这意味着，很多人其实是难以在工作中收获价值感的。

有过一点管理经验的人应该都知道，“自由”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自由”往往意味着难以管理和控制。所以，在现代管理体系中，虽然每一家公司都在说自己“尊重员工的个人发展”、“给予员工充分的自由”等等，可实际上，所有的公司在运营管理中，几乎都会将员工的技能、岗位进行标准化，用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将人变成螺丝钉，让每一个人都能充分的贯彻公司的意志。也只有如此，企业的效率才有可能提升。

为了让公司的管理效率能够更高，现代企业引入了两个“大杀器”，一是更加细化的分工，二是KPI。

更加细化的分工，这个表面上说很好理解。但如果我们将其细化的话，就会发现现代社会的“分工”与前现代社会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在现代的很多龙虾馆里，你会看到一些大爷大妈在那里刷小龙虾。这就是他们的工作，餐馆会按照刷一斤虾多少钱给他们工资。而这些人的工作是完全被固定死的，他们只负责做小龙虾这个过程中“刷”的这个环节，其他环节与他们无关。他们就算虾刷的再快，也就是多拿点工资而已。

而在过去的学徒制下，你如果想跟一个厨师学做小龙虾，你一进门师傅也会让你刷虾。可等到你刷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教你做菜。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努力是会为下一步打好基础的。

毫无疑问，找人专门刷虾、厨师负责烹饪，这种经营模式肯定会比学徒制下的经营效率更高，但这也意味着刷虾的人能干的活只有刷虾。只要你想的稍微多一点，就会问题自己整天刷虾的意义是啥。

更加细化的分工所导致的另一大问题，就是越来越频繁的失业。越精密的仪器，对于零部件的规格要求越精确，而当社会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一旦“设备升级”，很多旧的零部件，就要被淘汰了。

如今很多人求职的时候，会发现求职中一个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企业在招聘时对于专业、从业经历、工作背景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细。即便企业没有任何年龄方面的歧视，但如果你在一个行业干了七八年甚至十来年，也基本不存在转行的可能了——除非你转入的是保险销售、外卖配送等从业门槛较低甚至没有任何门槛的行业。

从追求效率的角度来讲，企业的招聘要求没有任何问题——你付出同样的工资，你是希望招聘到一个专业、工作经历更对口的人呢，还是其他行业和岗位转过来的人（即便这个人可能有这方面的潜力）？

而另一个大杀器KPI，虽然也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却在当代社会被不断加强。在新的时代之下，公司制取代了工厂制，KPI制度也被继续发扬光大：

德勒兹指出，福柯的规训社会的主要模板是工厂，也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厂，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有着自己独立的法则，工人规训的身体的常规运动形态，一旦走出工厂之后就丧失了其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规训社会将社会区分成彼此分离的领域。

德勒兹的这种想象力，显然受到了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影响。

相对于工厂，德勒兹认为控制社会最典型的代表是公司。德勒兹说：“公司不断地表现出最激烈的竞争，这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形势，一种优秀的动员力量，让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对立，穿透每一人，在内部发生了分裂。‘论功行赏’的调节原则，对于国民教育本身也颇具吸引力。的确，一旦公司取代了工厂，长期培训就会取代学校，连续控制就会取代考核。”德勒兹的意思是说，在工厂的规训体制下，工人构成了一个集团或阶级，在整体上都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他们可以以受剥削者的形象团结起来，组成工会，与资本家斗争。而这一切在公司体制下变得无效，因为公司的管理是绩效，即德勒兹意义上的“论功行赏”。

绩效的管理方式在于打破了工人作为一个集团或阶级整体存在，将他们分化（dividuation），绩效取决于每一个员工的业绩，而这些业绩是以统计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一家公司总是将所有员工在公司里的业绩做成表格，并始终公示出来，处于排名靠前的业绩，当然能够拿走大部分的奖金，而业绩不佳的员工则面临着被淘汰和被解雇危险。

那么，在一家公司里，当员工不再是作为具体化的人，甚至不是个体化的人，而是作为业绩的相关数据存在时，传统规训社会的法则就发生了逆转。公司需要的是业绩数据，不是这个人的身份，只有当个体能够创造良好的业绩数据时，他才能在公司里有立锥之地，相反，没有业绩的员工则面临着彻底被消除的危险。

用今天时髦的用语来说，这就是数据统治下的内卷（involvement），由于被分化，各个个体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美国政治学家约迪·迪恩（Jodi Dean）明确指出：“这种竞争产生了一个公共空间，其中会产生一个赢家。参与者越多，空间越大，而不同员工之间就会越不平等，也就是说，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差异就会越大。”

在约迪·迪恩看来，这是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控制社会直接创造了不同于个体的分体（dividual），这种分体不再能在公司环境下形成团结，而是彼此分化和内卷。他们内卷的结果是相互蚕食，在业绩和基本数据的支撑下，分体与分体之间形成了竞争关系，无情地将无法创造更多业绩数据的分体淘汰出局。分体为了摆脱被淘汰的命运，不得不拼命地将自己转化为数据，转化为更漂亮的业绩，只有在数据和业绩上击败对手，才能在这个由看不见的数据和算法搭建起来的空间中存活下去[1]。

那么，如果说一个人想摆脱这种KPI机制，就只是单纯想躺平，是否可以呢？

这仍然是不行的，因为国家层面还有一个大杀器，会让所有人都不得不卷入到KPI的飞轮中，这个东西就是现代的货币政策，更直白一点说就是通胀。

普通人在通胀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不要想着通过投资和资产配置等方式让自己跑赢通胀，你要有这本事，你早就不是普通人了。

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温和的通胀是一件好事，这应该是个经济学常识。但也正是因为温和的通胀对经济来说是好事，那么对于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你只有不断的劳动才有可能维持相应的生活质量。

一个人不可能在既享受当代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带来的生活质量的同时，又拒绝参与这个社会体系的运转。即便你是豪门巨富，也不可能。

之于个人而言，如果想要减轻生活的压力，无非就是一个出路，那就是既然对效率的重视导致了人的非人化，那么找回“人”自身的存在，你自己就要摆脱对效率的追逐。如同上面所说，你与这个社会体系的牵连越多，你就越难以摆脱这个体系对你的影响。而如果你能尽量减少这个体系与你的关联，那你的压力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大。

以前有些人去国外或者是中西部旅游的时候，经常会说“虽然某某国家的经济比中国、沿海差一些，但是我感觉这里的人们却生活得更’幸福‘”。这句话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在大多数时候，正是因为很多地方的“经济差”，导致他们对效率的追求没有那么高，反而才没那么大的压力。

所以，过去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小城市甚至回到农村，挣的钱少了，压力反倒也少了。这其中外显性的一个原因，是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低，仅需要很少的开销就能维持生活，而如果你能降低自己的物欲，那这个体验就会更好。但若往深了说，那就是城市越小，其“现代化”的程度就越低，对“效率”的追逐也相对越低，生活的性价比也就越高。

当然，我也不是说小地方就是好去处。很多人在对比大城市、小城市的时候，总会说大城市更“公平”小地方看人情，这话也没有错。如果我们从“效率”的角度去解释，那就是说对效率的追逐带来了更为“方便”、“高效”的现代生活，你如果想创业、想挣大钱、想不被“人情”束缚，来这里会更好，当然这也意味着你自己也把自己纳入到“效率”的体系里。反之，小地方对“效率”没有那么看重，那自然也有不看重效率带来的弊端。这一切都只取决于你个人的取舍进退。在生活这件事上，自己能适应的就是好的。

至于说去国外能否压力更小，这其实取决于你对于压力的耐受值。实际上，一个对外国文学艺术发展略有了解的人便知道，书写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等主题，是自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的一股潮流，到卡夫卡、福克纳等人身上臻于成熟。也就是说，对在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成熟工业化社会的国家来说，相当多的人在那个时候就感受到了“效率”对人的摧毁。不过，在今天这些国家之所以还是移民的热门目的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均衡，那些国家的人所不满意的生活，在别的国家的人看来已经是自己努力一生也难以达到的。但这种心态也仅限于第一代移民身上，对于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来说，他们出生就是“本国人”，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已经与本国人一致，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难理解的。

参考资料

蓝江：什么是生命政治 https://ptext.nju.edu.cn/8e/85/c13164a56077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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