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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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攀枝花宝鼎矿区大多数单位都成立了“五七连”，俗称大集体，在这里工作的人被称为集体工或“五七工”。“五七连”主要招收职工家属和待业青年，大多从事服务性工作。

母亲就是“五七连”中的一员。她从1984年进入“五七连”工作，一直干至退休。和母亲一样的“五七连”集体工，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退休后都拿到了退休工资。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五七连”还一度成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的主体。姐姐中学毕业后曾在“五七连”干了一阵子。我记得姐姐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是26元。领到工资后，她大方地给我买了件黄色圆领蝙蝠衫毛衣。我开心地穿着这件毛衣直奔宝鼎照相馆，美美地拍了照。这张泛黄的老照片至今仍装在那本同样泛黄的相册里。每次翻开这本相册，我都会沉浸在久远而充满温情的回忆里。姐姐每月拿到工资，都会给我点零花钱，这让我一度觉得，在“五七连”上班是一件很不错的事。

二

母亲所在的“五七连”，连长、指导员都是女性。连长姓袁，指导员姓高，两人都能说会道、精明能干，梳着那个年代典型的“5号头”（刘海不超过眉毛，鬓角不遮住耳朵，发根与脖子平齐）。这个发型在当时极为流行，绝大多数妇女都喜欢梳。据说“5号头”这一潮流的起点可追溯到导演谢晋执导的电影《女篮5号》。电影女主角身穿5号球衣，凭借简洁利落的形象吸引了观众。特别是当时的女青年和中年妇女，纷纷将其视为偶像。

母亲在农村时梳着大长辫子。到矿区“五七连”上班后，母亲跟随风潮，积极融入“五七连”大集体，义无反顾地剪掉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改梳“5号头”，向袁连长和高指导员看齐。母亲这个发型保持了40年，“五七连”那些家属工几乎都是这种发型。直到今天，年愈八旬的母亲依然梳着“5号头”。中学阶段，姐姐和我也都曾按母亲的指示梳过“5号头”。但在我和姐姐的认知里，这种发型着实谈不上美观。我不止一次对母亲说，我不喜欢梳你们这种“老娘们头”，难看死了。我想，母亲之所以让我们梳这种头，无非是嫌弃我们留长发费时费事还费洗发膏而已。我和姐姐私下达成一致，决意按我们的喜好留长发。母亲数落过几次后，也觉得女孩子还是梳辫子好看，便不再唠叨我们。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女儿，高中阶段学业繁忙，我也建议她梳改良版的“5号头”。性格温婉的女儿顺从地采纳了我的建议。

“五七连”规模不小，人数也不少。“五七连”有服务站、综合商店、粮店、菜店、肉店、豆腐坊、冰棍厂、拉丝厂、打铁班、硫酸厂、蓄电池厂、甘蔗班、清扫班等，近百名家属工在这里辛勤劳作。

那时我很羡慕“五七连”的连长和指导员，觉得她们的职业挺牛，不用像母亲那样每天灰头土脸地劳作。她们每天穿得干干净净地坐在办公室，听各组组长汇报工作，对工作不认真的家属工进行训话，背着手到各班、各点检查工作，还同父亲一样到机关办公楼参加干部大会。在我看来，那是多么神气啊！

三

母亲最辛苦的当属卖冰棍那几年。“五七连”冰棍厂夏秋两季才开。一到这两季，母亲每天一大早就戴着草帽、脖挂一条汗巾、背着冰糕箱出门。母亲先到冰棍厂装冰棍，然后走街串巷叫卖。母亲最常去的是矿务局第五中学和第五小学、矿建社区、三十九片区和供应处家属区等地方。如果生意好，卖得顺利，她会早早回家，还会给我们一人带回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她自己却很少吃冰棍。到了晚上，我们一家子围坐在一起帮母亲清理卖冰棍的分分角角，因为第二天要交账。

每逢父亲的单位放“坝坝电影”，那天的冰棍一定畅销。有时冰棍卖完了，电影还未散场，母亲就赶紧跑到冰棍厂再去装几十根回来接着卖。逢天阴或下雨不好卖，母亲就得走很远很远的路，到矿区各单位家属区、学校叫卖。父亲心疼母亲太累，又怕母亲完不成任务，时常下班后让我们自己煮饭吃，他则端着冰棍箱帮母亲售卖。

母亲最喜欢到我就读的学校门口叫卖。刚开始那会儿，我时常躲着母亲，觉得她大声叫买的样子挺丢人的。只要在操场上远远地看到母亲头戴草帽、背着冰糕箱的瘦弱身影，我就赶紧躲起来，巴望着上课铃声快点响起来。母亲时常问同学有没有瞧见我，让我很心烦。有时候母亲找不到我，就让同学捎一根冰棍给我。有一次，我回家不高兴地问母亲：“那么多地方你不去，为什么老是来我们学校卖冰棍？”看见被晒得黢黑的母亲被我问得一脸蒙，我瞬间觉得很羞愧，很厌恶这样的自己。

我悄悄收起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做回那个和母亲亲密无间的小女孩，放学后帮着母亲一起卖冰棍。

今年春节回家，我同母亲又聊起她卖冰棍的日子。母亲说：“你是个好孩子，人缘好，经常喊同学去买我的冰棍。”母亲的话让我内心充满愧疚，也庆幸那会儿能及时“悬崖勒马”。此后的岁月，尽管前途漫漫，我都尽力做好自己，不受外界的影响，坚定地走那条我认为对的路。

无论在乡下还是在矿区，经年累月，母亲只专注做好手中的事，从不受外界干扰，朴素干净且明媚，活出了属于她自己的美。

多年后，我独自闯荡省城。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复杂的局面，我始终坚持做好自己，不沮丧、不内耗，坚定自己的内心，坦然地面对周遭的一切。

此后几年间的夏季，母亲卖出的冰棍数量远超出规定的数量。和母亲一起卖冰棍的阿姨说我们全家齐上阵，她们自然不是母亲的“对手”。正如阿姨们所言，我们家人多，“网”撒得开，分工明确，你去这个小区，我去那个片区，放开嗓子吆喝。母亲有时一天要卖几百根冰棍。待卖完，全家像打了胜仗一样，内心充满喜悦。

四

后来，母亲又被分到清扫班打扫家属区卫生，但这活儿成了父亲、姐姐和我的任务。清扫班规定每天早晨七点前必须打扫完家属区卫生，其余时间可自由支配。那会儿，家里开荒种了不少地，还饲养了很多家禽。母亲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常常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去剁鸡食、猪食，还要去附近几个家属区的公厕挑粪做肥料。父亲也经常趁着天未亮，同母亲一道去挑粪。前些天，接母亲来家里小住，我问起母亲这些往事。她说，有一次挑粪途中，扁担上的绳子断了，粪水洒了她一身，她气得坐在地上哭。这是母亲头一次和我说起这件事。我心里很是难过，觉得母亲这一生着实不易。

母亲到清扫班工作时，我和姐姐已经参加工作。工作地点离家近，我们仍旧居住在家里。父亲吩咐我和姐姐轮流去帮母亲打扫家属区卫生。我们早已习惯了帮家里分担，痛快地答应了。家属区的住户看到我们姐妹俩每天拿着大扫把仔细地清扫那两栋房，手脚又麻利，逢人便夸赞老马家两个女儿懂事。父母很是得意，我们干得更起劲了。直到我们相继成家搬离父母家，才把这活儿交还给母亲。

女儿出生第二年，母亲从“五七连”清扫班岗位光荣退休。此后，母亲便一心一意扑在她的菜园子里。这是母亲晚年生活的乐园，也是我们的幸福园。周末回家，母亲无需提前准备食材，都是现摘现炒现吃。母亲饲养的走地鸡，吃起来味道格外鲜美。这些年，我们餐桌上的蔬菜大多出自母亲的菜园子。

母亲就是我心中的一道光，虽不璀璨，却足够明亮且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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