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智能算法下日常生活的数字异化与扬弃

发布时间：2024-11-20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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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今智能算法发展的速度和深度，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究竟是人掌握技术，还是人沦为技术的奴隶？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人能不能拨开智能算法的遮蔽，发现日常生活被异化的现状。

智能算法指的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算法的自动化决策系统，可以通过分析和处理大量的数据来实现某种特定的任务。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以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自动化等为特征的数字社会，智能算法嵌入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重构人的日常生活，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体验。智能算法在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高效、更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日常生活的数字异化，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和挑战。日常生活数字异化是指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地依赖于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使得我们与真实世界之间产生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从根本上讲，智能算法下日常生活数字异化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异化理论在当今数字社会的表现新形态，是数字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新殖民，只不过被遮蔽在繁荣的数字社会之下。因此，对智能算法下日常生活数字异化与扬弃的讨论，可以为数字时代人的回归指明实践路向。

一、智能算法下

日常生活数字异化的出场逻辑

自社会分工开始，私有制出现，工业社会的劳动异化便开始产生。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明确指出了异化的问题所在：“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1]劳动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出的对象化的产品，成为异于工人存在的对象，异化成资本家的力量，反过来主宰工人，工人在劳动中无法感到幸福。因此，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成为异化的商品，工人的劳动也成为异化的劳动。工人的劳动过程发生了扭曲，也与其人类的本质的关系发生了异化，而工人的产品也被资本家所占有，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认为，商品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与商品的关系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掩盖住了，从而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这就是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基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思想，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物化的概念，物化主要体现在劳动被整合到机器后人的数字化造成人的主体地位丧失，而主体只能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在丧失意志后沦为消极的客体存在，此外，工作中人与人交流越来越少，导致互不关联成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商品关系变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这不会停止在满足需要的各种对象向商品的转化上。它在人的整个意识上都留下了它的印记。”[2]物化与异化其实不谋而合，可以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另一种表述。

列斐伏尔扩大了异化的外延，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异化理论延伸至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中。列斐伏尔早期基于日常生活与人和社会的关系，认为对于人来说首先于日常生活中存在才能于社会中实践，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基础点，人除了劳动生活之外还有各种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在我们身边，从所有方面，从所有方向上，包围着我们”[3]，而人对隐蔽着的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异化并不自知。列斐伏尔中后期的关注点从生产转向消费场域的批判，认为日常生活是被消费所殖民和控制的，日常生活被塑造成一个被虚假的符号所操纵的世界，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他意识到符号已经成为对日常生活的殖民的手段，因此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商品拜物教已经过时，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符号拜物教的社会。

如今，智能算法下万物皆可数字化，新的崇拜应运而生，商品拜物教则合乎逻辑地转化为技术拜物教，这是人类进入数字社会后生活方式变革所带来的必然代价。“我们被技术操纵简单化了。进入数字操纵阶段之后，这一简单化进程变得疯狂起来。”[4]当人们对数字技术顶礼膜拜的时候，也就实行了自我放逐。“数字技术也以一种‘悖论性’面目出现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依靠在信息收集、处理、传输等方面的革命性进展，数字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但是以更为深重的异化和剥削等负面效应为代价的。”[5]技术拜物教以技术理性至上，智能算法宰制了日常生活而产生异化，它制造出了全新的社会幻象，人们也就随之拥有了全新的异化形态，即日常生活数字异化，这是异化理论在当今智能算法下数字社会的新形态。

二、智能算法下

日常生活数字异化的现实表征

（一）智能算法下的数字洞穴：从“人”到“数字非人”。当下的数字技术发展时代已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时代，但是这种高度发达的数字社会迷失在了数字技术中，智能算法本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发展出的为人服务和掌控的工具，旨在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然而，作为工具的智能算法在让人的日常生活更加便利和完善的同时，却异化成阻碍人的自由发展、弱化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力量，反过来对作为主体的人实行宰制。个体失去思考能力，人的主体性迷失在智能算法的数字洞穴中，从“人”到“数字非人”，完全被“数字非人”的角色所控制。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6]。

人通过数字技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虚拟社会并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生活、工作和学习等大部分在虚拟社会中进行，这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常见，公交车上、地铁上、饭桌上大部分人都通过手机进入虚拟社会进行交流，没有手机便会无所适从。同时，人通过数字技术所进行的社交、购物等日常生活选择也是由智能算法计算设计的，日常生活选择依赖智能算法的设计，这其实就是让人放弃了自主选择的权利。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人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论是自动驾驶还是智能医生，人工智能都在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功能，这反而显得人越来越弱小。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延伸出来的问题，当被智能算法所宰制时，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被智能算法侵入，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健全自由的人类主体，可以说这是如今数字社会最为突出的生命政治问题。

（二）智能算法下的数字茧房：从“现实交往”到“数字交往”。自从进入高度发达的数字社会后，智能算法等技术就开始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人的交往途径从物理的现实交往转变为虚拟的数字交往，交往愈发便捷和及时，地理空间距离拉近，日常生活内容和形式日趋丰富。然而，社会交往途径的转变背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异化危险。人的现实自我被关入智能算法编织的数字茧房中，在虚拟空间中热情、热闹，却在现实空间中冷漠、孤独，群体性孤独现象凸显，日常生活交往越来越光怪陆离，这其实就是社会交往在发生扭曲，人的日常生活交往在发生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发生异化，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内涵一致。

一方面，数字技术给人的日常生活交往创造了一个看起来充满自由和无尽可能的虚拟空间，人可以自由选择时空虚拟交往，但其实这个自由背后是现实交往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消解，无形中也挤压了现实交往的存在空间。数字交往只是基于二进制的数据，“真实的个体在社会交往关系层面必须依赖于一个数字化的虚体而存在”[7]，人以“虚体”的身份进行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异化为数据与数据的关系，人在数字社会中逐渐丧失现实交往的能力。另一方面，人在社交媒体等虚拟空间中维护的人际交往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弱连接的关系，数字交往关系可以被看作社会资本的象征，基于哈贝马斯的工具性交往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产生了冷漠、孤独的意味，人与人在现实交往中越来越疏离，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和交流越来越丧失，其实是在心理空间上推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三）智能算法下的数字景观：从“隐私生活”到“数字殖民”。二进制社会与其说是一个更平等的世界，不如说是一个数字资本主义剥削被大大遮蔽的世界，智能算法正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殖民和控制。在人期望的愿景中，日常生活本是属于个人的隐私生活，隐私应该被尊重和保护。而现在的数字社会中，智能算法暴露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开始模糊数字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界限，数字殖民问题日益突出。从电子商务到社交媒体，隐私信息泄露泛滥，为了生存生活和休闲娱乐，隐私权被迫让渡。可以说，人类进入无隐私时代，人赤裸地活在数字社会中。这类似福柯提出的“全景监狱”。在数字社会中，数字技术统治模式消解了个人的隐私生活与数字社会的界限，人的日常生活被转化为大数据存储在数字社会中，实现了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全面的无时无刻的监视和规训，可以说这是数字全景监狱的一种新型统治模式，在数字全景监狱中，任何人都被监视与规训，其结果是使得人从全景监狱中被人监视进入数字全景监狱中被数字技术监视，进而强化了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此外，数字资本主义操控下的数字媒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消费主义的狂欢，大数据的计算和算法的推荐让人沉醉在数字景观社会消费主义的陷阱中，无处可躲，无法自拔。这就是数字社会特有的权利技术所建立起来的透明社会，透明社会中每个人都身处智能算法的数字景观中，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被智能算法所殖民，数字化生存就是赤裸生存。

从智能算法下日常生活数字异化的现实表征可以发现异化所带来的异己、疏离、宰制等问题，既不完全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逃避的劳动异化，又不完全是卢卡奇所说的人的物化状态，也不完全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的符号批判。智能算法下日常生活的数字异化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异化的痛苦被淹没在了假自由和假愉悦中，数字社会的人迷失在了智能算法所构建的数字乐园中。

三、智能算法下

日常生活数字异化的扬弃路径

（一）反思智能算法技术伦理，建构合理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明确，日常生活的平衡被逐渐打破，其单调乏味、机械刻板的一面日益凸显，富有主动创造性的一面被各种意识形态所欺骗、所遮蔽。工具理性不仅控制了人的一切行为，使人丧失自由，沦为智能算法的奴隶，而且日常生活被逐步异化，丧失了传统形态，失去了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和丰富性。这让我们不得不对智能算法伦理进行反思，拯救日常生活数字异化危机，建构合理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被卷入了异化，只有通过大量的思想（意识）和实践（创造）方面的努力，我们的整个生活才会慢慢回归到它自身。”[8]

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通过自身的生产和创造改变被异化的状态从而重获光明。首先，建构合理的日常生活要承认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数字社会的虚拟交往必须以现实社会的日常生活交往实践为前提，数字“虚体”也只是现实的人的能动的呈现，离开了现实的人和合理的日常生活交往实践，智能算法就真的只是一堆二进制数字而已。此外，建构合理的日常生活要强调人的日常生活体验，日常生活数字异化的主要原因就是智能算法侵占了传统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人们要增加现实参与体验感，减少虚拟空间的交流，以抵抗生活中的疏离。

（二）警惕智能算法异化宰制，恢复现代人的主体性。数字技术革命是现代文明一次冲顶式的文明样态，智能算法作为一个新的可能的社会方法，作为一个截取社会信息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是有意义的和有效的。但是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当数字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社会生活和社会信息，掌握了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并与人和社会建立连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人的排斥、对人的放逐，也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发生的。我们要警惕以智能算法为名而出现的各种利益表达，警惕智能算法的发展超出人的掌控，异化成一种操控人的新形态，导致人主体性的丧失。要致力于拯救在现代社会被异化的日常生活，必须恢复现代人的主体性，只有由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

恢复现代人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增强现代人的主体自觉意识，要充分认识到人和智能算法的关系，日常生活数字异化究其根本就是人与智能算法关系的颠倒，智能算法永远只是为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理当被人所全面掌握。此外，现代人的独立深度思考和判断能力对于恢复现代人的主体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要养成独立深度思考的习惯，保留纸质阅读减少数字碎片化阅读，增强辩证思维的能力，只有辩证对待智能算法的工具属性，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善用智能算法赋能日常，推动数字技术生活化。“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是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9]在智能算法意识形态的遮蔽下，现实中的个人完全无法意识到日常生活的异化，而智能算法也正是利用人们的无意识实现了对人、日常生活的操控。但是，我们在看到日常生活数字异化对人的控制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智能算法可以给人带来的力量，善用数字赋能日常，推动数字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活化，将人从智能算法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中拯救出来。

首先，智能算法对人的控制离不开数字技术意识形态的遮蔽，提升人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水平，培养人的技术思想和批判意识，善用智能算法才能更好地利用技术实现社会发展进步，才可以对智能算法理性意识形态进行解蔽，这才是打破日常生活数字异化的有效手段。其次，加强智能算法的创新发展，让智能算法真正地造福于人，推动智能算法的人性化与生活化，创造出更符合人和日常生活需要的数字产品，让数字技术赋能日常生活，消解智能算法与日常生活的张力，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共享数字资源，有效解决数字贫困和数字鸿沟问题，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美好幸福体验。

四、结语

如今智能算法发展的速度和深度，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究竟是人掌握技术，还是人沦为技术的奴隶？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人能不能拨开智能算法的遮蔽，发现日常生活被异化的现状。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智能算法时，将更多的目光放在智能算法下日常生活数字异化的层面，而不是一味地去拥抱智能算法，结合数字异化的批判以规避异化风险，让人在日常生活中真正享受到智能算法带来的无限可能，走出智能算法下日常生活数字异化的新困境，确保数字化生活的可持续和有益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幸福美好的日常生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批准号：20AXW00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0.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64.

[3]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M].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71.

[4]让·鲍德里亚.为什么一切尚未消逝[M].张晓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88.

[5]康翟.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视域中的日常生活数字化批判[J].哲学动态，2022(09):13-21+125-12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6.

[7]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03):26-33+128.

[8]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M].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70.

[9]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9-40.

（何雯：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张红军：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