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

发布时间:2024-11-08 09:24

[瑞士]伊索•耿宁/著 倪梁康/译

     [内容摘要]本文对胡塞尔后期使用的“生活世界”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进行了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文章提出,胡塞尔哲学研究的深刻动机在于为科学寻求基础。但是当他把自己的理论理解为“纯粹的意识分析”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问题的解决要求对不同科学所涉及的这个世界的统一性和内在结构作出解释,以建立一个能够避免各特殊科学之间的随意和偶然的划分的总体科学。由此胡塞尔提出了向“前概念”的经验及其经验到的世界的回复并又把这种前理论的直观世界补充为“现实生活的、其中包括经验着世界并对世界进行理论研究的生活世界”。
     作者伊索•耿宁(Iso Kern),现在瑞士伯尔尼大学任教,卢汶胡塞尔档案馆研究员,曾主编《胡塞尔全集》第十三、十四、十五卷,所著《胡塞尔与康德》一书颇有影响。

    胡塞尔在一九二○年以前就开始零星地运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了,但直到二十年代,这个概念在他的哲学中才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名称。开始时,他将“生活世界”与“自然的世界概念”、“自然的”或“素朴的经验世界”交换使用,而在二十年代中,“生活世界”的概念相对于这些概念却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年的《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全集》第九卷)中,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现象学哲学导论》(部分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九卷和第十四卷)中,一九二七年的《自然与精神》(尚未出版)的讲座中以及在他的著作《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欧洲危机》(一下简称《危机》)中,由上述名称所标志的问题开始具有十分重要的和系统的意义。
胡塞尔哲学研究的深刻的动机是在于科学的基础问题。起初对胡塞尔的哲学研究起推动作用的是数学和逻辑的基础问题,此后,他的哲学研究向认识的一般性理论扩展。胡塞尔的哲学研究在方法上最终是把自己理解为“纯粹的意识分析”,在对这种方法论上的自我理解进行说明时,胡塞尔很快便面临着关于他的哲学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心理学的方法基础的问题。胡塞尔从各方面将现象学区别于心理学,同时他主张现象学能够为心理学提供概念基础。在《纯粹理念》出版之前,尤其在《理念》的第二卷中(胡塞尔身后才出版),胡塞尔主要在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尔凯特的解释的启发下,企图在对自然或者说自然科学(自然主义的)观点,对精神世界或者说精神科学(人本主义的)观点的本质分析中澄清有关科学的基本概念。但是直到二十年代,胡塞尔才认为,在这种最初对杂多的经验事实科学的解释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科学的统一性和原则上的划分问题,即:所有这些不同的科学所涉及的这个世界的统一性和内在结构问题,通过对这个概念的中心的确定,这些反思地涉及经验科学的哲学研究才获得一种系统的统一性,并因此而接近胡塞尔长期以来向往的一门总的、包含所有实证科学的、从哲学上得到论证的科学的理想:“理想,只有一门惟一真正的、在最高词义上的科学,人们把它称为哲学也好、或者称为总体科学也好。当然,特殊科学始终是存在的,他们各以其特殊领域、特殊方法、特殊的理论技术、特殊的个人才能为前提。对特殊科学的划分不是随意的,不是在实践上偶然的,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随意的和偶然的。即:当我们发现,如我们所预言的那样,经验世界的本质的总体结构是根据区域(例如根据自然和精神)而进行抽象划分的。但是,所有的科学都会具有特殊的功能,尽管从根本上看,它们只是在总体科学这一棵大树上的统一的、活的分枝”。[1]
对胡塞尔展开“自然的概念”或“生活世界”问题的第一个推动,来自自然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或者说,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关系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来自对笛卡儿的传统的二元论的分析。这种二元论把物体(自然)和精神(心灵)区别为二,但在方法上把它们理解为同义的实在。胡塞尔很早就坚信,一门根据自然科学的楷模而培养起来的心理学不会深入到心灵事物的固有本质中去。以后的许多年里,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对自然和精神的关系的澄清,只有在从方法上的艺术作品的、事实科学的主导概念向原初经验的回复中才能做到,在这个世界中,自然和精神“在一种原初的直观的相互包含中”被给予。[2]只有原初的经验世界才能为事实科学的兴趣提供方法上的指导。“如果人们回溯到随时在素朴的原初性中被经验的世界的完全原初的具体性上,并且,如果人们在进行方法上的抽象时永远不忘记这个作为原初领域的具体直观的世界,那么,自然主义的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这种荒谬性就不可能产生;人们就永远不可能想到把精神仅仅解释为一种物质躯体的因果性附加物,或一种与物体的物质性平行的因果序列;人们就永远不可能把人和动物看作是心理物理的机器,或甚而看作平行的双重机器”。[3]
胡塞尔向自然的经验世界的回溯不仅使人联想起(尽管有各种差异存在)自然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赖尔)的新的尝试,而且主要令人联想起阿分那留斯针对于二元论形而上学的歪曲而提出的“自然的世界概念的回复”的理念。但胡塞尔的目的首先并不在于这种原初的世界概念的回复,而是在于对涉及这个世界的科学的基础的奠定:“如果这里便是所有涉及世界的科学的本质所在,那么……对科学的任何明确的起源上的区分就必须要通过向经验的回复来完成,……任何特殊的科学领域都必然使我们回溯到一个经验世界的领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经过彻底地论证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区分或划分”。[4]
起初胡塞尔把这些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后来在他的思考中这个基本问题发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存在问题和真理问题”: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中,“生活世界”成为一个“普遍问题”的名称[5]。这个评价的变化是在关于什么是科学实践的与经验相符的基础的更深一步的思考中发生的,这个思考收到实际困难的制约,因而也受到对生活世界本身概念评价的变化的制约。
在二十年代中,对胡塞尔来说,从科学向其经验基础的回复意味着向“素朴的”或“纯粹的”经验回复,这在当时对他来说就是指“前概念”的(前语言的、前叙述的)经验。所有经验科学最终建立于其中的素朴经验的世界“先于所有经验思维”[6],“在这个世界中,任何叙述的、理论的能动性或任何其他给经验对象赋予某种新的意义的能动性,都始终是无效的”。这是纯粹的、前概念的直觉和回忆的世界;这是胡塞尔在《笛卡儿的沉思》中所说的“原初的世界”或“原有的领域”,即“由个别的主体在对主体间的传统交往联系的抽象中,原初自身经验的和可经验的世界”。[7]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研究的任务在于:“对道路的测量,这条道路从缄默的、无概念的经验和它的普遍的交织出发,首先导向代表性的、不确定的、最初的一般性,在日常生活中,有这种一般性就够了;然后这条道路从这里又导向真正的和真实的概念,真正的科学必须以这些概念为前提”[8]。
在二十年代中,胡塞尔把这个非历史的“直观世界”也称之为“生活世界”,似乎在这里,生活的概念与所谓生命哲学的某些倾向那样,构成智慧的、概念的思维的一个对立面。但随后胡塞尔对作为科学的基础的经验的规定有了变化,并且随着这些变化,“生活世界”的概念也有了变化。在一九二五年“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讲座中,胡塞尔论述说:“我们从作为科学的区域概念的自然和精神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有问题的概念,回溯到关于所有科学和其理论意向而存在的世界,即前理论的直观世界”。但后来在他的讲座手稿中又补充道:“也就是现实生活的、其中包括经验着的世界并对世界进行理论研究的生活的世界”。[9]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现象学导论》中,他为了奠定科学的基础,首先要求“对关于所有科学并作为所有科学建立于上的普遍经验基地的东西进行彻底的自我沉思”,以及要求“对一切科学中止判断”,[10]然后他说:“另一方面,对我们这些欧洲的文明人来说,科学又是此在的,是我们多种多样的文明世界的组成部分,例如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技术等等。尽管我们不去证明它们的意义,尽管我们对它们提出疑问,它们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中的事实。无论是明确的科学还是不明确的科学,无论是完全有效的科学还是无效的科学,它们和人类所有好的或坏的事业一样,都属于世界,即纯粹经验的世界的组成部分。”。[11]因而最终承受科学的经验就不再是一种缄默的、前概念的直观,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世界和它的文化构成,也就是它的概念和科学的经验。胡塞尔在二十年代仅仅犹豫不决地表露出来地思想在《危机》中则得到明确地贯彻:“客观科学的基础在生活世界中,它作为人类成就与其他所有人类成就一样,同处于具体的生活世界之中”。[12]如果说起初胡塞尔的客观科学奠基问题被表述为科学的概念和前科学的直观之间的奠基关系问题,那么在他的思考中,这个问题则变成客观理论的抽象世界和主观生活的具体历史世界之间的根本关系问题,“理论的实践”(即一种特有的、历史后期的人类实践)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和其他人类实践一并属于这个主观生活。[13]
胡塞尔之所以会对这个问题作这样的变动,一方面大概是受科学理论方面的制约:精神科学的基础无论如何不会是缄默的、前概念的经验,而只是文明世界的一个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胡塞尔在二十年代中不仅感到客观科学问题是一个纯粹科学理论问题,而且越来越感到客观科学问题是一个客观科学对于具体历史生活的关系和意义的问题。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也感到了客观科学的“生活异化”,即这样一个事实:客观科学无法回答人类生活的最重要问题——意义问题。在此,他看到了客观科学就文字意义上的最深刻的“危机”,即它与具体的主观生活的分裂。因此,客观科学和具体历史生活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客观科学地构造的实在和生活世界的主观实在的关系问题成为他考虑的中心问题。
关于这个关系问题,胡塞尔逐渐产生了如下的主要思想,自古希腊以来和文艺复兴(特别是伽利略)以来形成的科学的客观存在是一个完全特别的目的理念的相关概念,即“自在固定规定地存在着的世界和对它陈述说明的、理想的科学真理(自在真理)的理念”。[14]这是一个真实的、自在独立于所有纯粹主观相对事物的存在的理念。伽利略将自然设定为一个理想的数字存在,这样,他就把这个柏拉图的思想运用到自然上。胡塞尔也把这个主导理念称为“自在存在的假设”[15]。根据这一理念,科学的客观构造的世界是一种理想化的产物。客观科学家在某职业活动中的生活处于这个目的的理念之下,它是他的兴趣的边域,在这个边域中他生产出他的成果(客观科学)。这个目的理念规定了他的“世界”,即它规定了对他来说什么是现实的(正确地朝向这个目标)和不现实的(偏离了这个目标)。[16]它只是在全面的主体间的生活联系之中许多实践假设和意图中的一个:“科学的世界……与所有目的世界一样,自身‘属于’生活世界,正如所有人和人类集团以及人类目的……连同所有事业都属于这个生活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其为职业目的所规定的特殊普遍性,任何一个都有某种‘一般性无限边域’。但所有这些一般性是与世界相吻合的,这个世界包含了所有存在者和所有存在着的总体性以及它的目的和共有目的的人和人类。所有这些都互相吻合并且——所有这些都以这个世界为前提”。[17]科学的世界作为“无限进展着的目的构成”[18]是建立在一个“先于所有意图而产生的存在之中的”[19]:“生活世界始终是在先被给予的,始终是在先存在着而有效的,但不是出于某种意图、某个课题,不是根据某个普遍的目的而有效的。任何目的都以这个生活世界为前提……”。[20]但是,“尽管客观科学以这个在先被给予、而后才接受科学的事业的生活世界为前提,这个生活世界却不是科学的研究课题”。[21]
生活世界是“现实具体的周围世界”[22],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正的实在,是总是在先被给予我们的,在先此在着的,所有的(包括理论的和理论外的)实践的基地和边域[23]。作为这种基地和边域,它尽管始终被意识到,但是在前科学和科学外的实践中,它本身不是我们注意和思索的对象。因为我们的生活在课题上被束缚于我们当时或暂时或持续的目的之中,这些目的在生活世界之内构造它们自己的抽象“世界”,“一般说来,还没有任何机缘使我们把生活世界当作一个普遍明确的课题。”[24]
相对于科学的客观世界而言,生活世界是“始终在相对性的不停运动中为我的存在者的总体”[25]。这是被直观地经验的事物的世界,这些被直观经验的事物是与经验的主体性、[26]也与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的集团,即具有通常感觉和通常互相理解力的人的集团有关的[27]。“始终引导着生活的假设,即:经验世界存在着,同时这个存在以素朴的方式涉及被假设的经验的通常性;这个假设现在在科学中几乎无意地被理解为绝对的假设,这就是说,人们假设一种真理和一个真实的、超越出通常性和非通常性的所有差异的存在。但由于任何真实的个别经验和集团经验都是相对的,所以对一个真实的存在和对这个存在者有关的、自在真实的、超相对的规定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理想的假设,是一种超越出所有真实和可能经验的假设”[28]。生活世界的主观性和科学世界的客观性之间的争执因而在于,“后者是一种理论,逻辑的下层建筑,是一个原则上不能被感知的、原则上在它原有的自身存在中不能被经验的事物的世界,而生活世界的主观事物则通过它的可经验性而显示在所有人面前。”[29]
尽管客观科学的逻辑下层建筑超越了直观的主观生活世界,但它却只能在回溯到生活世界的明证性时,才具有它的真理。科学家在生活世界中经验到的理论的实践以及这个实践的工具始终是永久的意义基础:“主观相对之物的作用并不在于引导人们走向非相对,而是为所有客观证明最终提供理论、逻辑存在意义的论证,即它是作为明证性的起源、证明的起源而起作用的。人们看到的标准和部分区域是作为真实存在着的东西、而不是作为幻觉被利用的,即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存在者作为有效的存在者是一个前提”。[30]主观生活世界的明证性作为对科学而言的“原初明证性”,在认识的论证中具有比客观逻辑的明证性“更高的地位”。[31]但生活世界不仅仅是科学真实世界的建立于其上的基础,而且它同时在科学真实世界自身的普遍具体中把握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再沉湎于我们的科学思维,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科学家仍然是人,并且作为人又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整个科学就会和我们一起进入——纯粹‘主观相对的’——生活世界之中”。[32]
胡塞尔针对经验科学的客观主义观点进行了和康德针对形而上学的纯粹思维同样的批判:康德不承认先天思维自身(作为形而上学)具有认识价值,而只具有在经验认识之内的功能。而胡塞尔则认为客观自在的思维作为客观理论自身没有价值,而只具有在主观相对的生活世界之内的抽象实践作用,这样,胡塞尔就指明了客观自在思维的更深一个阶段。换言之,他指出了经验理论在其绝对化中的客观自在中还隐藏着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胡塞尔在这个思索中所指的经验科学当然原初是指自然科学,但又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因为他认为,“自在的假设”统治着现代实证科学的整个世界,并且伽利略的物理学成为客观科学的楷模。[33]
胡塞尔于是指出将主观相对生活世界本身作为一门新型科学的课题这一观点,这不仅是为了阐明客观科学的意义基础,而且是为了认识世界存在和一般真理的意义。“我们在生活中都把生活世界认作是我们所有人的世界,却没有把它当作普遍的课题,更多地是把它交付……给我们日常的、暂时的、我们个别的和普遍的职业目的——人们难道不能在生活世界固有的活动性、相对性中认识生活世界是什么和怎样的吗?难道不能把它作为一门普遍科学的课题、这门科学的目标绝不在于如历史哲学和科学所追求的那样普遍理论吗?”[34]这门新型科学的第一步是要对所有客观科学“中止判断”,即放弃全部客观理论的兴趣,放弃我们作为客观科学家或仅仅作为求知者所具有的全部意图和行动[35]。客观科学的成果在生活世界中具有意义并且始终作为意义构成而加入到它的组织部分中去。[36]胡塞尔在这里要求的中止判断显然是指放弃运用这些意义,放弃任何与此有关的对真理或谬误感兴趣的表态[37]。但这些意义,客观科学和科学家对于进行中止判断的人来说,并不因此就消失了,“它们仍然是它们过去所是:即在先被给予的生活世界的统一联系中的事实,只是我们由于中止判断,不再作为与科学家怀有同样兴趣的人,不再作为合作者发挥作用”。[38]对胡塞尔来说,这些意义已经中立化了,它不再被运用,只是作为科学家的意义而存在着。但对生活世界作课题上的考察,则不仅需要对客观科学的中止判断,而且需要对所有将我们始终封闭在一个特殊边域的指向目标的兴趣中止判断[39]。生活世界是先于所有实践目的被给予的,并且在胡塞尔看来,只有在一个无目的的观点中才能对它进行具体的和普遍的观察。也许胡塞尔在这里所要求的那种观点已经接近于美学上的无目的性和无兴趣性。它并不取消这些目的,而只是部位自己确定任何个别的目的,这样,它就可以普遍地反映一切。
为生活世界的新型科学所要求的这种观点似乎与被他称为“人本主义的观点”并不相同,“当我们在一起生活,互相交谈,相互握手问候,在友爱和厌恶,在思索和行动,在谈论和反驳中相互涉及时,我们总是持这种人本主义观点;同样,当我们把我们周围的事物看作是我们的周围世界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眼光看作‘客观’自然时,我们也持这种观点。”[40]对胡塞尔来说,人本主义观点意味着比自然主义或客观主义观点更普遍的世界联系,因为这种观点通过一种抽象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对人的自我的自身忘却而获得某种独立性,因为同时将它的世界、自然不合理地绝对化。”[41]但尽管如此,胡塞尔认为,我们在日常的、人本主义观点的生活中仍然指向一些具体的目的,这些目的使生活世界在其具体性和普遍性中仍不能成为课题。
生活的周围世界是相对于各种文化阶层而言的,但它们具有一种一般的结构,这种结构尽管包含着主观的相对性,但对于各种事实的文化阶层来说却是一般的,所以才有一种时间性、空间性、因果性,它们与客观科学的相应的理性化结果并不同一。胡塞尔把这种一般的结构或类型看作是一种“生活世界的先天”,可以在一门先天科学,在一门“生活世界的本体论”中把握这种先天[42]。这样一门本体论也可以把握主观相对性和主观间实践的一般结构(如“家乡世界和异乡世界”的结构)。胡塞尔从未制定过这样一门本体论。
胡塞尔认为,这样一门生活世界结构的先天科学是独立于先验主观的兴趣的,即:它仍然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地上,并且在先验反思的观点中是不可能的[43]。但他认为,这样一门生活世界的“素朴”本体论还不能最终被理解为本质上主观相对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最后的澄清只有在对先验主体性的反思中,在对“普遍进行着的生活”的反思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生活中,世界作为对我们始终在流动着的当时性中存在着的,、始终“在先被给予我们的世界而成立。”[44]“所以我们只能研究作为自然生活的基础意义的世界在它的所有打算和行动中是什么,与此相关,自然生活和它的主体性最终是什么,即纯粹作为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这里作为运用意义的主体性而发挥作用。”[45]对这种生活的研究在方法上需要先验的中止判断和还原,所以胡塞尔在方法上把生活世界的问题看作是一条通向先验还原的道路。
注释:
[1]手稿《自然与精神》。
[2]《胡塞尔全集》第九卷,55页;手稿《自然与精神》FI.32,第40页a。
[3][4][5][6]《胡塞尔全集》第九卷,第56,64,34,69页。
[7]《胡塞尔全集》第一卷,44页。
[8]手稿《自然与精神》FI,32。
[9]《胡塞尔全集》第九卷,56页。
[10][11][12][13]《胡塞尔全集》第十六卷,第396,107,127,113页。
[14][15][16][17][18][19][20][21]《胡塞尔全集》第六卷,第113,133,附录十七集,460,461,452,461,462页。
[22][23]手稿《自然与精神》FI,32,第110页a.
[24][25][26][27]《胡塞尔全集》第九卷,第141,459,462,127页。
[28][29]手稿《自然与科学》FI,32,第6页a;第6页b。
[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胡塞尔全集》第六卷第130,129,131,133,130,467,133,134,138,139,139,183,183,176,176,148,151页。
                                                                (录入、校对/柴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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