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文本 | 生活在别处：他人的历史，我的窥视 ——我与古董市场的奇缘（张翎）2

发布时间：2024-11-23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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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收获》

生活在别处专栏

《他人的历史，我的窥视》

全文刊载于2018年第1期《收获》的“生活在别处”专栏

▲作家张翎

▲鳞次栉比的古老建筑，构成了怀旧的古巴。热情的舞者、缓缓驶过的老爷车，是划过这城市的一抹亮色。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他人的历史，我的窥视

——我与古董市场的奇缘

文 | 张翎

续

再比如有一次，我在哈瓦那的古董市场看见了一幅旧招贴画。在古巴其实没有古董，至少在市面上没有，因为所有革命之前的旧物，都已经被革命的飓风刮到某些不为人知的僻静角落。当然，随着古巴和美国重修旧好，这些古物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渐渐重新露面。而在我逛市场的那个时段，充斥哈瓦那摊位的，都是些革命胜利初期的纪念物——那也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东西了。我所说的那张招贴画，就是诸多的革命宣传品中的一件。

古巴的宣传画绝大多数仅仅使用西班牙语——这是民族骄傲的一种夸张姿势。而这张宣传画却极为罕见地在西班牙语之下出现了一行字体较小的英语翻译。我之所以使用了“罕见”二字，是因为英语在古巴是和美帝国主义产生最直接联想的文字。英文的原文是“We bring our women to classroom”。翻成中文，就是：“我们把妇女带进课堂”——应该是全民扫盲的宣传语。在同时期的中国，类似的口号曾经也很流行，所以我倍感亲切，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那张招贴画的背景是一面古巴国旗，国旗左角有一幅醒目的女人肖像。女人二三十岁的样子，没有名字，脸上的皮肤紧致闪亮如黑珍珠，每一个毛孔都咝咝地冒着阳光，富有明显加勒比特色的嘴唇饱满欲裂，嘴角上扬，笑容里带着一丝惊讶和茫然，仿佛被突兀的镁光灯吓了一跳。很奇怪，女人的肖像并没有让我对她的过去产生过多的联想。我想到的，却是她的后来。她果真进了课堂吗？她在课堂里，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走出课堂之后，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其实我知道，她的“后来”大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跟随某个大胆鲁莽的男人，驾着一艘渔船穿越一百五十公里的水域，抵达了基韦斯特（Key West），成为美国佛罗里达州众多的古巴难民中的一员；第二种可能是：她哪儿也没去，留在了古巴，过着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生活，每天节省地使用着凭票供应的牙膏和肥皂，在早上领着一群儿女去免费的公家学校上学，途中看见从身边走过的外国游客时，忍不住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他们身上光怪陆离的T恤衫；到傍晚时分，她会端着一杯朗姆酒，随着丈夫的吉他声，在门前的空地上扭动着身子，唱上一曲“广塔纳的女郎”（古巴最著名的民歌）。和里昂那位给姑妈写明信片的索朗日不同，这位匿名的古巴女子兴许如今还活在世上。想到她在某一天里拄着拐杖出门散步，颤颤巍巍地拐入街角的某个旧货集市，以其耄耋之目，猝不及防地撞见了六十年前花样年华的自身。那一刻，她该发出什么样的感叹？

还有一次，我在离多伦多一百公里左右的贵湖镇（Guelph)的古董集市里，看见了一台钉着“维克多留声机公司”（VictorTalking Machine Company)商标的老留声机。这家公司的留声机，在上世纪初曾经是风靡全球的时髦货，由于它的商标上有一只蹲在地上听喇叭的猎狐犬，当年的华侨管这个时髦玩意儿叫“狗听牌留声机”。出洋讨生活的金山客回乡探亲时，若能带回一台“狗听机”，在邻里乡间是一件超级拉风的事。

▲barraud画“他主人的声音”

美国商标注册（编号34690）

▲1900年7月10日注册“他主人的声音”商标

想象一下那些在碉楼里日日仰颈期盼夫君归家的女人们，咋一听到从那个敞口的铁圆筒里传出来的人声，该是怎样的一种惊骇和欣喜？这种留声机以及它的独特商标，对我来说并不新奇，因为在十数年前我为《金山》做案头调研的时候，我早就已经对它有所了解了。《金山》里主人公阿法，就曾用这样时髦货，给他的妻子六指和儿女们的脸上，增添过很多光彩。可是那天在贵湖市场上见到的那台留声机，却和我从前见到的有所不同。那个不同虽不瞩目，却意义非凡。在仔细打量商标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了四个凿印在那块金属铭牌上的繁体汉字：“登録商標”。这几个中文字让我产生了许多联想：一个世纪前，回乡省亲的金山客，应该是维克多留声机公司最为重要的客户群体。正如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国探亲的华侨和旅游归来的中国游客，是欧美各家奢侈品公司的最大客户群。所以如今每样奢侈品的说明书上，都印有醒目的中文字，而每家奢侈品的门店里，都站着一位会说流利中文的导购小姐。历史真是个痼疾不改的糟老头啊，每隔一小阵子就会发一场同样的疯癫。只不过在历史的辞典里，“一小阵子”可能就是一个百年。

古董市场里勾起我窥探欲望的东西远不止上面那几样。有一天我撞到了一本旧诗集，里边收集的是几位英国湖畔诗人的诗。远在我还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时，我就已经熟知他们的名字了，我至今还能背得出他们的几句诗。黏住我脚步的不是这些诗人，也不是这些诗句，甚至不是那个已经破损挂丝、看上去很有几分古韵的布封皮，而是书页的空白处写下的密密麻麻的笔记。我也有同样的习惯，会在我看过的每一本书上，随意写下当时的感触和心境——那是一些如内衣般私密的思绪。我无法想象有一天这些沾着我思绪体液的内衣会流落到街市上，成为在大众手中传来传去的展物。不知为何，那天我断定写得这样一手优雅精致的花体字的书主人，一定是一位受过良好淑女式教育、不爱出门、一与陌生男士说话便会脸红的年轻英伦女子。我几乎不忍细看那些笔记，因为我已经对那个想象中的女子产生了无由的怜惜之情。

还有一次我在古董市场偶遇一根满身锈迹的铁轨道钉，据摊主说那是修筑太平洋铁路时期留存下来的旧物。当时我突发奇想，渴望手头能有一台高倍显微镜。后世在那枚道钉上留下的层层掩饰，会被精密科学无情撕扯干净。那显微镜底下，会不会显露出当年摸过这枚道钉的人所留下的指纹、汗水，或者其他DNA印记？

还有一次我看见了一把从印第安部落收集来的老式猎枪，它应该是早期白人殖民者从欧洲带过来的旧物，扳机上拴的那个价码条上写的是$2700加元——应该是那天集市上较高的标价了。当初印第安人是用什么东西，从白人手里换来了这把猎兽和护身的武器的？是几张上好的海豹皮？还是一筐前一年留下的玉米种子？或许，是送给白人做“帮手”的某一个部落头领的女人？

还有一次，我见到了一张银版照相时代留下的旧照片，画面已经受损，但依旧可以看出是一个极为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端坐在壁炉架前，坐姿和表情都极为正式，高高的衣领刀似地割着他的脖颈。照片背面印着照相馆的地址和摄影家的名字。那个地址如今在哪里？那座建筑物假如还在，它的墙上应该钉着一块“历史遗产楼”的牌子(Heritage building)。在加拿大，超过七十五年楼龄的建筑物，墙面上大多会钉着这样一个醒目的标志——那是禁拆令。在那个年代，到影楼照一张肖像是一件难得的事，多半是为了一个隆重的纪念日，比如婚礼、寿辰，或者家庭团聚。而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却为何会留下这样一张独影？是毕业照？相亲照？还是出门远行之前的念心儿？我的心里涌上了一波又一波的好奇。

我走过这些物件，大多数时候仅仅只是饱一下眼福而已。世界上钩眼的东西太多，眼睛不够使，房子不够大，皮包也不够深，我不可能将它们一一占为己有。其实，就在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借着不同的光线和角度细细观赏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影响了我，我也已经影响了它们，我们都已经不再是相遇之前的自身了。它们取走了一小片的我，我也取走了一小片的它们，分手时我们都缺了一块，但这样的缺失却使我们变得更加完整，更加丰盛。

随着我逛集市次数的增多，我渐渐摸清了古董市场上的某些路数，不再为相似物件之间的价格差异一惊一乍，也不再被某位摊主充满激情的解说词所轻易蛊惑。我开始信任自己的审美判断，沉着冷静地依赖自己的喜好程度来决定是否购买、怎么出一个让我舒适又不令摊主难堪的价格。我发觉我的爱好不再如飞尘在空中乱舞，而是渐渐落到了一两个相对狭窄的区域。任何时候我都不会随便放过的一样东西是瓷器。我指的不是那些分类极细、价格昂贵、真假难辨的中国古瓷，而是作为装饰用的西洋挂盘——那些挂盘的价格还远远未到值得造假的地步。

未完待续

作家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规划设计总院任英文翻译。

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小说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六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其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1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首。

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等奖项。

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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