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语境下创伤记忆重构——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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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和屠杀的伤痛等具有警示性的记忆会伴随着历史见证人（幸存者）的逝去而逐渐远离社会群体的生活。如果不想让这段记忆变得模糊，和今天产生时间和情感上的距离，失去警示和反思的作用，那么这种记忆将有赖于纪念碑、纪念馆、陵园和博物馆等载体向社会展现出来，这些创伤场所是联系战争记忆和历史之间关系的关键线索，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战争中的社会。 

博物馆作为保管记忆的载体，在呈现记忆或再现历史方面，不可避免地需要协调个人记忆和历史之间关系。苏珊A.克内（Susan A .Crane）指出博物馆对多重诠释具有无限的潜力，可邀请不同的人参与记忆的构建。安德鲁·惠特马什（Andrew Whitmarsh）提出在后战争时代，战争作为创伤类事件在博物馆的呈现会越来越具有争议性，由此需要转变传统的纪念方式，转而在叙事话语体系中关注个人的经历。克里斯蒂安·卡洛尔（Cristian Cercel）、妮娜·帕内什（Nina Parish）和埃莉诺·罗利（Eleanor Rowley）以两座战争创伤类博物馆呈现战争历史采用的不同的叙事手法为切入点，分析在世界记忆模式下，博物馆为不同的观点提供论争的空间，以此更好地应对过往和当今发起的挑战。杜辉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为研究对象，在比较中英两个博物馆如何塑造记忆空间中谈到使“博物馆成为开放、包容、争论和反思的空间，超越民族—国家叙事的窠臼，凸显在战争中被淹没的个体性记忆”。本文将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为例，探讨博物馆对创伤记忆的重构和呈现手法。

一、创伤博物馆是抵抗遗忘、

保存记忆的载体

战争和屠杀等非人道的行为给幸存者留下难以磨灭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的伤痛，这些引发了主体在认知、情感记忆、价值判断方面的相对反应，并“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就是创伤记忆。创伤记忆表现出个体性、亲历性和情绪性的特征，其中亲历性是核心的因素。然而，亲历过战争暴行和灾难的幸存者已逐渐逝去，记忆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而面对遗忘对记忆发起的挑战，无疑应寻找和选择保管记忆的新媒介。

创伤博物馆是比较晚近出现的博物馆类型，不仅“通过重新建构与诠释灾难本身，使得创伤经验之再体验成为可能，同时，它也承担了提高民众反思历史、凝聚民族情感与建构国家集体认同的重要职能”。在这个保管并展示创伤记忆的博物馆中，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公众能够直面创伤事件，对自己以往模糊的认知或者偏差的理解进行补充和修正，对人类过往非人道行为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民族和国家的情感认同。 

幸存者作为创伤事件的亲历者，有诠释历史、获得尊重的愿望，“博物馆需要去倾听相关利益群体的声音，寻求与他们更深层的互动，认识到参观者具有复杂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创伤博物馆不再是冰冷的保存记忆的媒介，不再机械地展示创伤、揭露黑暗，而是愈合创伤之地，是幸存者之间照见彼此、相互鼓励之地，更是重塑希望、与自己的过去和解，走出阴霾之地。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就是这样一座创伤博物馆（图1）。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所在地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现存面积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日军慰安所遗址之一。利济巷旧址原建筑为国民党中将杨春普于1935—1937年间陆续建造的，旧名为“普庆新村”。日军占领南京后，改建为两处日军慰安所，即利济巷2号的“东云慰安所”和利济巷18号的“故乡楼慰安所”。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是在这些历史事件的真实发生地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以旧址建筑为抵抗遗忘和保管创伤记忆的有形载体，陈列馆采用“泪滴”作为核心意象，室外有表现“慰安妇”伤痛形象的人造景观，与室内五个展览陈列相结合，呈现了“慰安妇”的创伤历史，全面介绍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起源、确立与灭亡的过程。

二、借助叙事系统重构创伤记忆

创伤博物馆的藏品收集有别于普通的博物馆。它选择藏品的标准不是藏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珍稀性，而是与某段特定记忆的关联度，注重的是营造一种高情感卷入度的感性氛围。每件藏品都是记忆的碎片，通过讲述故事将这些碎片整合，串联起完整的记忆链条，让记忆历久弥新。叙事可以向观众呈现一种特定逻辑的话语体系，观众在与藏品的互动过程中体验一个故事或者事件，每件藏品在这个经过编辑的故事中有着自己的位置，并且在交流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创伤记忆的传递。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以时间为序叙事，在基本陈列中用文字说明、历史照片、文献资料以及相关文物等说明侵华日军始行、发展和完善“慰安妇”制度的过程，为观众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慰安妇”制度的发展脉络。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能够围绕主线保持思维的高度集中，使情绪持续地酝酿而变得饱满，一点点地浸润在营造的氛围中。同时，陈列馆也变换视角，多线并行，穿插“慰安妇”幸存者的亲历讲述。“慰安妇”幸存者是创伤事件的见证者，她们的讲述比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更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也更容易感染观众的情绪。从幸存者角度叙述创伤事件，克服了按时间顺序叙事的冰冷和机械，由第三视角的客观展示变成了第一视角的交流，体现了从“触摸伤痕”到“抚平伤痕”的过程。时至今日，“慰安妇”问题依然是一个备受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所以在基本展陈的最后，设置了“日军‘慰安妇’问题与历史记忆”和“国际社会关注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版块，从全人类珍惜和平、反思战争和女性人权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事件，有力地说明日军“慰安妇”问题值得全世界铭记和反思。

三、建筑空间与展览设计结合：

创伤记忆重构的实现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作为遗址类创伤博物馆，创伤记忆的重构可以通过将现存建筑和展览陈列统一结合在基于历史的叙事系统中来实现。现存建筑体现的是空间上的叙事，展览陈列体现的是时间上的叙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历史为背景，以空间为平台，以时间为轴线的场域。

1. 固着创伤记忆的建筑旧址

诺伯舒茨的场所精神理论认为，身处何处是由场所本身留有的历史记忆来表达的，通过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而和这个独一无二的场所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或者自己所归属的群体的过去和未来。一方面，固着的历史建筑鲜明的表示这里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关键点；另一方面，人们出于找寻自身的需要和某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遗存发生联系，否则记忆将被遗忘。所以，在遗址建筑上改建的博物馆，要深入挖掘和体现遗址建筑的场所精神，为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营造符合新的叙事框架的场所精神，这样“人们在场所中与特定的历史时空产生了联系，场所中的某些要素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与场所之间就会产生情感，这种情感在人与人之间感染和传递，即使没有亲临此地的人也可以瞬间通过共情的作用而领悟。

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慰安妇”的血泪史使得这里满含着创伤记忆，主题沉痛悲伤，对受害人群给予同情、悼念和关怀。旧址建筑的墙体恢复了原貌，无法协调的视觉阻隔造成感官上的压抑和沉闷。在陈列馆纪念广场主体建筑的墙体上悬挂着具有夸张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大颗泪珠，矗立着体现“慰安妇”群体痛苦形象的主题雕塑，广场入口右手处设置的“慰安妇”幸存者群体的照片墙等（图2），都给观众造成感官上的冲击。进入建筑内部参观时堆叠、积累的情绪逐渐达到高峰。参观结束后，再次回到纪念广场，环顾广场周边，心境又会与参观前有所不同。铁栅栏分隔了悲怆的过去与幸福的今天。一旦观众走出陈列馆的大门，就会突然有种重回岁月静好的感觉，内心会变得安稳踏实。这种创伤记忆场所带来的气氛反差，满足了观众在参观过程中的情感诉求。

将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建筑改建成陈列馆，不仅为“慰安妇”历史问题保留了有力、难以反驳的证据，而且也有利于永久固化这段创伤记忆。它会一直矗立在那里，即使时间的流逝带走了历史见证人，但是沉淀在旧址建筑上的创伤记忆，却仿佛时间静止一样，依然可以让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们体验、回忆和反思。

2.“物”和“人”相结合的展览设计

展览设计是博物馆保管、传播记忆的另一方式。通过展览设计，进而呈现展品背后的故事，让亲历者跨越时间的鸿沟，来到观众面前，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展品包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相关文献和影像视频，慰安所旧址中遗留的物品，受害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侵华日军使用过的物品，包括医学检查工具等。这些构成展览的基本元素见证了历史。在“物”的展示上，采用大量平凡的遗物及人物肖像堆叠的集中展示，运用“大量的照片来佐证说明牌所建构的历史创伤叙事。照片将曾经存在、发生过的某个场景及人物，停格成为我们凝视的对象”。“物”的斑驳与陈旧，岁月留下的刻痕都给观众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陈列馆还利用建筑内部空间复原了历史场景。例如，售票处的墙上挂着慰安所的相关条文规定和写有“慰安妇”名字的木牌（图3），又如在利济巷2号每个房间门上都挂着显示“慰安妇”号码的木牌等，这些都给观众营造了真实的在场感。这些“物”记录着历史，诉说着故事，尤其在旧址建筑的气场中，更能调动观众的情绪，让观众切身体会到“慰安妇”的悲惨遭遇。

以往，观众通过照片等只能知道这是一位受害者，而对他们的个人背景、生活环境、内心世界、事件前后的改变等都一无所知。这些留有影像的受害者随着资料的陈旧而变得身影模糊，却没有因为每个人都具有的独特性而留下哪怕一点点的痕迹。但相对于“物”，人是一个极活跃、有思想、有深度的元素，受害者与观众都是“人”。在展陈设计中，不仅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建构历史事件发展脉络，给观众营造地是在场感，还需要从微观的角度，围绕着历史事件中真实的“人”的点点滴滴进行叙事，更能走进并触动观众的内心，达到“沉浸”的效果。通过展示，受害者重生为一个立体、完整、饱满的人，在灾难降临前也曾平凡而又鲜活地活着；而观众也会产生一种“如果是我承受这样的创伤，我会怎样面对”的共情想象。这样不仅较容易建立起受害主体与观众的联结，唤起情感认同，也让正快速消逝的受创者及其伤痛记忆，得以继续为后代流传与铭记。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是经朝鲜籍“慰安妇”幸存者朴永心老人亲自指认过的日军慰安所。利济巷2号2楼的第19号房间是朴永心老人受了三年折磨的地方（图4）。19号房间的斜对面有一个附带小阁楼的房间，那是关押过朴永心老人和所谓“不听话”的“慰安妇”的地方。陈列馆复原了这两处承载历史意义，同时作为历史证据的房间，还展出了那张著名的二战题材照片——《怀孕的“慰安妇”》。2003年，老人又以年迈之躯重返中国，实地查证当年受难之地——南京、腾冲和松山，完成了她控诉日军罪恶的历程。通过场景复原、展品的陈列以及延伸出来的背景故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花季少女在日军“慰安妇”制度下的伤痛经历，以及几十年后勇敢地站出来追索当年受难之地的勇气。

雷桂英老人是南京地区第一位勇敢站出来指证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陈列馆在旧址陈列中着重讲述了雷桂英老人的故事，包括老人的照片，证言访谈等相关视频，以及她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小到一个板凳，大到一张床，还特别展出了老人晚年的一张全家福。这张全家福在陈列馆沉痛压抑的氛围中让观众看到老人的家人长久的陪伴。这份宝贵的温情，就像一束暖融融的光驱散了笼罩在观众心头的阴云。观众会发自内心的同情老人年轻时的悲惨经历，也为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努力地挣脱过去，坚强活下去的人生态度而感动。由此，观众看到了普通人在战争、灾难等不可抗力面前即使弱小也还在努力抗争的一面，这更让观众动容，久久难以忘怀。

陈列馆建立起维系逝者和生者之间的一条建设性的纽带，利用场所精神，对固着在旧址建筑上的创伤记忆进行表达，拉近了观众与历史时空的距离。人和物的结合搭建起来的展陈，围绕着有代表性的人去征集和串联物以及通过物去挖掘和呈现背后人的故事，对创伤叙事效果的实现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不但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时空中具体的事件以及与见证人对话的渠道，也能构建起人、历史事件和当今社会的关系，凸显“慰安妇”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现实意义。

四、纪念与治愈

2014年3月，中国六家档案馆一同将《“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但未成功入选。2016年5月，中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组织联合提出“‘慰安妇’的声音”项目申遗活动，但未成功。创伤记忆的重构是为了面向一个更加和平和公正的未来。在詹姆斯·E·扬《记忆的结构：大屠杀的记录和意义》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评论这些纪念碑的轮廓，如果不去探究它们的起源，而仅通过回忆行为保持不变，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根本不记得了。”先后两次的申遗活动的“关键在于其背后话语建构的效果，在于如何将部分人的苦难记忆升华为具有广泛认同的全球记忆”。就创伤记忆的叙事而言，申遗活动打破了以往叙事常见的单一性和标准性，为“慰安妇”创伤记忆的多重叙事提供了契机，也为展陈中叙事系统的构建提供新的着眼点，超越了特定人群所承载的创伤历史，将“慰安妇”的个人史、集体史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史结合起来，使“慰安妇”创伤记忆成为全人类共同承担的具有普遍性的创伤经历和世界性的历史记忆，并一起分享和反思其中的经验和警示意义。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通过展览的方式公开在社会面前呈现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历史。公共化的过程伴随着对创伤记忆的诠释，关系着受创主体“慰安妇”对创伤事件的理解以及之后从受害者到见证者的转变。因为“慰安妇”话题的敏感性和隐私性，她们长久承受这段经历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却不能向外界进行倾诉和求助。公众对日军“慰安妇”制度和“慰安妇”遭遇的误解更加重了她们内心深处的压抑。陈列馆安放了这些老人的记忆，促进了公众对她们的认知和包容，改善了她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为她们重新融入社会群体提供了值得依靠的途径，使她们得到心理疗愈和情感抚慰，也给她们提供和过去和解，重塑自我认同的途径，从而帮助她们回归正常的生命轨迹。陈列馆展示给观众的不仅是这些老人在最美好的年华遭受的苦难，更是她们坚强的求生意志和勇敢地活下去的人生态度。这些精神的传达，反而更能感染观众，缩短了观众和老人在情感上的距离。他们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分担伤痛，一起弥合创伤。

本文改编自《博物馆语境下创伤记忆重构——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为例》，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0年第1期（总第19期）。作者：孙红芳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网址：博物馆语境下创伤记忆重构——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为例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247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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