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朝勇: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与柏拉图式“哲学生活”

发布时间:2024-11-25 03:28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 #生活常识# #历史文化常识#

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与柏拉图式“哲学生活” 魏朝勇 摘 要: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揭示了雅典帝国领导者否定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或“不关心政治”的生活态度,展现了雅典的“行动哲学”和正义立场。而柏拉图式“哲学生活”则表明,在任何一个类型的政制中,由于缺乏正义可言,真正的哲人只好选择过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的私人生活。 关键词:政治生活;哲学生活;只关心自己事务;积极行动;正义 Thucydidean “Political Life” and Platonic “Philosophic Life” WEI Chaoy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e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Thucydidean “political life” presents that the leaders of Athenian empire deny an attitude of life with respect to “minding one’s own business” or “the apolitical ”, and then displays the Athenian “philosophy of action” and position of justice. However, Platonic “philosophic life” indicates that the real philosophers have to live a sort of private life with respect to “minding one’s own business” in all kinds of regime due to the lack of justice. Keywords: Political life; Philosophic life; Minding one’s own business; Activity; Justice; 修昔底德的《战争志》呈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最严峻的政治生活。在他的笔端,我们看到了雅典帝国的凋落、乃至整个希腊的荒芜。而在“后修昔底德”的时代,思想者纷纷撤离公共政治生活,转而追寻哲学的审思。 柏拉图的哲学也就值此而生。柏拉图从未说起修昔底德的名字,可他的诸多作品无不隐约闪现修昔底德的身影。 某种意义上,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恐怕也催生了柏拉图式“哲学生活”难题。 不过,列奥•施特劳斯曾言:“修昔底德相信,虽然思想家(且只有思想家)能充分理解政治生活,但他无法指导政治生活。哲学没有进入政治生活的路标。政治生活不受哲学影响。伯罗奔半岛战争作为最大的动荡,以及战争之前最大的安宁,都完全无关于哲学。然而,柏拉图相信政治生活受哲学影响。” 在看待政治生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上,修昔底德与柏拉图存有差异。但是,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哲学,就如同柏拉图式“哲学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政治一样。 一、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中的哲学 就记录一场宏大的实际政治生活而言,修昔底德《战争志》的叙事重心明显偏向雅典。 他记述了雅典的鼎盛、力量的高峰,更记录了雅典的失败。 作为公元前5世纪最为强盛的雅典帝国,它的失败是一种战略的失败还是一种“哲学”的失败呢? 伯罗奔半岛战争爆发之前,科林斯人曾在伯罗奔半岛同盟大会上评价雅典人—— 他们整个一生都在艰难险阻中跋涉,极少享受他们的拥有之物,因为他们总是追求更多;他们认为唯一的休闲就是履行他们的职责,因为他们觉得不行动的(apragmona)安宁比艰苦的行动是更大的不幸。所以,如果某人概要地说,他们生来既不享有安宁也不让别人享有安宁,那么他说的是真相【I•70•8-9】。 apragmona是这段话中最为突出的语词,有“闲适的”、“不行动的”、“只关心自己事务的”和“不关心政治的”等等诸义。 与apragmona对立的语词是polypragmon,后者有“忙于许多事务的”、“爱管闲事的”、“参与城邦政治事务的”和“积极行动的”等等意思。 正如古典学家戈姆所指,科林斯人言辞中最后一句对雅典人的刻画恰好体现了polypragmon的真正定义,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城邦来说。 在《战争志》中,apragmona与polypragmon分别从反面和正面共同衬托出雅典人的一种气质,甚至说雅典人的一种政治行动哲学。 伯罗奔半岛战争爆发不久,雅典城邦为阵亡将士举行过一场盛大的葬礼。伯利克勒斯被公民们推选出来发表“葬礼演说”【II•34】。他赞颂雅典政制,冀望雅典公民成为城邦力量的热爱者,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们热爱美的事物但不奢侈,热爱智慧(philosophoumen)但不柔弱。......我们中的一些人对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一样关心,而另外一些人专心于自己的事业,也不缺乏对政治事务的关注;我们与众不同地认为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不关心政治的(apragmona),而是无用的(achreion)【II•40•1-2】。 “热爱智慧”(philosophoumen)也是“哲学化”的意思。 雅典热爱什么样的“哲学”,或者说伯利克勒斯提倡什么样的“哲学”?伯利克勒斯洞悉人的天性之别,区分了三种人:一种是对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或政治事务)一样关心的人;一种是专心于自己的事业,也不缺乏对政治事务关注的人;一种是“无用的人”。而“无用的人”的内涵由apragmona和achreion两个语词一并演绎。在原初的意义上,apragmona是“不行动的”,鉴于它和achreion(无用的)并置使用,就当理解成“不关心政治的”或“只关心自己事务的”。 按照伯利克勒斯的境界,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是“不关心政治的”(apragmona)人,根本上这类人“不是不关心政治的,而是无用的”——这就递进式地强调了公民只有全心投身于城邦的公共政治事务,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在伯利克勒斯的“葬礼演说”中,apragmona同样以否定的形态反衬出雅典帝国的政治行动哲学。 战争的第二年,雅典不幸爆发了瘟疫,加之伯罗奔半岛人第二次入侵阿提卡,雅典人便开始指责伯利克勒斯【II•59】。伯利克勒斯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这是《战争志》中伯利克勒斯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演说),其中他指出: 正确的是,你们要维护你们引以为豪的经由帝国统治所获得的城邦威望,你们要么肩负城邦的责任要么放弃荣誉的追求;绝不能以为战争仅仅涉及单一的问题——奴役或者自由,它既涉及帝国的丧失,也涉及在你们统治期间所招致的仇恨而产生的危险。你们不能放弃帝国,纵使有人对当前的情势感到恐惧而以不关心政治的(apragmosyne)方式展现他是正直的人;因为你们现在拥有的帝国好像是一种僭政(tyrannida),它似乎是不正义地获得的,但放弃它却是危险的。那种想放弃帝国的人将会很快毁掉城邦,如果他们劝服了别人、或是假使他们独立自主地生活在某个地方的话;因为不关心政治的(apragmon)人将无法生存,除非他加入到积极行动的人的行列中来,而且在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城邦中那些人是无用的,但在一个臣服之邦他们倒是可以安稳地做奴隶【II•63】。 暂且不论伯利克勒斯为何在这段讲辞中赫然提到雅典帝国“好像是一种僭政”,但他两次告诫城邦公民不要成为“不关心政治的”(apragmosyne,apragmon)人,一如既往地表明“不关心政治的”人对于雅典帝国是“无用的”人,同时暗示“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参与城邦政治行动的人并不能显示个人“正义”。 在这次演讲的最后部分,伯利克勒斯豪迈地说道: 要认识到雅典在世人中享有最伟大的声誉,是因为她从不屈服于灾难,但她付出了更多的生命和努力,并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迄今所知的最强大的力量,由此她将被后世铭记不忘,纵使我们目前在某些地方妥协(因为一切事物都会变得衰弱乃是自然的);要知道我们作为希腊人统治了最多数的希腊人,支撑着抗击敌人的联军或单支军队的最大战役,而且我们居住在一个以一切方式提供最好生活的最伟大城邦之中。不可否认的是,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apragmon)可能会对此予以谴责,但任何也想建功立业的人将会对此渴慕以求,而任何没有取得如此成就的人将会充满妒忌【II•64•3-5】。 伯利克勒斯对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apragmon)表示了彻底的睥睨。在他看来,“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只是“无用的”了,已然是雅典帝国的“敌人”。apragmona似乎成了伯利克勒斯的专用语词;他对“不关心政治的”人的不满之意,不仅突显了雅典帝国的“积极行动”(polypragmon)的禀性,也彰显了他作为雅典鼎盛时期最高统帅的个人哲学。伯利克勒斯念兹在兹的就是冀望雅典公民献身于城邦伟业,致力于城邦的“公共善”;只有这样,雅典才能保持它的“光荣”,公民个人才能荣获真正的“美德”。 战争第二年内的雅典瘟疫尚未绝迹之时,伯利克勒斯就辞世了。在“后伯利克勒斯”时代,雅典帝国后继的领导者们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从西西里远征事件可以探看。这次远征的前夕,尼基阿斯作为雅典城邦领导者之一,从自己不太健康的身体出发向民众说道: 我自己虽然能从这样的行动中得到荣誉,并且比大多数人更不担心自己的身体,但同时我觉得一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的人也是好公民(agathon politen)。恰恰是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缘故,更渴望城邦事业繁荣。然而,在过去我从来没有说过与我的判断相反的话,以求获得荣誉,现在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我要说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针对你们的性情我的言辞将是无力的,如果我劝你们保护你们已有的东西,不要用你们现有的财产为着那不确定的东西去冒受未来的风险【VI•2-3】。 尼基阿斯的言辞让人领略了另一类雅典人的德行。他明显不是伯利克勒斯式的雅典领袖;他的 “好公民”(agathon politen)的论调与伯利克勒斯的教诲、雅典的行动哲学背道而驰。 同是雅典重要领导者之一的阿尔喀比亚德明白尼基阿斯的用意,他直言不讳地回击了尼基阿斯。 阿尔喀比亚德反驳道: 不要因尼基阿斯这种只关心自己事务的(apragmosyne)言辞、年轻人与年长者有所分歧的说法而被延误了。在我们惯常的秩序中,正如我们父辈那样,年轻人和年长者一起商议,把我们的力量提升到目前这个高度;所以现在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努力让城邦向前发展。......我可以断言,一个从来不是不行动的(apragmona)城邦,由于变得不积极行动(apragmosynes),将会很快遭到毁灭;那些让他们的政治事务尽量不背离他们的正常品性和法律(纵使这些还不是最好的)的人们,就是生活得最安全的人们【VI•18•6-7】。 阿尔喀比亚德所指的“惯常的秩序”,闪烁着伯利克勒斯的影子。阿尔喀比亚德的言辞是典型的伯利克勒斯式言辞,他一连用了三个与apragmona相关词形,指责尼基阿斯“只关心自己事务”,鼓励雅典人必须展示雅典的“正常品性”——“不是不行动的城邦” 。 雅典人终于“积极行动”了,阿尔喀比亚德率领堪称史上最豪华的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VI•31】。就在这支远征军抵达西西里的当儿,阿尔喀比亚德的政敌却在国内指控他不敬神、阴谋推翻民主制,决定召回他并置其于死地。阿尔喀比亚德被迫叛逃到了斯巴达【VI•61】。继续在西西里征伐的雅典军队还是能显耀雅典帝国的行动哲学。远征军行进到卡马林纳;雅典使者攸斐姆斯在卡马林纳公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讲道: 你们不要试图通过裁判或更正我们的行为来改变我们的进程,现在想这么做是很困难的事;但是,我们的积极行动(polypragmosynes)和我们的品性也合乎你们的利益,你们要抓住并利用这一点,要相信我们的品性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害,对绝大多数希腊人甚至是有利的。因为在任何地方、甚至是我们还没有涉足过的地方的所有人,既有认为自己将遭受不义也有打算去行不义的,当前者普遍期望从我们这里获得补偿性的帮助,后者由于我们的到来不敢做毫无危险的冒险时,双方都受到了约束;后者被迫违背其意志而审慎地行动,前者则不行动(apragmonos)就能得以保全。所以,不要拒绝这种安全,它提供给每个请求帮助的人,也适用于你们【VI•87•3-5】。 雅典使者攸斐姆斯明确表示雅典的品性就是polypragmosynes(积极行动);他认为那些受到雅典帮助或与雅典结盟的城邦即便“不行动”(apragmonos)也能获得安全。在攸斐姆斯的语境中,apragmonos像是具有一种正面的语义,但这只针对那些求助于雅典的城邦,而且是以一种虚拟语气说出来的。攸斐姆斯之于apragmonos理解,并不与伯利克勒斯、阿尔喀比亚德的意思相对立,乃是从另一个层面上突出雅典帝国的行动哲学。 令人感到背谬的是,攸斐姆斯在卡马林纳发表演说时,一个从来不是“不关心政治的”或“不行动的”(apragmona)阿尔喀比亚德却流在斯巴达,正煽动拉克岱蒙人去攻击雅典【VI•88-92】。当尼基阿斯成了雅典远征军的首席指挥官之后,雅典人在西西里的处境日渐险恶【VII•50•4】。斯巴达人和叙拉古人的联军与雅典军队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海战,雅典人惨遭重创【VII•70-75】。尼基阿斯向他的残部感慨他终身虔敬地履行诸神的律法,希望诸神仁慈地对待他们【VII•77•2-4】。西西里的雅典军队最终悉数覆没【VII•83-85】。 尼基阿斯一直是个反伯利克勒斯式哲学的人,他的“德性”偏离了雅典帝国的本性 。 一个“只关心自己事务”(apragmosyne)的人成为雅典远征军的最高领袖,注定了西西里的雅典军队的劫数。在修昔底德的《战争志》中,西西里远征是雅典帝国最大的政治行动,也是雅典帝国行动的最大失败,它直接影响了雅典的最后结局。然而,能够说西西远征的失败是雅典帝国的行动哲学的挫败吗? 二、行动哲学与正义 上文提及的伯利克勒斯的第三次演讲里,他说雅典帝国“好像是一种僭政”,似乎是“不正义”地获得的。伯利克勒斯不可能真地认为自己的帝国是“僭政”,所谓“僭政”只是雅典敌人的一种攻击。 伯利克勒斯同样不会以为雅典帝国“不正义”,但是,一个积极行动(polypragmon)的城邦,依然难免“正义”的纠葛。 早在伯罗奔半岛战争风云密布而未引爆之际,雅典使者曾于伯罗奔半岛同盟大会上发表演说,其中他们讲道: 同样的道理,我们所做的事情根本不足为奇,与人的本性也不相悖;如果我们不仅接受了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帝国,而且不肯放弃它的话,那是由于我们服从最强烈的动机——荣誉、畏惧和利益。我们也不是这种行为的首创者,一直存在着弱者臣服于强者的普遍法则。同时,我们相信我们与这种法则是相称的,你们过去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有些人是值得称赞的,他们遵从人的自然统治别人,关心正义胜过了关心他们根据力量所能做的事【I•76•2-3】。 雅典使者的这些话语虽是在战争前说的,仍可看作是对伯利克勒斯有关雅典帝国论述的一种互证。也就是说,雅典帝国并非一种“僭政”,它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人性”的使然,同时,雅典帝国的行动服从一种普遍法则——即“弱者臣服于强者”,因而也没有什么“不正义”之虞。雅典使者没有直接说明“弱者臣服于强者普遍法则”是否是一种“正义”的原则,却意味深长地说他们关心正义胜过关心力量。 而在西西里远征发动之前,雅典人于战争第十六年的夏季征讨过斯巴达的盟邦弥罗斯,也曾派遣使者与弥罗斯议事会谈判,进行了一场“对话”。雅典人在这场对话中表明: 既然这样,我们也不会用美好的语词,发表一个冗长而又缺乏信服的言论,认为我们统治的正当性(dikaios)是因为我们推翻了波斯人,或者我们现在攻击你们是由于我们受到伤害;......但我们认为你们想实现的目标,其可能性须符合我们双方的真实想法,因为你们和我们一样明白,只有在双方服从相同的必然(anagkes)时,人的言辞才能宣称(krinetai)正义(dikaia);占优势的强者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弱者臣服于强者【V•89】。 此处的雅典人同样认为雅典帝国的统治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dikaios);他们还鲜明地提出了一种关于“正义”的见识:“只有在双方服从相同的必然(anagkes)时,人的言辞才能宣称(krinetai)正义;占优势的强者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弱者向强者臣服”。anagkes(必然)是强制性力量,krinetai(宣称)是一种识别或裁判。雅典人的意思是只有“必然的力量”旗鼓相当的双方才有资格来裁判“正义”;他们紧接着就重申了雅典所信奉的普遍法则——“弱者臣服于强者”。相对于在伯罗奔半岛同盟大会上发表演说的雅典使者,此时的雅典使者好像是肯定“弱者臣服于强者”就是一种“正义”的原则。 身处弥罗斯的雅典人是否宣扬了“力量就是正义”呢?也许他们没有否认正义观念具有一定的效果,只是指出实施正义的条件是有限的。 雅典人在与弥罗斯人后续的对话中,再度声称他们只是按照“自然的必然”行使力量,即便神也是这么做的【V•105】。在雅典人看来,倘若存在一种“神圣正义”的话,这种正义不一定就高于人的自然性“正义”。 不过,雅典人所谓“弱者臣服于强者”的说辞,仍然有貌似于“力量就是正义”的智术师式的主张 ——诸如忒拉绪马霍斯、卡里克勒斯的见解——之嫌。 在柏拉图的《王制》 中,忒拉绪马霍斯曾向苏格拉底辨说: 每一种政体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民主政体制定民主法律,僭主政体制定僭主法律,其他政体也是一样做;而且他们宣称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制定的法律对于被统治者也是正义的,谁不遵守,谁就会被他们当作法律的破坏者和不正义的行为者来处罚。好人们啊,这就是我的意思:在每一个城邦都是一样的,正义就是建立起来的统治集团的利益。统治者一定掌控权力,所以正确推理的人会得出结论: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都是强者的利益【338e-339a】 忒拉绪马霍斯相信“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是就城邦统治者而言的,其本质是认为正义充其量只是权力所制定的法律;或者,在一个城邦内部权力就是正义。忒拉绪马霍斯这种正义原则没有指向城邦的“公共善”。 而修昔底德笔端的雅典使者们指称“弱者臣服于强者”是普遍法则,乃是针对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争斗;纵使雅典人的这个信念意味着“力量就是正义”,可它服务于城邦共同体的事业和光荣。雅典人的行动哲学,特别是伯利克勒斯的教诲,无不达向城邦的“公共善”。 至于卡里克勒斯,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展现过他的言辞: 我认为,自然(physis)本身表明了这一点,更好的人比更差的人、有力量的人比没有力量的人获得更多就是正义(dikaion)。自然显示这种状况在许多领域都是如此;在其他的动物,所有城邦和一切人种中,正义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决定的——强者统治弱者并获得更多。克谢尔克谢斯进军希腊,或他的父亲侵略斯奇提亚人,依靠什么样的正义?人们还可以提到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例。但我想这些人做这些事是遵循自然正义(physin ten tou dikaiou);是的,凭宙斯起誓,遵循自然法则,但毫无疑问不是遵循我们制定的法律【483d-484a】。 与忒拉绪马霍斯不同的是,卡里克勒斯的正义原则不单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指动物之间、城邦之间的竞争。卡里克勒斯毫不讳言“正义就是力量”,“强者统治弱者并获得更多”便是“正义”;这种正义出于“自然”,是一种“自然正义”,而其“自然”就是指动物、城邦和一切人种的“自然”,蕴含着本能欲望和强力;他以史为证,论说克谢尔克谢斯进军希腊和他的父亲侵略斯奇提亚人都是依靠一种“自然正义”。 卡里克勒斯斩钉截铁地说“自然正义”是遵循“自然法则”而非人所制定的法律,其间他插入一句“凭宙斯起誓”用来加强语气;这个插入语并不意味卡里克勒斯的观念近似于出使弥罗斯的典使者所说的人和神都遵循“自然的必然”。 卡里克勒斯肯定了“强者统治弱者”的“自然”就是“正义”,并以“自然正义”否定了人的一切习俗正义;卡里克勒斯的“自然”和“习俗”之间的分野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的理念与修西底德笔端的雅典使者们的观念可谓南辕北辙。 前一场合的雅典使者虽然承认雅典帝国“遵从人的自然”统治别人,却申明“关心正义胜过他们可能因其力量而做的事情”。而后一场合的雅典使者指出“双方服从相同的必然”时才能言说正义,其目的在于以人性的“自然的必然”毁构神性的“自然的必然”。 对于雅典人的行动哲学所牵涉的正义问题,殊难用智术师的理念去一言以蔽之。雅典的行动哲学似乎是独异的,可雅典没能于最严峻的政治生活(即伯罗奔半岛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雅典人在西西里远征中决定性的失败,不是由于雅典惯常“品性”所导致,反而是因为尼基阿斯抛弃了伯利克勒斯式的行动哲学。然而,这一切或许只是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的某种表象;以伯利克勒斯为标志的雅典行动哲学终究还是给后来者留下了反思的空间。 三、柏拉图式“哲学生活”中的政治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总是难以忘怀何为“正义”。苏格拉底在《王制》里迂回曲折地与人讨论正义的界定,期间他几乎是悄悄地跟格劳孔说: 正义就是只关心自己事务(ta hautou prattein)而不是忙于许多事务(polypragmonein),这是我们从许多人那里听到的,也常常对自己说【433b】。 如果把苏格拉底的正义命题跟修昔底德笔端的雅典人、尤其是伯利克勒斯的言论两相比较,我们就不免惊讶了。ta hautou prattein 与伯利克勒斯多次使用的语词apragmosyne是同义词 ,都有“只关心自己事务”之意,后者又常常被伯利克勒斯引申为“不关心政治”。如前所揭,伯利克勒斯曾反复表达“不关心政治”的人是“无用的”人,这种人没有可能显示其“正义”;同样,polypragmonein本意虽是“忙于许多事务”,但在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政治生活”中,它正是雅典人“积极行动”的哲学体现。 当苏格拉底称“正义就是只关心自己事务而不是忙于许多事务”时,他的心里无疑在思考着一个现实城邦——雅典——的政治,尽管他不曾提及雅典。苏格拉底的正义观当然也关涉城邦的“公共善”,如他所言: 相反,我们说: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卫者这三种人在城邦中做恰当的事儿,各自只关心自己事务(to hautou prattontos),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城邦成为正义的城邦【434c】。 苏格拉底所谓的城邦“公共善”就是城邦的“正义”;这种“正义”在他的理想城邦有赖于“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卫者这三种人”各司其职、“只关心自己事务”而生成。苏格拉底至少是否定了现实的城邦有一种“公共事业”需要全体城邦公民“共同”地投身其中。这样的政治哲学思虑与伯利克勒斯的“葬礼演说”有关“三种人”的看法大相迳庭。 伯利克勒斯时代的雅典是民主制的典范。对于伯利克勒斯所划分的“三种人”,苏格拉底想必了然于心,他于《王制》中也曾与阿德曼托斯谈到民主城邦的“三种人”: 苏:让我们在理论上把一个民主城邦按实际结构分成三部分。其第一种人由于被听任自然地发展,不比寡头城邦少。 阿:那是的。 苏:但这种人比其他人更为强悍。 阿:怎么会这样? 苏:这种人在寡头城邦里由于没有获得荣誉,不处于统治地位,所以缺少锻炼,没有力量。但在民主城邦,这种人可能很少例外地是领导者,其中最强悍的部分既演说又行动,其余的坐在讲坛附近,叽叽喳喳,不让别人讲话;结果就是,在民主政制中一切(除了少数例外)都掌控在这种人手里。 阿:的确如此。 苏:还有另一种人,总是与民众相区别。 阿:哪种人? 苏:可能的是,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其中天性最有秩序的人大都成了最富裕的人。 阿:有可能的。 苏:我想他们那里正是雄蜂榨取最多的蜜汁并且是最方便得到的地方。 阿:总不会从穷人那里榨取蜜汁吧? 苏:我想,这样的富人可以称之为雄蜂的供养者。 阿:正是的。 苏:第三种人就是平民,他们做自己的活儿,只关心自己事务(apragmounes),也没有多少财富。在民主政制中,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集合起来,就能构成最大多数和最有力的主宰【564d-565a】。 苏格拉底所说的民主制的“三种人”与伯利克勒斯所说的雅典城邦的“三种人”一一对应,但在苏格拉底的语境里,其意味完全不同。苏格拉底也直接用了伯利克勒斯式的apragmounes来指“只关心自己事务”(也即“不关心政治”)的平民,认为这种人集合起来会有宰制性力量,是民主制迈向僭主制的推手【565b-566b】。换言之,按照苏格拉底的正义逻辑,也许可以说在民主城邦中,那些“只关心自己事务”的人要是一直“只关心自己事务”,他们就是“正义”的;要是他们“集合”起来,就不是“只关心自己事务”了,也就不“正义”了;但无可避免的是,民主制里那些貌似“只关心自己事务”的平民必然会“集合”起来。 苏格拉底对于民主制或者人世间其他的政制都不抱有期待。他的“只关心自己事务”的“正义”诉求乃是别求新声。《王制》里的苏格拉底尤为特别地从“无用的”和“只关心自己事务”的关联层面上谈及过另一种人——也即是“哲人”。在苏格拉底与阿德曼托斯讨论哲人天性和哪些人适合学习哲学的过程间,阿德曼托斯说那些学习哲学的最优秀的人物往往被认为是“对城邦无用的(achrestous)”,苏格拉底并没直接否认这个说法是错的【487d】,阿德曼托斯禁不住问道: 那么,既然我们同意哲人对城邦无用(achrestous),怎样才能恰当地说在哲人统治城邦之前城邦无法摆脱邪恶呢?【487e】 苏格拉底用了一个比喻来解答阿德曼托斯的疑惑。他说设想在一队船或一只船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船长尽管比所有船员都身高力大,但他耳聋,眼睛有点近视,航海术也不太高明;水手们都吵着要替代他做船长,争说自己应该掌舵,虽然他们从没学过航海术,也说不出自己何时跟谁学过航海术;还断言航海术是根本没法教的,谁要是说可以教,他们就准备把他剁成碎片;同时他们不择手段地欺骗船长把舵交给自己,并相互倾轧地夺取船只的领导权,然后吃喝玩乐,照着自己希望的样子航行着;不仅如此,凡是帮助过他们从船长手里夺取权力的人,都被授予“航海家”、“领航人”、“船老大”等荣誉称号,对不同伙的人,他们就骂是无用的(achreston);在发生过这样变故的船上,一个真正的航海家不就被那些篡了权的水手们看作是占星师、空谈者或者无用的人(achreston)吗?【488a-489a】 苏格拉底藉此指明,一个真正的哲人在城邦中的处境,相似于真正的航海家在那只船上的处境。苏格拉底还告诉阿德曼托斯,谁若是对哲人在我们这些城邦里不受尊重感到惊讶,便给他讲讲这个比喻【489b】;苏格拉底于是补充说道: 你还要告诉他,说哲人里头最优秀者对世人无用(achrestoi),这话是真的;但向他说清楚,最优秀哲人的无用(achrestias)其责任不在哲人本身,而在于不用哲人的那些人【489b10】。 此外,苏格拉底明白哲人之不受尊重,也与那些自称是搞哲学的人有关。那些人其实是教授修辞术的智术师,他们败坏了哲学的声誉【489d-493c】。 真正配得上搞哲学的人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人,其人生际遇犹如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 这极少数的哲人正像是落入了兽群中的人,既不愿意参与行不义之事,也不能独自对抗所有野兽——大概只好在对城邦或朋友有所用之前就对己对人无所贡献地消亡了。考虑到这些缘故,哲人保持着沉默,只关心自己事务(ta hautou pratton)——就像一个在风暴中的人,当风卷起尘土和雨水时,站到一堵小墙边。看别人干尽不法之事,如果他能够过一种无涉不义和不洁行为的生活,怀着美好的希望而优雅快乐地离世,也就心满意足了【496d】。 苏格拉底仿佛是怀着寂寥和落寞的心情陈述了哲人的选择和生活。现实政治生活中“恶”的盛行,致使真正的哲人变得“无用”。而哲人退回到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的私人生活,只是为了自我保存,哪怕他真正的职业应该是统治。 若再一次比较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和修昔底德的伯利克勒斯对于“无用”和“只关心自己事务”之人的两种看法,我们就能更深地领悟苏格拉底是多么不中意伯利克勒斯的雅典。 雅典固然不是苏格拉底的“美好城邦”。而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其生活时代的一切类型的政制都无法适于哲学的本性【497b-c】。这就注定了哲人在任何一个现有的实际城邦里只好过着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的私人生活。除非在合意的城邦,也就是在苏格拉底与格拉孔一直谈论的“言辞上的美好城邦”(logo agathes poleos) ,哲人才会参与城邦的政治事务;可苏格拉底感慨这样的城邦兴许天上才有它的一个模型【592b】。 因此之故,柏拉图式“哲学生活”必定要向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告别了。《王制》最后一卷的“爱尔(Er)神话”叙述拉赫西斯指令爱尔一行的灵魂,根据拈阄选择重生以后的生活方式。最后一个拈阄的竟是奥德修斯的灵魂—— 由于记得前生的辛劳,他解除了对荣誉的热爱;他花了很长时间各处行走,寻找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apragmonos)的私人生活;好不容易他才发现它躺在某处,被其他灵魂忽视了。他找到这种生活时说,即便他抓第一阄,他也会一样地做,快乐地选择它【620c-d】。 奥德修斯前生热爱荣誉,不畏辛劳建功立业,他恰如修昔底德笔端的雅典人一样“积极行动”(Polypragmosyne)。可是他的灵魂已经厌倦了那种生活,在轮回的新生中将选择“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apragmonos)的私人生活”。毋庸赘言,奥德修斯的灵魂选择的这种“私人生活”正是“哲学生活”。 诡异的是,如果把奥德修斯的灵魂置换成伯利克勒斯的灵魂,伯利克勒斯的灵魂也想放逐对荣誉的热爱,于来生过上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的私人生活吗? 此文发表于《东岳论丛》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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