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式流动：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

Swirling flows: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everyday life practice of new urban-rural amphibious group

CAI Xiaomei ,1,2,4,5, ZOU Xiaodan ,3,4, ZHANG Danning6, WU Yongqi1,2,4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4.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Behavio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5.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80,Guangdong, China

6. Department of Tour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1 引言

从乡到城的正向流动与从城到乡的逆向流动是过往研究当中城乡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随着我国从“乡土中国”迈入“城乡中国”时代[1]，城乡趋于混合和交融[2]，出现了“城乡两栖”群体。据统计，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近两成人口仍在城乡之间“漂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城乡发展、畅通城乡要素联动。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正是城乡人才联动的重要主体，同时，城乡两栖作为一种特殊的流动群体，凸显了结构性与能动性的复杂矛盾。为了“逃离困境”“重新开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城市和乡村不同空间尺度中游离与摇摆，不断打破原有的边界秩序，促成“去边界化”。表面上，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既能融进城，也能回去乡；实际上，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既无法适应城市的现代性，也难以完全融入乡村的乡土性，即面临跨地方适应的问题[3]。因此，游走于城乡之间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生活方式、地方认同、身份归属等不再限于城或乡的单一地方，而是跨越传统的城乡边界，兼具城乡双重要素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流动中发生变化，从而塑造了新的人地关系问题。由此，可以借用自然现象中的“漩涡”来解释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城乡之间持续往返与流动的过程与机制。

流动总是伴随着变化，“城乡两栖”是迁移主体组织日常生活的一种特定的时空策略。“日常生活”作为学术用语起源于西方。20世纪，在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德塞图、鲍德里亚等一批学者的共同推动下[4,5]，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日常生活转向”的趋势，提倡关注并回归现实生活[6]。事实上，日常生活实践并不抽象，日常生活实践的主体是人，涉及个体与环境、资源、个体、集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7]。对“日常生活实践”认识的根本性转变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了琐碎日常生活的基础地位和整体性作用[8]，不再认为日常生活是重复的、同质的、无意义的、不值得思考的[9]，转而关注日常生活的时空特性、情境性、复杂性、关系性、动态性；二是深化日常生活的理论体系，主张发现日常生活世界、发挥日常生活力量、寻找实现日常生活空间协商的策略。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10]即其典范。在德塞图看来，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往往嵌入在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能动性因素之间的二元张力与矛盾中[11]，即结构性与能动性的矛盾是分析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和维度[12]。

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出现是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缩影。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不仅能解释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流动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能够展演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作为非主流的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与主体性。事实上，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两个方面，即在城市和在乡村的日常生活实践。由于新型城乡两栖的来源地城市是多面的，而在乡村的日常生活实践相对较为稳定。因此，本文在探讨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时重点以乡村截面为抓手，同时兼顾其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实践。本文在理论上通过提出“漩涡式流动”来打开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流动的黑箱，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所表征的隐喻与外延，丰富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实践上能够从某种程度重新审视和反思城乡关系，为促进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乡村发展中的补位作用，构建跨地方的城乡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2 流动性与日常生活实践

由于城乡两栖是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流动现象，因此国外与城乡两栖相似的研究主要是“两地居住”或“多地居住”（residential multi-locality）[13]。假设城市化、市民化是向右，返乡、回乡则是向左，城乡两栖则是居中和摇摆的状态[14]。早期的城乡两栖主要是指农民工进城的“钟摆式”季节性、周期性、职业性流动[15]，他们农闲时进城务工，农忙时回到乡村，表面上从事非农产业，事实上属于亦工亦农、半工半耕的状态[16]。相较于早期城乡两栖，新型城乡两栖在各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技术、资金、文化基础，拥有城乡两端的社会背景，并通过流动架起了连结城乡之间的桥梁。有学者指出“新型城乡两栖”具备四个特征[17]：① 主体多元，涵盖乡村户籍和城市户籍。② 类型丰富，如生活方式型、发展机会型、康养型、教育型、政治参与型等。③ 灵活性强，个体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灵活调整时间节奏。④ 在城市和乡村均有居所。

德塞图在其著作《日常生活实践》中系统阐述了在社会结构的控制和压制下，个体往往会发挥自身能动性，通过微小的、流动的、非制度化的日常生活实践对空间进行创造性地利用，进行反规训的战术和策略[18]。具体来说，德塞图认为个体可以通过“抵制”的战略战术、空间实践、权宜之计这三种方式探求各方面的微妙平衡[19]。其一，“抵制”的战略战术是指弱者通过规律性的流动实践来与强者抗衡，即伺机而动。这就意味着存在两种相互制衡的战略和战术，战略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战术则是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实践。其二，空间实践是指个体有权利用流动的、非正式的实践打破已有的稳定秩序，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意义，进而改变自上而下的权力符号以及自我在外我中的印象，即“消费”的另类生产、印象管理与营建。其三，权宜之计是指个体既要服从特定规则，又要在既定规则中寻求其生存空间，即避让但不逃离。总体上，日常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场围绕权力的实践运作，而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主要探讨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介入、挪用、创造空间的方式[20]。换言之，日常生活在空间实践中不断被建构和重塑，从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出发，有利于描绘出主体的空间实践过程。

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乡村村民[21]、街头摊贩[22]、流浪乞讨者[23]、边境社会草根群体[24]、女性群体[25]、全球移居者[26]的日常生活实践，例如乡村村民通过跨越边界、改造居住空间、赋予信仰空间不同意义等自发性空间实践来与政府、企业抗衡，应对无权力、空间剥夺等问题；流动摊贩在面对社会结构性自上而下的支配性力量时，通过抵制的空间实践提高其生存韧性，建构了反规训的网络。就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而言，首先，他们普遍认可城乡两居、工农兼业的生活方式，这是在充分考虑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27]，即城市与乡村选择的矛盾。其次，“两栖”本身就代表了“在中间”的状态，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城市习得的理性思维与乡土感性制度之间存在着张力，返回乡土也会遭遇乡土适应的困境，面临流动与居住的矛盾[28]。再次，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对于在城乡两地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有不同的诉求[29]，即生计与生活的矛盾。尽管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因为不断地流动使得与原居住地的物质和情感联系被打破，但不意味着绝对的割裂，其物质和情感联系在流动与居住的不断交互中、在与城市和乡村原住民的日常互动中不断重塑，在自我身份及地方情感上将出现双向或者混杂型认同[17]。

综上所述，过往的相关研究较少关注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日常生活实践的过程与机制。在后现代背景下，主体的迁移更加强调情境性和动态性，因此，关注特定的地方特征和社会文化结构对迁移主体生活实践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进一步的，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会表现出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质，而且通过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流动能够折射出更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本文以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流动性为研究视角，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对话理论，试图展演流动性视角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

3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主要生活在银林村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为研究对象。银林村是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的下辖行政村，属于以农业发展为主的传统型村庄，多年来形成了种植荔枝、龙眼、水稻、花生的生计模式。2009年，返乡青年Y-05开办了银林农场，并在十年间从传统种植过渡到生态种植的模式，吸引了以新型城乡两栖为代表的对生态农业感兴趣的个体或组织。区别于丽江或大理的生活方式型移民[30]，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生产、生活、消费网络等方面均体现了“城”与“乡”日常生活的双轨制。选择银林村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近两年迅速增加至20户，初具规模，形成了生态社区的雏形。对于新型城乡两栖来说，银林村是“理想的生活地”，具有工作机会（当地有适合自己技能发挥的空间）、儿童教育（儿童能够探索自然）、交通优势（距离城区近）、景观（有森林、水塘和少许耕地）、在地文化（安全的居住环境，邻居之间彼此支持）五个方面的优势，因此，在银林村生活符合其对人生意义的想象。具体而言，银林村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户籍多元，既有乡村户籍也有城市户籍；第二，来源多地，在多地有居所，具有较强的能动性与灵活性；第三，在城乡流动的年限较长，1年到10年不等；第四，在银林村从事的工作以半农半X为主。农业是生活的一部分，X可能是由农业衍生而出的初加工如健康饮品、食品和面包等，也有可能是从事教育、写作、设计等不受具体地点限制的自由职业。第五，生活的次序优先于生计，对生活方式有持续的反思和实践。

3.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二手资料收集等渠道来获取相关资料。2022年4月1—10日、7月5—16日，研究团队2次前往案例地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团队依靠银林农场志愿者的身份，建立与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接触调研对象，并对银林村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进行访谈，共计访谈20人（表1），每段访谈时长从30~150分钟不等，在获得访谈对象许可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转录文字材料达20万余字。对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访谈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① 其居住、生计、生产、消费、朋友交往、孩童教育等日常生活内容。② 其流动的过程与原因。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将20位访谈对象进行了编码，编码为Y-01，…，Y-20。调研过程中拍摄相关照片百余张，撰写观察日志达2万余字。此外，将网络上对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相关媒体报道、银林农场的公众号推文等文字资料作为补充和辅助材料。作为解释性案例研究，本研究试图以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为典型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录音文字及观察日志的反复阅读，并结合其他文字资料，基于文本分析法对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进行梳理与提炼，揭示案例所呈现的典型现象，进而提炼出一般性的规律。

表1  受访者信息

Tab. 1  Respondent information table

受访者
编码性别年龄段
（岁）学历来自的
城市在城市从事
的职业在城乡流动的
年限（年左右）在乡村从事 的工作Y-01女30~40本科广州企业员工4农场运营Y-02男30~40本科广州摄影剪辑师4自由职业Y-03女30~40本科广州企业投资者10农场运营Y-04女40~50本科广州企业高管2农场运营Y-05女40~50本科广州企业高管2农场运营Y-06男30~40本科丽江自由职业2农场运营Y-07女30~40本科湖南企业员工2农场员工Y-08男30~40本科湖南企业员工2农场员工Y-09女30~40高中广州县城工厂工人10农场员工Y-10女30~40高中广州企业员工10农场员工Y-11男30~40本科广州个体户1面包师Y-12女30~40本科广州家庭主妇1家庭主妇Y-13女20~30本科北京企业员工1面包师Y-14女20~30本科澳洲留学生3咖啡店运营Y-15女20~30硕士昆明留学生1咖啡店运营、写作Y-16女30~40本科丽江自由职业2民宿主Y-17男30~40本科广州农业种植专业大学生10农场运营Y-18男20~30本科北京农贸公司员工1农场员工Y-19女20~30本科广州农业种植专业大学生1农场员工Y-20女30~40本科广州NGO工作人员1农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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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漩涡式流动”的生成过程

4.1 城市与乡村： 伺机而动的选择

在高速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认为城市给人一种强烈的压力感和无力感：枯燥、紧张、乏味、快节奏、被规训等。流动作为一种反规训的战术，个体可以通过流动打破原有的空间秩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重构社会关系，塑造空间边界和时间节奏[31]。银林村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主要是城市白领或金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大城市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本，对于生活、工作有了不同的理解。不同类型的新型城乡两栖选择移居乡村具有不同的“引爆点”，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以生计为内核，并在生计基础上对孩子的教育或者家乡的发展等有想法的城乡两栖人。正如银林农场主Y-17所言：“我是土生土长的银林人，大学是学农业的，一直有一个农场梦。刚好家里也有一些地，2009年毕业后就跟几个伙伴一起回来创业了”。第二，以生活为内核，追求独立、个性化程度较高的城乡两栖，他们对未来发展的计划性较弱，对于在乡村工作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回到乡村的诉求聚焦在乡村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和较小的工作压力。正如受访者Y-05所说：“我之前在广州市区，就是遭遇一些我不太喜欢，很受打击的一些事在职场上，身体也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我想离开那里，选择我喜欢的，舒适的生活。让自己舒适很重要”。需要说明的是，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对乡村的诉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反之，这种诉求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类型之间的界限也不是层次分明的。但是不管何种类型的新型城乡两栖都不会隔绝与城市的联系，正如受访者Y-15所说：“我大概一两周要去城市吃喝玩乐，比如去融创滑雪、吃烧烤、吃肯德基等等，要定期吸吸城里的味道。这并不是觉得外面的东西有多好吃，甚至有一次吃完后拉肚子，其实主要是为了维持与城市的联系”。可见，新型城乡两栖群体选择了在城乡之间规律、稳定地流动，产生生活方式的“节奏”，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恰好达成一种交错状态，在空间和时间上并不矛盾。

4.2 流动与居住： 消费的另类生产

有学者指出，社会行动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往往会主动发挥能动性力量，采取措施介入、挪用、创造属于他们的空间[18]。换言之，只有当个体用自身的实践，使用、感受、装扮周围的空间时，才不会被固有的环境所局限。一方面，大部分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将其在城市养的“萌动、可爱”的宠物带回乡村，在相较陌生的乡村环境中，宠物能够带给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类似人际交往的情感感受，例如信任感、依赖感、被需要感。另一方面，新型城乡两栖群体通过租赁村民的闲置房屋，并对居住空间进行改造，例如安装空调和Wi-Fi等表征城市现代性意义的设备、在前庭后院种花而非种菜来装饰房屋、自建室外露天游泳池、将普通窗户改造成全景落地窗等。正如受访者Y-04所说：“我们家小孩想游泳，就索性给她建了个小型游泳池，这比乡下的河里游干净多了，也安全”。可见，消费的另一种生产也是反规训战术的一种，产品并非由个体原样接受，而是成为其生产资料，消费者有权对产品进行改造，以满足自己的目的和需求[32]。因此，新型城乡两栖群体通过农耕、休憩、聊天、散步、撸猫、遛狗等日常生活行为对空间进行了功用上的改造，重新生产了居住空间，实现了消费的另类生产。此外，为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社会行动者会自发建立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圈子，以提供情感支撑和归属感[30]。据了解，银林村的新型城乡两栖人达20户左右，并形成了没有实质性利益关系的“圈子”，设有专门的微信群“银林生态社区”。部分有孩子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共同创造了“育儿所”，进行没有课本、教学计划、教学标准的家庭式教育。正如受访者Y-06所言：“这里没有村里的小孩，一个是因为我们育儿所的父母都是朋友，这样照顾小孩很方便。二个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理念的，村里的父母哪有这样能接受小孩天天不上学玩的呢”。总体上，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战略”性统筹的规律性乡村熟人社会秩序中，通过消费的另类生产战术创造新的空间和意义，走出一种“异质性”的自我空间和自我轨迹的模式，即“流动与居住”，改写了空间上的特定权力符号与社会关系[33]。

4.3 生计与生活： 避让但不逃离

在不同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乡村找到容身之所后，往往会面临生计与生活的矛盾[34]。与当地普通种植的农户相比，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将生态农业作为生计方式。但由于生态农业不在政府的补贴范围之内，于是他们利用其知识文化资本与政府进行博弈，政府也做出了免税收的妥协。正如受访者Y-03所说：“虽然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但是补贴的对象是那些产出、面积、规模很大的田园综合体和常规种植那些，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农场）虽然规模小，但是真正在做有机种植，我们追求的是对土壤环境、种植技术、消费者的效益，还有管理和品质的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量。所以我们不希望政府介入，因为政府对常规农业的补贴过大导致市场蔬菜价格无法提高，非要做些什么的话，可以去补贴有机食物的消费者，让他们敢消费”。尽管政府没有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扶持生态农业，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坚持“小而精”的价值理念维持基本的运营，同时通过延申生态农业的产业链来弥补单一的收入渠道，进而获得与既定社会结构进行协商的经济资本。具体而言，除了经营生态农场之外，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也开展了丰富的营利性活动来接待城市消费者，例如研学活动、周末亲子营、农家乐活动等。由于乡村的宅基地有限，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之间形成了一套默认的非正规游戏规则，即在政府没有给农场用地保障的情况下，自发在非宅基地上搭建了临时的建筑设施，正如受访者Y-01所说：“像我们农场，本来现在门口的地方是一个用竹子搭的餐厅，是农家乐主要的活动空间，政府认为是违规的，就把它拆掉了。我们现在又重新搭了一个，没办法，场地实在太有限了”。可见，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权力阶层自上而下的规训面前，“既不离开势力范围，又能得以避让规训机制” [35]，即避让但不逃离，夹缝中生存，找到了生计与生活的平衡点。

4.4 内我与外我： 印象管理与营建

社会行动者会主动利用在日常生活中看似稀疏平常却又充满意义的特殊场域，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和营造“我者”在“他者”的印象[23]。饮食是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可以控制和操作的场域，是印象管理实践的一种。他们更偏好购买银林农场的有机蔬菜或食物，正如受访者Y-09所言：“我都在这里（银林村）肯定要吃不打农药的菜咯，像这个茄子虽然小一点但是还是很好的”。事实上，银林农场标榜的有机食物并没有经过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标准的检验，而多是基于个人种植经验和理念所建构的“有机食物”。其次，新型城乡两栖群体还通过精心制作有机食物来让村民和消费者认可他们的喜好。例如Y-14用农场的有机食材制作纯手工健康无添加的珍珠奶茶，并根据自身的饮食喜好制作印度香料奶茶、纯素食面包等。尽管村民和消费者普遍会质疑食物的价格，但是Y-14谈到：“我们咖啡厅有一个简餐是三块面包+蔬菜沙拉+奶酪酱+饮品，定价是50元。这可能会给消费者一种印象，就是有些消费者觉得来到农场消费的应该是很接地气的、便宜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原材料是很贵的。消费者以为他喝的只是一杯普通的柠檬水，但是我制作这杯柠檬水的原材料是我们农场有机种植的香水柠檬，也不会添加白糖”。可见，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利用有机食物的符号来展演一种“外我”的身份，通过印象管理与营建的战术对自我身份进行主动生产与建构，并希望通过这种重构得到其他行动者（村民、消费者等）的认同。此外，尽管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城市人的特征如口音、行为举止等，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又极力摆脱城市人的气质想融入乡村，例如使自己的肤色变得黝黑、皮肤变粗糙、穿着朴素等。总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表面上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场域刻意地采用显性或隐性的实践方式对自我在外界所呈现的印象进行管理与营建，以便在他者世界中展演并传递某种经过处理的特殊印象[36]。

4.5 扎根与离开： 永远在路上

与城市消费社会不完全脱嵌、与乡土社会又不完全融入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只能以“边缘者”的形象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37]。在经历城市与乡村、流动与居住、生计与生活、内我与外我这四对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对人生意义的认知从混沌到清晰，同时，他们也在不断思考就此扎根还是离开?事实上，在银林村的停留仅仅是新型城乡两栖人生历程中一段重要的经历或体验，他们未来有可能继续扎根银林村，成为真正的“新农人”；或者离开银林村寻找下一个同等条件的乡村，并维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不断游走的状态；甚至是回到城市的家，过着固定的、规律的朝九晚五的生活。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折射出外我的植根性缺失。正如受访者Y-15所言：“想了想，过去十年，好像每一年都在搬家，有时候还不止搬一次，就算住下了，也常常会过上月月出差的生活。一部分的我似乎总是对新鲜和变化欲动，一部分的我又似乎越来越深地对变动感到疲惫和恐惧，还有一部分的我似乎悄悄在缅怀未能留住我的每一个过去。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如果越来越多的朋友常来这栋房子与我相聚，我是否停下脚步，多安住一下?还是一往无前到南美?”。对于新型城乡两栖群体而言，受访者Y-11认为：“无论身在何处，选择何方，自适自在就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创造自主性的行动空间或生存空间，但是始终无法游离于受宰制的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之外。“永远在路上”的战术说明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城市想念乡村、在乡村想念城市、在路上想回家，通过身体、时间、空间、心灵的不断流动来建构自身所认为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5 “漩涡式流动”的生成机制

5.1 外部动力： 城乡加速互动的社会结构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珠三角地区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乡村社会结构全面转型，随着珠三角城市群建设进程加快，其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城乡中国的结构形态由此形成。银林村正是广州市周边的乡村，城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活形态等社会结构秩序的非均衡发展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前提条件，犹如漩涡之上下温差及其流动的基础。在城乡中国转型期，传统基于共同地缘、血缘关系维持的彼此熟悉的熟人社会，在社会生活高度流动的背景之下[38]，乡村社会逐渐变为“半熟人社会”。换言之，城乡关系由城乡二元对立进入城乡加速互动的新阶段，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持续双向流动，为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流动提供了总体的外部结构性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城乡适度差异背后也意味着可能存在的“机会结构”。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生活形态不再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既不完全是城镇化的又不完全回归乡村，或者说既融于城市又回归乡村。换言之，他们在城市中可能有着较好的市民化状况，而非“半城市化的”，既能够回归乡村甚至活跃于乡村发展中，又并非完全回归乡村。正如受访者Y-19所言：“理想的城乡关系不是谁包围谁，谁取代谁，也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在保持各自独特性的同时，完成一部分交融。它也许是一种新的形态，城里人和乡里人的概念不复存在，大部分人可以在两边自由流动。当我们需要自然和放空时，就走近乡村。当我们需要城市的资源时，就前往城市”。总体上，城乡趋于混合、交融和超越的关系是新型城乡两栖进行“漩涡式流动”的外部结构性动力。与以往城乡人口迁移的特征不同，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塑造了一种新的人口迁移模式，“非城非乡”“又城又乡”是他们在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的特征。

5.2 主体内驱力： 对自我的不断探索

漩涡是一种由持续性的螺旋状合流所形成的向心性内聚运动。人的本质是追求稳定，而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则是流动性和稳定性相互作用和交织的结果[39]，即流动与稳定的矛盾能够凸显他们的张力。基于城乡关系交融的外部社会结构性动力与群体性力量的支持，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不断探索自我，导致其始终游走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中间状态。一方面，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渴望逃离现代性所带来的焦虑，认为城市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并希冀到乡村获得身体或心灵的疗愈、追求健康食物、实现半农半X的生活、找寻简单的人际关系等。正如受访者Y-11所言：“城市里面更多的处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乡村处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使得我总是期待我的生活有更好的可能性，乡村使我平静。不是追求无限的增长，慢下来享受整个过程也很好”。另一方面，鉴于城市的资源优势等因素，城乡两栖群体自觉或不自觉、偶然或有意地在城乡之间流动。虽然决定成为城乡两栖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一个较为典型的深层共性是：寻求个人存在的意义。正如受访者Y-15谈到：“我从小在城里长大，虽然有过一些乡村工作的经验，但在乡村生活的时间很少，没有下过地，根本认不得地里的菜，更对生态农业一无所知，但是来农场以后就‘入坑’了。我开始关注食物，关注生活本身，生活也因此变得更有实感。现在我的肠胃已经可以分辨出食物的不同，如果我到城里吃饭，肠胃肯定会不舒适”。有学者指出，社会行动者往往通过日常生活的灵活实践在“规训空间”之中开辟一个“对立空间”以满足实际需求[40]。换言之，周期性的城乡往返是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特征[41]，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城市，而是串联起城市和乡村双方的优势资源，在乡村过着“类城市”的生活。由此，他们在多地方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往往会考虑这里和那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里和那里、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互补的，城市实践和物质性也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游离于城市或乡村单一的空间而存在。

结合前文所述，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对自我的不断探索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在物质层面，新型城乡两栖群体首先面临着城市与乡村选择的矛盾，并无意识地进入了城乡之间“流动的漩涡”当中。在做出城乡的选择之后，城乡两栖群体在乡村居住期间往往要借助和依赖流动的城市元素来找回在城市的感觉。而后，在处理生计与生活的矛盾上，新型城乡两栖群体表面上是出于对生态农业的向往和热爱而移居乡村，实则还需要借助生态农业所延申的产业链来提高收入。在关系层面，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始终在“内我”还是“外我”的混杂关系层面凸显矛盾和张力。在意义层面，寻求个人存在的意义与建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使得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持续营造城乡之间动态的流动网络。总之，新型城乡两栖通过城和乡重复的在场或不在场编织着他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混杂网络，通过流动来与城和乡的人、家、社区等保持联系，同时也在流动中不断地构建新的关系。

5.3 群体性力量： 移居社群网络与主体的交互

就群体性力量而言，结构性和能动性共同构成了群体力量的双面性。一方面，为了避免产生边缘化的排斥感，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往往通过建立社群关系网络来实现自我的双向流动过程[42]。换言之，主体成为新型城乡两栖的过程离不开移居社群网络的桥梁作用，社群能够强化主体成为城乡两栖的内在驱动力。移居社群网络意指基于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形成的小规模社群网络，这种理念和价值观包括对生活的态度、对孩子的教育、对工作的观念、对生态农业的向往等等。正如受访者Y-15所言：“去年，我来到银林村，和很多城市人一样认为‘不努力赚钱就活不下去’，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源于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生活者’：有人负债种地却把生活过的有滋有味，有人不求回报地带着村里孩子读绘本、玩游戏，有人把一个村屋拾弄成了森林小院…生活就是银林生态社区的根本和招牌”。另一方面，移居社群网络与主体的交互会进一步扩大群体性力量，主体所携带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等继续串联组成更大的移居社群网络，弥补了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乡村生活与地方网络的限制，进而营造出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所期待的生活。正如受访者Y-14谈到：“碰巧感觉人气都过来了，有种热火朝天的感觉。偶遇很多以前认识的没想到在这里出现的一见面就很开心的人。反正就觉得这个地方很神奇，类似的人聚在一起。村里面感觉生活气息很浓郁，很好的社区营造的氛围”。以及受访者Y-01所言：“我们希望这里变成一个像舞台一样的，有兴趣的人其实就可以来到这，然后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因为当在这里的人多了之后，这个地方也就会变得更加有生命力，很多事情都能够发生”。社区是乡村生活的容器，面对城市和乡村秩序和制约的双重影响，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发挥能动性和主体性构建了与当地社区既开放又私密、既共享又隔离的在地社区，形成地域性合作社互助网络，进而促进他们在城乡之间进行“漩涡式流动”。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论文以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性视角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图1）。结论如下：

第一，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经历了城市与乡村、流动与居住、生计与生活、内我与外我、扎根与离开的矛盾。同时，他们在不同的维度分别采取了伺机而动的选择、消费的另类生产、避让但不逃离、印象管理与营建、永远在路上的战术来抵制和重构空间当中的权力结构与秩序。其中前面四个战术是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核心观点[10]，本文基于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特殊性提出了“永远在路上”的战术。“永远在路上”不仅是身体、时间、空间在路上，更重要的是心灵在路上，即随心而动。该战术的提出有利于更加全面地阐述流动性视角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日常生活实践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本文也回应了孙九霞等学者关于日常生活的力量体现在空间实践中的观点[31]，创造性地还原了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丰富片段。

图1

图1  “漩涡式流动”的过程与机制

Fig 1.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swirling flow" generation

第二，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五个维度的矛盾共同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过程，该漩涡不仅是物质和关系层面的，也是意义层面的漩涡。前三个维度是物质层面的漩涡，第四个维度是关系层面的漩涡，第五个维度是意义层面的漩涡。从整体来看，每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层层递进，不断靠近漩涡的中心点。换言之，“漩涡式流动”是不断生成的过程，体现了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对自我人生意义的认知从混沌到清晰的过程，是对自我地不断探索、接近和聚焦。从各维度内部来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面对既定社会结构的压制和规训，在城市与乡村、流动与居住、生计与生活、内我与外我、扎根与离开这五对矛盾中持续摇摆与游离，并不断寻找和接近内部的平衡点。因此，不同于过往学者提出的“钟摆式流动”（表2），本文通过提出“漩涡式流动”来揭示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流动性实践背后的内在逻辑，是对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丰富与创新。

表2  “钟摆式流动”与“漩涡式流动”的基本比较

Tab. 2  Basic comparison of "pendulum flow" and "swirling flow"

比较内容钟摆式流动漩涡式流动流动主体早期城乡两栖（以农民工为主）新型城乡两栖（以返乡精英为主）流动方式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市与乡村的双向互动流动意愿被动流动主动流动流动动机以生存为主以生活为主流动节奏季节性、周期性、职业性没有固定节奏，较为灵活流动网络由亲缘、地缘或业缘所组成的网络移居社群网络流动过程平直式往返的过程对自我不断探索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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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流动性视角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城乡两栖与城乡复杂性、动态性关联过程中建构的，外部结构性动力、主体内驱力和群体性力量共同构成了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漩涡式流动”的机制。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是多维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宏观上，城乡关系彼此交融是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出现的外部结构性动力因素，这是本质原因；中观上，移居社群网络是支撑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流动的桥梁；微观上，对自我地不断探索、寻求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促使主体成为新型城乡两栖的内在驱动力因素。三大层次彼此交织，相互勾联又相互强化，“漩涡式流动”由此生成。

6.2 讨论

研究具有学理和现实的重要价值。在学理上，本文试图通过创新性地提出“漩涡式流动”机制来打开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流动的黑箱，重点讨论了他们流动的日常生活实践所经历的五个维度的矛盾，这对于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相关研究具有本质性推进。需要强调的是，过往学者将“城乡两栖”视为囿于制度性因素被动地进行“钟摆式流动”的边缘阶层[15]，然而，本文认为新型城乡两栖是一种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自主且稳妥地流动方式，并且他们的流动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个上升是指从物质层面到关系层面，再到意义层面的关注，体现了个体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长远来看，随着人生经历的不断丰富，流动主体对流动会有不同的认知、体验和实践，甚至可能会对这种流动“上瘾”，但是不变的是每次流动都会依托一定的空间载体。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漩涡式流动”机制并不仅适用于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释其他社会行动者在多地流动和居住的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需要说明的是，当前社会流动性加剧的大背景下，社会行动者需要在不断地流动过程中协商与重构人地关系。

在实践上，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是填补乡村振兴人才缺口的重要力量，他们能够借助在乡村创业就业推动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挥出引领乡村振兴的正向效应。对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可以透析城乡关系、劳动力返乡创业等热点问题，为发挥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乡村发展中的补位作用，构建跨地方的城乡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性的参考。事实上，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归根到底是基于对焦虑、快速、乏味的城市生活的叛逆与抵抗，以及对“自我”进行思辨与反思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总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通过城和乡重复的在场或不在场编织着他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混杂网络，架起了城乡连接的纽带，并建构了一个突破地理和物质空间束缚，集地理、心理和文化意义于一体的跨城乡空间。

然而，本文作为质性的微观个案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关于新型城乡两栖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正处于初步阶段，未来可以多角度、多方法、多层面探讨相关研究问题。例如，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实践是怎样的?他们如何实现从城乡流动的不稳定向稳定转变?类似返乡青年这样的桥梁型角色在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与原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新型城乡关系下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论文评审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概念梳理、研究方法、逻辑结构等方面提出的诸多具体建议，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1]

刘守英, 王一鸽.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管理世界, 2018, 34(10): 128-146+232.

[本文引用: 1]

[Liu Shouying, Wang Yige.

From rural China to urban-rural China:A rural change perspective on China's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10): 128-146+232.]. DOI: 10.19744/j.cnki.11-1235/f.2018.10.012.

[本文引用: 1]

[2]

王春光.

第三条城镇化之路: “城乡两栖”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6): 79-86.

[本文引用: 1]

[Wang Chunguang.

The third road of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amphibiousness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6): 79-86.]. DOI: 10.3969/j.issn.1006-0766.2019.06.008.

[本文引用: 1]

[3]

Blue S.

Institutional rhythms: Combining practice theory and rhythmanalysis to conceptualise processes of institutionalisation

Time & Society, 2017, 28(3): 922-950. DOI: 10.1177/0961463X17702165.

[本文引用: 1]

[4]

Lefebvre H.

The everyday and everydayness

Yale French Studies, 1987, 73: 11.

[本文引用: 1]

[5]

Foucault M.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23.

[本文引用: 1]

[6]

黄清燕, 白凯, 杜涛.

旅游地日常生活的康复性意义研究: 以丽江古城为例

旅游学刊, 2022, 37(2): 14-30.

[本文引用: 1]

[Huang Qingyan, Bai Kai, Du Tao.

A study on the rehabilitative meaning of daily life in tourist places: Lijiang ancient city as an example

Tourism Tribune, 2022, 37(2): 14-30.].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2.008.

[本文引用: 1]

[7]

蔡晓梅, 朱竑.

新时代面向美好生活的日常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 “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专栏解读

地理研究, 2019, 38(7): 1557-1565.

DOI:10.11821/dlyj020190497     [本文引用: 1]

随着西方学界“日常生活”的兴起与转向,“回归生活世界”与生活本体论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催生地理学人地关系的转变,由静止的、同质的人地关系转变为动态的、异质的人地互动关系,“人”与“地”被赋予日常生活的内涵与外延,“闲暇处才是生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地理学需要回答日常生活地理以及休闲具有哪些地理特征,不同主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及休闲展演人与地、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动态关系,从而建构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活实践与地方意义等问题。本专栏主要探讨日常生活及休闲中所展演的主体能动性、空间异质性以及人地互动的复杂性,涉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休闲与主观幸福感、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以及休闲方式、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情感与定居意愿等内容,以期尝试用中国本土的实证来回应西方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研究。期待未来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加关注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休闲,能够弥补城乡休闲中“乡”尺度的不足,能够全面系统地阐述日常生活与休闲在时间演变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及其机制。专栏旨在推动中国情境的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上以期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具体践行贡献地理智慧。

[Cai Xiaomei, Zhu Hong.

The geography of daily life and urban and rural leisure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lumn "The geography of life and urban and rural leisur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7): 1557-1565.]. DOI: 10.11821/dlyj020190497.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rise and the turn of “everyday life” study in Western Academia, “going back to the world of everyday practice” and the ontology of life become the new academic perspective. The major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ety triggers the shif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 from a static and homogenous to a more dynamic and heterogeneous interaction. “People” and “place” is endowed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new era of pursuing a better life, geographers need to find out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veryday life practice, and how different subjects exhibit the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people and people, people and self through everyday practice and leisu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to concentrate on the life practice and place meaning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This special issue focuses on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everyday life and leisur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complexitie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Specific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eisure the well-being of the residents, between the evaluation of dynamics of urban public space and the ways of leisure, and between the sense of place and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s. Future work should firstly focus on the everyday life and the leisure of marginal population. Secondly, there is a lack of study of everyday life practice on the “rural” scale, the study of rural population can be a complement for the research of rules and mechanisms of the everyday life and the leisure. Last but not least, we hope this special issue can be a good start to the promo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of everyday life geography in China, meanwhile,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ographical wisdom on how to pursue a beautiful life in practice in this new era.

[9]

亨利·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9-551.

[本文引用: 1]

[Lefebvre H. Critique of Daily Life (Vol. 3). Ye Qimao, Ni Xiaohui, Tr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17: 9-551.]

[本文引用: 1]

[10]

Certeau de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34-42.

[本文引用: 2]

[13]

Woods M.

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6): 849-858. DOI: 10.1177/0309132508105.

URL     [本文引用: 1]

[14]

林亦平, 魏艾.

“城归”人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补位”探究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8): 91-97.

[本文引用: 1]

[Lin Yiping, Wei Ai.

Exploring the "complementary" position of "urban returnee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gricultural Economic Issues, 2018, (8): 91-97.]. DOI: 10.13246/j.cnki.iae.2018.08.010.

[本文引用: 1]

[15]

李向振.

跨地域家庭模式:进城务工农民的生计选择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70(5): 63-71.

[本文引用: 2]

[Li Xiangzhen.

Cross-regional family model livelihood choices of urban migrant farmers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2017, 70(5): 63-71.]. DOI: 10.14086/j.cnki.wujhs.2017.05.007.

[本文引用: 2]

[16]

夏柱智, 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12): 117-137, 207-208.

[本文引用: 1]

[Xia Zhuzhi, He Xuefeng.

Half-working and half-farming and China's progressive urbanization model

China Social Science, 2017, (12): 117-137, 207-208.]

[本文引用: 1]

[18]

吴飞.

“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 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社会学研究, 2009, 24(2): 177-199+245-246.

[本文引用: 2]

[Wu Fei.

"Spatial practice and poetic resistance: Interpreting Certeau de M's theory of everyday practice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9, 24(2): 177-199+245-246.]. DOI: 10.19934/j.cnki.shxyj.2009.02.009.

[本文引用: 2]

[19]

米歇尔·德·塞托. 日常生活实践. 方琳琳, 黄春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99-201.

[本文引用: 1]

[Certeau de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Fang Linlin, Huang Chunliu, Tran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9-201.]

[本文引用: 1]

[20]

潘海颖.

休闲与日常生活的反正: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独特维度

旅游学刊, 2015, 30(6): 119-126.

[本文引用: 1]

[Pan Haiying.

Leisure and everyday life anyway: The unique dimension of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of Lefebvre

Tourism Tribune, 2015, 30(6): 119-126.].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5.06.012.

[本文引用: 1]

[21]

蔡晓梅, 邹小丹, 刘美新, 等.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 广州石屋新村案例

地理科学, 2022, 42(5): 885-895.

DOI:10.13249/j.cnki.sgs.2022.05.014     [本文引用: 1]

以广州石屋新村为案例地，通过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收集文本材料等方式获取素材，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维度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分配正义、居住正义、边界正义和信仰正义4个维度，贯穿4个维度的核心和焦点是权力正义。② 4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前2个维度呼应了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后2个维度是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③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政府、企业、村民各自的诉求，导致不同主体展演了多元复杂动态的空间正义博弈与协商过程。

[Cai Xiaomei, Zou Xiaodan, Liu Meixin, et al.

The subject game and negotiation of rural spatial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of Shiwu newly village in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5): 885-895.].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5.014.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topian’ rural villages are gradually being engulfed by power and capital. How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all aspec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takes Shiwu Newly Village in Guangzhou as a case site, acquires material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and collection of text materials, uses grounded theory to conduct coding analysis, and explores the dimensions and processes of the game and negotia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rural space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The content of the main game and negotiation of rural space justice mainly include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distribution justice, housing justice, border justice and faith justice. The core and focu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is power justice. 2) The four dimensions are intertwined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first two dimensions echo some of Marx’s ideas on space justice, and the latter two dimensions are the oretical innov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3)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various demand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villagers have been mixed, which has l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diverse, complex and dynamic spatial justice games and negotiation processes by different subjects. This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spatial justice that conforms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explaining Chinese phenomena; In practic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governance paradigm for the settlement of tourism-driven rural spatial justice.

[22]

张楚婧, 晁恒, 李贵才.

深圳市城中村流动摊贩的生存韧性和社会空间建构: 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11): 118-124+2.

[本文引用: 1]

[Zhang Chujing, Chao Heng, Li Guicai.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social space construction of mobile vendors in urban villages in Shenzhe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practices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2021, 28(11): 118-124+2.]. DOI: 10.3969/j.issn.1006-3862.2021.11.025.

[本文引用: 1]

[23]

尹铎, 蔡慕言, 梁金多, 等.

广州城市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与日常生活实践

地理科学, 2019, 39(3): 450-458.

DOI:10.13249/j.cnki.sgs.2019.03.011     [本文引用: 2]

以广州流浪乞讨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解读针对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政策与手段,分析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生境协商。研究发现：在地方城市政策对流动性与公共秩序限制的双重压力下,在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仅有针对管治行动者而刻意为之的特殊营建,亦有基于程式化生活流程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塑与真情实感的展演。地方政府基于空间目标的救助与真实存在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着一种张力。研究关注了城市边缘群体日常生活对地理意义的主动塑造过程,对全面理解并规范管理中国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具有借鉴意义。

[Yin Duo, Cai Muyan, Liang Jindo, et 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daily life practices of urban vagrants and beggars in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3): 450-458.]. DOI: 10.13249/j.cnki.sgs.2019.03.011.

[本文引用: 2]

Taking homeless people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non-participating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governance policies designated for urban homelessness and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and agency excise of homelessness in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 The study finds that,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urban policy on restriction of mobility and the accessibility to urban public space,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 of homeless people is constituted in relation to conscious impression management for governing actors, and pre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flow of affect and self-identity embedding in their daily routine and lifestyle. They not only have the need to maintain basic survival, but also eager to pursue a better life in the city.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agency of homeless, but more importantly emphasizes and highlights the true emotions, needs and identity of homeless as humanity. Their humanity, which challenged and manifested the urban mainstream groups and culture, portrayed their own choice of life paths. There is contingency between top-down social aid and actually existing everyday practices, as local government aims at spatial regulation per se rather than vitalizes human ethic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shap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space and contributes to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homeless in China.

[24]

唐雪琼, 杨茜好, 钱俊希.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 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16, 35(8): 1535-1546.

DOI:10.11821/dlyj201608011     [本文引用: 1]

边界是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跨边界的日常生活流动是历久和普遍的社会事实。边民与边境管理者丰富的跨界流动性实践,包括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促进了边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透过流动性的研究视角,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从边境管理者和边民两个方面的日常空间实践进行了展现,选取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边寨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边界问题。研究发现：边境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跨界流动实用主义色彩之上,也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同时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

[Tang Xueqiong, Yang Xihao, Qian Junxi.

Spatial practices of border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A case study of X village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a of Hekou county, Yunn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8): 1535-1546.]. DOI: 10.11821/dlyj201608011.

[本文引用: 1]

Borders separate political entities, but cross-border mobilities at the level of everyday life are common, complex and historically long exist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orderlands and the governance of border regions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the lens of mobilitie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ongoing produc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border. This process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and articulation between top-down state governance and bottom-up actions of negotiation and adaption. Borders are endowed with rich cultural meanings, which are also essential to the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and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ident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thnic frontiers of China, the study of border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because the border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tegration into a 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especially given that ethnic identities do not always conform to de jure geopolitical orders. Based on these theoretical insigh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various forms of cross-border mobilities practiced by border inhabitants. Adop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t chooses the case of Village X, located in Hekou County, Yunnan Province, which borders Lao Cai Province, Vietnam. The study finds that cross-border mobilities of grassroots groups turn the border into an important constitutive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niches at the borderlands. While ethnic groups do not challenge their de jure belonging to the nation-state, they nonetheless maintain regular cross-border social ties and exchanges to preserve ethnic identities. Cross-border mobilities not only serve pragmatist ends,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y als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border inhabitants, and help construct social networks that bind together a cross-border society. Meanwhile, the official techniques of border 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will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border is therefore changed to a materialized instrument of power. But grassroots communities have also developed various coping strategies, many of which have prompted the state to adopt more flexible and context-specific approaches of regulation that do not follow dogmatic principl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s of flexible border management in the actual social contexts of the borderlands, and t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verse ways in which mundane practices of border inhabitants co-constitute state power and geopolitical orders.

[26]

Cai X, Su X.

Dwelling-in-Travelling: Western expats and the making of temporary home in Guangzhou, Chin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20, (1): 1-18. DOI: 10.1080/1369183X.2020.1739392.

[本文引用: 1]

[27]

孙良顺, 田泽.

迈向更高水平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 基于“城乡两栖”的讨论

经济学家, 2022, (6): 39-47.

[本文引用: 1]

[Sun Liangshun, Tian Ze.

Towards a new urbanization with higher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 discussion based on "urban-rural amphibiousness"

Economist, 2022, (6): 39-47.]. DOI: 10.16158/j.cnki.51-1312/f.2022.06.013.

[本文引用: 1]

[28]

丁京.

从“离土”到“入乡”: 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的空间逻辑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8): 76-84.

[本文引用: 1]

[Ding Jing.

From "leaving the land" to "entering the countryside": The spatial logic of the reverse mobility of rural youth elites

China Youth Study, 2022, (8): 76-84.]. DOI: 10.19633/j.cnki.11-2579/d.2022.0106.

[本文引用: 1]

[29]

白美妃.

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 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

社会学研究, 2021, 36(6): 45-67+227.

[本文引用: 1]

[Bai Meifei.

Propping up the hom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frastructure, spatio-temporal experience and county-urban-rural relations reconceptualized

Sociological Studies, 2021, 36(6): 45-67+227.]

[本文引用: 1]

[30]

徐红罡, 马少吟, 姜辽.

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社会交往研究

旅游学刊, 2017, 32(7): 69-76.

[本文引用: 2]

[Xu Honggang, Ma Shaoyin, Jiang Liao.

A study on social interactions of immigrants who are lifestyle tourism business owners

Tourism Tribune, 2017, 32(7): 69-76.].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12.

[本文引用: 2]

[31]

孙九霞, 周一.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 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75-1589.

DOI:10.11821/dlxb201410015     [本文引用: 2]

在空间与旅游地空间的相关研究中,社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本文试图转向微观层面,关注空间演化中居民与日常生活的力量.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核心区马降龙村为例,运用观察法与访谈法,探索由旅游发展所推动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的现象与特征.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讨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构想的空间表征,体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反抗性的表征空间表现出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现阶段,低度开发水平下居民与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的对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长期看来景区组织与居民角色的特性,以及对土地的掌控保障了反抗潜力的延续.而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最终将在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中形成.旅游发展中居民扮演的角色影响其协商能力,造成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意义.旅游社区空间活力最终在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激发,这一过程始终展现出日常生活的创造力.

[Sun Jiuxia, Zhou Yi.

A study on the spatial reproduction of tourist commun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Lefebvre and Certeau de M.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575-1589.]. DOI: 10.11821/dlxb201410015.

[本文引用: 2]

[32]

练玉春.

开启可能性: 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6): 146-148.

[本文引用: 1]

[Lian Yuchun.

Opening possibilitie: Certeau de M's theory of everyday practic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3, (6): 146-148.]. DOI: 10.3785/j.issn.1008-942X.2003.06.019.

[本文引用: 1]

[33]

Certeau de M. Heterologies:Discourses on the Oth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188.

[本文引用: 1]

[34]

Schier M.

Everyday practices of living in multiple places and mobilities: Transnational, transregional, and intra-communal multi-local families

Family Life in an Age of Migration and Mobility, 2016: 43-69.

[本文引用: 1]

[35]

Ward G.

The Certeau Reader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105.

[本文引用: 1]

[38]

周立.

“城乡中国”时代的资本下乡

人民论坛, 2018, (28): 70-72.

[本文引用: 1]

[Zhou Li.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era of "urban-rural China"

People's Tribune, 2018, (28): 70-72.]

[本文引用: 1]

[39]

Schier M, Hilti N, Schad H, et al.

Residential multi-locality studies: The added value for research on families and second home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5, 106(4): 439-452. DOI: 10.1111/tesg.12155.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conceptual paper introduces key elements of residential multi‐locality studies, arguing that a relational and processual analysis helps understand the interplay of mobilities and stabilities and of presences and absences which are typical of the practices of multi‐local living.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research on familial forms of living and on second homes is re‐interpreted. It is discussed how these research fields may contribute to progress in residential multi‐locality stud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of their aspects would be better highlighted through the conceptual lens of multi‐locality. The epistemological added value of this perspective is seen in the sensitivity towards the emergence of new forms of living and towards the ways their stability is achieved in spite of distance. This provides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geographies of families in mobile societies and enables a more profound assessmen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residential economies.

[40]

叶丹, 张京祥.

日常生活实践视角下的非正规空间生产研究: 以宁波市孔浦街区为例

人文地理, 2015, 30(5): 57-64.

[本文引用: 1]

[Ye Dan, Zhang Jingxiang.

A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informal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practices: The case of Kongpu neighborhood in Ningbo city

Human Geography, 2015, 30(5): 57-64.].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5.009.

[本文引用: 1]

[41]

黄丽芬.

“就近半城市化”背景下“老漂族”的城乡流动

社会发展研究, 2022, 9(3): 204-218+246.

[本文引用: 1]

[Huang Lifen.

Urban-rural mobility of "old drifters" in the context of "near semi-urbaniz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2022, 9(3):204-218+246.]

[本文引用: 1]

[42]

翟学伟.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 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

社会学研究, 2003, (1): 1-11.

[本文引用: 1]

[Zhai Xuewei.

Social mobility and relational trust: Also on relationship strength and job search strategies of migrant workers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3, (1): 1-11.]. DOI: 10.19934/j.cnki.shxyj.2003.01.001.

[本文引用: 1]

网址：漩涡式流动：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2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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