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守”与“外化”：早期道家的精神之道

《茶道与养生之道》：深入剖析茶道精神与养生实践的关系。 #生活技巧# #健康生活方式# #健康生活方式书籍# #养生茶谱#

　　我对于李晓英教授最早的了解，始于她的第一部著作《个体论：先秦儒道对于道德的诠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道德”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研究者甚多，但从个体论的角度去作剖析，却很少见。同时，在中国文化里面，整体、全局、理性、统一性、必然性、普遍性似乎更受重视，李晓英关注的却是个体、分化、特殊、偶然、自我、感性等问题，并试图在“道德”这个根本视域中寻求个体得以发生、存在的原因、条件、资质与根据。所以，这既是一个非常世界性的哲学话题，又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此书展示了作者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以及概念剖析的娴熟本领。

　　如果在儒道之间进行比较，那么较之外在的礼仪、制度、规范，道家对于个体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心灵自由的崇尚更为强烈。也就是说，道家并非不关注外在现实，但毫无疑问，道家更加倾向于由内向外，更强调对于个体自身感受以及精神体验的认识与提炼，这在诸子百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李晓英的新著《早期道家的精神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由个体论研究转向道家精神之道的研究，在脉络上是前后连续一贯的。因此，该书的写作可以说是她多年中国哲学沉思的结晶。

　　如作者所言，精神指的是感觉、意识、心理、思维、意志、灵魂，等等。所谓精神之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精神修为与精神体证。与之相关的问题，自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诞生以来，已经有很多论著加以探讨，但整合性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作者意图借助这本书，对早期道家，即老子道家、老庄道家、黄老道家的精神之道作出一个更为全面、集中的描述，展露了作者试图为早期道家精神之道奠定基础理论、视野方法以及思想特征的雄心。

　　讨论早期道家的精神之道可以有多重途径，作者是从考察精神之道的内外关系、否定性思维、整体性认知、价值评判的重估以及极简生活、极简治理入手的。其实，最主要的路线就一条，那就是“内守”。“内守”必然导致“外化”，“外化”就是“内守”的结果。

　　早期道家的核心是“精神内守而不外越于形骸”，因此用“内”“内守”“守内”（以下简称“内守”）之类的言说方式来表达道家的精神追求和修炼之道是十分合理的。这既是春秋战国之际现实需求在道家身上的映射，也符合道家的精神气质和智慧追求。“内守”既与玄览、抱一、抟气致柔、致虚守静等老子式工夫论相关，也与坐忘、心斋、洗心、澡雪等追求心灵澄明的庄子式境界伴生，体现出道家独特的精神修为方式。“婴儿”“赤子”作为重要意象和完美象征，以形神相依和身心一体为指向，以内在的精神修为统摄外在世界，体现出人的内在统一和自我整合，反映出早期道家追求意识和思维之精纯、精神发用之神妙以及重视亲证的修养实践智慧。

　　早期道家“内守”的精神之道既关涉大小宇宙观、正负价值观、反向思维方式，也指向生死观、自由观、道德观，对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价值体系和审美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道家文献中大量的否定性（或逆向式）表达，既展现了主体的自我省思、自我弱化、自我否定与自我解构的精神修为，也隐含了道家以智慧超越知识的认知过程，更彰显了早期道家对极简生活的向往。“身”“私”“己”与“独”等，从正面揭示了道家个体存在价值和精神风貌的独一无二性。“不自生”“不自见”，是以否定性、超越性的主体省思，展现出道家对世界的根源性和整体性认知的强调，以及对平和心态的欣赏；“抱（得）一”彰显了道家精神世界的统一、有序。尤其是“和”这个概念，作为精神之道的典型象征，与“一（道）”有着深层关系，“守其一以处其和”反映着精神的统一、心灵的平和。“知和曰常”“同乎天和”，强调精神世界的统一与合乎自（本）然的展开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从“内守”的精神之道出发，早期道家展开的价值判断，既凸显个体生命的理想人格与存在意义，同时不断地克服自我局限，体现出超越“各是其所是”的纷乱状态，对万物多元性予以最大包容的豁达胸襟，这就必然走上“外化”的路线。

　　在“万物并作”、诸子蜂起的时代，老子对百家争鸣的态度是“知常容，容乃公”，主张“和光、同尘、挫锐、解纷”，强调报怨以德、利物不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主张救人而不弃人、救物而不弃物，成就“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精神状态。宋钘、尹文提出“别囿”，“不苛于人，不忮于众”，“以聏合驩，以调海内”，都表现出一种宽谅、和解、包容的气度。庄子继之，提出“齐物论”、去“成心”，强调“公是”，反对自以为是、不见他物的“辨”，批评“相拂以辞，相镇以声”的“各是其所是”的认知分裂，更从理论上论证“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而主张“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不断突破狭隘的自我之道，提升了早期道家的精神境界。《易传》《中庸》对此加以吸取，形成了“道并行而不相悖，物并育而不相害”等优秀思想。

　　司马谈总结先秦学术时，赞扬道家能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王充坚持“虽违儒家之说，但合黄老之义”的思想路线，主张像“海纳百川”一样“胸怀百家之言”，才能成为博古通今的“超奇”的“通人”。可见，早期道家从精神之道开出了宽容、开放的文化形态，形成了容纳异己的博大胸怀。今天我们在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时，道家哲学及其文化心态有许多值得发掘的地方。

　　早期道家“内守”的精神之道终将“外化”为政治考量，道家的民心民意论作为对极简治理和美好政治的向往，映衬着道家的精神修为和精神境界。道家从其独特精神之道开出治道类型的致思趋向，其目标必然是无为而治、不与民争、不使民争的治理方式，是对民众利益的满足、民性民情的尊重和民心民意的顺应，从而反对依靠形名、德治来干涉、控制百姓。早期道家对“上德”“下德”的哲学理解和政治阐释，正是其精神世界修为与亲证的反映，揭示了早期道家的精神之道的外化和外扩。

　　通过对“上德”“下德”关系的讨论，道家发掘出养生学、养心学等精神修炼层面隐含的政治意义。对天下是否能够治理、是否应该治理以及如何治理等问题的追问，促使道家生发出许多不同凡俗的治理观。利民、爱民、寡民、慈民、救民、不弃民，既是道家政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道家精神修为的必然要求。民不仅是被治理的对象，更是“上”（治理者）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从治理的稳定与和谐来看，民众对政治权力、政治治理和政治权威的认同、接受和服从，取决于权力的使用是否合乎民众的意愿和愿望。在这一点上，儒家与道家几乎殊途同归，儒道两家的精神之道何以能够开出共同的政治理想，很值得我们今天再做深入思考。

　　万物无扰是道家天下理想秩序的显现，其理念的形成交织着早期道家养生和养心的实践，天下是归属于万物的和无须治理的，天下万物是不可分疏的，归根结底圣人是无用无为的。一方面万物的无扰、百姓的安然是圣人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百姓的彼此不争无扰也是纯朴民性的复归。这与借助圣人道德感化和民众道德自律形成柔性治理的儒家天下观形成显著区别，儒道两家政治实操中反映出来的长短优劣，也很值得我们今天再做深入思考。

　　“内圣外王”似乎是儒家的标签，但其实最早出自《庄子》，这应该不是偶然的。早期道家几乎所有的致思路径都可以由精神之道开出，几乎所有的政治构想也可以得到精神之道的印证，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还远远不够。精神之道包括哪些重要问题，由哪些杰出道家人士从哪些方面做出了思想展开，这需要从学理上做出严谨分析，《早期道家的精神之道》可以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重要努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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