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之间的关系：人格的调节效应

老年人口越多，可能会导致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需要更多的亲情和社区支持。 #生活知识# #社会生活# #人口老龄化#

青少年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之间的关系：人格的调节效应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Social Support and Stress in Adolescents: A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sonality

1. 引言

青春期是生理和心理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此期间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会增加(Xu, 2005)。心理健康领域的现有研究通常以大学生为一般研究群体(Boyes et al., 2023)。然而，由于大学生群体的普遍性，利用这一研究成果来准确描述大学生个体的具体经历具有挑战性。青少年作为独特的群体，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内部同质性，同时又表现出与其他年龄组无关的、明显的外部异质性(Triana et al., 2019)。因此，选择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以阐明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作为个人实现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家庭在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Downey & Coyne, 1990; Grotevant, 1997)。有关家庭功能的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系统模式理论和循环模式理论，侧重于结果；另一类是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和家庭过程模式理论，侧重于过程(Epstein et al., 1983; Olson, 2000)。家庭功能包含一系列任务，如满足物质需求、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建立家庭规则、积极沟通和管理家庭事件(Epstein et al., 1983)。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家庭功能达到最佳状态时，家庭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持，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压力就会减少(Beavers & Hampson, 2000)。而积极的沟通、明确的角色分配和共同的情感联系可以为青少年提供所需的情感支持，从而更好地应对压力。因此，第一个假设是家庭功能对压力有显著的负向作用(H1)。

社会支持可定义为个人从其社会网络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得的关怀和帮助，包括客观的物质帮助和主观的情感支持(Wang et al., 2024)。社会支持在调节应对生活压力事件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拥有强大社会支持网络的人更有可能有效地应对生活压力事件导致的抑郁，并从抑郁中恢复(Wang et al., 2024)。在这方面，社会支持是缓解心理压力的重要缓冲机制(Sloss et al., 2024)。家庭功能的缺陷，如解决问题和情感参与的不足，会阻碍有效的沟通并加剧孤独感(Pan et al., 2021)。这种情况不仅会损害个人寻求和接受支持的能力，还会导致他们与潜在援助来源的关系紧张。

此外，一项研究观察到，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和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家庭功能通过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Fan, 2022)。家庭功能通过积极应对策略影响社会适应，积极应对是家庭功能和社会适应之间的完全中介因素。相反，消极应对则起部分中介作用(Yang et al., 2022)。因此，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和其他心理变量之间起着中介作用。鉴于上述证据，本研究提出了第二个假设，即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压力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H2)。

人格结构的五个要素(外向性、合意性、自觉性、神经质和开放性)被称为“大五人格”，以强调这一人格模型中每个维度的广泛性(Guo, 2024)。青少年的压力通过家庭功能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现象，它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文献综述的结果，本研究认为人格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Liu et al., 2023)。人格作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稳定性(Yu et al., 2021)。研究发现，EPQ人格测试中的神经质维度与家庭功能关系最为密切。表现出高度神经质的个体在应对与家庭有关的压力和挑战时，情绪波动和反应性更大。这种情绪不稳定性可能会导致家庭环境中的冲突和紧张加剧，进而影响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的整体氛围。此外，开放性可能会对个人应对具有挑战性的生活环境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开放性低的人适应环境和获得足够社会支持的能力较弱(Meiran et al., 2011)。研究表明，低神经质和高自尊是与高社会支持和良好身心健康相关的人格因素(Huang, 2006)。人格因素也会影响个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一般认为，性格外向的人更有可能寻求帮助和获得支持(Liu & Huang, 2010)。在此基础上，第三个假设是人格特质能够调节家庭功能在青少年社会支持和压力之间的作用(H3)。

研究青少年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对压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能够促进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和认识，并为青少年保持积极的家庭功能和稳定的社会支持提供研究基础。尽管有证据表明青少年的家庭功能会影响社会支持，但对人格的调节作用却鲜有研究。本研究采用全国青少年样本，调查家庭功能与压力之间的潜在中介和调节因素，旨在为青少年目标引导和教育提供经验参考。

总之，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人格调节中介模型，以探讨青少年焦虑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假设如下：(1) 青少年的家庭功能对压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 社会支持是青少年家庭功能与压力之间关系的中介；(3) 人格特质通过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对压力的调节作用对个体产生影响。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这项调查是在2021年7月10日至9月15日期间进行的，采用了多阶段抽样方法，包括中国的23个省和5个自治区的省会城市以及四个辖区。此外，还采用了随机数表方法，在每个省和自治区的非省会地级行政区中随机抽取2~6个城市，共计120个城市。根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对这120个城市的居民采用了配额抽样(配额属性涉及性别、年龄和城乡分布)，以确保样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口的特征。以下为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1) 年龄 ≥ 12岁；(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3) 中国常住居民(每年离家时间 ≤ 1个月)；(4) 自愿参加本研究并完成知情同意书；(5) 能够独立或在研究者协助下完成在线问卷；(6) 理解问卷中每一项的含义。排除标准为：(1) 表现出谵妄或其他精神异常的人；(2) 参与其他并行研究项目的人；(3) 拒绝参加的人。本调查共发放了11,709份问卷，收集了11031份，有效回收率为94.20%。研究对象设定为12至18岁的青少年，共有1046个样本纳入分析，其中男孩435名(41.60%)，女孩611名(58.40%)。该研究已由暨南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注册号：JNUKY-2021-018)。

2.2. 研究工具

2.2.1. 简版家庭健康量表(Family Health Scale-Short Form, FHS-SF)

简版家庭健康量表(FHS-SF)是一种用于快速评估家庭功能的工具。它包括家庭/社会和情感健康过程、家庭健康生活方式、家庭健康资源以及家庭外部社会支持等领域。FHS-SF量表包含10个问题，受访者通过表明对每个问题的同意程度来评估自己家庭的健康状况。Crandall开发了FHS-SF，并在家庭功能研究中证明了其效用(Crandall et al., 2020)。问题1、2、3、4、5、7和8是正向评分，而问题6、9和10的评分是负向的。该量表采用5点李克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总分范围从1到5。总分越高，表示家庭健康状况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分半系数为0.63。

2.2.2. 感知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感知社会支持量表(PSSS)是一种用于评估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的工具，它涵盖了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支持源的社会支持。该量表由12个问题组成，参与者通过表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每个问题来评估他们自己的社会支持水平。Blumenthal等人开发并验证了PSSS在社会支持研究中的使用(Blumenthal et al., 1987)。量表采用7点李克特计分，范围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总分从1到7。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分半系数为0.95。

2.2.3. 压力自编量表(Self-Compiled Stress Scale, SCSS)

压力自编量表(SCSS)是本研究自编的简短压力评估工具，旨在量化个人在过去特定时间框架内，即时处理压力的能力和近期(两周内)、长期(一年内)的生活压力感知。SCSS由3个关键问题构成，参与者需要通过表明他们对每个问题的一致性程度来评估他们的压力症状的频率和强度。该量表采用6分制，从“我能够摆脱压力”到“压力长期困扰我”，对应1至6分，量表总分范围为3到18分，分数越高表明受试者感知到的压力水平越高，应对压力的能力越弱。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分半系数为0.74。

2.2.4. 十项大五人格(10-Item Big Five Inventory, BFI-10)

十项大五人格量表(BFI-10)是大五人格特质的简化版本，涵盖了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五个维度。BFI-10包含10个问题，受访者通过选择最合适的回答来表明自己的人格特质。Richard Carciofo在中国大五人格研究中证明了BFI-10的有效性(Carciofo et al., 2016)。量表中的第1、6项涉及外向性；第2、7项用于评估宜人性；第3、8项评估尽责性；第4、9项则评估神经质；最后是第5、10项评估开放性。采用5点李克特计分，受访者在1 (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的项目上表明他们对每个陈述的同意程度。每个维度上的高分表明更明显的特质。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分半系数为0.69。

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利用SPSS 26.0软件进行预处理(Pallant, 2020)，并执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皮尔逊相关分析。使用Hayes准备的SPSS宏(Igartua & Hayes, 2021)，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PROCESS Model 7)，检测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的中介作用，以及人格的调节作用。最后，使用R Studio (Racine, 2012)构建Johnson-Neyman图，以说明不同人格特质的调节效应的显著区间(Johnson & Fay, 1950)。Bootstrap重复抽样次数为5000，检验水平设置α = 0.05 (双侧)。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压力、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和家庭功能的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8个因素的特征根取值超过1。最大的因子占方差的35.22%，低于40%的临界阈值。这说明在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2. 描述性统计学及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详见表1。相关分析表明，压力与家庭功能、社会支持以及人格的五个维度(外倾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开放性)均呈现显著负相关(p < 0.01)，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人格的五个维度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 < 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of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表

变量

1

2

3

4

5

6

1压力

1

2家庭功能

−0.29**

1

3社会支持

−0.24**

0.63**

1

4外倾性

−0.14**

0.24**

0.26**

1

5宜人性

−0.15**

0.38**

0.29**

0.12**

1

6尽责性

−0.10**

0.15**

0.19**

0.11**

0.22**

1

7神经质

−0.24**

0.24**

0.23**

0.25**

0.18**

0.19**

8开放性

−0.11**

0.25**

0.19**

0.26**

0.16**

0.14**

M

8.92

38.52

61.02

6.54

7.02

6.15

SD

3.66

6.65

13.65

1.83

1.48

1.56

注：**p < 0.01。

3.3.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

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等混杂变量后，我们测试了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和压力之间的简单中介效应，结果见表2和表3。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1) 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压力(β = −0.288, p < 0.001)；(2) 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支持(β = 0.633, p < 0.001)；(3) 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压力(β = −0.103, p < 0.01)；(4) Bootstrap检验的95%置信区间为[−0.068, −0.006]，不包括0，直接效应置信区间为[−0.164, −0.081]，也不包括0。因此，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和压力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表2. 家庭功能、压力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回归分析表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β

se

t

R2

F

压力

家庭功能

−0.288

0.016

−9.698***

0.083

47.219***

社会支持

家庭功能

0.633

0.049

26.330***

0.400

348.161***

压力

家庭功能

−0.223

0.021

−5.832***

0.089

34.102***

社会支持

−0.103

0.010

−2.701**

注：**p < 0.01，***p < 0.001。

Table 3. Tabl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tress

表3. 社会支持对家庭功能与压力关系的中介效应表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中介效应

−0.036

0.016

−0.068

−0.006

直接效应

−0.123

0.021

−0.164

−0.081

总效应

−0.159

0.016

−0.191

−0.126

3.4. 人格的调节效应分析

根据先前的中介模型，继续纳入大五人格特质，以评估每种人格特质对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根据温忠麟提出的调节中介模型的测试程序(温忠麟，叶宝娟，2014)，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调节中介模型被证明是成立的：(1) 家庭功能对压力的效应显著；(2) 家庭功能对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显著，以及家庭功能与每种人格特质的交互效应显著；(3) 社会支持对压力的效应显著。正如先前相关分析的结果所显示的，所有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8，从而表明在方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如表4所示，家庭功能对压力(β = −0.159, p < 0.001)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是显著的(β = 1.245, p < 0.001)，社会支持是压力的显著预测因子(β = −0.024, p < 0.05)。外倾性和开放性能够促进家庭功能的作用(β = 0.009, β = 0.014)，宜人性、尽责性和神经质则会削弱家庭功能的影响(β = −0.054, β = −0.024, β = −0.034)。然而，大五人格和家庭功能的交互项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不满足调节中介模型的条件2。据此，人格的调节作用仅能影响家庭功能–社会支持路径，不足以通过对社会支持的调节进而影响整个中介模型。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moderating effects

表4. 大五人格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表

变量

压力

社会支持

压力

β

t

β

t

β

t

家庭功能

−0.159

−9.698***

1.245

6.408***

−0.118

−5.578***

社会支持

−0.024

−2.364*

外倾性

0.810

0.438***

−0.141

2.302*

家庭功能 × 外倾性

0.009

0.314

F

47.219***

182.197***

27.007***

R2

0.083

0.412

0.094

家庭功能

−0.159

−9.698***

1.245

6.408***

−0.118

−5.578***

社会支持

−0.024

−2.364*

宜人性

0.566

1.917*

−0.120

−1.520

家庭功能 × 宜人性

−0.054

−1.568

F

47.219***

176.695***

26.187***

R2

0.083

0.404

0.091

家庭功能

−0.159

−9.698***

1.245

6.408***

−0.118

−5.578***

社会支持

−0.024

−2.364*

尽责性

0.869

1.443***

−0.116

−1.640

家庭功能 × 尽责性

−0.024

−0.785

F

47.219***

180.461***

26.291***

R2

0.083

0.409

0.092

家庭功能

−0.159

−9.698***

1.253

7.531***

−0.106

−5.065***

社会支持

−0.022

−2.168*

神经质

0.756

1.679***

−0.414

−5.709***

家庭功能 × 神经质

−0.034

−1.131

F

47.219***

178.512***

34.501***

R2

0.083

0.407

0.117

家庭功能

−0.159

−9.698***

1.277

5.239***

−0.119

−5.567***

社会支持

−0.027

−2.638**

开放性

0.337

−0.166

−0.086

−1.205

家庭功能 × 开放性

0.014

0.458

F

47.219***

174.925***

25.951***

R2

0.083

0.402

0.091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如表5，将大五人格分别按照三水平划分可发现，无论水平高低，大五人格对家庭功能–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置信区间不包括0，即调节作用均显著。相对而言，外倾性和开放性处于稍高水平(M + 1SD)，而宜人性、尽责性和神经质处于稍低水平时(M − 1SD)，人格的调节作用更明显。

Table 5. Table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o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ocial support

表5. 大五人格对家庭功能–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表

变量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外倾性

M − 1SD

1.229

0.071

1.089

1.369

M

1.245

0.050

1.146

1.344

M + 1SD

1.260

0.070

1.123

1.398

宜人性

M − 1SD

1.335

0.073

1.192

1.479

M

1.256

0.053

1.152

1.360

M + 1SD

1.177

0.073

1.032

1.321

尽责性

M − 1SD

1.307

0.069

1.170

1.443

M

1.269

0.050

1.172

1.367

M + 1SD

1.232

0.068

1.099

1.365

神经质

M − 1SD

1.306

0.066

1.176

1.437

M

1.253

0.051

1.154

1.353

M + 1SD

1.200

0.072

1.060

1.341

开放性

M − 1SD

1.255

0.072

1.113

1.397

M

1.277

0.051

1.177

1.377

M + 1SD

1.299

0.068

1.166

1.433

对大五人格的调节效应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如图1所示，外倾性和开放性越高，家庭功能更健康。反之，宜人性、尽责性和神经质的增高会削弱家庭功能。在人格特质取值[2.00, 10.00]内，家庭功能的斜率均显著。大五人格调节下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的中介模型图见图2。

Figure 1. Simple slope plot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Big Five personality to family functioning

图1. 大五人格对家庭功能的调节下的简单斜率图

Figure 2. The mediating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social support and stress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图2. 大五人格调节下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的中介模型图

4. 讨论

基于前人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本研究建立在全国青少年调查的背景下，以大五人格为调节因子，建立了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之间关联的调节中介模型。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和压力之间部分中介。纳入大五人格后，外向性、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和开放性对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显著调节，但不能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压力。这些结果揭示了青少年家庭功能对社会支持和压力的深刻影响，并探讨了人格特质的复杂调节作用。

4.1. 家庭功能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家庭功能与压力(H1)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前人研究一致(Shao et al., 2020; Xu & Wei, 2013)。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外部资源，通过增强心理韧性和应对机制来减轻压力源或紧急情况的不利影响(Yang & Wang, 2009)，从而培养积极的情绪体验(Aktekin et al., 2001)。当个体在压力情境中无法获得足够的情感或实际支持时，情绪耗竭容易加剧，这可能导致他们进一步远离社交圈(Li et al., 2023; Zhang et al., 2021)。有效的社会支持不仅有助于减缓焦虑和抑郁症状，还通过情感调节作用减少个体的情绪耗竭(Howlader et al., 2024)。因此，缺乏社会支持往往使个体更易陷入社交退缩，从而导致社会支持系统的进一步削弱，出现友谊质量下降情况，并且更有可能退出社会支持系统(Biggs et al., 2012)。青少年在寻求独立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培养和维持同伴关系，而不是家庭互动。然而，由于他们的社交技能不发达，同伴关系可能不稳定(Brown, 1990)。在这个关键阶段，缺乏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会导致压力、学业不佳、情绪波动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Fan, 2022; Rodman et al., 2021)。此外，心理健康问题具有从青春期过渡到成年期的风险。一项纵向研究发现，拥有强大社会支持网络的青少年会降低其焦虑、抑郁和自杀念头的发生率，在心理问题固着时期起到了保障和预防(Scardera et al., 2020)。能够受到父母、学校和同龄人大量支持的青少年，倾向于表现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学校适应能力(Tomás et al., 2020)。家庭功能和压力之间的关系表明，加强社会支持的干预措施可能对处于高压水平的青少年有利。通过培养更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减少对压力源的感知，提高他们积极应对的能力。

4.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我们的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在社会支持和压力(H2)之间部分中介。家庭功能通过社会支持水平间接影响个人的压力水平。在家庭结构中，家庭成员的角色作为家庭功能的子维度(Epstein et al., 1983)，与个体的情绪特征和资源的提供有关。一项针对中国抑郁青少年父母的研究发现，有效的家庭沟通通过促进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来提高家庭韧性，从而帮助个体更有效地管理压力和挑战(An et al., 2024)。此外，另一项研究强调有效的家庭沟通可以增强家庭复原力，通过增加社会支持来减轻心理困扰(Zhang et al., 2024)。家庭功能不仅影响个体的情绪稳定性，还通过支持系统缓解社会焦虑和回避行为(Andrade et al., 2023)。这表明家庭的支持性结构能够直接影响个体应对压力的方式和效果(Fengbo et al., 2024)。因此，通过社会心理和药物干预缓解青少年压力不仅对个人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对家庭的心理健康和恢复健康的家庭功能也至关重要，包括改善家庭支持条件(Keeton et al., 2013)。面对青少年的负面情绪问题，我们可以从加强家庭功能入手，从而增加个人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并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

4.3. 人格的调节作用

人格特质和家庭功能在个体的心理状态中具有密切的关联。本研究重点关注个体压力如何因外部环境、自身资源而变化，并提出了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以揭示不同人格特质在家庭功能–社会支持中的调节作用(H3)。具体来说，家庭功能和外倾性、开放性的交互项与家庭功能单独对社会支持的作用是同向的。然而，人格特质仅能有效调节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之间的作用，难以进一步影响压力水平。

尽管具有高宜人性的人可能被认为在所有关系中都更容易被支持，但他们的支持感仅在特定关系中才明显(Branje et al., 2005)。这可能是因为在某些关系中，如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宜人性可能并不总是与感知到的支持直接相关，也可能受到沟通方式、期望和家庭角色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本研究结果，青少年的高宜人性并不一定表明他们感知到的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是健康和稳定的。由于他们的同情心、道德感和亲和力，具有高度宜人性的青少年通常会成为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支持提供者，而不是接受者(Crowe et al., 2018; Pow et al., 2017)。高度神经质与抑郁症状的产生和采取消极反应的倾向有关(Suls & Martin, 2005; Wang & Zhao, 2012)，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家庭情感疏离，以及家庭纽带薄弱，这些都是家庭功能障碍的指标(Indumathy, 2018; Yan et al., 2014)，进而发生社会支持网络的缺陷。而责任心强的人自我调节能力较强，对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的需求较低(Chen et al., 2024; Hao et al., 2024)，只有在明确的任务或竞争环境中才产生积极的健康行为(Bogg & Vo, 2014)。研究证明，积极人格特质与健康的家庭功能呈正相关(Chen et al., 2024)。外向的青少年更易自信并积极调动内部心理资源以寻求外部支持，这可以预测积极的情绪和高自我效能感，从而获得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Bucher et al., 2019; Hao et al., 2024)。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外向的个体需要明确的动机或唤醒条件(Bogg & Vo, 2014)。开放度高的青少年可能对家庭环境的新变化和挑战持更积极的态度，这可能有助于促进健康的家庭功能(An et al., 2024)。

人格特质能够有效调节家庭功能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但其对压力水平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外倾性和开放性等人格特质通过增强社会交往和支持系统的获取，改善了个体的情绪状态，但并未显著降低个体的压力水平(Pauly et al., 2021; Watkins et al., 2022)。高神经质者倾向于更高的情绪不稳定和压力感知，但在家庭功能与社会支持的调节关系中，这种特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反应而非压力的直接调节上(Pauly et al., 2021)。关于人格和压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还需要更多普适性更高，解释性更强的数据调查从而继续探究。

5. 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我们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青少年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格特质的调节效应。但该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依据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模型(Bandura, 2001)，本研究缺少对青少年行为的测量和观察，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在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变化。此外，由于本研究使用了全国居民的横断面调查数据，缺乏纵向跟踪，因此很难在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之间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增加随访，关注从青春期到成年后期的稳定性、可变性因素(Furnham & Cheng, 2015)。

6. 结论

我们的研究阐明了家庭功能如何通过社会支持影响青少年的压力水平，以及大五人格特征和家庭功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功能健康有助于降低压力水平，还能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削弱压力的影响。社会支持部分中介了家庭功能和压力之间的关系。此外，我们发现在外倾性和开放性的人格特质调节下，家庭功能对社会支持的正向作用被增强；宜人性、神经质和尽责性则会削弱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的关系。这一发现强调了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干预在促进青少年发展方面的潜在价值。通过优化家庭功能和培养积极的性格特质，我们不仅可以增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还能干预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为青少年的人格发展和心理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联合基金项目(G24131019)。

NOTES

*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网址：青少年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和压力之间的关系：人格的调节效应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29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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