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启玮丨诗意空间的塑造：论苏轼外任游宦期间的差旅书写

发布时间：2024-11-30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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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宦游作为士人行旅中兼具公私属性的特定类型, 拥有复杂的空间表现和创作形态, 这呈现为地方官创作的分层现象, 可分为郡斋、公馀游览、差旅、长途行役四种类型。其中差旅这一层创作空间在苏轼外任游宦期间得到了极大的开拓, 也是探讨苏轼宦游创作的重要维度。苏轼凤翔签判任内对诗歌叙事结构的试验, 至杭州通判任内对于新法实施弊端的披露和浙西山川的描摹, 再到知州任上祈赛仪式中想象力高扬的私人创作, 均塑造出带有极强个人印迹的诗意空间, 以积极的创作姿态革新了差旅书写的观念, 完整而不失个性地反映了宋代基层、中层、高层地方官差旅书写的丰富图景。作者简介：王启玮，1990年生，浙江杭州人。2009—20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师从张鸣教授。2018—2020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合作导师葛晓音教授。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唐宋文学、思想及政治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各1项。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文章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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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中年曾慨叹自己“宦游到处身如寄” (《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其一) (1) , 一语道尽他人生的基本状态和核心体验。自嘉祐六年释褐为凤翔府签判至绍圣南迁前, 苏轼在州府的行政系统中历任幕职、通判、知州各级差遣, 并前后出知杭、密、徐、湖、登、颍、扬、定八州, 故他戏称自己作“八州督” (《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 (2) 。可以说, 苏轼前半生大部分的仕宦及写作生涯在外任游宦中度过, 这构成探讨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维度。宦游创作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官员的角色规定与文人的身份认同两者的关系, 而地方官在公务行旅状态当中的文学书写为观察这一中心问题提供了极好的视角。就苏轼而言, 奔走王事绝非窒息性灵或耗散精力的消极事务, 而是他“阅世走人间” (《送参寥师》) (3) 的重要途径。正是经由差旅, 苏轼得以探索和书写以地方治所为轴心的广大世界, 塑造出一个个极富个性和地域特征的诗意空间, 将这一层创作空间的文学潜质发挥到了极致。那么, 差旅如何定义, 它与地方官的郡斋逍遥、公馀游览以及上任、离任这样的长途行役有何区别, 又在地方官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何种地位, 苏轼是如何在制度规定下寻求创作自由的, 他的差旅书写在职任、地域、时事、人生体验各因素主导下呈现出怎样的阶段性特征, 对苏轼个人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苏轼的差旅创作在古代地方官创作史上又有何种开拓性, 这是本文着力说明的三方面问题。

一、差旅书写的定义及其特征：从地方官创作的分层现象说起

六朝以降, 文人型官员越来越频繁地供职于郡县, 在簿书公事之余, 他们以诗文或遣兴自娱, 或求其友声, 借文学书写纾解僻处远郡时的宦情羁思乃至迁谪感受, 这些创作构成我国地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宦游作为士人行旅中兼具公私属性的特定类型, 比之偏于私人化的漫游, 显然拥有更为复杂的空间表现和创作形态。按照出行目的与地域广狭的区别, 地方官的创作情况可分为四层空间来把握:第一层空间最为局促, 指郡 (县) 斋、公廨、州 (县) 园。作为地方官措置政务与生活起居的主要场所, 郡斋题材 (1) 的范围除“郡斋公务生活的描写和隐居情怀的抒发”外, 还包括燕集、送别等类型, 作者在这一层几乎没有空间位移;第二层指郡 (县) 城及周边名胜。地方官休暇时常会游赏当地胜迹, 有时甚至构筑亭台, 由此产生大量游览题材的诗文, 这属于短途旅行;第三层则拓展到整个州 (县) 辖界, 时或涉及上级行政中心与领近地区。地方官在任内出于公务需要 (如郡县长吏及僚属行春行县、抗灾赈济、祠祭祈赛、上计述职等) , 常须出州 (县) 城, 在以治所为中心的较为广阔的地域内进行一日至数日不等的短途或中程旅行, 他们因公外出期间的创作可归之为差旅题材;第四层空间的地理范围相对较为辽远, 指地方官赴职、卸任的道途。由都城通往地方及连通各地的川陆孔道是远途行役题材集中产生的场所。上述创作空间基本涵括了地方官写作的主要情景, 且在公私性质与空间尺度上均能大致达成内在的协同与外延的界别。实际上早在地方官创作兴起的二谢 (谢灵运、谢朓) 时代, 这种书写分层现象就已出现 (2) 。以创作空间为基准构建并区分地方官写作的不同圈层, 即关注承载地方官或公或私的人事活动及由之主导生成的具有统一指向性的文学文本的特定空间, 抉发出官员的角色规定与文人的身份认同两大因素在文本内部构成的张力状态, 无疑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地方官创作的具体情景与心态, 提供文本解读的新视角, 进而层层刻画出一种官僚制度型塑下的日常生活。学界已有的对“郡斋诗”的界定和讨论, 便是由特定创作空间入手探讨地方官创作的典型例证。在地方官的这四层创作空间里, 对郡斋、公馀游览、长途行役各题材的探讨已积累了极为庞富的成果, 唯差旅题材鲜见学者措意。现有的研究往往习惯将差旅题材拆解并合并到游览、行役题材来讨论。差旅写作与邻接圈层之间确有趋同之处, 地方官差旅时乘便游观山水名胜, 有时其作品的审美格调、思想特征与游览题材难以区别。而当公务行旅延展为朝向都城的长途行旅, 作者之创作动机又与行役题材差别不大。不过, 部分文本呈现的差旅题材的居间性并不足以取消它的自足地位。地方官的公务旅行无论其车驾仪从或行旅路线, 都受制度规定, 带有公家性质, 同时公务在身的状态更使得官员的身份自觉也会时刻介入写作心态, 这种上从王命下近民情的行役体验放在他们整个宦游生涯里考量是十分独特的。此外, 差旅一般是以地方治所为起点的中程旅行, 与官员节假时的短途游览不同, 也不像上任、离任那样的长途行旅。除行程远近的差别外, 当地一些非交通要道非风景名胜的乡镇村野、无名山水, 亦须由地方官通过差旅去发现、涉足。经由以上诸因素沉淀在文本内部的微妙特质, 若不揭出差旅这一圈层, 也就失去了向纵深掘探的可能。从中国古代地方官创作的历程来看, 差旅题材在产生之初就已形成自身特色, 如谢灵运《种桑》《白石岩下径行田》、谢朓《赋贫民田》表达太守视田之际对农事的关注, 谢朓《赛敬亭山庙喜雨》《祀敬亭山庙》则专写官方祭祀仪式。盛唐以后外任的文士数量大增, 差旅书写更趋丰富。张九龄、韦应物、元结、戴叔伦、刘长卿、白居易等著名文士在道、州等各级地方长吏任上常有出巡、行县一类公差, 往往留下数首行程上相互呼应的诗作。如张九龄在洪、桂二州刺史及荆州长史任上巡行属县时所作的差旅诗写景、叙事、抒怀、议论杂陈, 既有“不才叨过举, 唯力酬明恩” (《岁初巡属县登高安南楼言怀》) (3) 自省吏责, 又有“途中却郡掾, 林下招村氓。至邑无纷剧, 来人但欢迎” (《巡属县道中作》) (4) 的亲民做派, 更有“灵境信幽绝, 芳时重暄妍” (《冬中至玉泉山寺属穷阴冰闭崖谷无色及仲春行县复往焉故有此作》) (5) 的访胜热情, 如此多层次的诗情惟差旅题材有之。又如韦应物习惯在差旅诗中强调自己的刺史身份与公务状态, 如“因时省风俗, 布惠迨高年。建隼出浔阳, 整驾游山川”“累宵同燕酌, 十舍携征骑。……每虑观省牵, 中乖游践志”“青山导骑绕, 春风行旆舒。均徭视属城, 问疾躬里闾”“馆宿风雨滞, 始晴行盖转” (1) 。这些描述差旅的诗作不但应和地方官公馀的游览诗作区分, 更不能和普通诗人的纪游诗等量齐观。日本汉学家近藤元粹曾斥“建隼”两句为“杀风景”之举 (2) , 以一般游览题材的标准评判为“春月观省属城”而作的差旅诗, 恐怕是过于苛责刺史韦应物。归结来说, 差旅既有循吏实行职责的一面, 又能满足他们的游观之趣, 范围则一般限于地方辖区内, 是将黾勉王事与雅意林泉相结合的中程旅行。更须注意的是, 这些文人型官员对吏责的自觉和民生的关注主要就表现在差旅书写当中, 这也是差旅区别于公馀游览、长途行役的典型特征。当两宋的文人型官员以更为成熟的姿态登上政坛, 他们的差旅书写观念更为自觉。如欧阳修早年在西京留守推官任内行县视灾时作有《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寮友》一诗, 于诗题便有意标举“被牒行县” (公务) 与“因书所见” (游览) 两类话语, 诗作主体则以悲悯之眼观照荒寒萧索的秋景与人事, 使“恤凶荒”到“行览物”的转换自然无碍。尤其是诗末“不妨行览物, 山水正苍茫” (3) 的宣言, 其所呈示的从容积极的差旅态度, 预示宋人的差旅书写将展现出顺应时代的独特风貌。很快在下一辈诗人中, 待欧公门生苏轼在文坛崭露头角, “不妨行览物”已内化为自觉的创作理念, 他的差旅书写无论质、量皆逾越前贤, 这层创作空间的诗性潜质终于在苏轼这里得到全面的开拓。

二、凤翔签判·杭倅·“八都督”：苏轼差旅书写的阶段性特征

如前所述, 苏轼在地方的履历从低层的凤翔府签判 (1061—1064年) , 到中层的杭州通判 (1071—1074年) , 再到高层的“八州督”时期 (1074—1079年, 1089—1094年) , 不仅经历的职务迁转十分多样, 游宦范围也异常广阔。伴随着不同职任和时势下差旅形式的区别, 不同宦游地域的景观差异, 以及各人生阶段的不同心态, 苏轼的差旅书写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和阶段性特征, 下面将按其职任级别的高低分三层予以解析。嘉祐六年苏轼筮仕出任凤翔府签判。初至当地, 苏轼一面在廨北隙地修葺小园, 一面遍观府治周边的八处名胜, 其时他游兴虽浓, 行踪却未出府城一步。直到次年二月, 宋廷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 苏轼方有机会“分县传明诏, 寻山得胜游。萧条初出郭, 旷荡实消忧” (4) 。在凤翔当时下辖的十县中, 苏轼分得的宝鸡、虢、郿、盩厔四县地处渭水沿岸、秦岭北麓, 风光极为秀美。这次差旅共持续七日, 子瞻得以饱览沿途胜景, 回程还乘便往游终南山。当月月末他赴郿祷雨于太白山, 归途又重偱终南山西行。嘉祐八年七月, 他出祷磻溪, 复在虢县盘桓数日。苏轼的这三次差旅均属终南之游, 特别是前两次行旅时地相近, 屡屡旧地重游必然导致审美经验和写作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同质化。苏轼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 因此他转而利用差旅天然具有的叙事潜力, 每次差旅书写都注重体制的变换, 分别尝试长卷纪游诗、分点状景组诗、日记体组诗这三种叙事模式, 着力增强形式的新鲜感。地方官的四层创作空间以诗歌而论, 郡斋诗通常适合堆砌细碎小景。游览诗虽有一定叙事性, 但短途旅行难免造成体量的限制和写法的单一, 多采用移步换形的结构。而像长途行役诗则因书写体量过于庞大, 再加上途中诗兴时有断续, 诗人一般采取分时分地的叙述策略。唯有与差旅相伴生的中程行旅长短合中又辗转数地, 最适宜被改造成不同的叙事形式, 进行诗歌体制上的试验。苏轼首次奉公外出, 就已充分考虑到差旅的中程特性, 以五百言长篇的形制收纳整个行程, 以达到“记凡所经历者”的目的。此诗标题、自注与正文三者的配合尤见作者匠心。诗题:“壬寅二月, 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 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 因朝谒太平宫, 而宿于南溪溪堂, 遂并南山而西, 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 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 (1) 不啻一篇纪游小品, 交代行旅缘由及路线。诗句间的自注则详述诗人每日的具体行踪, 以细节构建起真实的时空线索。因此在诗作正文, 苏轼不必逐日罗列游程, 而能自由地对素材进行剪裁, 绘出一幅紧凑密实的行旅长卷, 并在整体书写中弃绝庸常, 凸显每地所见最具诗意的时刻, 避免长诗变成纪游簿。二月末诗人奉命祷雨太白, 又重行故道。由于前次长诗已详叙行程, 苏轼这次便采用分咏名胜的写法, 择取行旅断片进行静态摹写, 作《太白山下早行, 至横渠镇, 书崇寿院壁》《楼观》《留题延生观后山上小堂》《留题仙游潭中兴寺, 寺东有玉女洞, 洞南有马融读书石室, 过潭而南, 山石益奇, 潭上有桥, 畏其险, 不敢渡》《郿坞》《磻溪石》《石鼻城》七诗。王文诰就发现:“自此后七篇, 皆祷雨再游之作, 妙在一分一合, 面貌皆别, 而不觉其复, 此以重游别出手眼故也。” (2) 此外, 楼观、延生观、郿坞、石鼻城因是重游, 苏轼就将原先五古的一段改为七言律绝, 初到的崇寿院壁、磻溪石则分别选用五律、五古, 在体式上再次强化两次差旅创作间的区分度。第三次差旅苏轼又别出机杼, 这回他舍弃影响阅读完整感的大段句间注, 把前次长诗的标题、自注融汇到组诗的诗题中来, 作《七月二十四日, 以久不雨, 出祷磻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 自虢县渡渭, 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 见壁间有前县令赵荐留名, 有怀其人》《二十六日五更起行, 至磻溪, 天未明》《是日自磻溪, 将往阳平, 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二十七日, 自阳平至斜谷, 宿于南山中蟠龙寺》《是日至下马碛, 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 南直斜谷, 西临五丈原, 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五诗, 块状的叙事段落由此首尾衔接成时、地、事甚为详切的日记体组诗模式。由于诗题承担了主要的叙事功能, 被解放的诗作正文就能关注每日旅程中迸发诗兴的瞬间。这些诗作正文虽含一定叙事性, 本质上倒与分咏名胜的作法近似。这样看来, 苏轼末次的差旅书写无疑汲取了前两次的创作经验, 以诗题负责动态纪实, 正文偏重写景抒怀, 建构起一个张弛有节的文本系统, 既使本末次序分明在目, 又能避免叙事涣散之弊。苏轼在凤翔的差旅书写成为极高的起点, 他巧妙利用中程旅行的叙事潜质, 自觉进行体制实验, 分别尝试了长卷、点状、日记体三种叙事结构, 探索文本与副文本、组诗内部乃至不同序列诗作群之间的配合关系, 达到造语虽有同而命意颇相异的效果。这段写作经历亦构成苏诗尝试长题、自注之个性化的初始期。熙宁四年, 苏轼因在朝对新法坚持异议, 自乞外补, 通判杭州。他在得知除授消息后道:“馀杭风物之美冠天下, 但倅劳冗耳。” (《与堂兄》其三) (3) 这种职务劳冗尤其表现在公务旅行之频仍上。当时浙西乃熙宁新法的首要试验区。除通判例行的巡县、抗灾等职责外, 苏轼还须奉转运司檄前往各地处理和新法相关的公事。在杭倅任上的两年多时间里, 不计限于杭城内的祷雨等事务, 苏轼因公外出达八次之多, 不但屡经治下的盐官、馀杭、临安、昌化、於潜、富阳、新城各属县, 还到过邻近湖、秀、苏、常、润诸州。通过差旅, 苏轼得以遍览浙西的山川风俗、人物古迹, 故常自述“两岁频为山水役”“天教看尽浙西山” (4) 。同时在贬杭期间, 文学创作成为苏轼抚慰己心的重要手段。在苏轼这一创作高峰阶段, 差旅道上成为他诗思酝酿的主要空间, 差旅诗的数量占到此期诗歌总数的将近一半。差旅作为汇集各种公私因素的典型环境, 为苏轼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诗意空间。诗人在其间可以探索别样的山林泉石, 深入体验浙西的城镇村野, 并接触到这广大地域之上多样的人群。总之, 种种差旅之际的闻见思考都成为他此期创作的重要源泉。频繁而强制的差旅首先令杭倅苏轼深感拘束。彼时浙西厉行新法, 苏轼只得奉命奔忙, 难免身不由己。熙宁五年冬两浙转运司檄令苏轼督开汤村运盐河, 诗人深觉居官任事的无奈:“盐事星火急, 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 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 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 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 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 又与牛羊争。” (《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5) 一味重视盐事而有妨农事本就是缓急不分的劳民之举, 加上天雨更增役人苦辛, 同样狼狈的诗人不禁有哀民劳苦兼厌恶政事之感。年末苏轼又被转运司差往湖州相度捍堤利害, 他再次表明异见:“作堤捍水非吾事, 闲送苕溪入太湖。” (《赠孙莘老七绝》其二) (1) 苏轼对当时新法之严行盐法与作兴水利早有不满。在接连两次差旅途中, 诗人却发现自己不得不违背政治立场去做他素所反对之事。这种抵触之情就要比单纯叹息王事鞅掌更进一步, 不能只以牢骚视之。身为地方长官, 眼见新法病民而无能为力, 这促使苏轼主观上对时政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态度。归田的呼声于是屡现于苏轼的差旅书写之中, 如其《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在详述行役之苦后结以“归田虽贱辱, 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 慎毋厌藜羹” (2) , 这种离此归彼的话头在苏轼此期差旅诗里极为常见, 如“世事渐艰吾欲去, 永随二子脱讥谗”“不须更待飞鸢堕, 方念平生马少游”“人间膏火正争光, 每到藏春得暂凉。多事始知田舍好, 凶年偏觉野蔬香”“独眠林下梦魂好, 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 子来何处问行藏” (3) , 漫漫行道上, 诗人时常表现出对世事对人间的茫然与忧惧, 希冀将身心安顿在平和安稳之乡。然而他在理解时局的忧患本质后终究没有退缩, 而是尽力担负起施政安民的职责, 在通判任内每因法以便民, 使百姓赖以少安。这抒情上的愁闷和行动上的坚韧正是苏轼文人与官僚性格之间张力状态的表现。频繁的差旅亦使苏轼能深入观察时局变动之下的浙西乡村。唐人的差旅诗里村野往往与喧闹都邑相对, 弥漫着田园牧歌的情调, 是地方官寄寓隐逸旨趣和自夸政绩的所在。但苏轼差旅期间描画的村野景象则明显摆脱了理想色彩, 而具备某种纪实效果。如《画鱼歌》“喻诛求之殚民” (4) , 《吴中田妇叹》反映钱荒背景下官府变相聚敛的时况, 《山村五绝》其二讥刺朝廷盐法太峻致使不便, 其三写盐法严苛使山民有食淡之虞, 其四则叙述村人往城中挥霍青苗钱的现状。苏轼笔下的乡村并非桃源式的自给自足的场合, 而是一个受到朝廷政策深刻影响并与城市时刻连通的骚动的世界。苏轼这种揭露时弊的诗篇, 一则是地方官观览风俗与广求民瘼的职责使然, 二则意在以创作的自主性弥补自身措政上的拘检, 其所体现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无疑当得起苏辙“缘诗人之义, 托事以讽, 庶几有补于国”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5) 的评价。顺带一提, 苏轼经由差旅获得新法在地方施行的一手资料成为促进他政治观念成熟的重要契机。倅杭之后苏轼的政治言说较之先前《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 涉及的实例明显增多, 这极大提高了说理的可信度。如《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等均凭他在杭州亲见的事实较量利弊, 可与此期差旅诗互证。差旅同时也大为开拓了苏轼游观山水的范围。当诗人踱出杭城清婉的西湖风光, 又一头扎进浙西那奇险而富野趣的山川间, 如他流连于吴兴时就说:“道场山顶何山麓, 上彻云峰下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 尚爱此山看不足。” (《游道场山何山》) (6) 可见与城市湖山相异质的审美体验屡屡触动苏轼的游兴与诗情, 因此他会在《宿海会寺》里回味自己既惊险又新鲜的山行体验, 又在初睹径山时比拟道:“众峰来自天目山, 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 金鞭玉革登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 下有万古蛟龙渊。” (《游径山》) (7) 众峰若奔马而骤停, 既赋其雄峻挺拔之形, 又把捉住山势自远而向平川压覆的动态神理。此属远观, 诗人还在《再游径山》里极力传达攀高近天几入仙境的登山感受。复如蟠曲嶙峋如苍龙的玲珑山, 高绝而静谧的青牛岭, 均被苏轼摄入诗笔。差旅本身的形态变化也会影响到苏轼的创作, 特别当差旅被延展为长途行役。如熙宁六年至七年的岁尾年初, 苏轼暂别宦居两载的杭城, 沿漕牒赈济常、润各州饥民。此行路远天寒, 况兼岁时佳节尚跋涉道途, 诗人的行役感尤为浓重, 这集中表现为一种触处而生的思归情绪。而思归的指向除遥远的故乡眉山外, 更有杭州作为切近且真正可以归依的现实空间, 持续给予夙夜在公的苏轼以当下温热的慰藉。在差旅中途他不断怀想杭城那吸引他“安住”的“好湖山”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五) (1) , 常感慨“西湖弄水犹应早”“从来直道不辜身, 得向西湖两过春。……细雨晴时一百六, 画船鼍鼓莫违民” (2) 。正因在杭生活经验的累积, 诗人虽久困旅途, 钱塘之与西湖相关的节物风俗却总似在他指掌中。而这份熟稔导向的却是归杭的迫促感, 如他说“武林千叶照观空, 别后湖山几信风”“羞归应为负花期, 已见成阴结子时。与物寡情怜我老, 遣春无恨赖君诗。玉台不见朝酣酒, 金缕犹歌空折枝。从此年年定相见, 欲师老圃问樊迟” (3) 。羁愁离绪更兼辜负花事的牢落, 令蹉跎道途的诗人心生守定杭城芳物不移的期盼。追忆钱塘旧事是苏轼于差旅中对抗暌阻状态的一种努力, 在寄给其挚友兼同僚、知杭州陈襄的《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组诗里, 那昔日结伴同游的场景, 那久住相识的鱼鸟歌女, 时时跃动于诗人的笔端。他复在《行香子·丹阳寄述古》中遥念:“携手江村, 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消魂。故人不见, 旧曲重闻。向望湖楼, 孤山寺, 涌金门。寻常行处, 题诗千首, 绣罗衫、与拂红尘。别来相忆, 知是何人。有湖中月, 江边柳, 陇头云。” (4) 对老友、旧曲、故地、往事的追怀在小词中如经纬般交织。对苏轼而言, 杭州不单是一座湖山清美的城市, 他的钱塘是拥有许多回忆中的温馨细节作支柱的。为了赶上去年同赏的牡丹花期, 苏轼终于决定“应须火急回征棹, 一片辞枝可得黏” (《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其四) (5) 。在京口至杭州的归途上, 他与陈襄再次约定:“蜀客到江南, 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 归去应须早。还与去年人, 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仔细看, 应是容颜老。” (《卜算子·感旧》) (6) 宦游江南, 便不妨以风流似蜀的杭城为归宿;西湖草长, 恰可与去年人再会樽前。此词之去年、今日和不久之未来的并峙, 正得益于差旅这层创作空间的特性。苏轼杭州通判任内持续的差旅活动以及旺盛的创作欲, 使他的差旅书写在此期达到了高峰。新法在地方的施行可能让苏轼一开始更多感到身心的愧悔束缚和乡村的骚动不宁, 但仕途坎壈、俗务丛脞并未磨钝苏轼对于生活的新奇感与体验力, 反而让他走上了一次又一次探索浙西山水的诗意旅程, 时刻传达出他对治下民众和山川的悲悯和挚爱。差旅书写的文学潜质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最为全面细致的呈现。苏轼自熙宁七年由杭倅徙知密州, 至元丰二年七月罢湖守下御史台狱, 担任过密、徐、湖三州知州。元丰八年苏轼起复, 知登州五日便入朝。后在元祐四年至元祐八年间, 他又历知杭、颍、扬、定四州。以上是苏轼中年在知州一级的履历, 这组成他绍圣南迁前在地方任职的最后阶段。与倅杭时相比, 苏轼在知州任上通常都稳居治所, 外出公干特别是行程较长用时较久的差旅多由通判担负。如苏轼知密时与通判赵庾甚为相得, 赵“勤于吏职, 视官事如家事”, 使苏轼在任内“得少休焉” (《密州通判厅题名记》) (7) 。苏轼还曾作诗抚慰外出捕蝗的辛劳通判。虽则苏轼在知州任上的差旅活动及创作均难与杭倅期间相比, 但有一项公务苏轼须以一州长吏的身份亲力亲为, 那便是祈雨、谢雨一类的祷赛仪式。神宗熙宁末元丰初属于赵宋境内水旱灾害频发的一段时期, 此时正值苏轼知密、徐二州, 因此常有祈赛仪式。此类活动举行的地点多挑选在郡城周边之山川潭泉这样的水流汇积之所, 东坡主事之际亦能趁便行览风物。苏轼非常珍惜这样的行旅机会, 他在徐州曾回顾自己倅杭的差旅经历:“三年走吴越, 踏遍千重山。朝随白云去, 暮与栖鸦还。翩如得木狖, 飞步谁能攀。一为符竹累, 坐老敲榜间。此行亦何事, 聊散腰脚顽。” (《祈雪雾猪泉出城马上作赠舒尧文》) (8) 苏轼在浙西三年能“踏遍千重山”, 除年轻足健外, 频繁的差旅是关键因素。待他一做主政州郡的长官, 却空自坐老于刑杖簿书之间, 只能借祈雪之机方得出游。宋代地方官在祷雨时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公文性质的祝文、青词, 一般在祈祷时宣读, 多用骈体, 文辞雅驯, 格调庄重;二是私人化的创作, 作者在体裁、内容、用语上可以自由选择。知州苏轼在这两方面的写作都很兴盛, 这一公一私两种文字的目的无非期盼祈雨成功, 但表现形式却大相径庭。元丰元年春旱, 苏轼去徐州城东二十里的石潭祷雨, 当地父老建言置虎头潭中可以致雷雨。东坡因而对此说颇感兴趣, 当即敷演成一篇《起伏龙行》为行将角力的猛兽与神物鼓舞造势。诗中“赤龙白虎战明日, 倒卷黄河作飞雨”二句尤以龙拏虎掷之势凸显自然兴云造雨的伟力, 可对读苏轼同时而作的《徐州祈雨青词》:“臣实有罪, 罚其敢辞。小民无知, 大命近止。愿下雷霆之诏, 分敕山川之神。朝隮寸云, 暮洽千里。” (1) 夸张的想象与恭谨的态度之间显出文学与公务语言的差别。当然, 苏轼可能并无虎头骨, 但他完全可在文本中拟构出一个两雄厮斗势不能避的逼真场景。诗人并且相信, 此首雄逸昂扬的《起伏龙行》才真正具备动天起龙的力量。祈雨亦是呈现天人之际种种感应与变幻的典型场域, 可为诗人接通越出经验世界之外的讯息, 因此想象力的高扬亦是此类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苏轼在祈赛时的创作均有一种浸润水气的瑰奇想象, 如苏轼知徐时所作《起伏龙行》《祈雪雾猪泉出城马上作赠舒尧文》就以雄奇的动态场景解释雨雪成因。又如他知湖时有一段“往问卞山龙”的祷晴之行, 诗人在《和孙同年卞山龙洞祷晴》中绘出一个幽邃而神秘的所在:巉岩之上, 万物都笼盖一层惝恍迷离的氛祲。在隐如缫车的落泉声里, 又断续传来剥啄声与人语响, 而潜身洞府的卞山之龙正倾听着这一切响动。神龙的传说给卞山增添了许多光怪陆离的超现实书写元素, 使得诗中山光洞景在虚实之间获得独特的画面感。临近苏轼差旅书写尾声之际, 他在祷赛仪式上私人向度的写作依旧不容忘忽。通过公、私两套话语系统的对读,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祝文里采用的人神交通的套话如何在个人创作领域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扬, 这展现出苏轼作为文人型官员的创造力。

三、苏轼差旅书写的革新意义

差旅是地方官履行职责的基本方式, 同样的, 差旅书写是几乎每一位文人型官员在外任游宦期间都会笔涉的领域。不过, 差旅这一创作空间长期处于地方官写作版图里并不起眼的一隅, 不但诗作数量偏少, 并且在艺术表现上也较为单薄, 直到苏轼以惊人的创作实绩完成对其诗性潜质的开拓。从凤翔签判任内的南山之游和体制试验, 至杭州通判任内对新法实施弊端的披露和浙西山川的描摹, 再到知州任上祈赛时激扬想象力的个人创作, 苏轼在每一次外任期间均塑造出一个个细密至属县乃至广阔到邻州的诗意空间和人际网络 (2) , 完整而不失个性地反映了宋代基层、中层、高层地方官差旅书写的丰富图景, 亦为后人审视宋代地方官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好的素材。苏轼差旅书写的开拓意义不仅表现在其系统性和艺术水准上, 还在于他以积极的创作姿态革新了差旅书写的观念。如前所述, 差旅由于是因公遂私的旅行, 天然就涵括公共的吏责和私人性的游赏两大因素, 这种混杂性难免造成差旅书写在艺术纯度上有所欠缺。在唐人的差旅诗里, 公务与游览在文本内部总是两个无法调和的异质因素。即以差旅书写经验较为丰富的韦应物为例, 《春月观省属城始憩东西林精舍》一诗虽能缓解出处的矛盾, 但前段实写仪仗被讥为“杀风景”, 后段全以理语出之, 殊少诗味, 艺术上并不成功。而在苏轼这位文士兼能吏这里, 他虽也偶会于时事纷扰下感叹王事靡盬, 但在创作时其地方长吏的身份常隐而不露, 注重追求与自然、民众的无间。苏轼曾劝友人:“君持使者节, 风采烁云烟。清流与碧巘, 安肯为君妍。胡不屏骑从, 暂借僧榻眠。” (《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3) 他的差旅书写正体现了这一览物原则。尤其在苏轼倅杭期间的差旅诗中, 像前述韦诗那样的官场气派彻底消泯, 读者所见只有一位文士的风雅巡游。在行县途中, 苏轼常常一面担心本应来迎的县令妨碍游兴, 一面则饱享野蔬, 甚而与民众混然杂处, 透出散淡亲民的作风 (《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其一) 。又如《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亦笔笔洒脱, 现实原只是行县途中下属等待长官的寻常状况, 却被苏轼妙思借题发挥成一段行吟诗人与清婉少年追逐于旅程的诗意故事。结尾“世上小儿夸疾走, 如君相待今安有” (1) 又在前文铺叙已足的前提下, 由两人的官吏身份勾连起充斥着躁进后生的名利场, 并以李君的相待厚情与之划清界限。如此出而复入的构思将差旅公私交融的特性运用到了极致。再如苏轼一次提点诸县前往径山, 劝前来迎接的临安令苏舜举暂且放下公事之争, 恢复穷达偕忘的本性, 与己一道优游山林。又强调明日同行之人如钱塘令周邠、李行中秀才皆能文之人, 其诗才足以藐视权贵。早年苏轼差旅, 循终南山西行时为防虎伤人, 尚令县尉以士卒相送。这次的径山之游, 山中鸟兽倒似通晓诗人运命的知己, 故无劳候吏鼓噪引导。苏轼不但自己欲回归麋鹿性, 还想让官场好友亦还原为一个个诗客雅士, 无怪乎他将差旅中的径山一程全然视为友朋相伴的山水之游 (《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 。苏轼在差旅书写上的革新不仅于此, 他更抛弃质木的理语, 以巧妙多变的笔法让公务和吏责入诗 (词) , 使之成为整体诗 (词) 境中的有机部分, 这一尝试贯穿他整个差旅历程。早在记录南山之游的五百言长诗里, 就能看到苏轼在叙述差旅上的匠心。此诗前幅写出往属县释囚, 却隐去分县传诏的情节, 惟呈现诗人游观访古的场景, 后幅转入事毕后迂道游历, 则强调幽赏山水之趣。但全诗看似全然无关公务, 苏轼身为郡吏的责任感却时有流露, 诗中写诗人遇水, 凡望太白山而欲取龙水, 见仙游潭而言投金龙, 俱是为回应旱灾的现实, 以痴想透出他“欲学唤雨鸠”的拳拳志念 (《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2) 。苏轼在协调公务与游玩上并不诉诸理语, 反从轻松的游乐见出公心, 诗笔深有婉曲之妙。等到倅杭期间, 苏轼则屡将通判观省风俗、按察官吏的行县职责融入览物之眼。两浙路作为新法重点试行区域, 许多投机的地方官不惜以损害民生为代价强行落实新法。正是在官员政绩与民众利益相背反的背景下, 苏轼在行县时特别瞩目那些依旧保有古循吏之风的县宰。如当时新城令晁端友素乃苏轼称许的君子之人, 诗人循行新城道中所作名篇《新城道中二首》, 着力在与人格化自然的互动间构建起一个清平而具生气的世界。特别是苏轼欲去的西山一带, 村氓在繁忙的耕稼中体味生活带来的深厚乐意。如此安恬和谐的乡村景象在苏轼此期创作中并不多见, 他“乱山深处长官清”一语可作两诗主旨看。而诗人在结尾点出当地不违农时的春耕场景, 隐然有对去年冬朝廷不恤农耕开运盐河的批判。又如《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一诗褒扬刁璹既能如东汉良吏使治下民安事简, 又与鸟兽、隐逸、庶民始终保持亲密敦睦的关系。晁端友、刁璹皆非热衷仕进之徒, 可说是当时官场中的异类。他们却能在地方上忧乐与民, 因此长得百姓拥戴。苏轼特意表出有情有乐的“西崦”与“溪山”, 正是以骚动不安的时势凸显晁、刁两位县官的可贵品格, 以及诗人的知己之感。而在知州任内的祈赛道上, 苏轼更是一面通过祈雨时的歌诗诙嘲, 于诗文游戏之际推进公务的进程, 一面在谢雨中途吏民亲近的背景下对词作题材进行开拓, 经由文学创作构建出自身“风流太守”的形象。首先来看祈雨。对人之文华可以撼动天地, 进而感格风雨, 苏轼有着十足的自信。一次出城赴雾猪泉祈雪, 他劝勉同行的州学教授舒焕:“薄雪不盖土, 麦苗稀可删。愿君发豪句, 嘲诙破天悭。” (《祈雪雾猪泉出城马上作赠舒尧文》) (3) 仿佛才人笔墨笑谈间立可回天致雨。翌日凌晨, 舒焕如约表发豪句, 苏轼亦祷告神龙。当日果然风急雪降, 苏轼不敢自专其功, 赶忙作《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和僚佐相与庆贺。该诗无论是起首用蛇医、苍鹅祈雨旧法两宾衬主, 抑或中段假想老蛟泣珠的场面, 还是结尾希冀“复借君诗”再度求雪, 均意在凸显舒焕之怪词险韵“逼龙飞起”的威力, 则此风雪非太守稽首丐得, 而是诗客主动挥毫惊蛰的结果。正是在此种重视乃至夸大文学功用的观念的主导下, 苏轼与幕僚兼诗友一道将举行庄重仪式的场合同时变作文才力量的试验地, 而贯穿公私庄偕两端的是他求雨救民的恳切心态。这无疑反映出苏轼身为风雅能吏特有的气度。在熙宁七年至元丰二年苏轼知密、徐、湖期间, 虽治下水旱灾害不断, 但他几乎每次祈禳都很灵验, 所至多有政声。元丰二年春他向贺雨的同僚感叹自己一生直节向人, 惟为民躬身敬拜鬼神, 故虽岁岁祈晴雨, 鬼神均许其请 (《答郡中同僚贺雨》) 。祈雨在彼时的观念里, 实际是以太守为中介, 将底层民意上达天听, 以期天帝神灵能恤民疾苦。故当祈祷应验, 则代表地方官爱民畏天之精诚同时得到天与民的认可, 神祇、官吏与庶民三者的关系重回和谐亲睦的状态, 这构成谢雨往来途中创作的基本背景。熙宁八年春夏旱, 苏轼曾两度向常山神祷雨, 结果都有响应。当年秋岁得中熟, 郡守苏轼遂率密州吏民赴常山修缮神庙以答谢山灵, 回程乘便与同僚会猎于城东的铁沟, 作《祭常山回小猎》《和梅户曹会猎铁沟》诗二首及《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初游铁沟, 虽有“忽忆从军年少时, 轻裘细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 追逐长杨射猎儿”如此豪纵的追念, 但现实毕竟只有“城中病守无所为, 走马来寻铁沟水” (《铁沟行赠乔太博》) (1) 。而这次仪仗全备、吏民齐聚的谢雨归途则为他习射放鹰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倾城随太守”中的大部分民众实是随苏轼一路祭神返归的。而农事毕吏民安的现况亦令往日病守没有荒于畋猎之虞, 此刻大可“聊发少年狂”, 找回独游之际失落的年少回忆。《江城子·密州出猎》虽属自我抒怀, 突出的是太守个人的胸臆和气象。然合诗词看, 铁沟会猎与苏轼一生见证的另两回射猎不同, 是一次由官吏组织、民众聚观的开放性的狂欢活动, 很可能构成秋收时节整个赛神庆丰仪式的一部分。这番讲武之举不但满足了东坡自己“儒冠也捍城” (《和梅户曹会猎铁沟》) (2) 的理想, 亦有助于稳定密州先前混乱的时局, 迎合密州当地风俗武悍的传统, 起到疏泄大旱导致之戾气的作用。苏轼自己还认为《江城子·密州出猎》“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 吹笛击鼓以为节, 颇壮观也” (《与鲜于子骏》其二) (3) , 故此词承载的会猎活动、表现的风格倾向乃至演唱环节均带有极强的地域特征。元丰元年春苏轼知徐时到石潭谢雨, 途中作《浣溪沙》五首记一路所见所感, 以联章体制展现使君与村民逐步接近的过程, 苏轼直至出村后还在乡野风光里反复自陈“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 (4) 。一个初入村的“他者”从逐渐被村民接纳, 到末产生来自农家而终必回归田园的自觉。在苏轼之前还未有地方官在差旅时表现出如此朴野亲民的气质。以谢雨为中心, 地方官与治下民众有休戚与共的亲近之感, 有对当下风雨适时的欣喜, 有关于未来年岁丰登的预期, 这些情感、思维上的默契点使得官民关系在此刻并非如往常那样处于差异乃至对立的状态, 反而是联结苏轼与父老的纽带。因此“倾城随太守”“使君元是此中人”虽一言州人追随一写太守归依, 表述的却同是官民一体的现实, 此种循吏作风在新法的大背景下尤可宝贵。总之, 苏轼于知州任内能凭借《江城子·密州出猎》与《浣溪沙》组词在唐宋词题材领域有所开拓, 谢雨道上这样一个亲民、怡悦、宽裕的创作空间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实际上, 行役本非诗人优游的雅事。自《诗经》时代就多有官吏慨叹王事奔忙之苦的篇什如《召南·小星》《小雅·北山》《小雅·四牡》等, 就中“肃肃宵征, 夙夜在公”“王事靡盬, 不遑启处”“王事鞅掌” (5) 一类熟语亦为后世文人所袭用。中古时期的差旅诗又不能全脱讲究官场气派的“俗气”。因此苏轼差旅书写所呈现的多样的诗意境界显非自然生成, 而源于他自身的创造力。首先, 苏轼是典型的身兼吏干与文才的宋型士大夫, 共时地面对公务和创作常能裕如有馀, 在官员责任感与文人意趣之间无有偏废, 这奠定了他差旅书写的现实基础。其次, 差旅一般属于准备充分的中程旅行, 多数不会激起长途行役那样的羁旅感, 再加上苏轼对外在世界始终抱有好奇心和表述欲, 这令他在差旅中突出“行览物”的视角, 一直保持旺盛的文学创作。再次, 地方官在差旅中有着主人翁的自觉, 苏轼在宦游期间更是既来则安, 对治下的土地人民怀有亲近之感, 乃至在杭倅任上将杭州作为自己的回归之地, 这促使他总能沉浸式地感受当地的风物人情, 获致异常丰富的写作素材。最后, 苏轼在差旅书写中对所见所感进行艺术地提纯, 在强调风雅文士身份的同时又能以婉曲的笔法让公务和吏责也融入文本之中, 不但有效消解了吏责与游赏可能存在的话语对立, 还使得两者的互动成为诗意的新的生发点, 创作出一系列经典文本, 充分呈示了差旅书写的诗性特征。

四、结语

从《诗经》、二谢到以韦应物为代表的唐人再到苏轼, 随着地方行政愈趋制度化和复杂化, 差旅越来越成为文人型官员之仕宦生涯中一种基本的旅行方式, 同时也逐渐成为他们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场域。苏轼的差旅书写本质上记录了他在官僚制度的规定下通过文学创作去发现和记录更广大的诗意世界并寻求心灵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革新了差旅书写的创作观念, 由此全面开拓了这一层诗意空间的诗性潜质, 在中国古代地方官创作史上占据着典范性的地位。而无论是对诗歌叙事结构的试验, 抑或讽喻笔调的显露, 还是将或英武或朴野之气引入词中, 差旅对苏轼而言也是一个在创作上进行自我突破的重要空间。

注释

1 苏轼:《苏轼诗集》, 王文浩辑注, 孔凡礼点校, 卷15, 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716页。 2 苏轼:《苏轼诗集》卷42, 第2304页。 3 苏轼:《苏轼诗集》卷17, 第906页。 4 (1) 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洲吏”》,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第88-102页。 5 (2) 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所作郡斋诗如《斋中读书》《登池上楼》《读书斋》等, 游览诗如《晚出西射堂》《登永嘉绿嶂山》《游南亭》等, 差旅诗如《种桑》《白石岩下径行田》《行田登海口盘屿山》等, 行役诗如《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初去郡》等, 涉及到全部四层空间。同样, 谢朓在宣城太守任上所作郡斋诗如《冬日晚郡事隙》《后斋回望》《高斋视事》等, 游览诗如《游山》《游敬亭山》等, 差旅诗如《赛敬亭山庙喜雨》《祀敬亭山庙》《赋贫民田》等, 行役诗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始之宣城郡》等。 6 (3) 熊飞:《张九龄集校注》卷2, 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第127页 7 (4) 熊飞:《张九龄集校注》卷3, 第250页。 8 (5) 熊飞:《张九龄集校注》卷4, 第300页。 9 (1) 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8,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第382、386、399、390页。 10 (2) 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8, 第382-383页。 11 (3)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0,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第154页。 12 (4) 苏轼:《苏轼诗集》卷3, 第125页。 13 (1) 苏轼:《苏轼诗集》卷3, 第122页。 14 (2) 苏轼:《苏轼诗集》卷3, 第129页。 15 (3) 苏轼:《苏轼文集》, 矛维编,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第2526页。 16 (4) 苏轼:《苏轼诗集》卷12, 第579, 584页。 17 (5) 苏轼:《苏轼诗集》卷8, 第389-390页。 18 (1) 苏轼:《苏轼诗集》卷8, 第407页。 19 (2) 苏轼:《苏轼诗集》卷8, 第389页。 20 (3) 苏轼:《苏轼诗集》卷9、9、11、12, 第433、439、539、580页。 21 (4) 苏轼:《苏轼诗集》卷8, 第399页。 22 (5) 苏辙:《苏辙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1414页。 23 (6) 苏轼:《苏轼诗集》卷8, 第405页。 24 (7) 苏轼:《苏轼诗集》卷7, 第348页。 25 (1) 苏轼:《苏轼诗集》卷7, 第341页。 26 (2) 苏轼:《苏轼诗集》卷11, 第535、553页。 27 (3) 苏轼:《苏轼诗集》卷11, 第556, 557页。 28 (4) 邹同庆, 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第45-46页。 29 (5) 苏轼:《苏轼诗集》卷11, 第555页。 30 (6) 邹同庆, 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 第52页。 31 (7) 苏轼:《苏轼文集》卷11, 第376页。 32 (8) 苏轼:《苏轼诗集》卷11, 第897页。 33 (1) 苏轼:《苏轼文集》卷62, 第1903页。 34 (2) 苏轼差旅每抵一地, 与当地的长吏、地方士人、方外人士等均有交游, 并常以诗文相互寄赠唱酬。这在倅杭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当时往来对象中不乏反对新法而遭贬的官员如孙觉、钱顗、刘述等。 35 (3) 苏轼:《苏轼诗集》卷13, 第645页。 36 (1) 苏轼:《苏轼诗集》卷9, 第432页。 37 (2) 苏轼:《苏轼诗集》卷4, 第180页。 38 (3) 苏轼:《苏轼诗集》卷17, 第897页。 39 (1) 苏轼:《苏轼诗集》卷12, 第601页。 40 (2) 苏轼:《苏轼诗集》卷18, 第648页。 41 (3) 苏轼:《苏轼文集》卷53, 第1560页。 42 (4) 邹同庆, 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 第237页。 43 (5) 《毛诗正义》卷1、9、13,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11、656、932页。

Abstract：

As a special kind of travel, the official travel ha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attributes. Its complex form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creation is displayed as a layered phenomenon of the literary writing created by local officials, including “junzhai” ( official residence) , tour during the leisure time, official travel and long-distance business trip. Among them, the creative space of “official travel”was greatly developed during Su Shi's prefecture as a local official,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explore Su Shi's writing of the official travel. From the experiment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poetry during his prefecture of “Qianpang” ( assistant official) in Fengxiang to his disclosure of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the enforcement of Wang Anshi's reform and description of the landscape in Western Zhejiang during his prefecture of “Tongpan” ( vice prefect) in Hangzhou till his private writing on the prayer ceremony with high imagination at the “Zhizhou” ( prefect) office, Su Shi's writing successfully created a poetic space with a strong personal imprint. While innovating the idea of travel writing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Su Shi's works completely and individually reflects a rich picture of the basic, middle-level and senior prefects' travel writing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

Su Shi; prefect; official travel; travel writing; space;

Received：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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