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

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生日被正式称为‘女王日’。 #生活知识# #趣闻#

本文原刊于《宗教与哲学》（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美国当代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1942-2007）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与夫人凯瑟琳·希金斯（Kathleen Higgins）合著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The Big Questions：A Short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独著的《哲学的快乐》（The Joy of Philosophy）先后被译成中文，这些书的标题颇有点大学通俗哲学读本的味道。事实上，所罗门和夫人首先是美国的尼采研究专家，这对伉俪对于尼采做出过不少出色的诠释，作者的《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Living with Nietzsche：What the Great “Immoralist”Has to Teach Us）就是其中一部尼采研究论著。2018年该书由郝苑译成中文，三联书店出版。得到译者赠书后，标题的悖论性质立刻吸引了我。构成正标题的“与尼采一起生活”，对尼采进行了一种心灵鸡汤式的定位，而副标题中的“非道德主义者”的刺眼“标签”，则要求尼采研究者对之进行仔细辨析和论证。对“这种结合何以可能”的疑问，引领我阅读了这本书。

01

所罗门在开篇处即把这本书定位为“以个人的方式接受尼采，不是将尼采作为一位抽象的哲学家、一位有鉴赏力的文学批评家或一位学者，而是将他视为一种榜样” [1] 。联系到全书最后一章“尼采的存在主义”，这一前一后的解题全面给出了这本出版于2003年的著作的思想背景——尼采是一位存在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与他一起生活。根据作者自述的思想历程和阅读尼采的背景可知，他是在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以“不快乐的医学院学生”的身份开始接触尼采，由此彻底省察了自己不幸且充满困惑的人生，决心通过以对哲学的思考的方式成就自我。[2]所罗门在书中顺理成章地对美国哲学界的尼采接受史做了简要勾勒，回顾了在分析哲学盛行的年代，尼采（其实又岂止是尼采一人）在美国不受欢迎的状况——他被视为疯子，德国沙文主义者，甚至被当作早期的纳粹被简单抛弃。直到瓦尔特·阿诺德·考夫曼（Walter Arnold Kaufmann）1968年的传记性作品《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反基督者》（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的问世，尼采在美国哲学界的命运才开始发生改变，这中间还有阿瑟·丹图（Arthur Danto）在论证尼采作为哲学家的合法地位之时的过度努力——他把尼采塑造成了一位分析哲学家。到了20世纪后半叶，尼采终于在哲学界登堂入室，“成为‘前十位’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已经过世的白种男性之一”。尽管尼采成为预示20世纪很多重要哲学运动的人物，所罗门仍坚持认为“‘如何理解尼采’这个问题对个人就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3] 。这是《与尼采一起生活》这本书的主基调。 所罗门对尼采接受史的勾勒和他本人对尼采研究的基本定位得到了与他相熟的下一代美国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研究专家、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康威教授（Daniel Conway）的印证。康威教授告诉我，所罗门这一代学者的尼采研究与他们对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现状的关切密不可分，与越战带给他们的精神苦闷密不可分，因此尼采更多被解读为个人在“成为你自己”的道路上的精神导师。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出于政治关切的尼采接受史居然跟中国的早期尼采接受史有很高的契合度。根据我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以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次“尼采热”的不完全考察，中国思想文化界对尼采的接受存在着有意或无意误读的现象。尼采对西方哲学传统和基督教价值观的批判被回避，而他的“重估一切价值”的革命性被极度地张扬，尼采的思想先服务于中华民族救亡和文化自新的任务，后服务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在汉语尼采接受史上，尼采被塑造成一个打破传统思想禁锢、为世界和人生创造新价值运动的代言人。即便在“二战”期间，在尼采被左翼思想家视为“法西斯思想的来源”的前提下，他在中国仍有拥趸者，甚至有学者仍然欣赏尼采超越德国民族的界限，为人类和人类的高级文化而写作的旨归。[4]中美两国的尼采接受史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在中国，尼采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而成为宏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先锋；而在美国，至少从《与尼采一起生活》一书的叙事来看，尼采的意义主要落实在个人如何生活的目标之上。尽管所罗门把《与尼采一起生活》定位于对个人生活意义重大的作品，但这本书却并不是如其标题所显示的那么心灵鸡汤，其内里仍是严肃认真的学术著作（academic work）。作者竭力将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对尼采的误解误读进行拨乱反正，其中着力最多的就是对尼采自称的“非道德主义者”这个极易遭人误解的称谓的辨正 [5]，指出尼采反对的仅是以普遍化形式为基础的律则伦理学，其源头可追溯至《圣经》，支持的则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伦理学的进路。[6]作者进而用很多篇幅逐一分析了尼采列出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清单”——勇气，慷慨，节制，诚实（真诚），荣誉/完善，公正，骄傲（伟大的灵魂），彬彬有礼，友谊，机智（或幽默）。[7]显然，作者的思路受到了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追寻美德》一书的深刻影响。在这个辨正的过程中，所罗门在多处表达了他对尼采以及西方哲学史深刻且具有启发性的理解，虽然有些认识是蜻蜓点水式的评论，但它开启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论题。 《与尼采一起生活》充斥着与哲学家的广泛对话和讨论，充斥着对哲学史上错误的理解和阐释的纠偏。这里所说的哲学家不仅指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海德格尔这些进入哲学万神殿中的人物，还包括与作者同时代或之前的当代美国大学教授们，例如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麦金泰尔、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甚至还有一些不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教授、小说家、电影艺术家等，他们与那些已经被广泛认可的哲学家共同构成了一个跨越时空限制的思想共同体。汉语世界对于“成名成家”持有一种苛刻的吝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都是具有桂冠性质的荣誉称号，因此一个人能否被称为“哲学家”是需要论证的，大家只好自谦为“哲学教授”或更难听的“哲学工作者”。相比之下，英语中philosopher的运用范围就要广得多，凡是“研究和写作哲学的人士”，都可自称或被称为philosopher。这样做有一个优势，即作为哲学思想共同体的成员，大家可以不分薄厚地就哲学史和当代哲学的任何话题进行不停歇的分析、阐释、辩驳和批判。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哲学思想共同体的存在，所罗门几乎在每一个有争议的环节上都提出了自己立场鲜明的看法。例如，他不同意将尼采生前未发表的笔记与已发表作品做等同观，认为只有得到尼采确认的笔记才是可信任的。[8]针对巴雷特的经典存在主义研究著作《非理性的人》，作者反驳道，尼采绝不是非理性主义者，不管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尼采的写作是有针对性的，因而他明确地在运用理性，当他采用夸张的修辞的时候也是理性的，对此我们可以随意举出尼采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和基督教道德的抨击。此外，作者指出，尼采运用理性探究之前哲学家未曾涉足的领域，敦促人们接受我们的自然本能、欲望、激情和情感；情感不是非理性的，情感自身就具有合理性。[9]在尼采对康德的批判的问题上，作者与英美道德哲学家的立场一致，他认同尼采的道德经验主义立场，反对康德从纯粹的实践理性法则出发推出的道德形式主义立场。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黑格尔早在耶拿演讲中就已对康德做出了类似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种更具情境性的习俗伦理学。[10]作者还追溯了“意志”和“主体”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演进，丰富了尼采的康德批判的理论背景。可以看到，所罗门在谈论尼采的时候，从来不是孤立地就尼采谈尼采，而总是能够娴熟地将尼采置于哲学史之上，通过与古今哲学家的对话，达到一种贯通式的理解。类似的亮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一个广泛的思想共同体的存在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尽管所罗门奉尼采为“榜样”，为精神导师，但在《与尼采一起生活》中，他仍然一刻不停地对尼采的研究提出批判，对尼采哲学本身提出质疑和批判。在一本400多页的书中，这些评论不可能做到条条深刻、精彩（如“尼采捍卫了动物福利”的评论），但其中贯穿的批判性视角绝对是值得肯定的。这里仅以所罗门对尼采视角主义思想的全面的批判性阐释为例。所罗门指出，尼采语境中的视角是个人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个人性当是尼采哲学的首要特征。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他所说的“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存在者，是凡有理性者均会如此行动的“我们”。但是当尼采说“如是我说”的时候，他指的就是自己，所说的也是从自己特定的视角、处境和立场出发的内容。所罗门发现，尼采仅用过一次“视角主义”的术语。[11]在不同文本中，尼采对“视角”和“解释”的看法亦有不一致之处，从而导致人们从视角主义思想中得出“所有的视角和解释都一样好”的相对主义结论。但是，尼采跟克尔凯郭尔一样，从一开始就反对现代社会制造的虚假、堕落或平庸的平等主义，在这种郝苑精准地译为“拉平”（levelling）的过程中 [12]，损失的恰恰是尼采最为看重的“卓越”品质。尼采最关切的其实是“鉴别与捍卫在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有趣而又重要的差异” [13] 。在这个认识上所罗门与德勒兹是相通的。在《尼采与哲学》一书当中，德勒兹明确反对把“永恒轮回”理解为“相同事物的永恒轮回”，认为这是对尼采的误解。永远回归的是“回归”这件事本身，但“回归”之“命运”却是多样的。因此，德勒兹指出，“永恒轮回”代表的是对多样性及其再现、差异及其同一的原则的解释。[14] 问题还不止于此。所罗门进一步发现，尼采在强调视角主义的时候否定了整体观，否定了“神目观”，甚至有的时候，尼采把视角分解成了多个瞬间的视角。但是，“神目观”，就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倘若去除其宗教色彩，就是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这种视角能否被轻易抛弃呢？克尔凯郭尔剥夺了人有可能具有“永恒的视角”的可能性，但却毫不犹豫地把“永恒的视角”留给了神，认为只有神才可能拥有“体系”，即一种整体观，任何生存者对世界的认识都只能是片段的。但是，一旦缺乏了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人生将被撒裂成无数的瞬间和碎片，如何在碎片中拼贴、黏合出人生的意义就会是个棘手的问题，对此，推崇“强力意志”（Wille zu macht）的尼采也无法回避。尼采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否定了“神目观”之后，所罗门发现，尼采“总是渴求着一种在人类之上的视角，并时常为我们的那种‘人性的，太人性的’视点而感到痛惜” [15]，我对此颇有同感。如何理解我们在尼采著作中读出的这个意思呢？如果我们把“人类之上的视角”仅仅理解为宗教视角的话，那么我愿意利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对比加以解释（很高兴看到所罗门把克尔凯郭尔视为是尼采的“精神同谋” [16]）——克尔凯郭尔心甘情愿地为上帝留有心理空间，但尼采在表面上却不愿如此。尼采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如其表面所昭示的那样拒斥宗教信仰，相反，他秉持有一种深刻的虔诚，这从《反基督》一书中即能窥其一斑，其情形一如作为“非道德主义者”的尼采实际上拥有一种更为严苛的道德。但是，如果“人类之上的视角”只被理解为一种超越性视角，也就是超出人的经验、超出人的主观性之外的视角，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线索或许就在尼采的生物主义思想以及生物学目的论思想当中，或者在全书最后一章“尼采的存在主义”中提到的古典宿命论当中——宿命论的提出使对《瞧，这个人》最后一章“为什么我是命运”（Why I am a Destiny）的理解变得更容易。此处暂且将这些问题存疑，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一本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好书，不仅仅因为它提供了问题的答案，更是因为它能够提出更多的问题，揭示出多方位的思考方向。在阅读了《与尼采一起生活》之后，这个认识被进一步强化了。

02

尼采说，他的时代尚未来临，有的人是在死后才出生 [17]，这一点或许被他言中，因为对尼采的误解、曲解从未中断。 在哲学史上，尼采可能是遭遇误解最多的哲学家，其原因不外乎他的片段式、格言警句式的写作风格，夸张、冷峻、冒犯性、战斗性的修辞，充满矛盾的人格和思想，还有19世纪“崇拜天才”的背景 [18] ——感谢作者提供的这个历史背景的细节，这些因素无疑加重了尼采被误解的概率，也使尼采的写作拥有了克尔凯郭尔写作的“间接沟通”性质，读者很容易落入这种写作方式的陷阱之中。最终，尼采的作品造就了他一边遭人恨一边被人爱的悖论式命运。尼采个性敏感而富有同情心，但他却对“同情”与“怜悯”进行过无情的抨击。他一生饱受疾病的折磨，却通过自己的写作呼吁人们热爱生命，热爱命运（amor fati）[19] 。他自称只为少数人写作，作者准确地将之解读为一种悲观主义而非精英主义的论调，但事与愿违，他在20世纪赢得了无数跨越时空和语言阻隔的读者的心。这些读者根据各自的需求，以不同的方式从尼采作品中或者汲取斗争的力量，如中国早期的尼采接受者之所为；或者汲取个人如何更好地生活的力量，如《与尼采一起生活》这本书所倡导的；或者成为小说家的思想背景和灵感来源，如一系列以尼采其人其思为对象或背景的小说，《当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阳台上的尼采》（Nietzsche on His Balcony）、《云图》（The Cloud Atlas）[20] 等。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就无法控制自己的作品。只是我不禁揣想，尼采对自己的作品在20世纪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感受。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尼采，甚至不存在所谓“真实的尼采”，这是《与尼采一起生活》的作者反复强调的，我完全赞同。不过尼采在《瞧，这个人》当中表达过这样的心愿：“我不想被当成我所不是的样子——这一点要求我不把我自己当成我所不是的样子。” [21] 倘若我们透过尼采独特的间接沟通式的写作，把尼采的思想视为一个整体，或者认为尼采的思想具有一个内在的高远目标，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做出区分，哪些理解和阐释更可能成为尼采自己认为自己所是的样子。循此，我倾向于认为《与尼采一起生活》中有两个基本定位包含了对尼采的误读。 所罗门对尼采的定位存在着矛盾。他把尼采视为是严肃的哲学家，一个有着丰富的心理洞识的心理学家，明确反对将尼采做庸俗化处理。他说过：“尼采的哲学是一种英雄的哲学，如果你并不了解他的话，你还会认为，尼采的哲学是一种行动的哲学。但令人遗憾的真相是，它已经几乎退化成一种自我救助式的健康哲学。” [22] 显然，所罗门对尼采哲学有着更高的期望和评价，而且在论证尼采哲学的思想价值方面，他做了很多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工作，前文已经通过举例的方式加以说明。只是与此同时，所罗门笔锋一转，又把尼采定位为“一个典范性的榜样和向导，让我们以更好的方式生活并导向一种‘丰富的内在生活’” [23]，最终得出了“与尼采一起生活意味着认真对待我们自己的潜能——以及我们发展这些潜能的责任” [24] 的结论，这时我认为他陷入了自己否定过的误区。如果再读到这样的句子——“尼采哲学的关键是如何生活，而不是如何书写，将尼采在字面上的嬉戏态度与他在道德上的严肃态度相混淆，这就纯粹误解了尼采。” [25] 这难道不是把尼采降低为心灵鸡汤式的作者吗？或许这只是因为尼采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果是，那这就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庸俗理解。另外，此处“丰富的内在生活”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而且作者自己意识到了尼采可能不接受这个说法，但不知何故，他在书中继续采用这个说法。如果我们联系到尼采对“背后世界”的批判，联系到他在哲学上用“感觉”和“现象”来替代“表象”和“本质”的努力，那么，尼采应该是不会赞同“内在生活”的提法的。所罗门在书中曾正确地指出，“一种风格本身就是一种哲学” [26]，风格在尼采这里尤其不能被忽视。我甚至认为，造成对尼采的误解的原因之一，从读者方面说，就是忽视了尼采的写作风格及其蕴含的情感效应。果若如此，那么一定的写作风格定会要求一套相应的概念和术语，对它们加以混用是对风格的破坏。 《与尼采一起生活》当中的第二个误读，我认为存在于作者阐述尼采“对亚里士多德的追忆”的伦理观时所说的话：“伦理学首先是提醒我们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幸福地生活，并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所有不幸与荒谬的过程中做到这一点。” [26] 把“幸福”与伦理任务联系在一起并非自明，尤其是与尼采的伦理思想相关联的时候更需仔细辨析。我们不要忘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首次写到“幸福”的时候，查拉图斯特拉没有掩饰他的鄙视，因为他所描写的是那种平庸、渺小的“末人”的“幸福”。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下山向世人宣讲“超人”学说的时候，“末人”先是眨巴着眼睛反问“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什么是星球？”然后又眨巴着眼睛说：“我们发明了幸福。”“末人”的“幸福”不过是一种廉价的满足感，查拉图斯特拉眼中的“毒药”，少量的毒药会带来适意的梦，多食则导致适意的死亡。[27] 除了揭穿“末人”的“幸福”的实质外，查拉图斯特拉还看透了“彼世论者”希望通过天国的道路企及虚幻“幸福”的愿望——“‘呵，但愿有天国的道路呢，使我们得以溜到另一存在和幸福里！’——他们于是为自己发明了一些诡计和带血的小饮料！” [28] 显然，无论是“末人”的还是“彼世论者”的“幸福”都失之渺小平庸，而且“它是贫乏和肮脏，以及一种可怜的惬意” [29] 。与这样的“幸福”谦卑地拥抱，就是“顺从” [30]，那更是为尼采所鄙视的品质。 当然，查拉图斯特拉还提到了另一种“幸福”，即“超人”因创造和生命的欢欣而生的“幸福”，这种“幸福”需要极强的自我意识。在“违愿的幸福”一节中，查拉图斯特拉说：“我必须自己完成自己：因此，我现在逃避自己的幸福，把自己献给一切不幸——使我得到最后的考验和识别。”也就是说，“超人”的“幸福”在常人眼中是难以忍受的苦难，因为这是一种有高度的“幸福”。尼采的“超人”是要向上攀登的，登到一个能够远望的高处——“人当在高山上生活”（“返乡”）[31]，“从越来越神圣的群山中，我建造了一个山脉”（“旧牌和新牌”）[32] 。“超人”落脚在“孤独”的“故乡”中，躲避“末人”抱团取暖式的廉价幸福，独自承受“深渊的思想”，独自去“试探路本身”（“重力的精神”）[33]，“超人”注定孤独，因为孤独才是通往自身的道路。在“创造者之路”一节，尼采描绘了进入孤独的艰辛： 孤独者啊，你走上通向你自己的道路！而你的道路要经过你自己和那七个魔鬼！/你将成为自己的异教徒、巫婆、占卜者、蠢材、怀疑者、非神圣者和恶棍。/你须意愿在你自己的火焰中焚烧：如若你没有先化为灰烬，你怎能新生！[34] 孤独者必抵制住凡庸的德性、爱、“神圣的单纯性”的诱惑，经历先毁灭而后重生的蜕变，才能享受把痛苦、诅咒和孤独当成至上享受的“幸福”，这种高山式的、孤独的“幸福”观与常人心目中凡俗的“幸福”观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尼采区分了“末人”和“超人”的“幸福”的前提下，泛泛地说伦理学旨在使人“追求幸福的生活”，是会产生很大的歧义的，甚至造成可悲的误解。更何况，作为一种思想试验，“超人”的理想如何作为伦理目标在社群中实现，将会是一个棘手到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所罗门因尼采哲学被降档为“自我救助的健康哲学”而感到不满和痛心。十多年后，一本关于尼采哲学当中的治疗思想的论文集《尼采的治疗学说》出版了，编者认为，对“尼采式治疗”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35]其实在《与尼采一起生活》中，所罗门就论及了心理分析大师亚隆的知名小说《当尼采哭泣》，亚隆是把尼采而非弗洛伊德作为心理分析方法的原创者，所罗门甚至对尼采与弗洛伊德进行了一番对比，说明他早已意识到尼采哲学当中的一种可能性，即哲学有可能作为灵魂的灵药，但他仍然认为尼采哲学不当止于一种“自我救助的健康哲学”。我理解所罗门感到痛心的根源。尼采哲学肯定不排除对受到困扰的灵魂的关切，但它的旨归当更为高远，尼采是为高山之巅的雄鹰而写作的。但是，理想与现实从来都存在着距离。在2018年新出版的《与尼采一起徒步——成为你自己》的美国畅销书中，作者在讲到“超人”理想要求我们变得越来越好、攀登得越来越高时，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而严肃的问题：“how high is high enough?” [36] 联系到中国优秀学子的自杀率，联系到哈佛和耶鲁大学“幸福课”的流行，看到心理学家们已经把“幸福”作为科学加以研究——the science of wellbeing，我不禁想到，对于现阶段的人来说，“幸福”仍是不容忽视的，无人有权要求他人放弃追求哪怕只是渺小的幸福的权利。毕竟，现阶段的人尚未成为“超人”，人仍是某种要被克服的东西——人是未完成的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对“幸福”的科学研究不失为一种达到认识真我的有效途径，而尼采的时代的确仍然尚未到来。

注 释

[1]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三联书店，2018，第6页。

[2]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26页。

[3]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7-10页。

[4]王齐：《文化接受的内外之道——对一段尼采接受史的反思》，《哲学动态》2016年第1期。

[5]Nietzsche，“Beyond Good and Evil”226，in All too Human & Beyond Good and Evil，trans. by Helen Zimmern & Paul V. Cohn，Wordsworth Classics 2004，p.629 .

[6]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267-268页。

[7]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290页。

[8]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23页脚注。

[9]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122-123页。

[10]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92-93页。

[11]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72页。

[12]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4页，第98页。

[13]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102页。

[14] G. Deleuze，Nietzsche and Philosophy，trans. by Hugh Tomlins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pp. 48-49 .

[15]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74页。

[16]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3页。

[17] Nietzsche，Ecce Homo，trans. by R. J. Hollingdale，Penguin Books 2004，p.39 .

[18]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23页。

[19]Nietzsche，Ecce Homo，trans. by R. J. Hollingdale，Penguin Books 2004，p.37 .

[20]这个书单仅反映出我关于此主题的有限知识。Irvin Yalom，When Nietzsche Wept，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Edition 2010；Carlos Fuentes, Nietzsche on His Balcony，Dalkey Archive Press 2016；Liam Callanan，The Cloud Atlas，Random Publishing House 2004。

[21]Nietzsche，Ecce Homo，trans. by R. J. Hollingdale，Penguin Books 2004，p.39 .

[22]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60页。

[23]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2页。

[24]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405页。

[25]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44页。

[26]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44页。

[26]罗伯特· C. 所罗门：《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郝苑译，第20页。

[27]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7、18页。

[28]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第40页。

[29]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第10-11页。

[30]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第256页。

[31]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第285页。

[32]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第320页。

[33]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第300页。

[34]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第90页。

[35]Nietzsche's Therapeutic Teaching，ed. by Horst Hutter and Eli Friedland，Bloomsbury paperback edition，2015.

[36] John Kaag，Hiking with Nietzsch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 2018，p.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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