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与数字反哺：新媒体对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影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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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与数字反哺：新媒体对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影响探究
Digital Divide and Digital Feedback: An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1. 问题的提出

1.1. 数字化与老龄化交叠推进

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媒介技术逐渐嵌入人们生活的各种领域。麦克卢汉曾指出，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1]，新媒介技术重塑着现代社会生活，如何更好地实现数字化生存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互联网不仅深受中青年人群的追捧，也逐步渗入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从年龄结构来看，我国网民仍以30~39岁为主，占20.3%；40~59岁网民群体占比提升至34.5%；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占比达到13% [2]，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3]，我国已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迈向中度老龄化社会[4]。一方面，数字媒介形态越来越新，数字化和媒介化成为人们必须适应的社会现实和基础环境；另一方面，人口结构越来越老，数字媒体互联化生活与老龄化社会存在的隔阂与障碍亟待解决。

1.2. “数字反哺”成为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新内容

新媒体技术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农村家庭传统的交往空间，在子代与亲代分离的家庭结构下重塑了代际互动的虚拟空间，丰富着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为农村家庭代际互动带来更多情感支持。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以及农民较低的媒介素养，农村中老年人在网络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家庭中年长一代由于文化层次较低和身体机能的下降，学习和接收新事物的能力较弱，独立地适应媒介环境变得困难，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数字难民”，与熟练掌握新媒体使用的“数字原住民”——年轻一代形成社会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由此产生代际传播中的“数字鸿沟”。在新媒介使用过程中也开始出现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施教的“反向社会化”现象，在农村家庭中这种现象也更为突出，“数字反哺”已成为家庭生活和代际互动中的重要内容，在家庭成员内部发挥着新媒体素养培育和数字文化推广的作用[5]。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因互联网的发展而发生微妙变化，传统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身份发生转换。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一是新媒体环境下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现状是如何；二是新媒体的普及对农村家庭代际互动造成了何种影响与变化；三是新媒体环境下农村家庭代际互动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由此，对新媒体环境下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变化进行分析，尝试提出农村中老年人媒介素养提升、农村家庭代际互动改善的策略。

2. 研究方法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广泛推广，“数字鸿沟”和“数字反哺”现象在社会行动中更加普遍，本研究选取“农村家庭”这一典型的代际互动场域为观察切入点。在农村家庭场域中，由于人口流动，亲子两代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新媒体已经深度嵌入农村家庭代际沟通之中，无论是矛盾与冲突还是宽容与反哺，代际间的互动张力都能充分呈现。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通过线下面对面以及线上网络的访谈方式，主要对3个农村家庭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新媒体使用情况(使用原因、使用设备、常用软件、使用体验、使用困难)；家庭代际间使用新媒体进行互动的频率、内容；家庭两代人在使用新媒体进行数字反哺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

3. 新媒体环境下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现状

3.1. 家庭代际互动中新媒体的使用情况

通过访谈对农村家庭新媒体的基本使用情况进行调查，从新媒体的采纳情况来看，农村家庭中子代主要采用智能手机、电脑和平板电脑，而亲代以及祖代主要采用智能手机进行社交互动，且多为子代淘汰的二手智能手机。子代的智能设备更新换代速度更快，由于原来的性能不能满足需求，即使没坏也会选择更换性能和配置更好的智能设备。在传统社会，器物传承一般是父辈传给子代，例如农具、家具等物品，但在现代社会，子代人群对数字媒介的消费往往比亲代人群更加超前，呈现出器物传承关系倒置的特点[6]。

从新媒体使用的时间与频率，子代使用新媒体的时间和频率显著多于亲代与祖代，亲代与祖代更多选择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家庭成员坐在沙发上共同观看电视的场景逐渐淡去，父母看电视、子女看手机已经成为家庭媒介生活的常态。

从常用的网络服务与软件来看，亲代主要使用即时通讯、网络新闻和短视频等网络服务，常用的软件为微信和抖音，而在子代中，即时通讯、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微博、短视频等网络服务的使用程度最高，微信成为子代与亲代沟通的平台，网络聊天成为子女与父母互动的主要方式。

从子代与亲代的互动内容来看，农村离家子女与父母的互动内容主要包括对身体健康状况的询问和对家庭现状的了解两方面。而在返家后，子女与父母的交谈集中在学习、工作和结婚等方面，子代与亲代在共处时经常是各自使用新媒体进行个人的文化消费，互动交流呈现出短时段、低频次的特征。

3.2. 亲代借助新媒体进行自我呈现

社会学研究表明，当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往往会有许多动机，试图控制他人对当下情境的印象。同时，获得个体的信息，有助于定义特定的情境。个体的表达，通常包括两种不同的符号活动：他给予的表达和他流露的表达。当个体为了实现在他人视角下的预期印象，而产生印象管理行为，这一过程就是个体的自我呈现[7]。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自我呈现于社交行为主要基于线下物理空间内展开，多采取面对面交流和书面文字交流等方式，表现形式较为统一。但数字化生存环境则彻底颠覆了传统交往的方式与手段，个体的自我呈现与社交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被打破，并有了图文、语音和视频等多样化表现形式。对于亲代而言，在家庭场域通过使用新媒体与子代进行信息沟通或情感交流已经成为代际互动的一种必要条件，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亲代使用智能手机打字的能力较差，常常通过微信发送语音、图片和视频给子女，跨越时空进行家庭代际互动；同时，在社会场域内，亲代通过新媒体的采纳与使用进行自我呈现与社会互动来叠加社会资本、更新“角色”，也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在农村环境中，以往大家的休闲时间多时看电视、聊天，如今越来越多的父母辈拿起手机刷抖音和快手，用拼多多进行购物和“砍一刀”。亲代在不同的社群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适应新的情境，能动地学习新的自我呈现方式，成为促使他们接纳与使用新媒体、新应用的主要原因。

某一受访者：现在有空我就喜欢拍拍抖音视频，来分享生活，看到大家给我点赞和评论我也很开心，有时候做顿饭也想发个朋友圈“晒”一下。

3.3. 子代被动或主动进行数字反哺

数字化生存环境下，农村家庭亲子代间在新媒体使用的场景、使用方式与话语实践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子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对新事物的适应能力和技术使用能力很强，具备较高的新媒体素养与数字反哺的实际能力。从农村家庭生活到农村社会生活，亲代明显感受到了新媒体使用对于现实生活的改变和牵制。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子代的数字反哺掌握和习得相应的使用技能，以满足他们借助新媒体才能得以实现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等诸多现实需求。从子代的角度而言，数字反哺既能让亲代学习数字媒介知识与技能，也能让家庭关系更加平等。子代的数字反哺行为往往始于亲代直接而具体的“求助”，但随着数字鸿沟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子代也会逐渐产生主动反哺亲代的意识，并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数字反哺是一种他们对亲代的责任，或是一种由情感需求和生活需求而衍生的家庭责任。

某一受访者：过年回家的时候费了好大劲教我爷爷用微信接打视频电话，家里装了无线网，过完年回到学校也能在微信上看看爷爷奶奶，和他们聊聊天。

某一受访者：上次我在拼多多想买个东西，一直没买好，给闺女开了个视频电话，她教我怎么操作的，最后才把东西买好……平时我也喜欢刷抖音，看到村里的人都在发抖音，我也想让小孩教教我怎么发的……

4. 新媒体技术对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影响

4.1. 代际沟通空间虚拟

传统农村家庭环境下，家庭代际成员之间的交流沟通方式多以面对面传播为主，具体表现为声音、神情、姿态等方式，并呈现出交流频率高、反馈及时、信息传达平衡等特点。如今，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新媒体已经完全嵌入农村家庭代际互动之中，并使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代际之间的虚拟化沟通的新传播场景，智能手机已然成为亲代和子代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微信软件在农村家庭中普遍被应用。从空间来看，农村家庭代际之间由原来物理性的家庭转到了虚拟化的家庭场域，亲子交流不再受制于必然在场这个先天条件，呈现出身体的缺场[8]。从时间来看，手机或微信具有随时随地交流的特点，信息得以保存，不同于传统面对面实时交流。

新媒体给农村家庭代际之间的沟通带来了便利，但依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家庭成员在日常交流中不可能随时拿着手机，因此可能会出现信息接受不及时、回复不及时等信息传递碎片化的现象，导致家庭代际之间的对话呈现不连续的特点，这样使代际之间减少了黏性，不利于代际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时，子女与父母在一起共同看电视聊天的机会因新媒体的普及而减少，新媒体的便利性使得原有的家庭空间结构开始解构。

4.2. 家庭代际关系重构

家庭政治是家庭策略的构成要素之一[9]。农村家庭要在快速发展变迁的村庄中适应社会转型，保持优势地位，就必须跟上时代发展步伐，让家庭骨干成员发挥主导作用，对家庭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和信息，经验积累尤为重要，因此年长者在家庭乃至村庄中具有较高威望，扮演着“掌舵人”的角色，主导家庭的发展方向。逢年过节，年轻一代从城市返乡，每晚例行的事情便是看望年长一辈，交谈近况，被其寄予厚望。在数字社会，技术更新换代快，缺少经验带来的局限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加以弥补。掌握数字技术，跟上社会发展脚步，才能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竞争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在此背景下，青年的优势日益显现，他们能掌握更多数字社会资本，出于家庭整体利益的考量，农村老人会主动“让权”，将家庭权力传递给年轻一代，长辈威权向平等对话转移，这也是农村家庭为发展采取的家庭政治策略。

农村家庭代际权力的转型，不仅是老年人主动“让权”的过程，也是乡村青年主动争取的结果。在家庭生活互动中，农村年轻一代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不愿盲目服从长辈权威，他们会通过一系列的行为策略实现家庭权力的代际传递与转移，其中数字反哺就是他们获取家庭权力的重要方式。在数字反哺中年轻一代成为知识主体，扮演“传授者”的角色，老年人则扮演“学习者”的角色，在这种文化反向传递中子代成为权威，逐渐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在数字反哺的过程中，农村家庭权力结构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不是转为子代掌握绝对的话语权，而是显现出平权的特点。新媒体技术引发农村家庭权力关系从单向权威向双向权威的转变，同时这一过程中也会在家庭内部产生抗争与矛盾，代际双方不同观念进行博弈，难免会出现沟通碰壁和反哺失败。

4.3. 家庭代际情感修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出现离土、离乡、离家等生活形态变迁，现代社会的“陌生人际”取代了传统乡土的“熟人交往”。这种离土又离乡的时空阻隔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割裂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情感纽带。数字技术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家庭传播模式，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介入为身处不同生活空间的人们提供了联络和互动的平台，让独立的个体或孤立的核心家庭从疏离到汇聚。子代与家人、亲朋好友跨越时空阻隔，在微信场域中相互联系并自发组建了“相亲相爱一家人”“我爱我家”“村里四枝花”等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特征的微信交流群，将家庭重新拉回“熟人社会”。传统家庭中的成员通过微信群互动、朋友圈点赞和评论、分享抖音短视频等行为，实现了代际间的时空共在和情感互动，弥合了时空阻断造成的情感裂痕，推进了家庭代际情感再续的自觉修复。

同时，新媒体环境下农村家庭代际孝道文化与精神得以传承。“慈孝”观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倡导的家庭伦理观念，建设具有“慈孝”礼仪的家庭与社会是中华民族恒久的道德实践[10]。“慈”与“孝”是对亲代和子代分别提出的道德要求，即亲代对子代要持仁慈、厚爱的感情和态度，子代对亲代要有尊从、孝顺的言行与品格，“父慈子孝”是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新媒体场域的时空共在和再社会化实现了中年亲代与子代的代际互动和文化反哺，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精神赡养和情感陪伴，这一方面推动了代际情感的自我修复和互动呈现的自我调适，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农村家庭代际孝道文化的自然传承。

5. 新媒体环境下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现实挑战

5.1. 网络空间虚拟，引发信任危机

互联网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危机。虚假信息和诈骗信息在网络中尤为泛滥，信息纷繁复杂，导致诱导类信息核实难度大，年轻一代难以分辨真假，最终陷入骗局，致使年长一辈不相信年轻一代能够应对网络世界。而农村年长一辈的数字媒介素养能力普遍不如年轻一代，诈骗分子利用这一点掌握年长一辈的心理，一步步骗取信任，导致年轻一代不相信其能够独立面对虚拟世界。由于社会的发展产生变化，乡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家庭关系也随之紧张或缓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年轻一代对年长一辈的反馈越来越少，其在家庭权威、物质资源等方面产生危机。年长一辈为了身体健康，会利用网络平台购买一些没有品牌保证的保健品或其他“灵丹妙药”。部分年长一辈在使用智能手机时喜欢占小便宜，对网上抽奖送礼品、点赞送东西等内容深信不疑，被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蒙蔽。新媒体搭建起虚拟代际互动空间促进家庭沟通的同时，诈骗分子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冒充中老年人的子女，实施诈骗行为。另一方面，年长一辈会认为年轻一代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超额消费，认为其消费观出现问题，家庭代际信任危机被触发。

5.2. 代际关系疏远，在场的“缺场”

传统的“农村家庭”场景在新媒介传播环境中彻底被改变，家庭成员的互动行为和代际关系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方面，通过微信、抖音等软件的学习与使用，亲子代际间实现了多场景、多渠道的代际互动；家庭内部萌生的关于新媒体的共同话题则有效融通弥合了代际关系，满足了代际双方数字化交往中的情感依赖，这些都是农村家庭场域数字反哺的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反馈。但另一方面，亲子两代表示，农村家庭中成功进行“技能型”数字反哺之后，反而会出现代际关系疏远的情况，如两代人都沉浸于虚拟情境的互动而忽视了真实情境的交流，出现在场的“缺场”。同时，新媒体技术介入农村家庭，亲子代的信息环境有所变化，信息获取方式与渠道选择控制往往集中于各自的兴趣点，进一步缩小了二者对话交流的共通空间，真实物理空间的交流频率不断降低。代际关系的反向疏远，又进一步造成了亲代与子代后续数字反哺空间的缩小甚至消失。

5.3. 虚拟时空区隔，隐私边界模糊

数字化生存环境下，现实生活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的联系愈发密切并逐步形成了新的复合型空间，这也对农村家庭内部互动构成了直接影响。个体在互动过程中可以选择是否向其他个体开放资源和分享信息，这构成了个体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边界。微信朋友圈是熟人网络社交社会，点赞、评论、转发文章等分享行为共同构建了亲子两代微信朋友圈的“圈子文化”，也是个体开展网络社交的重要平台，为个体展示自我、发表意见、宣泄情绪提供了开放的“广场政治”空间[11]。微信朋友圈的设置中有一个“隐私”选项，是否向亲代开放微信朋友圈成为子代与中年亲代的代际隐私边界。子女一旦在微信朋友圈内发布动态，亲代就会立即从自身价值判断出发对子代的行为和观念进行引导和教育，以期维系情感并行使传统的监管权，这一过程中亲代与子代常常产生代际互动冲突。面对亲代的“隐私越界”及其带来的认知冲突，子代除了采取直接抗争的方式来争取数字个体空间的隐匿性，还会采取隐秘逃避的方式以构建新的数字空间区隔，例如对父母进行分组和屏蔽等权限设置。在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里不断出现更为私密的虚拟空间，影响着农村家庭亲子代的互动。

6. 新媒体环境下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改善策略

6.1. 农村年长世代：引导践行“终身学习”的理念

在如今核心化的小型家庭结构中，未来数字化等媒介的使用将成为除子女之外的陪伴，利用新媒体可以丰富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精神生活，提升全身心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推进数字化的进程中，代际关系可以作为一种补偿机制，帮助年长一代提高数字素养和社会融合感，促进新型关系互动，共同构建开放型的家庭和社会。农村中老年人的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下，有些中老年女性甚至没有入过学，这直接影响了其对新媒体的使用。进一步消弭数字鸿沟，促进农村家庭代际互动首先需要引导农村老年人树立正确的数字生活观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帮助其形成正确的网络效能感与感知重要性。飞速发展的社会带来了农村中老年人对自我价值的否定，他们对生命走向下坡路、死亡无意义的心理认知以及“能省则省”的消费观念强化了对数字媒介等新兴事物的排斥心理。只有通过学习挖掘自身潜力，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以后的人生才能真正实践终身学习。对于农村中老年人而言，终身学习不仅仅是对新兴事物的学习，更是对其基本素质的补充。心理认知的转变是让其认可并接受新媒体，而促进农村老人有效使用新媒体，提升其数字媒介素养，实现农村地区的文化反哺则是心理认知转变的目的。对于部分会使用新媒体的农村中老年群体，在维护其媒体使用自主性的同时，也要引导其适度使用互联网，帮助其提高信息判断能力，防止网络沉溺和网络受骗。

6.2. 农村青年一代：数字反哺与“在场”陪伴共存

由于农村老年群体在年龄、文化程度以及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子代在对亲代、祖代开展数字反哺时不能一概而论。青年一代应当根据年长一代的不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反哺。对于低龄老年人可以在反哺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学习的深度，进行普适性技能传授，对于高龄老年人则需主动开展风险较低、娱乐功能为主的反哺。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差的老年群体学习能力相对较弱且更加依赖家庭中的数字反哺，青年在反哺过程中应当给予其更多的家庭支持，向其传授较为基础的数字技能，以满足其生活、娱乐需求。同时，对于农村年长世代的数字反哺也需要遵循村庄的现实情况与家庭发展目标，构建既符合客观现实又符合老年人自身需求以及有利于家庭发展的数字反哺机制。

同时，在数字反哺过程中要关注年长一辈的情感需求，增加对他们的情感支持。数字空间的诞生实现了代际交往“在场”与“缺场”共在，颠覆了传统养老模式的具身性属性，促使亲子两代不得不思考数字反哺之后的精神赡养问题[12]。数字媒介化的代际情感陪伴对精神赡养起着补充作用，但无法完全代替“在场”空间的丰富具身感知。子代应充分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回归农村家庭物理空间，多陪伴中老年亲代，倾听亲代需求，用“在场”的亲情陪伴代替“缺场”的数字互动，让“常回家看看”成为一种常态和自觉。

6.3. 社会支持层面：推动数字产品“适老化”发展

促进新媒体环境下农村家庭代际互动，需要构建多方参与的老年数字融入社会支持体系，国家与社会层面应加快推进老年人网络使用的普及率，数字产品的设计应适应老年人的能力，鼓励和积极倡导老人接触和利用网络，加强对老人的人文关怀，营造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农村社会氛围，以克服老年数字排斥。互联网企业应充分考虑老年群体需求和特点，继续完善老年智能服务，减少新媒体在操作上的难度，需要生存适用于中老年人使用的智能设备。身体上的老化、认知局限、缺乏经验、努力期望、风险感知、子女反哺意愿、设备本身的操作、导航、信息呈现以及界面设计等都会影响着农村中老年人新媒体的使用。影视公司也应生产适合家庭成员集体观看的作品，在新媒体影响下，相互关注的焦点分散为个人的关注点，家庭群体性共享的时代逐渐离去。生产出吸引不同年龄层、可供家人共享讨论的节目可能会重构相互关注的焦点，是家庭成员共同聚集在一起进行文化消费，实现有效的代际交流。

7. 结语

技术创新的潮流势不可挡，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不断进步的数字技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代际关系都与社会变迁紧密相关。随着新媒体介入乡土社会，农村家庭代际关系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农村中老年人从数字技术的学习交流中获得了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的直接福利，促进了村庄公共生活的数字参与，优化了家庭发展策略和强化代际责任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农村青年一代也因此收获了具有实际价值的正向反馈作用，通过新媒体的应用和数字反哺青年能直接感知自我能力并加以展示，家庭成就感跃然而生，从满足中老年人需求中发现自己被需要与被依赖的价值，由此进一步深切体会到浓厚的代际亲情，增强代际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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