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逻辑方法对生活世界的回应

发布时间：2024-12-01 21:41

美学理论基础：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认为美的本质存在于客观的理念世界中。 #生活知识# #生活美学# #美学理论#

论古希腊逻辑方法对生活世界的回应

以往人们更多的关注古希腊逻辑体系本身的技术结构,而忽视它与生活世界的密切关联。事实上,古希腊逻辑在思维交流的技巧中寻求平等的逻辑尺度;在求知思维的活动中建构逻辑的言说方式;在道德概念的追问中形成有效的逻辑方法;在和谐秩序的构想中确立逻辑论证体系。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方法、成为求取科学真理的证明工具,并且在与哲学、数学、语言学等交互作用中,衍生出丰富多彩的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的方法,触及人类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的诸多领域,对生活世界的思维活动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既折射出科学精神,又充满了人文关注。古希腊逻辑为人类的有效思维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它使幻化的神话思维转向现实的理性重建,将思维的对象由神转向了人,它对思维的规范,显示出人类理性的自觉,它锻造的理性思维工具以可交流的话语样式,对人的思维活动进行自识、反思、论证,并试图以此来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这种在理性思维的导引下寻求人类福祉最高境界的理想,正是古希腊逻辑方法的生命力所在。

一、在思维交流的技巧中寻求公共话语尺度

古希腊逻辑形成于科学发展、文化多元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以政治、哲学、法律、道德等为话题的辩论极为盛行。在激烈的争辩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发挥语词的力量显得十分重要,为了消除由诡辩造成的思想混乱,便于人们在思想的沟通中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古希腊逻辑先驱们开始寻求一种公共话语尺度,诸如苏格拉底的分析归纳法和普遍定义法、柏拉图的演绎划分法和不矛盾思想等,都为有效论证提供了可遵循的思维准则。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他在吸纳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将思维中的逻辑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借助几何学的方法,创立了以三段论为中心的逻辑体系,系统探讨了概念、判断、推理、思维规律、证明、反驳等一系列逻辑问题,目的是服务于人们的思维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既是政治的人又是智慧的人。一方面,在城邦的政治生活、公共文化活动中,话语是沟通的手以通过语言将自己的思想告诉别人、改变别人,同时又能倾听他人的思想、被他人所改变,政治艺术要靠论辩艺术体现出来,驾驭语言的艺术被视为制胜的武器,话语的说服力成为评估胜者的依据,逻辑为人们确立了思维交流的话语技巧,具体表现为正确把握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反驳、规律等思维尺度;另一方面,在科学真理的认识活动中,逻辑是关于论证的科学,它主要以推理的形式表现论证的过程,亚里士多德指出:“三段论是一种论证,其中只要确定某些论断,某些异于它们的事物便可以必然地从如此确定的论断中推出”,[1]这表明,科学解释必须采取各种前提明确的结论形式,结论要从前提得出,如果一个三段论的前提没有满足这些条件,那它就不是一个科学的证明。为了避免由日常语言的歧义性、模糊性带给思维的不便,他首次构造了符号化语言的演绎系统用于论证,指出论证的有效性取决于推理的逻辑形式而不是内容,显然,他试图以人类能共同理解的话语形式为思维的交流提供规范的尺度,将世俗的社会生活理性化。可以说他创立的西方逻辑,为那些使用日常语言的“政治的人”和使用非日常语言的“智慧的人”都提供了话语交流的有效工具。

显然,作为西方逻辑源头的古希腊逻辑,其思维载体的话语形式表现为借用数学知识而形成的技术手段,但更多的却是对人类精神境界提升的关注。从近代开始,主张“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莱布尼茨,提出关于人类思想符号化的大胆设想,试图通过系统的符号语言的证明,将一种普遍语言作为推理的有效工具,使所有的推理都透明、清晰,更好地分析、理解人类不同的思想结构,解决哲学、宗教和政治等领域中的各种思想争端。之后,弗雷格借助数学中函数的概念分析表达思想的句子、罗素构造形式化技术语言用于分析和解决哲学问题、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就是“语言的批评”的思想等,以及当今西方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以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用逻辑、在对认识论概念分析和对认识过程直观理解的基础上构造起来的认知逻辑等,都源于古希腊逻辑中所蕴含的对人的存在价值、活动意义、交往方式的关注。也许,在某一历史发展时期某种逻辑手段会遭到质疑甚至被淘汰,这是人类文明日趋成熟的必然选择,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逻辑方法对理性活动的人文观照会以各种新的形式不断呈现出来。

二、在求知思维的活动中建构逻辑言说方式

古希腊逻辑对个体思维的关注表现为不断改进和完善人的理性自我倾向,凸现逻辑方法对思维结构的分析功能,形成相关内容之间充满逻辑联系的抽象的言说方式,进而借助其普遍有效的推理、论证方法去获得新知。古希腊的逻辑言说方式是在适应日常论辩和科学论证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求知特征。

在苏格拉底看来,德尔斐神谕所告诫的“认识你自己”首先是要认识人的无知。他精心设计了盘问、定义的对话方式,即在思维交流活动中,从分析概念入手,向对方提出问题,如果对方在给出定义时出现或宽或窄的纰漏,那么就是对定义的无知;当人们对某一概念进行推论、证明时,由真的前提推出假的结论,则表明存在着推论不一致的无知;在对由概念组成的命题进行分析时,若找出其中隐藏着未被人们知晓的问题,同样也暴露出人们的无知。其次,要使人们改变无知。为此,苏格拉底运用反驳、归纳、推理、论证等逻辑手段对概念作出正确的定义。他在与人讨论道德观念的时候,指出自己和他人在道德信仰和道德名称等问题上存在弱点、无知,在他看来,“如果某人的道德信念是错误的,如果他不具有清晰和精确的道德名称,他对世界道德维度的感知就是歪曲的和不准确的。”[2]这表明,只有定义正确,概念才能正确,而概念正确才能获得对思维对象的正确认识。苏格拉底擅长于用定义的方法从分析、反思经验生活中的概念入手,增强人们逻辑思维的自觉性,使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抽象观念的考察成拉底的定义中,采用了特殊的归纳方法,将概念所反映的思维对象的个别属性进行归纳,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普遍定义方法。可见,苏格拉底的逻辑方法产生于对日常思维的质疑、诘问乃至批判,在揭露无知、改变无知的思维过程中,运用逻辑技巧向传统的、权威的思维方式发出挑战,进而为人们提供明晰概念、正确反映思维对象的有力工具。

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方式,还将普遍定义的方法用于揭示其思想体系中理念的含义。在柏拉图看来,明确概念、达到理念的认识,除了定义之外,还要以分类这种逻辑划分的方法,将理念与具体事物分离开,理念是脱离个别事物、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概念中的一般,从而确立理念作为思维对象的存在。在他看来,“首先,你必须知道你在谈论或写作的那个主题的真相,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给它下一个定义,然后你要懂得如何对它进行划分,直到无法再分为止”,[3]柏拉图将属概念分为种概念的划分过程,孕育着三段论这种演绎推理的萌芽。他还强调数学在理性思维中的重要作用,并借用数学的方法,通过假设前提进行推理论证,指出“同一事物显然决不会在同一方面同时实施或承受相反的东西”,[4]这里提出了思维中的无矛盾原则,即思维的逻辑规律的萌芽,为人们的认知活动提供保证。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前人奠定的一系列逻辑思想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更为重视探寻求知的手段和方法,为此,他将古希腊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的方法运用于推理活动中,并结合西方语言的结构特征创立了系统的逻辑言说方法理论,尤其是他引入变项、并用变项代替具体的思维内容,形成了严格有效的逻辑方法。与他所主张的“求知是人类的本性”[5]相适应,为探求关于自然与人本身的知识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工具,他对概念的定义、对判断的分类、对三段论推理前提与结论及蕴含于其中的概念、判断的分析,甚至将思维的具体内容符号化等,都在试图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系统,他“并没有局限在简单列举他认为是可靠的推理规则,而是头一次对逻辑作出了某种公理化”,[6]为人们的论证活动提供具有公理性质的方法,其意义在于,将人们的认知成果进行逻辑的分析,找出其内在的关联性,从中推断出必然的结论。受亚里士多德影响较大的斯多葛学派,在探求正确的语言形式的过程中,对命题理论和推理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思维的形式化要求提供了可遵循的准则,将求知的言说方式进一步完善。

三、在道德概念的追问中形成有效逻辑方法

古希腊逻辑根基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几何学的土壤,形成于爱智慧、尚思辨、重德性的文化氛围,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蕴含多向度的思维方法论的整体,不仅构筑了日常思维、科学论证的逻辑话语系统,还在纯思的视野中,从德性的层面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可以说,古希腊逻辑的论证方法与道德问题的讨论密不可分。苏格拉底就是以道德教育为己任,以人类的道德改善为目的。他采用的方法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首先承认自己对道德问题认识的有限性,然后,通过对话追问的方式让人们回答如何看待生活、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以澄清善的概念、寻求对善的理解,启发人们自己去思考、纠正错误认识、自觉接受善的观念。苏格拉底正是在对善的这一目标指向的推理对话中,为使道德概念明确、道德感知清晰,运用了盘问、反驳、定义等明晰概念的逻辑方法以及独特的推理论证方式,形成了提问—归谬—归纳—定义的论证特色。

古希腊逻辑思想家们的一大特点是将人的智慧与人的生命价值紧密相联,视智慧为德性的核心,将智慧作为一种理智德性。柏拉图就曾采用定义、划分的方法来明确善这一最大的属里,城邦是一个伦理的集合体,是基于德性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为此,他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诸多逻辑方法及思维规律进行论证,在《巴门尼德篇》中将伦理概念分为美、善等,在《高尔吉亚篇》中讨论善这一概念的内涵,还在其他对话中对美、敬、义、自制、勇等概念进行推论。他的伦理思想体现着一种理性的自由,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追求对善或幸福的拥有。

同样,作为古希腊逻辑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将逻辑手段运用于德性的分析中,他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把思辨、理性和智慧提升到德性的高峰,以思辨活动为完满的幸福,为合乎本己德性的现实活动。”[7]他在伦理思想的阐述中,充满爱智精神,尽显推理、论证的风采。从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的作用不同出发,他指出演绎推理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通过归纳方法得到的,它是演绎推理的出发点,具有普遍性,源于对经验知识的科学认识;另一个前提被第一个前提包含,具有特殊性。要进行有效推理、论证,就应既有普遍知识又有相关的特殊知识,据此亚里士多德对幸福、欲望、快乐等概念通过推理活动予以论证,指出“关于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所见的现象用做证据和范例,去努力探讨,以通过论证使其得到确认。”[8]在对有关幸福的论证中,他认为,人的生活是由一系列活动构成的,活动的目的就是感受幸福,而幸福的获得是离不开推理的,这种理性的自由是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特征,完全没有推理的生活,将没有机会选择和发展人的技艺,只能作简单的重复性劳动,那是一种无异于奴隶的生活。因此,人们应该善于运用理性能力去生活,用理性发现获得幸福的优秀品质,推理就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能力,它对任何人的幸福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集中体现在《工具论》中,但他花费大量精力研究的三段论推理及演绎证明方法的良苦用心,却是从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幸福观的阐述中让人有了更深的领悟,他将推理等理性活动视为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于对善的目标论证之中,他指出:“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9]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的方法已经成为追求幸福和善的目标所必备的手段,只有将理智、思辨与生活方式紧密结合起来,达到理智德性时,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和最高的幸福,有智慧的人在思辨论证中得以自足、享受幸福。

四、在和谐秩序的构想中确立逻辑论证体系

古希腊逻辑产生于文化碰撞、社会变革时期,为了拯救希腊城邦不断加剧的政治危机、文化危机,人们针对政治、伦理、法律、宗教、哲学等领域中的问题所展开的论辩,引起了思想家们对论证方法本身的重视和探究,作为论辩工具的逻辑方法,既形成于又服务于和谐社会秩序的论证。苏格拉底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研究,主张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建立起合乎理性的道德价值体系。为了论证善是天地万物的秩序,善为人生的最高目的,他以逻辑分析的对话方式,探讨了勇敢、正义、自制等一系列道德概念的“普遍性定义”,并用归纳的方法获得论证的依据,以此形成思维准则,探求实现社会生活和谐、有序发展的途径。

柏拉图则将理念论引入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在对理念的逻辑论证中提出了建立理想的城邦社会的构想。他将宇宙的自然结构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主张友爱、秩序、节制和公正等理想城邦赖以维持的价值要素,均具有“对称”、“可逆”的几何平等的含义,这种由自然界的几何化认识给思想形态带来的影响,源于几何数学所具有的公理化方法,以及隐含于其中的演绎论证的一些重要性质,诸如存在着不证自明的大前提,并且由它能必然地推导出独立存在的对象等。他以几何化模式的倾向,使希腊人的几何思想与城邦秩序之间建立起联系,具有逻辑推理拉图对话中涉及到分类、推论、论证、论据、假设、证实等逻辑问题,探讨了作为三段论雏形的分类方法和有关推理有效性的规律,使得他对理想国的建构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演绎推理的形式,即在精神世界的城邦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将真善美的理念作为大前提,运用定义、划分等明确概念的方法,强调合乎思维规律的原则,来证明社会结构的有序性。在柏拉图看来,推理的前提都是按假设为真的条件无矛盾的推出结论,正如“那些研究几何与算术一类学问的人首先假设有奇数与偶数,有各种图形,有三种角以及其他与各个知识部门相关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当做已知的,当做绝对的假设,不想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人进一步解释这些事物,而是把它们当做不证自明、人人都明白的。从这些假设出发,他们通过首尾一贯的推理,最后达到所想要的结论。”[10]难怪涅尔夫妇发出这样的感慨:“希腊逻辑的一个趋势大都是由考虑如何把几何学表述为演绎系统的问题所决定的。”[11]尽管这种社会结构存在分明的等级,但在充满实证精神的逻辑规范中,引导人们树立起遵循社会内在规律和公共秩序的意识。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指出:“一种善即或对于个人和对于城邦来说,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12]亚氏进一步论证了由善的追求达到城邦的和谐,“德性的特点是使灵魂的状况良好,运用沉静而有序的运动,使它的一切部分和谐;因此,善的灵魂的状态被认为是美好的国家政体的模型。”[13]正如冯·赖特所言:“试图在自然的理性秩序中体察出作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寻找一种好的生活的标准,以及人们不能不受惩罚地超越的界限。”[14]将逻辑推理工具,用于确立和维护城邦秩序,这对创设具有和谐思维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大胆的构想。

【注释】

[1]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第84~85页。

[2]霍普·梅:《苏格拉底》,瞿旭彤译,中华书局, 2002,第87页。

[3][4][10]《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3,第201页;第413页;第508页。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7,第1页。

[6]亨利希·肖尔兹:《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 1979,第10页。

[7][8][9][12][13]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第466页;第348页;第3页;第4页;第464页。

[11]威廉·涅尓,玛莎·涅尓:《逻辑学的发展》,张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5,第10页。

[14]冯·赖特:《知识之树》,陈波等译,三联书店, 2003,第4页。

（原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