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园抑或危境：公共浴室与民国上海社会生活
作者：孟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200241。
摘要：公共浴室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清洁与保健场所、休闲与社交中心，还是一个庞大的劳务市场。但主流舆论中的公共浴室却弊病丛生，它藏污纳垢、滋生惰性、混乱不堪。无论是在中国官方还是租界当局的设想中，公共浴室都应该是一个单纯的卫生设施，但这种设想在付诸实践时遭遇了巨大挑战并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国家权力对地方性知识的蔑视是导致改革“流产”的症结所在。
一、浮世混堂：公共浴室的日常
民初以降，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浴室行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上海数量众多的公共浴室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就业市场。每家浴室都会雇佣四类工人：堂倌、理发匠、修脚匠、擦背匠，他们共同承担着浴室的日常运转。整个民国时期，上海浴室工人的数量保有相当规模。尽管浴室工人被民间视为一种“贱业”，但其内部却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行业规范。新人入行一般都由同乡介绍拜师学艺，待其成为熟练工后又介绍或招收其他同乡入行。浴室工人群体因此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堂倌主要来自镇江、扬州、丹阳三地，其余“三大行”则分为扬州帮、丹阳帮和句容帮。修脚、擦背、理发等一系列铭刻于身体的技能被社会人类学者称为“身体化的技术”，它们“经常成为自成一格的‘在地技术场域’”，在其中进行师徒制、网络化、社区化的传承，是吉尔兹所谓“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形式。身体化的技术在为浴室工人创造生计的同时，也通过这一群体代代延续。
对浴客而言，公共浴室最基本的功能当然是洗浴。洗浴方式又有盆汤和池汤之别，最受大众欢迎的当数池汤，即众人混浴一池。当皮肤在池水中逐渐软化后，浴客通常会雇擦背匠替自己擦背。一位德国汉学家与邹韬奋谈及他在中国的生活时，尤其念念不忘中国公共浴室中的擦背。出浴之后，“资深”的老浴客还将享受一系列针对脚部的特殊护理。
尽管混堂里的洗浴和保健方式看似难登大雅，但它们在浴客和从业者的观念中却蕴藏着丰富的“健康学”知识。伤风、感冒、腰酸背痛的浴客会去池汤浸泡。同洗浴和保健相伴的是一系列休闲与社交行为。除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公共浴室在更多情况下还是熟人碰头的地方。如何促进身体健康、获取舒适感、创造乐趣、谋求生计，浴客和从业者有自己的认知化常识和身体化技术，二者都是地方性知识的典型代表。地方性知识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根植于文化持有者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土壤中的一套知识体系，以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地方性知识与外来性、普同性知识之间可能存在根本差异，但它却能引导当地人解决或解释在原生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因而被他们所认同。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需求，从业者和浴客将其认同的常识与技术付诸实践，这一方面为他们创造了日常福利，一方面形塑了公共浴室的多重角色——劳务市场、清洁与保健场所、休闲与社交中心。
二、灰色空间：主流舆论中的公共浴室
与浴客“乐园”式的体验迥异，公共浴室在知识精英主导的主流舆论界却是另一番景象。从20世纪初开始，上海各大报纸中就充斥着对公共浴室卫生状况的指责，有文章甚至将其形容为“危险症宣传的机关”。
此时的公共浴室已不再是晚清文人笔下的风雅之地，而是一个有待改良的城市空间。知识精英对浴室卫生的诟病始于他们对“细菌”这种“新物种”的认知。20世纪初欧美与日本建立起了细菌病理学和热带医学，随着中国知识精英追求西方文明的潮流，这套理论逐渐被接纳。与细菌学相伴而生的一个概念是“传染”，公共浴室中的毛巾被认为是某些病菌在城市传播的重要媒介。细菌学知识的传播也使混堂中最普遍的洗浴方式备受争议。此外，浴客青睐的保健项目在细菌学的视域中也变得危险重重。对于以维护全体国民健康为目标的现代医学而言，任何可能导致病菌传播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端”。
民国以降，政府与精英都以一种“建立现代国家”的话语引领着国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因此，休闲往往被置于劳动的对立面，成为知识精英们大张挞伐的对象。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性反思以及民族心理改造的语境中，浴客习以为常的打盹、闲谈、品茗等行为时常受到知识精英严苛的审视。随着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的日益深化，有作者甚至把浴室中的消遣行为与“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懒散和腐化的标志，更是“民族衰老”的象征。
如果说细菌与惰性是社会秩序的“隐性危害”，那么暴力则是一种“公然威胁”。晚清以降，上海的各大报纸就有关于浴堂暴力事件的新闻，民国时期这类报道更是层出不穷。此类事件往往十分恶劣甚至血腥，从新闻标题便能略知一二。但在这些暴力事件中，浴室通常只是案发地，冲突的根源不在于其中的活动。换言之，公共浴室其实并非滋生恶性案件的温床。尽管有关混堂暴力案件的新闻旨在还原事发经过，但无形中也形塑着读者对于公共浴室的观感。
三、从空间到身体：官方对公共浴室的干预
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流舆论的风向也影响着官方对待公共浴室的态度。作为“现代”秩序的建构者与维护者，上海历届政府对于公共浴室这一传统都市空间同样抱有十分负面的观感，不过城市管理者的责任更在于行政过程中的除旧革新。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主流舆论对传统商业浴室的一片讨伐声中，控制华界的上海市政府试图开辟一种与混堂截然不同的大众沐浴场所——西式“淋浴室”。淋浴需要装置水管、水箱、锅炉等昂贵材料。淋浴开启了本土改良者对沐浴方式的全新认识，它不仅可以通过限制时间和用水量让更多人参与沐浴，而且还能消除混浴存在的卫生隐患，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混堂的合理性。以淋浴室作为主要参照，上海市政府于1937年5月在闸北设立了沪上第一所“民众浴室”沪北浴室。同样让人耳目一新的还有沪北浴室严格的管理制度。无论是设施还是制度，沪北浴室都践行了改良者对于沐浴快捷化、秩序化、去娱乐化的想象。
1945年5月，上海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市警察局将公共浴室列为“特种经营”，要求各分局彻底调查。针对公共浴室，警察局提出了禁止擦背、禁止扦脚与捏脚、废止大池混浴改装淋浴等措施。训话不久，警察局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上海市警察局管理浴室规则》，并且又提出了许多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警方的改革措施与战前沪北浴室的管理制度如出一辙，换言之，警方试图在制度层面将角色多样的混堂向单纯的卫生设施引导。
来势汹汹的改革随即引发了上海沐浴行业的集体恐慌，以浴德池为首的多家浴室业主连续上书警察局请求暂缓改革。古代的卫生观念包含了一系列的保健行为，但在20世纪初它的含义却缩小到从微生物等学科发展出的清洁观念。业主理解的“卫生”显然是前者，即“保卫生命”的健康之道，与官方标榜的公共卫生可谓大相径庭。不论出于何种考量，官方最终做出了让步。
1949年5月底，上海在《东方红》嘹亮的歌声中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但对于混堂里的老浴客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最明显的不同或许只是堂倌变成了服务员，浴客变成了同志。事实上，每一种看似稳定与延续的生活模式背后都有一套习惯性的日常逻辑，而地方性知识是建构这套逻辑的重要力量。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典型代表，浴室中的身体化技术和认知化常识在为大众创造日常福利的同时，也塑造了公共浴室的多重角色。
但在民国这样一个渴望破旧立新的时代，混堂作为承载着典型传统生活方式的城市空间，自然遭到标榜文明和进步的知识精英的批判。虽然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新的时间观念的变化，但这些新观念也仅限于受过西式影响的新式精英。
舆论之外，公共浴室中的生活一切如常。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家权力正试图深入城市和乡村的基层社区，主要表现是在“现代化”的旗帜下开展一系列改革。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兴趣不再只是税收，而是以现代化为己任，谋求基层权威的构建、地方经济的改善以及大众福祉的创造。但从实质效果来看，民国时期诸多“现代”改革往往不甚理想，而国家权力在很多时候也未能真正控制基层。
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对地方性知识的蔑视，可能也是导致其努力不著见效甚至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城市管理者只看到了地方性知识与西方经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却忽视了它们在为当地人创造生计、促进健康、提供日常便利与舒适体验方面的意义，这种“盲目”已经预示了官方改革的失败结局。在一系列禁令、章程、规则颁布之后，“国家权威”看似在公共浴室这个微观世界中被树立起来，但官方却未能真正管控其中的个体，更没能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
摘自《史林》2０１９年第６期，原文约１９００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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