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当年的“新生活运动”——《教养身体的政治》读后

发布时间:2024-11-11 17:10

日本人研究中国1930年代蒋公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书。粗粗翻阅一遍,倒也能够长一些见识。以下主要以摘编为主,而后稍加评论。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从改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开始,以“规矩和清洁”为目标,“我们要有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就要从不乱吐痰开始”,“我们要倡导新生活,就可以从扣扣子做起”。

新生活运动的道德理念是礼义廉耻。经蒋公修订的礼义廉耻,作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被定义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话说几年前在哪里曾经见到龙应台演说稿,好像就是把这四句话搬出来说了一遍。

杨永泰是蒋公的亲信、国民党的大员,曾经卖弄文才,对“礼义廉耻”有深度解读和论证。他说:礼义廉耻“四者相连贯,发于耻,明于廉,行于义,而形之于礼,相需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礼无义则奸,礼无廉则侈,礼无耻则谄,此奸、侈、谄,皆似礼而非礼者也。义无礼则犯,义无廉则滥,义无耻则妄,此犯、滥、妄,皆似义而非义者也。廉无礼则伪, 廉无义则吝,廉无耻则污,此伪、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耻无礼则乱,耻无义则忿,耻无廉则丑,皆似有耻而无耻者也。”——话说汉语词汇之丰富、意象之多元还真是有用啊。


对于这场运动,各方都有表演,党政、地方,以下借助于正中书局相继出版的《新生活丛书》目录,看看这场运动波及的方面之宽,特别提醒你一定要关注这些书的作者及其出身——都是民国时期各方大腕啊。

丛书最后付梓出版30册。分为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和针对职业、集团给出来的规范。
(1)理论部分:
《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振武学校。
《新生活运动与民族复兴》汪精卫:法政大学。
《新生活与心理建设》陈剑修:伦敦大学,江西省政府教育厅长。
《新生活与民生史观》陈立夫:匹兹堡大学
《新生活与公共卫生》(未发行?)刘瑞恒:哈佛大学,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长。
《新生活与情操》叶楚伧:苏州高等学堂。
《艺术与新生活运动》林风眠:法国国立美术学院,杭州西湖艺术学院院长。
《新生活与妇女解放》陈衡哲: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新生活与乡村建设》邹树文:伊利诺伊大学,东南大学教授。’
《新生活与国民经济》刘振东:哥伦比亚大学,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财政系主任。
《新生活与哲学思潮》徐庆誉:牛津大学。
《新生活与政治改革》章渊若:巴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
《新生活与优生》(未发行?)潘光旦:哥伦比亚大学,淸华大学教授。
《新生活与家庭》(未发行?)邵洵美:牛津大学,时代图书公司。
此外还有新生活与健康、新生活与礼乐、新生活与娱乐、新生活与世界潮流、新生活与旧社会、各国青年训练与新生活运动,等等。
(2)职业、集团部分
《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新生活运动》陈立夫。
《学生的新生活》潘公展:圣约翰大学,上海市教育局长。
《银行行员的新生活》张公权:庆应义塾大学,中国银行总经理。
《农民的新生活》范苑声:明治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
《文艺家的新生活》王平陵:浙江省立笫一师范学校,《中央日报》。
《电影家的新生活》洪深:哈佛大学,暨南大学教授。
《音乐家的新生活》萧友梅:莱比锡大学,国立音乐学院教授。
《军官的新生活》朱培德:云南讲武堂。
《教育家的新生活》汪懋祖:哥伦比亚大学,苏州中学校长。
《士兵的新生活》张治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样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
此外还有:戏剧家的新生活、儿童的新生活、店员的新生活、劳动者的新生活、政务官的新生活、公务员的新生活、校长的新生活、宪兵的新生活、县长的新生活、妇女的新生活等等。

书中内容难知其详。这里仅摘一段。《银行行员的新生活》中说:“银行与普通的商店不同,他不是专事牟利的地方,而是为社会服务的一个机关。所以,银行乃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事业,他与一地或一国之工商民生,都有莫大之关系”。——还真不知道当年银行是这个定位哈。


对于蒋介石发动的这场不可思议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虽出现了不少赞同的文章,但也有一些表示否定态度的言论。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发布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最全面的、最深刻的批判。他赞扬蒋介石的人格说:“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烟卷。”

但是,对新生活运动本身,他毫不客气地加以批判。
第一个论点是生活礼仪的改良不能解决国民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写道:《须知》小册子上的九十六条,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
第二个论点是生活习惯的改良应该是教育运动,不是政治运动。
第三个论点是中国经济水准过低,缺乏倡导提高道德的物质条件。
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

胡适的议论可简述为三点,即:(1)在国难当中,(2)即便开展政治秀,⑶也不能靠文明礼貌吃饭。这些论点几乎把新生活运动所包含的问题都分析得淋漓尽致。

现代研究对为什么有这样一场运动有很多种说法,比如:与加强蒋介石自己的核心地位有关,与对抗日本有关,与对中央苏区的第四、五次反围剿有关等等。——我感觉,这些可以说都有关系(有相关关系),但似乎难以作为主要因素发挥作用(因果关系不显著)。


后世余响——大陆
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
1958年,除四害运动。
1981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倡“五讲四美”运动。
2003年“非典”蔓延时,仿佛新生活运动复活,批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在纪律和卫生方面的陋习。
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际,北京市政府规定每月11日为“自觉排队日”,批判随地吐痰行为。
2010年举办世博会之前,上海市政府呼吁居民不要穿着睡衣出门,其是与非引起了争论。
2012年的流行语就是“中国式过马路”。

这些运动和言论的效果及影响虽不易评价,但60多年来反复指出同样的问题,此一事实本身即意味着近代性身体观和社会观在中国社会的普及是何等之难!

在新生活运动发起8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过多重磨难不断发展,毫无疑问现在已经成为对全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军事、经济超级大国,但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近代国民的目的确实不能说是已经完全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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