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祭祀的千年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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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时期

黄河祭祀传统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1923年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舞蹈纹盆，描绘了盛装女子在黄河岸边跳舞祭祀河神的场景。

五帝时期可能已经有了黄河祭祀的传统。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黄帝、帝尧、帝禹都曾祭拜过黄河。尧禅位于舜时，就举行了隆重的黄河、洛水祭祀仪式。《竹书纪年》载，“洪水既平，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乃洁斋修坛场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后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东沈璧于洛，礼毕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元龟负书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坛。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尧禅位于舜必须经过黄河的认可，可见当时黄河祭拜在祭祀系统中规格已经很高了。

上古三代，黄河祭祀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大量相关记载。其指定的国家祭典中已经出现了专门的黄河祭祀日期和祭祀地点。河神的祭日多是辛日，又称言日，祭祀地点有今水、吟、漳、斗等。殷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集沈祭、舞祭、奏祭、酒祭等为一体的祭祀系统。

西周时期并未形成有针对性的专门的祭祀仪式，黄河祭祀散见于望祀、巡守祀等祭祀形式之中。望祀是帝王不亲临现场而采取远眺的方式祭祀五岳、四镇和四渎的一种仪式，西周时期黄河作为四渎之一在望祀过程中受到祭祀。此外，帝王外出经过黄河之时也必须进行祭拜。西周祭祀系统等级分明，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对黄河进行祭祀。

《礼记·曲礼下》载“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徧。大夫祭五祀，岁徧。士祭其先。”《礼记·王制》进一步表述为，“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鲁人祭泰山，晋人祭河是也。”也就是说只有天子和黄河经过其境内的诸侯国的诸侯才有权力祭拜黄河。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正规的黄河祭祀淹没不闻。为适应诸侯国之间征伐战争的需要，黄河形成了一项全新的权能——鉴盟。结盟两国必须“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要结盟的两国必须将盟约写成帛书沉于河底，这样盟约就能得到黄河的鉴证。黄河作为能明辨是非之神，以神灵的权威性监督两国履行盟约。

△ 山西忻州河曲县的河神庙

二、秦汉时期

秦横扫六合，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国家祭祀也渐有定制。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秦始皇定祭祀河渎之神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并于公元前221年命祠官祭祀过河神。这应该是封建社会时期首次大规模的国家级祭河活动。

秦以后，黄河决溢次数明显增加，汉代的官方祭拜活动也愈加频繁。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0年），五岳四渎的祭祀正式列入国家祀典，建河祠，设祠官，指定专门的祭祀制度。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瓠子口。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堵口现场，向黄河水神献祭玉璧、白马，祈求黄河安澜。此后东汉明帝时期王景治河颇有建树，重大治河工程完工之时也多祭河礼神，求保太平。

三、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官方的黄河祭祀极为少见，偶有祭拜也多与战争有关。秦汉时期延续下来的祭河传统多有破坏、衰败之象。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修建，黄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黄河祭拜活动也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逐渐恢复发展。天宝六年（公元474年），唐玄宗亲赴南郊祭祀，下诏称“五岳既已封王，四渎当升公位，递从加等以答灵心。其河渎宜封灵源公，济水渎封清源公，江渎封长源公，仍令所司择日差使告祭并五岳及名山大川并令所在长官致祭”，唐玄宗封黄河水神为灵源公，自此黄河水神有了固定的封号。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天宝六年（公元474年）、天宝八年（公元476年）、天宝十年（公元478年）均曾遣使祭拜。这一时期，祭河正式由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制度。

△ 宁夏青铜峡市中华黄河坛

四、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黄河水患又一高发期，黄河祭祀活动亦随之愈加频繁。

北宋时期河祠由中州移至河中府。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河决滑州，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诣白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决溢、修塞皆致祭”。宋真宗“车驾次澶州，祭河渎庙，诏进号显圣灵源公，遣右谏议大夫薛映诣河中府，比部员外郎丁顾言诣澶州祭告”。行至潼关，又“遣官祠西岳及河渎，并用太牢，备三献礼”。回到河中府又亲自谒奠河渎庙。

唐玄宗时期曾册封五岳为王位，四渎为公位，仁宗康定元年，正式册封河渎为“显圣灵源王”，由公位晋升为王位。

元朝时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为黄河的治理和开发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元代不仅继承了历代治河的经验技术，涌现出了一大批像郭守敬、贾鲁这样的治河人才，传统的黄河祭祀文化也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开始对岳、镇、海、渎实行代祀。代祀黄河皇帝并不亲自前往，而是“遣使二人，集贤元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玺书给驿以行”。元世祖曾对中书省言：“五岳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定于立秋日遥祭河渎，并遣使祭祀。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春又加封河渎为“灵源弘济王”。

五、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漕运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河运与漕运交织，黄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隆，传统的河渎祭祀在祈求安澜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保漕 的意蕴。

据《春明梦余录》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宋太祖以河渎神“崇名美谥，历代有加……渎祀不经，莫此为甚”为由，尽除去河渎神前代所有封号，重封河渎神为“西渎大河之神”。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黄河于寿张沙湾溃决，冲坏运道。明代宗命工部尚书石璞前往治理，并加河神封号。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沙湾新堤筑成之后，“于黑洋山、沙湾建河神二新庙，岁春秋二祭”。景泰四年正月，黄河于堵口处以南又决，复诏加河神封号。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黄河于开封及金龙口决口，冲断张秋运河。黄陵冈河口完工之后，明孝宗“敕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河决徐州房村集，屡堵屡决，“帝用严嵩言，遣官祭河神”。

有清一代，对黄河祭拜至为重视，清代成为尊礼祭河的大成时代。

顺治初年，“定岳、镇、海、渎既配飨方泽，复建地祇坛，位天坛西，兼祀天下名山大川”。顺治三年开始实行遣官代祀，规定北岳、中镇、西海、河渎的祭祀共同派遣一人，“将行，先遣官致斋一日，二跪六拜，行三献礼”。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为四渎分别赐号，河渎赐号为润毓。康熙三十五年，为元元祈福，曾派遣大臣分别祭告五岳、五镇、四海和四渎。三十六年，“朔漠平，遣祭岳、镇、海、渎如故”。

清代黄河泛滥较为频繁，为保安澜，每有大工告成，大清皇帝多敕建河神庙或加封河神。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敕建河州口外河源神庙成，加封号”。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沁、黄并涨，武陟、荥泽、阳武、符祥、兰阳同时决十五口，中牟之杨桥决数百丈，大溜直趋贾鲁河”，“十一月塞，上闻大喜，命于工所立河神庙”。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乾隆皇帝南巡期间，前往祭祀河神庙。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陶庄积土以北开挖引河成功，“上喜此钜工，一劳永逸，可废数百年藉清敌黄之说，敕建河神庙于新口石坝，自制文记之”。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河决仪封十六堡，屡塞屡决，乾隆四十四年北坝又塌陷二十余丈，“上念仪工綦切，以古有沈璧礼河事，特颁白璧祭文，命阿桂等诣工所致祭”。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决口堵塞，“命于陶庄河神庙建碑记之”。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马营口堵塞，嘉庆皇帝又加河神金龙四大王、黄大王、硃大王封号。

△ 今天的黄河祭祀活动大部分都带有文化旅游性质，与古代的国家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图为山东滨州2018年的“祭河大典”。

六、民国以来

鸦片战争后，老大帝国在向西方学习的呐喊声中蹒跚前行，却屡屡受挫。许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于传统文化熏陶下愚昧的国民素质。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新式知识分子以“新民德”为着眼点，以倡导科学精神、培养现代国民为己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反迷信运动的狂飙。在全社会声讨封建迷信的浪潮下，传统河神信仰必然受到波及。

袁世凯执政之后，保留了国家祀典制度，但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变革了祀天、恢复了祀孔，规范了祀英烈，强化了关岳合祀，剔除了祀自然神。内务部规定，“祈福、禳祸及后世所谓护国佑民诸神，徒启国民奢求，侥获之心，而无俾于恐惧修省之实，当与淫祀杂祀一切删除”。延续数千年的官方黄河祭祀传统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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