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当代艺术以肯定个体自我价值的名义,拒绝追寻生命的意义
探索生命的意义,活出自我价值 #生活知识# #生活哲学# #生活哲学心理学#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y Tarkovsky,1932年04月04日—1986年12月29日)
艺术:渴求理想
文|塔可夫斯基
译|张晓东
在论及电影艺术的一些特点之前,我觉得应当界定一下自己对更高意义上的艺术,即艺术本身的理解。艺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谁需要艺术?某个人需要艺术吗?这些问题不仅诗人会问,所有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或者就用人们时下常说的那个词,虽然它不幸暴露了二十世纪艺术和受众的本质关系——艺术消费者,都会问这些问题……
很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每一个和艺术沾边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答案,就像勃洛克所说的:“诗人从混沌中创造了和谐。”普希金相信诗人有先知的天赋。每个艺术家都在遵循自己特有的准则,这些准则对其他人完全不适用。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明明白白:任何一种艺术,只要不是为“消费者”准备、以贩售为目的,都在同自我与周围的人解释,人为什么活着,他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都在同人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有时甚至不解释,只是提出问题。
让我们从最具共识的说法谈起:艺术有一项功能,即认知,其观感方式的表达是震撼、净化。
雕刻时光
作者:[俄]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著 张晓东 译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
出版时间:2016-05
从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苹果的那一刻起,人类就注定要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不息。
首先,众所周知,亚当和夏娃出现的时候是光着身子的,后来他们有了羞耻感。感到羞耻,是因为他们在互相体认的快乐中理解并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这条路一旦开启,就不会结束。可以想象他们内心的波澜,那种刚刚从无忧无虑的状态进入一片危机四伏、费解的世俗空间。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于是,人类这“自然之王”来到大地,是为弄明白自己为什么来或为什么被放逐至此,而造物主正是通过人类认识了自我。这条道路通常被称为进化,它伴随着人类艰辛的自我认知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的每一次认知都是通过自己的存在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我、认识自己的目标。当然,个体会利用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知识,但毕竟伦理与情感上的自我认知体验才是每个人生命的唯一目标,且任何一次认知在主观上都是重新体验。人们一次次建立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痛苦地渴望着能具有他凭某种直觉所认知的理想特质。而这种不可及的个体的“我”的缺陷,正是人类不满足的永恒源头。
无论艺术还是科学,都是掌握世界的手段,是人类在追求所谓“绝对真理”道路上的认知工具。
不过,这两种体现人类创造精神的形式,其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我敢说,这里的创造,不是发现,而是开创。
如今对我们来说,指出科学与美学这两大认知形式深层的界限和原则性差异要重要得多。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
作者:[美] 罗伯特·伯德 著 金晓宇 译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出版时间:2018-06
人类借助艺术手段,通过主观体验将现实据为己有。而在科学领域,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无尽的阶梯要攀登,新旧知识不断更迭,客观真理不断彼此推翻。文学的每一次发现都会产生崭新独特的世界形象,文学是绝对真理的象形符号。它如同启示,如同转瞬间渴切地想把握世间所有准则的愿望:美与丑、人道与残忍、无限与有限。艺术家通过创造艺术形象——独一无二的绝对精神的捕捉器——来表达这些。借助形象,通过有限表达的无限、物质表达的精神、法度之内的天马行空,让感受得以节制。
可以说,正是与隐藏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中的绝对精神真理相关联,艺术才可以看作包罗万象的象征。
为了进入不同的科学体系,人们得借助逻辑思维,得逐步加以理解,并为此接受相应的教育。
艺术旨在给所有人留下印象,首要任务便是让人们感受到它唤起的强烈情感。艺术家用精神能量去感染人,而不是用某种必然的理性论据。理解艺术需要一定的精神层面的基础训练。
只有人们以对精神与理想永恒不灭的渴求聚在艺术周围,艺术才能存在,才能立足。当代艺术以肯定个体自我价值的名义,拒绝追寻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如此,所谓的创作看起来就是一些形迹可疑者的古怪活动,只是一种孤芳自赏带有个人特征的行为罢了。但是在创作中,个性并非为了自我肯定,而是要服务于他人更为崇高的普世的理想。艺术家向来是仆人,要尝试着偿还神赐予他的天赋。可是,现代人不想做出任何牺牲,哪怕只有牺牲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肯定。我们逐渐遗忘了这些,渐次失却了自己对人类使命的感受……
谈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谈及理想即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以及艺术在对理想的渴求中不断生长——我完全不是说,艺术要摒弃大地上的“脏东西”。恰恰相反!艺术形象永远是一种隐喻,亦即彼此交换形容,用多数来比喻少数。艺术家以死喻生,以有限喻无限。换喻!无限不能被物化,但可以用形象创造对它的想象。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执导电影《乡愁》剧照(1983年)
恐怖总寓于美好之中,同样,美好也总寓于恐怖之中。生活被搅拌进这种大到荒谬的矛盾中发酵,这种矛盾体现在艺术中便是和谐性与戏剧性同步的统一。形象提供了触摸这种统一的可能,在统一中,一切彼此为邻,彼此倾注。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述形象的理念,描绘它的存在,但这种描绘永远不能与形象本身等同。形象可以被创造、被触摸,可以被接受,也可以被推翻,但就是不能在心智的意义上被真正理解。语言不可能表达无限的理念,甚至无法去描述。更深层次地理解无限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而艺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它把无限变得可感知。只有用信仰与创作才能达到极致。争取自己的创作权利的唯一条件,就是相信自己的使命,准备好效劳并永不妥协。创作需要艺术家具有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那种“彻底毁灭”的精神,而且是最悲剧意义上的。
因此,如果艺术采用绝对真理的象形文字,那么一切——作品中所呈现的每一种世界形象,都是一劳永逸。如果说,科学而冰冷的实证主义现实认知好比沿着无尽阶梯上升,那么艺术的认知就好比无边的星球体系,各星球之间可能互补,也可能冲突,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能替代彼此——相反,它们彼此丰富,相濡以沫,形成一个特别的包罗万象的星系,向着无限发展。这些诗意的启示,就是永恒而独具价值的证明,证明人类能够意识到并表达:他原来是谁的形象或相似物。
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塔可夫斯基图文集
作者:[俄]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著 仝欣 译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浦睿文化
出版时间:2020-01
除此之外,艺术无疑也承载着重要的沟通功能。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团结,终究是艺术最重要的终极目标之一。
艺术作品有别于科学概念,它不要求任何实际的物质产出。艺术是一种元语言,人们借助它尝试联系彼此:传达自己的信息、吸收别人的经验,但这依然无关实际收益,而是为了实现爱的理想。其意义便寓于牺牲之中,与实用主义相抵触。我完全无法相信,艺术家只是为了表达自我才创作,缺乏交互理解的自我表述毫无意义。而单以与他人建立精神联系为目的的自我表述痛苦且无益,结果便是牺牲,是否值得单单为了听自己的回声而奋斗?
直觉在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中都存在,也许正是它拉近了这两种全然相反的认知世界手段的距离。当然,直觉在两者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诗意创作中的直觉和科学研究中的直觉并不是一回事。
不理解这个概念亦如此——在这两个层面中完全不是一回事。
科学思维中的理解,是大脑逻辑层面的认同,好比论证某个定理的智力行为。
文艺形象中的理解,是在感性的有时甚至超越感性的层面上,对诗意思维的美的领悟。
科学家的直觉,即便如灵光乍现,或曰灵感,也总是迂回的逻辑推演符号。这并不是说,以信息为基础的逻辑方法自始至终都是失算的,而是指这些信息只储存在记忆中,并没有经过习得阶段,也就意味着在这种或那种领域的科学知识基础上的逻辑论断的跳跃。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执导电影《飞向太空》海报 (1972年)
虽说有些科学发现似乎源于灵感,但科学家的灵感和诗人的灵感完全不同。
因为仰仗理性的经验无法说明艺术形象是如何诞生的:它独一无二、无法分割,在某种(非物质的)层面里被创造并存在,实在是应该统一一下术语。
如此一来,科学的直觉替代了逻辑。直觉之于艺术,就像坚定与信念之于宗教。这是一种心灵状态,而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科学是经验主义的,而形象思维是由神启的力量推动的。那是乍现的灵光——就像眼前豁然开朗!但这种灵光并非是局部的,它关乎整体,关乎无限,关乎那些还没有被纳入意识范围的事物。
艺术不是逻辑思维,也无法形成一套行为逻辑,却能反映信仰的某种前提。正因如此,艺术形象只可能毫无条件地被接受。如果说在科学领域你可以从逻辑上向对手证明自己的论点,那么在艺术领域,你无法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假如你创造的形象令人漠然,没有发掘真实的世界与人性来感染人,观众就觉得枯燥乏味。
我们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为例,特别是那些他坚持以图解式的精确表达思想和道德感召力的作品——每一次我们都能注意到,作者为冲破自己思想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而创造的艺术形象,总会越过界限,提出抗辩,甚至从诗意的方面来说,以自成体系的逻辑结构走向作者的对立面。杰作以自己独特的法则存在,我们甚至在不同意作者基本观点的情况下,依然能感到情感和美学上的强烈冲击。伟大的作品总是在艺术家挑战自己弱点的过程中诞生的。挑战——不是破坏,而是一种存在。
复活
作者:[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婴 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9
艺术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迫使我们要么相信它,要么拒绝它,就像拒绝对我们来说不相干或似是而非的事物一样。在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艺术家总要抑制住个人的想法,因为它对于那个在有如神启的世界中,被以情感形式接受的形象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想法是短暂的,形象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可以说,心灵包容性极强的人通过艺术作品获得的感受和纯粹的宗教影响类似。艺术的首要任务是感化人的心灵,完善其精神结构。
诗人是拥有孩童的想象力与心理的人,无论他持有怎样深邃的价值观,对世界的印象都是直观的。也就是说,诗人不“描写”世界,而是发现世界。
愿意并可以信任、信赖艺术家,是接受与领悟艺术的必要条件。然而有时候,我们很难跨越那道阻隔我们和诗意形象的门槛,就像虔诚地信仰上帝,或者哪怕是出于某种需要而去信仰,内心也要有特殊的气质,心灵要纯净。
说到这里,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斯塔夫罗金和沙托夫的一段对白:
“……我只是想知道,您本人信不信上帝?”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严厉地盯着他(沙托夫)。
“我信仰俄国,我信它的东正教……我信仰耶稣的躯体……我相信耶稣会再次降临俄国……我相信……”沙托夫发狂般地嘟哝起来。
“可是对上帝呢?对上帝呢?”
“我……我将来会信上帝。”
还用得着多说什么呢?这里天才地道破了灵魂的惶恐、反常,而这种可以称为“精神无能”的状态正日益成为现代人的标志。
群魔(上下)
作者:[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南江 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11
不再寻求真理的人看不见美好的事物,或者只看到负面的呈现。这种极度的精神空虚令人接受不了艺术却又去评判艺术,从而拒绝在更高层面上思索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导致这样俗不可耐地感叹:“不喜欢!”“没意思!”理由很充分,却好比一个试图画出彩虹的先天盲人。持有类似评判标准的现代人无力思考真理,对艺术家为与他人分享真理而体验的痛苦置若罔闻。
然而,真理为何物?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大令人悲哀的事情,就是彻底摧毁人类意识中关于美好的一切。当代大众文化,讨好消费者的“假体文明”,将残害我们的灵魂,阻止人追寻自身存在的根本意义,妨碍人认识作为精神存在的自我。与此同时,艺术家却不能对真理的呼唤充耳不闻,它是决定并形成他创作意愿的唯一因素。唯有如此,艺术家才能够将自己的信仰传达给他人,没有信仰的艺术家,有如生来双目失明的画匠。
“艺术家‘寻找’自己的主题”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主题就像果实,一旦成熟就要求表达自我……这就好比生孩子……诗人没什么可骄傲的——他不能主宰自我,只能服从。对他来说,创作是唯一可能的存在形式,每一件作品都好比他自己无力停止的举动。”[只有存在对理想的信仰,此后的一系列行为才具有合理性,只是这种信仰巩固了形象体系(参阅:生活体系)]。
倘若不能瞬间感受到真理,何来顿悟?
宗教真理的要义在于希望。哲学寻求真理,指明人类活动的意义、理性的界限,以及存在的意义,哪怕哲学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生活无意义,人怎么努力也枉然。
塔可夫斯基父子:阿尔谢尼与安德烈
作者:[俄] 马克西姆·古列耶夫 著 张晓东 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出版时间:2021-06
艺术的功能完全不是人们(有时候甚至是艺术家本人)惯于揣测的那样:灌输思想、播撒理念、充当模范。艺术的目的是为人的死亡作准备,开垦并耕作人的灵魂,令其向善。
人们在接触到杰作时,会听到艺术家本人在创作中听到的召唤。作品一旦与观众建立起联系,就会令观众体验到一种崇高的心灵净化感。在使作品与受众相统一的某种特别的生物场中,我们内心美好的一面会得以表露,我们渴望将其释放。那一刻,我们会认识并发现自己的情感深处有着无限潜能。
除了最共通的和谐感之外,我们再难就伟大的作品说点什么了!恰似一些恒定的参数可以界定出伟大的作品,令其从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更何况,对于受众来说,任何一种艺术作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的。
人们通常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在于和人与社会发生关系。这个观点大致上来说并没有错,然而吊诡的,是在这一论断下,艺术作品就要完全依赖受众:受众能否感受并牵出那条贯穿全文、连接世界以及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类文明的红线。歌德说得极是:读一本好书和写它一样难。谁也无法声称自己的观点和评价全然客观。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阐释,批评才能达到某种相对的客观。在多数人眼中,艺术作品的价值界定经常要看运气,例如,某件作品恰好得到了评论家的青睐。又或是另一种情形:有时候不同人的美学倾向与其说道出了作品的本质特征,不如说是评论者的主观个性。
研究者在艺术作品中寻找范例,通常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观念。而且遗憾的,是他们通常与作品本身缺乏直接而鲜活的接触。要纯粹地理解艺术作品,需具备原创、独立、“无邪”的判断能力。人们习惯于在熟悉的例子和现象中寻找论据,而艺术作品得到的评价会因不同的主观立场与个体能力而大相径庭。诚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艺术作品在附着了如此之多丰富了它的评价之后,本身也获得了一种特殊而多元的生命。
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它们。它们之被群众阅读,有如群众之阅览繁星,至多是从星象学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阅览的。许多人学会了阅读,为的是他们可怜的便利,好像他们学算术是为了记账,做起生意来不至于受骗;可是,阅读作为一种崇高的智力的锻炼,他们仅仅是浅涉略知,或一无所知;然而就其高级的意义来说,只有这样才叫阅读,决不是吸引我们有如奢侈品,读起来能给我们催眠,使我们的崇高的官能昏昏睡去的那种读法,我们必须踮起足尖,把我们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予阅读才对。(梭罗在其著名的《瓦尔登湖》中如是说。)
瓦尔登湖
作者:[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仲泽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10
一部杰作,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元素朝着一个目标和任务发展,而作者却突然“逮了个正着”般以另外一个方向收尾。正如奥维德所说:“艺术的要义在于,它是看不穿的。”恩格斯也强调:“作者越是隐藏自己的观点,越有利于作品艺术价值的展现。”
艺术作品同其他生命有机体一样,在各种矛盾的因素中生存、发展。其中的每个矛盾对立面不断互补,使其意义获得永恒。思想在各种矛盾因素的平衡中才能被揭示——因此艺术最终战胜作品(亦即对其思想和任务单一含义的解释)是遥不可及的,这就是为什么歌德说“越是理性力不所及的作品,越有高度”。
所谓杰作,是某种不受狂热或冷淡影响的内向封闭的空间。精彩之处在于各部分的均衡。而吊诡之处在于,创作越完美,就越少引发联想。完美即独一无二,或者说,能引发无穷的联想。其实这是一码事。
在这个问题上,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说得非常准确。他这样说艺术形象(他称其为“象征”):“象征只有在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意义上,通过隐秘的(祭神与巫术)言说,表达出暗示与语词表层无法传达的内涵时,才是真正的象征。它有多个面孔、多重意义,永远潜藏在最深处。它有如晶体,构造有序。它甚至如同某种单细胞生物,有别于复合的,可隐喻、讽喻、比喻……象征无法言说,不可解释,面对它的整体感,我们只会觉得无助。”
文艺评论家在评判作品的意义或优点的时候常常过于随意。我并不是说自己的判断才是客观的。我想从美术史,特别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援引例子。这其中有一些毫无争议的例子,有时却令我深深疑惑。
谁没有写过拉斐尔与他的《西斯廷圣母》呢?据说,人类在经过中世纪数百年泯灭人欲的宗教专制之后,终于通过血肉之躯认识了自己的个性,终于从自身和周围的事物中发现了世界与上帝——乌尔比诺的天才画作将这一切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或许,从某方面说的确是这样的。在画家的笔下,圣母马利亚宛若普通农妇,画面所呈现的她的心理状况遵循了真实的生活:她为儿子的命运忧伤,因他将被作为祭品献给世人,尽管这种牺牲是为了救赎人类免于诱惑。
西斯廷圣母 (油画,[意大利] 拉斐尔·桑西 绘,1513年—1514年)
所有这一切,被鲜明地“实录”在画布上——以我之见,太过直白了,很遗憾,艺术家的意图一目了然,目的性太强。整幅画作满是画家的隐喻,背离了油画作品应有的纯粹,令人生气。画家过于集中火力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抽象的概念,令画作松散而苍白。
我说的是绘画中的意志、能量以及张力的法则,我认为这些应当是无条件具备的。不过,在拉斐尔的同时代人威尼斯画家卡尔帕乔的画作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法则的体现!他的作品解决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道德困惑:当时人们因汹涌而来的物欲和人本意识无所适从。这是用纯粹的绘画而非文学手段解决的,它不同于《西斯廷圣母》,后者借助的方式类似布道和捏造。在他笔下,个性与现实的相互关系得到了勇敢而庄严的表现——他没有流于感伤主义,却能够在人类解放面前隐藏自己的偏见与那种掺杂着忐忑的兴奋。
果戈理在一八四八年一月致茹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布道不是我的工作。艺术用不着布道,它本身即训诫。我的工作是用鲜活的形象表达思想,而不是作论断。我应当通过人物展现生活,而不是解释生活。”
说得多么准确!否则艺术家就会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观众,但谁又能说他比影院中的观众、手捧图书的读者、池座里的戏迷更聪明呢?诗人和读者的不同,不过在于表达世界观的方式。诗人用抽象思维、借助形象表达自己的世界观。既然四千年来人类并没有从中学到什么,那么显然,艺术是无法教给人什么的。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艺术的经验,并依照创作中表达的理想而改变,我们早就变成天使了。
人能学得善良的想法是荒诞的,就像人无法学习普希金笔下“正派的”榜样达吉雅娜·拉林娜做到“忠贞”。艺术能为精神体验提供的,仅食粮、动力和理由而已……
赞美圣厄休拉和她的同伴(油画,[意] 维托雷·卡尔帕乔 绘,1491年)
我们还是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卡尔帕乔的多人物构图有一种魔法般的美。或许可以大胆称其为理想之美。面对他的作品,你会体验到一种等待天机泄露的紧张感。那一刻你不会明白,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心境:无法自拔地陷入这种气氛中,被画作震撼到心生恐惧。
或许,要数小时后你才开始感受到卡尔帕乔的和谐准则。然而你一旦理解,就会永远被美以及初识它的喜悦所拥抱。
它的准则终究是非同寻常的,并在最高意义上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道主义本质。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远远胜过拉斐尔。因为,在卡尔帕乔的多人物构图中,每一个人都是主角。不管专注地看其中哪个人物,都会明白无误地看出,其余的一切,无论是氛围还是布景,都是为了衬托这个“偶然的”角色。四周仿佛凝滞了,在凝视卡尔帕乔画作的过程中,我们的意志会温顺而不由自主地沿着艺术家按情感逻辑设定的轨道行进,在一个又一个仿佛被遗弃在人海中的面孔前迷失。
我无意说服读者接受我关于两位伟大画家的观点,也并非要贬低拉斐尔来抬高卡尔帕乔。我只是想说,虽然每种艺术都带有创作倾向,就连风格本身也为其服务,但创作倾向同样可以淹没在所表现艺术形象的多层次的深不可测中,也可以如同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像宣传画那样一览无遗。马克思说过,艺术创作必须隐藏个人倾向,避免它像沙发里的弹簧一样弹出来。
当然,任何独立表达的创作倾向——就像一大片马赛克中的一片那样,都有自己的可贵之处,能拼出创作者对现实的总体认知,不过……
为了更清晰地阐明我的创作立场,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与我更贴近的电影导演,例如路易斯·布努埃尔。我们会发现,他的电影总是充满反盲从的隐喻。他的抗议毫不含糊,毫不妥协,异常尖锐——首先这是通过电影感性的肌理爆发出的感染力。这种抗议没有经过计算,也没有经过思辨或理智地规划。布努埃尔有非常纯净的艺术鉴别力,这让他的电影不至沦为政治隐喻,那在我看来非常虚假,总是直白地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然而说实话,他电影中的这些抗议,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如果换由功力较差的导演表现,就糟了。
布努埃尔的最大优点是富有诗意思维。他明了美学结构无须宣言,艺术的威力表现在其他方面——情感的说服力,亦即独一无二的生命力,如同上文援引的果戈理书信中说的那样。
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1900年—1983年)
布努埃尔的创作深深植根于西班牙古典文化,提起他总会联想到塞万提斯、戈雅、艾尔·格列柯、洛尔卡,以及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和阿拉巴尔。他们的创作充满激情,既热烈温柔,又富有张力与反叛——这一方面源自对祖国深沉的爱,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毫无生气的布局、对冷漠及冷酷情绪的憎恶。几个世纪以来,被剥夺了的鲜活的人类感情、上帝的灵光、司空见惯的痛苦,都被注入西班牙多石而炙热的大地,留下盲目的蔑视。
忠实于自己那如同先知一般的使命,让这些西班牙人变得伟大。难怪埃尔·格列柯的风景画充满了如此富有张力、如此叛逆的隐喻,他笔下的虔敬苦修者那被拉长的比例和鲜明冰冷的色调,让他与他同时代的画家格格不入,甚至被传言他眼睛散光,以此解释他绘画中物体空间结构的变形。但我觉得,这个解释未免过于简单了。
托莱多之景 (油画,[西班牙] 埃尔·格列柯 绘,1598—1599年)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已经成为高尚、牺牲、无私和什么善良忠诚的象征,而桑丘·潘沙也已成为理智与清醒的代名词。如果世界上有什么感情可以媲美堂吉诃德之于杜尔西内娅的,那就是塞万提斯本人对他的主人公了。塞万提斯在狱中听闻有人非法出版了堂吉诃德历险记第二部,冒犯了作者对自己作品纯粹的真爱,于是妒火中烧,写出了第二部,并安排主人公在结尾死掉。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可以玷污他对忧郁骑士的神圣回忆了。
戈雅单枪匹马地对抗王室残暴无能的统治,并奋起反抗宗教法庭。他那恐怖的《随想曲》成了黑暗势力的象征,这股势力令他从鲜明的憎恨转为兽性的愤怒,从毒辣的鄙视变为堂吉诃德式的与疯狂和蒙昧主义的决斗。
历史上天才的命运令人吃惊,也教人受益,这些被上帝拣选的受难者,命中注定要以改革和运动的名义进行破坏。他们总处于摇摆之中,一会儿追求幸福一会儿又深信上帝,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无论在现实中抑或作为一种状态来说并不存在。因为幸福是一个抽象的精神概念。众所周知,现实中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在于对纯粹的追求、对纯粹幸福的渴望。不过,让我们设想,人类所能获得的幸福,是最广泛意义上人类完全自由意志的显现。在实现幸福的那一瞬间,个性被摧毁了,人变得跟恶魔一样孤独。芸芸众生间的相互关联,就像新生儿的脐带那样被切断了。结果是社会被摧毁,所有物体都失重,在空间四散飘浮。当然,也有人说,社会本来就该遭毁灭,好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全新公道的社会!我说不上来。我不是个毁灭者。
那种可争取而被据为己有的理想大概很难称之为幸福,就像普希金所说的:“世上并没有幸福,但有平和与意志!”只要细品那些杰作,让它们那强大而神秘的力量浸润我们,难以捉摸而神圣的思想就一目了然。它们如同人类道路上的灾难警告,上面写着:“危险!勿入!”
它们伫立在可能或即将到来的历史关头,犹如悬崖峭壁处或沼泽地的警示路标。它们分辨、放大并改变可能有害于社会的萌芽中的危险,并且总成为新旧事物交替冲突的预言者,这是高尚但令人沮丧的命运。
诗人对危险壁垒的敏感度高于同时代的人,因此他们更接近天才,也就在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就像黑格尔辩证法在历史的子宫里才孕育成熟的那样。当冲突终于发生时,当它已经成为朝着胜利前进的不二象征时,同时代的人才会在震惊之余为他树碑立传,景仰其在冲突生机勃勃的初期便已看透一切。
如此一来,艺术家和思想家就成了时代的理论家、辩护者和注定会发生的变革的催化剂。艺术的伟大与多元性在于,它并不证明什么,也不解释什么,不回答向它提出的疑问甚至诸如“小心!危险”的警告等等,这种作用受制于道德和情感的震动。至于那些对艺术的情感论据漠不关心的人,则不会相信——他们有患上辐射病的危险……病症渐渐渗透……自己觉察不到……他们宽大安逸的脸上带着愚蠢的微笑,相信世界像馅饼一样平,由三头鲸搭载着。
杰作混在一堆号称天才的作品中,不一定具有辨识度,也未必能被认出来。冒牌货散布世界各地,好比地雷阵里的警示,只有运气能帮我们逃过此劫!然而,运气让我们对危险生疑,使愚蠢的虚假乐观主义乘虚而入。在这种乐观主义的背景下,艺术自然就像是中世纪的江湖郎中或炼金术士,它是危险的,因为它令人不安……
记得布努埃尔的电影《一条安达鲁的狗》问世后,布努埃尔为了躲避被激怒的资产阶级,出门时不得不带上手枪防身。这是一开始的事,因为,他马上开始“放肆”起来。习惯把电影当文明所赐的消遣的小市民,看到这部确实难以理解的电影中那些惊世骇俗又震撼心灵的形象和象征,吓得战战兢兢。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布努埃尔依然坚持艺术家的标尺,没有借助宣传口号与观众交流,而是通过富有感染力与情感的艺术语言。列夫·托尔斯泰在一八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得何等准确:“政治排斥艺术,因为前者为了证明自己,要求有非此即彼的主场!”这是当然!艺术形象不可能只站在一边,为了名副其实的真实,它必须囊括各种现象的辩证的矛盾性。
路易斯·布努埃尔执导电影《一条安达鲁狗 》海报 (1928年)
因此很自然,甚至连艺术理论家也难以足够细致地分析出作品思想及其诗意本质。因为在艺术中,思想仅存在于形象的表达之中,而形象是作为对现实的某种主观认知而存在的,取决于艺术家的主观倾向与世界观。
小时候母亲就让我阅读《战争与和平》,此后多年中她时不时地援引这部小说的片段,让我留意托尔斯泰散文的细节。因此《战争与和平》是我的学校,成了我品位与艺术深度的衡量标准——往后我再也没法阅读拙劣之作,那只会让我感到厌恶。
梅列日科夫斯基著有一本关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其中认为托尔斯泰让主人公直接以哲学的态度发表长篇大论的地方都是不成功的,那仿佛是他们生命的终极目标……我完全同意,诗意作品不能变成赤裸裸的说教,总的来说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应当指出,谈及个性在艺术作品中的意义,表达的真诚度是其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我感觉,虽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批评非常有道理,但并不妨碍我喜爱《战争与和平》,甚至包括这些小小的“不足”。天才所展现的并非是绝对完美,而是对自己的绝对忠实,对自己情感的绝对忠实。艺术家对真理,对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渴求,已经赋予了作品特殊意义。即便作品有个别地方语焉不详,甚至有所谓的不足,都无大碍。
战争与和平
作者:[俄] 托尔斯泰 著 刘辽逸 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4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没有哪个作者可以做到完美。造就一个艺术家,支撑他独特理念的个人倾向,不仅令他伟大,也造成他的不足。只不过,把这些组成整体世界观的有机部分称为瑕疵,是否合适?正如托马斯·曼所写:“只有冷漠的人才会自由。个性强的都不自由,他已经被自身的模具冲压、限制、禁锢……”
(本文节选自《雕刻时光》,[俄] 塔可夫斯基 著,张晓东 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16)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年生于俄罗斯札弗洛塞镇,是诗人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曾就学于苏联电影学院,一九六一年毕业。他的电影曾经赢得多项国际性大奖;第一部长故事片《伊万的童年》于一九六二年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其最后一部作品《牺牲》荣获一九八六年夏纳影展评审团特别奖,同年十二月,塔可夫斯基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五十四岁。塔可夫斯基对电影语言的杰出贡献具有公认的典范意义。他开创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艺术风格,使博大深邃的精神主题在庄重沉郁的诗性叙事中展开,获得完美的表达。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IngmarBergman)曾经予以这样的赞誉:"初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宛如一个奇迹。蓦然间,我感到自己伫立于房门前,却从未获得开门的钥匙。那是我一直渴望进入的房间,而他却能在其中自由漫步。我感到鼓舞和激励:终于有人展现了我长久以来想要表达却不知如何体现的境界。对我来说,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
原标题:《塔可夫斯基:当代艺术以肯定个体自我价值的名义,拒绝追寻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 纯粹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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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塔可夫斯基:当代艺术以肯定个体自我价值的名义,拒绝追寻生命的意义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40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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