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出发的社交生活，真的成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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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什么是“社交降级”，不愿意社交可以叫社交降级，就是不愿意把简单的关系复杂化。强调“精准陪伴”也可以叫社交降级，因为它的功能性和目的性非常明确。 我们总在想有没有一种东西能够让我不孤独，又保证我的边界感，这就是大家别扭的点。

从“我”出发的社交生活，真的成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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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 供图）

孟庆延是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也是一位B站UP主。他关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烦恼，用社会学思维去解释它们背后的原理。去年，孟庆延在B站发布了两则关于“社交”的视频，一条讲“真正的社交，死于社交媒体”，一条谈年轻人的“社恐”。在视频的评论区里，许多人找到共鸣，像写日记一样剖析自己在社交生活里的挣扎。

当我把各种当下的社交现象变成问题抛给他的时候，孟庆延提到一个观点，“其实我觉得，‘问题’这个词，有时候就有点‘问题’，因为当我们用‘问题’形容一件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要解决它。其实很多问题并不一定需要解决，也不一定都能解决，它只是事实”。用孟庆延在他的新书《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非标准答案》里的话说，社会学的逻辑是关心现代人的普遍命运，分析个体面对的结构性紧张来自何处，拆解它们产生影响的机制和原理。但它不负责回答问题和给出解决方案。

社交或许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们总为社交感到困扰、担忧、焦虑，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交对策。在我们发现它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又会陷入新一轮的焦虑。

从“社恐”到“i人”“e人”，发生了什么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追溯“社交降级”这个话题的源头，可能要从几年前开始流行的“社恐”说起。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自己社恐，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减少社交负担的做法。从社会学的角度，你是怎么理解“社恐”的？

孟庆延：其实我不清楚也不愿意去精准定义“社恐”的概念。大体来说，如果非要描述这个词，我觉得“社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恐惧社交事务，比如一个人离群索居或者特立独行，也不擅长社交辞令，因此把社交作为一种负担。第二种是恐惧他人，用一个梗来概括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不知道在社交场合中遇到的人有什么目的，因为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社会”，总觉得他人有不确定性，所以害怕社交。还有一种就是恐惧自己，本质上是担心自己在社交场合里有不得体的表现，让别人觉得自己不合群，因为担心别人形成这样的印象，所以抗拒社交。进一步说，就是害怕真实的自己暴露在别人面前。

“社恐”这个词成为流行语，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其实“社恐”是人的常态。每个人进入新环境，面对陌生人，都会有一个认识磨合的过程，而最后双方能否敞开心扉，这是不确定的事情，这种不确定感引起紧张、担忧是很正常的。但当我们把这种未必有什么生理反应的负面感受认定为一种新型的疾病，命名为“社交恐惧症”，就是一种“病症化”的表达。

“病症化”的表达是现代社会演进中出现的情况。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就提到过这个现象，在有现代精神病学之前，疯癫不算是一种病态，都算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只是把疯狂的那一面暴露得比较厉害。后来人们意识到疯癫对社会有危害，开始放逐、隔离他们，还得治疗，精神病学就出现了。

知识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大众化，大家也越来越需要某种意义上的“知识”来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合理化的解释。这个过程本身是越发强调标准化、可测量化的。人们在不断寻找心理疾病的生理学基础。这也是一个越来越将人当作“物”的测量方式。简言之，在面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相关问题时，我们越来越将其做物化处理。很难讲这是人类的“进步”，只能说是在一定的历史跟社会条件下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变化。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孟庆延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在把很多现象都归在“社交降级”这个话题下面，但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有的人认为少参与人际交往、切断让自己有负担的联系，或者把原来紧密的关系降到普通关系层面，都算是“社交降级”。也有人认为“社交降级”的本质是“升级”，因为它更强调边界感，更能带来精准陪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社交的定义在改变？你怎么理解“社交降级”？

孟庆延：其实社交如何定义并不重要，它的概念可大可小，定义很多时候是服务于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的，有时候会脱离社会现实。现实中的社交无非有几种，一种是带有明确目的性的社交，比如需要在职业上请你帮忙，或者兑换资源，我们把这种称作功能性社交。还有一种是目的性含混的社交，比如朋友喊你今晚去个饭局，那儿的人你可能都不认识，我们特别喜欢说“你多认识点儿人，多条朋友多条路”，潜台词就是资源交换，但这个交换目的不明确。还有一种就是非功利性的社交，比如基于兴趣圈子的社交，一起吃饭的搭子，或者我在小区里偶尔唠嗑的邻居，等等。

现在大家乐意建立的社交更多是没有负担的关系，目的就是实现最大限度的自我保护，同时也保护他人。所以今天的社交是一件非常“快餐”的事情，就像我们日常吃的工作餐，工作餐很多时候是标准化的，只要能满足热量需求、不过敏、不拉肚子就行。社会学里有本书叫《社会的麦当劳化》，我们的社交也是，所以我们的社交变化必然是和整个现代社会的变化同频的。

很难说什么是“社交降级”，不愿意社交可以叫社交降级，就是不愿意把简单的关系复杂化。强调“精准陪伴”也可以叫社交降级，因为它的功能性和目的性非常明确。我不去评判它的好坏，但它跟我们的社会基本运行趋势是吻合的。

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是分工社会，本质上就是强调效率的社会，所以大家都停在外部性关系上，所以福柯有句话“现代世界是个停在表面的世界”。这个表达特别好，现代社会中，我们的社交关系也停留在表面。比如你跟我说你是“e人”或者“i人”，我对你也就产生了一个表面的印象，至于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我没时间也不必了解。“停在表面”就够了。

分工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人的生活和职业大量被切分。切分之后，所有的非工作时间都被现代人异常珍视，因为这是难得的属于“我”的时间。现代社会中的每个“自我”都是具有高度的神圣性的。强调“我的生活我做主”。既然我每天有八到十小时交给别人做主了，剩下的时间就应该是我来做主的，要掌握绝对的主导权。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拒绝别人进入我们的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比起“社恐”，我们现在更流行的表达可能是“i人”“e人”，它的病症化意味几乎消失了，成了一种社交标签。怎么看这种变化？大家为什么爱给自己贴这类标签？

孟庆延：标签化也是知识化过程的一部分。标签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但是属于人自我认知的过程。是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中，给自己找到一个行为正当化的盾牌。贴标签这件事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在我上学的时候，新同学见面打招呼，说的是“我是哪里人”，这也是一种标签。现在大家打招呼可能先用“i人”“e人”来贴标签，也是类似的行为。

只不过我们在社交中的关注点变了。这是一个“夷平的时代”，20年前交通和网络不发达的时候，远方是陌生的。今天基于地域的区别尽管还存在，但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了。我们在一个流动性巨大的全开放系统里，获取信息极为容易，关于外界的信息并没那么令人好奇了。而“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我”的本质，或者“我”希望在你眼中的样子，成了头等大事。贴标签就是用一种最简便的方式来介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至于大家为什么爱给自己贴“i人”“e人”这样的标签，首先这是一个建立边界感的行为，因为我们特别在乎自己的安全感。现在更多人愿意说自己是“i人”，这里面的潜台词是“你别因为我的表现见怪”或者“你少来打扰我，我也不打扰你”。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目的是划出明确的边界。

其次贴标签是一种快速识别的方式。某种意义上，你实际上到底是“i人”还是“e人”，还要靠真实的相处才能知道，但大家没有时间熟起来，只能用标签进行交往。还是回到福柯那句话，我们处在一个“停在表面的世界”，就是这个意思。

总体来说，现代人的边界感越来越强。边界感强意味着大家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文明，同时也意味着你和别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稀薄。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在互联网或者现实中发言，说话会比过去谨慎，因为我们害怕无意中冒犯了别人，甚至开玩笑也要小心。过去大家常开玩笑，现在看起来很多都没边界感。如果说过去我们的边界感是道矮墙，只到膝盖，今天我们的边界感可能已经到脖子了。

韩剧《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我们为何对社交产生如此严重的焦虑感？

三联生活周刊：像你说的，更多人喜欢说自己是“社恐”或者“i人”，在我看来都是在传达我们对社交的焦虑和抗拒。现代社会的哪些特质，使得我们对社交产生了如此严重的焦虑感？

孟庆延：“社恐”首先跟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本质有关系。今天的很多职业过去是不存在的。高度分工的社会体系最明显的作用是提高了社会的整体效率，但它同时意味着一个由陌生人构造的异质性社会。尽管我们今天说有了手机可以足不出户，但真正可以足不出户的是小农时代。那时候我们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就是一条生产线，一个封闭系统，能够自给自足。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出来以后，这套封闭系统基本上打破了，被生产体系取代。今天我们完成一件事牵涉到的人变得极多，打车要接触网约车司机，吃饭接触外卖员，买东西接触快递员。在这样的系统中想要生存，必须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外部性关系，也就是陌生人。

今天我们希望把很多关系保持在外部性关系的层面，当它开始要往内生性发展，我们就开始紧张。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内生性关系是复杂的，血缘和地缘都是内生性的关联，它没法用契约来量化，而外部性关系相对简单，它受外部性契约约束。

比如让我们工作之余还要和同事去吃个饭，一块儿出去玩，那就意味着在外部性的职业关系之外多了一层关系，在现代人看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还有些关系过去是内部性关系，现在我们希望用简单的外部性关系来定义它。比如七大姑八大姨这样的亲戚关系，一些人可能希望和亲戚保持距离，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社交负担。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交范围扩大了，社交内容也变得更不确定。我认为过去其实不存在我们今天说的这种“社交”，人们的社交内容非常简单确定。比如我们的父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社交基本就是走亲戚、同事串门，同事也是生活在一个大院儿里的熟人。而今天的技术手段让我们有了很多非职业领域的社交，比如我有很多社群、有搭子，他们在关系的开始阶段都是“陌生人”，面对充满不确定的陌生人，我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这也是“社恐”的一个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理论上说，外部性关系应该让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理性、更简单，也让我们有更多社交选择权，但现在大家的社交焦虑并没有减少。我看到你在《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非标准答案》里写了一句话：“充斥外部性条约的现代社会限制了我们在心灵和情绪上彼此联结的需要。”这个怎么理解？

孟庆延：充斥外部性契约的社会，指的是我们更愿意以契约关系来定义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比如年轻人爱说“我跟他谈工资，他跟我谈感情”，或者爱谈“职场PUA”，就代表他们希望自己和单位的关系局限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一般我们和陌生人的关系也习惯拿外部性契约来约束，比如发生了纠纷就拿起法律武器解决。合同也好法律也好，都是外部性契约。

其实外部性的契约跟我刚才讲的边界感很像，就是给人的所有行为划了一个边界。只不过过去我们的交往边界，是在互相交往试探中确定的，而现在我们希望它跟合同里规定的一样清晰。我们越用外部性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越容易跟世界形成外部性的关系。外部性关系的好处是简单，它有一套很明确的标准。但它们本质上不触及灵魂，或者说不触及动机。比如法律就是不能以动机来审判的，因为动机是人内心的想法，无从揣测，它只能依据表面行为的严重性来裁决。

因为不触及灵魂，所以它无法形成人和人内心的联结。生活在一个外部性契约占主导的世界中，我们天然会走向“事本主义”，只对事不看人。比如你是我的朋友，你占了我家的地。法律上我要起诉你，这在法律为主轴的现代社会中没问题。但可能你作为朋友平时待人挺好的，这就不在外部性契约的考虑范围内了。实际上在真实的人际交往中，你能跟谁成为朋友？难道因为他行为合规而和他成为朋友吗？很多时候，我们恰恰因为充分理解一个人，甚至包容他一些不大合理的行为，才和他成为朋友。

当然有些关系无法限定在外部性关系的范围内，无法用现代社会的外部性逻辑解释，我们就会对那些关系感到抗拒，因为那意味着更复杂的人性。比如我们跟父母的关系理论上不应该是契约，而是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结。而我们今天特别习惯用外部性的关系想世界，因为它简便，有法律保障，现在有的人可能甚至希望跟父母都有个合约，比如你抚养我到什么程度，我就赡养你到什么程度，最后你给我相应份额的财产。它能让事情变得简单，同时你就得接受一定意义上的情感稀薄。

所以外部性的世界对人的交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简单，也越来越功能性。一方面我们需要现代世界的主轴是进步、文明，这要求外部性。另一方面我们生活中的外部性关系越多，就越孤独，因为没有人可以走进你的世界，你也不关心别人。

人是一个奇怪的物种，他本质上有一些外部性无法解决的需求，总体人还是需要走进别人的世界，也需要别人进入我的世界的。我们总在想有没有一种东西能够让我不孤独，又保证我的边界感，这就是大家别扭的点。

三联生活周刊：现代人把“自我”放在很高的位置，以“我”为中心是我们现在社交生活里很突出的一点。比如我们总希望社交关系建立在“我”的兴趣和需求上，但社交是和他人的交往。从“我”出发的社交生活，真的成立吗？

孟庆延：我们这个世界确实非常强调“我”，现代人的观念特别发达，他的“出厂设置”就是“你要做独立的人”“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你应该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没有错，但里面存在几个bug。

第一个bug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不是由你决定的，你所成长的社会环境也不由你决定。这部分是谈不上个人选择的。第二个bug是，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孤零零的“我”。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你，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形容词都会失去意义，因为没有参照系，高矮美丑胖瘦、好坏善恶、外向内向，也都无从说起。人对自己的认知一定是放在一群人里面才产生的。

费孝通有句话叫“我看人看我”，这句话是用来解释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的“镜中自我”理论的。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来自于周围人对我们的印象，“i人”和“e人”都是在这个参照系里产生的。如果“我”的世界里没有别人，所有关于“我”的概念都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泡泡，一戳就破。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有人说“可与语人无二三”这个说法很凄凉，但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幸运。恰恰因为有这“二三”，你才能建立起对自己的认识，他可以是父母、朋友或者同事。重要的是，你们在一种真实的、共同的生活中成长起来，形成对“我”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他者”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三联生活周刊：网络时代，我们很多关系都建立在虚拟连接的基础上。为什么在真实环境中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他者”依然重要？

孟庆延：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沟通有种线上取代不了的真实。它包含实时的反馈，我能看见你的表情、姿态，读懂那些你不需要说出来的东西。比如疫情期间线上上课的时候，我就不习惯，感觉特别累，因为我无法实时地在一个共同所在的空间里感受到别人的反应，它就会迫使我不断地单向输出。

另外，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什么是经验？我把这两个字解释得很简单，就是“经过”和“体验”，它们必须是物理性的。不是说每个人的社交都要恢复到线下，但线下的社交必须要有，因为它是你和真实世界发生关联必不可少的东西。

今天我们有很多虚拟仿真技术，仿佛你不去某个地方、不和某人见面，也能了解和体会。但直接的感官体验和间接的感官体验之间始终存在距离。只有面对面的接触能够“有来有回”。就拿吵架这件事来说，我们在网上打字很多时候是说给自己听的，不接受反驳，别人也不关心你说了什么，很容易陷入单方面的发言。但真实的世界里，我们在一个物理空间里并存，有分歧了坐下来聊一聊，我的目的是希望你明白我为什么不同意，我也希望明白你为什么不同意，都是为了理解对方，这才是真正的沟通。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们一边强调边界感，一边又渴望深度联结，似乎很难找到让自己舒适的社交形式。我们的社交生活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孟庆延：社交在今天这个时代受到很多冲击，因为原子化和个体化是我们时代的基本趋势，而且一段时期内它还会持续下去。但我没有那么悲观，人总会被自己所处的时代影响，也许你无法从现实上摆脱时代的局限和当下的生活样式，但人是可以从意识上认识到自己所受的时代影响的。人有迭代能力，有自我净化能力和自我修复趋势。历史就像钟摆，或许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过度个体化的、孤独的阶段，但等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这个钟摆会往回摆动，我们会去寻找过去的联结感，同时，也许会有新的联结方式在未来出现，虽然我现在并不知道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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