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 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资本积累的金融化，金融化的哲学研究则聚焦微观个体 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将这两种研究范式结合起来以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为日常生活金融化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需要扩展金融资本的概念。金融化的发展使主导资本形态由金融资本转变为 金融化资本，金融化资本是资本占有方式和收入榨取方式的统一。金融化意味着资本日益摆脱了实际价值的创造，以货币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进行资本和收入的占有与积累，同时不断向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张，开辟新的获利渠道。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是金融化资本日益广泛地渗 透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这一转变是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 表现，并深刻影响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式。

［关 键 词］ 金融化 金融化资本 日常生活金融化

金融化构成了过去 30 多年当代资本主义经 济的系统性转变，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提供了不同视角的解释。金融化的政治经济 学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资本积累的金融化，金融化的哲学研究则聚焦微观个体日常生活的金融化。那么，如何理解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关系? 能否为日常生活金融化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本文在重新解读经济金融化文献的基础上， 根据现实演进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金融资本概念，考察了金融化资本的形成、内涵、积累方式和影响，试图从资本层面揭示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与矛盾。

一、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分析思路

金融化最初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宏观层面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和微观层面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哲学角度研究金融化，考察日常生活金融化问题。这些学者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治理技术如何塑造金融化微观主体，使个体接纳金融化逻辑并采取金融化行为方式。虽然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但其分析未能深入揭示个体金融化转变的深层原因; 日常生活金融化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现象，体现了资本积累方面的系统性转变，但传统的金融资本概念已无法囊括金融化的最新进展。为此，我们扩展了金融资本的概念，提出了“金融化资本”的概念，试图从资本层面揭示日常生活金融化的驱动力量。

( 一) 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金融化倾向。金融化问题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金融化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性转变，从资本积累过程的深 层矛盾、阶级关系和利润率动态等角度进行了阐释。斯威齐和巴兰基于垄断资本理论阐述了金融化兴起的内在逻辑，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积累了大量无法吸收的经济剩余，使经济最终陷入停滞，金融资本的扩张是过剩资本的吸收渠道之一，金融化是对生产停滞的反应; 杜梅尼尔和莱维采用了阶级分析方法，认为金融阶层一直寻求建立自己的统治，金融化是 20世纪 70年代危机背景下金融阶层权力的恢复与扩张，是金融阶层为重新获得统治地位和维持资本主义生存而努力的结果; 布伦纳和哈曼都从利润率下降的角度阐述了金融化兴起的逻辑，但他们对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持不同观点，布伦纳认为利润率下降源于全球主要制造中心的过度竞争与生产过剩，哈曼则将利润率下降归因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是由于战后的国家干预使资本主义无法利用危机清除过剩资本; 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将金融化视为公司治理的转变，即公司治理中股东价值上升，公司开始面向金融市场经营，公司高管致力于以股票回购的方式为股东分配价值，而且日益用每股收益等金融方法评估公司绩效。拉帕维查斯批评了杜梅尼尔、布伦纳等学者的金融化理论，认为金融与生产之间存在复杂的中介过程，目前非正统经济学者并没有解释清楚这个中介过程，而是简单地将生产停滞与金融膨胀归结为直接因果关系，但金融积累与实际积累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逻辑关系。针对当前马克主义金融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拉帕维查斯提出了基于行为的分析思路，指出我们应当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转变中探寻金融化的根源，即通过揭示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行为变化来理解金融化转变。

从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层面揭示了金融化的形成原因、运行机制和根本矛盾，微观层面主要关注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除了拉帕维查斯所指出的问题以外，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缺乏对微观个体金融化行为转变的深入分析。虽然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金融化形成机制、金融资本积累和现代金融创新等问题时讨论了家庭金融化问题，但家庭是由个体组成的，家庭金融化背后是个体的金融化转变。个体的金融化行为转变涉及价值、观念、话语等方面的转变，侧重于宏大叙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难以驾驭，而这恰恰是从哲学角度考察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学者的旨趣所在。

(二) 金融化的哲学研究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金融和金融化问题。例如，马丁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中考察了金融逻辑对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认为自我与金融之间的一种本质上全新的关系正被锻造出来———金融将自己描述为“一种获取自我的手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金融化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金融的批判研究”或“金融的文化研究”的第二波研究浪潮。金融化的哲学研究已 经成为金融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将现有的金融化研究文献分为三类———试图识别金融化在不同积累体制中的作用的调节理论，主要关注金融市场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批判性社会核算方法，以及集中于日常生活金融化的社会文化方法。也有学者作了更广义的区分，将金融化研究方法分为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两种。

从哲学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借鉴了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并将表演性、主体性、治理性和规训等概念用于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分析，从微观层面详细刻画了个体的金融化转变和自我规训的金融化主体的形成。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自由主义使用债务、风险和政府干预等治理技术约束或规训个体行为，使他们的行为符合金融化的预期。过去 30 年，新自由主义的经 济重构创造了一种债务与规训的结合体。 面对劳动力市场重组、工资压力和福利缩减，工人阶级除了用债务满足基本需要之外别无选择。深陷债务导致了工人的自我规训，使其遵守金融化经济和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的逻辑。新自由主义也重塑了人们关于风险的看法，积极推动了养老金责任与风险的个人化。新自由主义鼓励个体参与金融投资，去计算、接受和承担风险。作为需要集中管理和具有潜在威胁的“风险”，日益被代表个人机会或报酬的“风险”所取代，其目的在于将负责任的个体工人召唤为企业家式的投资主体。一种新的风险的主体性被强加给了个人与企业、政策与运动、对价值的评估和对生活的衡量。最后，新自由主义下政府干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法律体制、公共政策、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日常生活金融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二，政治与媒体话语、经济与金融知识、金融工具和技术装置等促进了金融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塑造了个体的行为。除了治理性概念之外，也有学者将表演性概念用于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分析。这些学者指出，经济和金融知识内化于个体行为人的行动之中，培育出了按照模型行动的主体，使其描述的经济现象最终成为现实。金融化涉及通过特定的叙述和话语来制造金融资本主义，这些叙述和话语强调了个体责任以及金融 管理中的风险承担和计算评估。由于新自由主义政府取消了战后福利计划所提供的安全保障，个体需要自己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源自工作的灵活性和福利政府的撤退，也是由金融市场的波动造成的，因为个体日益依赖金融市场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然而在金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被告知不应害怕风险，而是要积极拥抱风险——— 金融理论规定，只有通过承担风险，个体才能够获得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投资回报。因此，风险成为个体进入金融市场的动力，以防备可能出现的失业、健康恶化或退休。其结果是生活本身也成为需要管理的资产。根据表演性理论，这套关于个人责任、风险承担和计算评估的话语被内化于个体行为之中，推动了日常生活的金融化。

第三，前两个方面共同产生了自我规训的金融化主体，导致了日常生活领域全面的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技术共同塑造了自我规训的金融化主体。这个新的主体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是一个理性的主体，是一个经济人; 第二，它是一个投资者主体，积极从事金融活动; 第三，它是一个负责的个体，自己承担个人选择的一切后果。金融化深入发展的最终结果是金融逻辑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海文指出:“进一步(这一点至关重要)，金融化也意味着这样的时刻，即金融制度及包含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和投资于日常生活的观念、做法和幻想。”作为日常生活领域全面金融化的结果，我们开始将自己视为小型的金融家，投资和出租我们的人力资本，将我们的生活看作幻想的证券化领域。

(三) 资本逻辑与日常生活金融化

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新自由主义转型、资本积累动力、阶级关系变化和利润率动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化的解释深刻阐明了金融化的形成原因、运行机制和根本矛盾，但其金融化理论缺乏对个体金融化行为转变的深入剖析。金融化的哲学研究将金融化作为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考察。与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同，金融化的哲学研究不再关注资本积累动态或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而是考察金融如何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在这些研究中，金融成了一种分散化的权力形式，通过个体与新的金融技术及金融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得以实施。通过参与金融市场，个体开始积极承担风险，并发展了作为投资者或金融资产所有者的新的主体性，金融因而表现为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性。这两种研究路径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目前学界仍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能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分析、宏观与微观诸因素纳入进来。我们认为，日常生活金融化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现象，体现了资本积累方面的系统性转变，因为资本积累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根本动力; 只有在揭示金融化时代资本积累层面发生的变化基础上，才能理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日常生活金融化问题。进一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普照的光”，资本逻辑的展开既形成了宏 观层面的资本积累体制，也塑造了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模式，因此有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从资本出发考察日常生活金融化问题，需要扩展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金融资本概念。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大都避开了对金融资本的探讨，仅仅从现象层面理解金融化，或不加界定地使用金融资本概念。金融资本的概念已不能囊括金融化条件下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家庭和个体的转变。金融化意味着资本日益摆脱了实际价值创造，采取了金融的形态，以货币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进行资本和收入的占有与积累，同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开辟新的谋利空间。我们将这种资本形态称为“金融化资本”。

二、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化资本的内涵

金融化资本概念的提出与我们对金融化的理解密不可分。金融化的发展超出了金融资本概念的涵盖范围，需要根据现实演进赋予其新的内涵。

( 一) 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从资本运动的角度看，金融化涉及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金融领域的资本继续向物质生产领域 (主要构成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扩张，与其中的资本相结合，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则从事了更多以获利(而非对冲风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 其次，通过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品等金融创新，金融领域的资本获得了在金融部门内自我积累与增殖的能力; 最后，金融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的一部分资本日益向非物质生产领域(主要为家庭部门)渗透，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传统的金融资本概念已无法囊括这些变化。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金融化的发展使非金融企业获得了独立的融资能力，减少了对银行的依赖，挑战了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意义上的金融资本概念。后两个方面则表明金融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正是由于资本层面的这些变化，使我们有必要扩展金融资本的概念，但这种扩展不是简单地将更多新现象纳入进来，而是要考察其资本占有方式、利润榨取方式和积累方式的系统性转变。

目前，非正统经济学者对金融化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认为金融化是一个与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发展相联系的长期趋势，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具有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的长期趋势，一方面源于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产生的“过度积累”问题不断推动资本的占有方式和收入的获取方式发生变化。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普遍的商品化与货币化，这为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2．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 3． 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其次，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极大促进了货币资本化的发展，使任何一笔货币随时都能在二级市场上转化为资本而实现增殖，也使“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暂时不用的收入只要采取货币形式，就很容易通过现代银行制度转化为货币资本，“随着信用事业及其组织的发展，甚至收入的增加，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消费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积累”。此外，20世纪 80年代之后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重塑了整个金融体系，促进了虚拟资本化的发展，使货币资本伴随着货币资本化而不断积累，并且日益采取了虚拟资本的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把金融化理解为伴随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所谓金融化，就是人们日益以货币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进行资本和收入的占有与积累，相应地人们通过这些媒介形成资本和收入上的占有关系”。

从资本和收入占有方式的角度理解金融化，可以将金融化的三个方面囊括进来。我们的金融化概念与金融化资本概念密切相关，因为金融化资本是金融化时代的主导资本形态。对于金融化资本的理论内涵，马克思讨论货币资本积累时的论述能给我们启发。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职业的货币贷放者)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即私人货币资本家一方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另一方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 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做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使得人们日益以货币或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的形式进行资本、收入的占有与积累，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能将金融资本无法涵盖的几个方面纳入进来。我们将金融化资本定义为以金融的方式存在并通过金融渠道获取收入的资本形态，它是金融领域内 的资本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相结合，这两个领域中的资本向其他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张，以及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一部分资本金融化的产物。具体而言，金融化资本主要包括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相结合所形成的资本、金融企业专门在金融 部门内循环和积累的资本、非金融企业转向金融投机和交易的资本以及二者通过为家庭和个体提供金融服务而获利的资本。

(二) 金融化资本的双重含义

金融化资本首先是一种资本占有形式，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实际资本，它以金融资产的形态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采取了金融形式———如货币、货币索取权或所有权证书———的资本。从这个方面看，金融化资本主要存在于金融部门。但作为一种资本占有方式，金融化资本不仅限于金融部门。在金融化过程中，金融领域的资本日益超出了部门的界限，除了继续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相结合外，也日益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渗透,“金融化使得金融领域的资本日益广 泛地渗透到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领域，与这些领域的资本相结合，形成现代金融化资本”。此外，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物质生产领域的一部分资本也采取了金融化资本的形式。一方面，非金融企业直接从事金融投资 和投机，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占有了资本的很大部分，这些非金融企业获得了独立的融资能力和金融技巧，减少了对银行的依赖;另一方面，许多非金融企业也和金融企业一样日益———以金融的方式———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渗透，其典型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福特等通过设立附属型金融机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消费信贷。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意义上的金融资本概念已无法把握金融化的这些方面。

金融化资本还代表了一种收入占有或榨取方式，即资本日益依赖金融渠道获取利润，其在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有不同表现。在物质生产领域，一方面，金融领域的资本继续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相结合，并从中获取利润，这是传统金融资本概念的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物质生产领域中的非金融企业从事了更多以获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非物质生产领域既包括金融部门本身，也包括家庭部门。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一方面，现代金融创新使金融化资本能够在金融部门内自我积累与增殖; 另一方面，金融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的一部分资本也日益向家庭部门渗透，将家庭与个体作为重要的利润来源。

金融化表现在三个重要方面，即金融部门急剧膨胀，非金融企业从事了大量金融交易，一部分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日益将家庭和个体作为重要的利润来源。这些变化反映了资本以更灵活的形式占有资本和从更广泛的渠道获取收入的要求。人们通常认为资本的流动性与增殖性之间是对立的，流动性高的金融资产往往收益率较低，而高收益的金融资产流动性会受到限制。金融化资本追求流动性与增殖性的统一，避免将自身束缚在任何特定的固定状态中，通过技术手段将风险转移给第三方，在保持流动性的条件下获得高收益。这一点在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金融创新中表露无遗。通过风险隔离，证券化资产的创造者既获得了高收益，又成功将风险转移了出去，保持了充足的流动性。流动性与增殖性在金融化资本身上实现了统一。一方面,资本的根本目的是寻求增殖，流动性本身并非目的，只是获取利润的手段; 另一方面，流动性与增殖性在某些条件下并不冲突，以首次公开募股为例，原始投资在取得流动性形式的同时其投资者也获得了创业利润。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化资本是目的———占有收入或利润(增殖)与手段———以金融(流动性)的方式的统一。金融化的发展事实上使资本积累过程转变进入以金融化资本积累为主导的阶段。

三、金融化资本的扩张方式

经济金融化即金融化资本不断扩张的过程，包括金融化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张和向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张。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金融化资本不断变换存在形式和开辟新的获利渠道，在流动性与增殖性之间保持最优平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金融化资本的内在逻辑推动了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行为转变，改变了其融资、投资等决策，最终反映在其资产构成和利润来源的变化上。

(一) 金融化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张

物质生产领域的主体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张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金融领域的资本与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相结合，并占有了生产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物质生产领域中的非金融企业从事了更多以获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反映在其资产负债表中金融资产的增加和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高上。前一个方面是传统金融资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这里主要考察后一个方面，即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问题。金融化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扩 张并非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非金融企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持有更多金融资产、参与金融投机和提供金融服务。

非金融企业行为的金融化转变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微观企业治理的因素。具体说来，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长期未得到有效恢复，即过度积累问题仍未解决。同时，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非金融企业出于对冲风险的需要持有了更多金融 资产,“通过内部的交易活动，金融体系在整体上倾向于产生波动性，对此，非金融经济部门必须对冲这种波动性，并向金融体系支付服务费用”。据测算，1980—2010年间，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由25.36%提高到 47.79% ，固定资本存量所占比重则由21.62%下降到18.52% ，这反映了非金融企业日益以流动性方式占有资本的倾向。股东价值运动则从内部改变了非金融企业的行为，使其日益面向金融市场经营，通过股票回购等方式迎合资本市场的喜好。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压力和金融获利机会增多产生的吸引力改变了公司高管们的动机，驱使他们积极参与金融交易，将大量资本投资于金融市场，其表现是金融收益在非金融企业利润总额中的比重急剧上升。此外，非金融企业也看到了为家庭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所蕴藏的巨大获利机会。通过成立附属型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以汽车信贷、消费信贷等形式向消费者提供了大量金融服务，这既是出于盈利的目的，也能扩大自己产品的销售渠道。

我们认为，所谓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无非是一部分生产资本日益采取了金融化资本的增殖逻辑，脱离原有的生产循环，进入金融循环寻求获利。金融化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张负面影响了固定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并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因为非金融企业通过为工人提供金融服务占有了一部分工资收入，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二) 金融化资本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张

非物质生产领域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金融化资本主要在金融部门内循环、积累和向家庭部门扩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部门发生了三个深刻变化:一是金融资产膨胀，金融部门利润的绝对量 和相对量都急剧增加;二是金融系统的“去中介化”，金融市场兴起，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增强，银行作为资金借贷中介的地位下降; 三是金融创新加快，金融活动的特点发生了变化，承销、证券化、兼并重组和买卖金融资产成为主要的金融活动。学界对金融部门变化的研究经历了从“银行消亡论”到“银行转型论”的转变。实际上，银行的许多变化无非是传统银行业务执行方式的变化，并不涉及银行职能的根本转变。一方面，银行在竞争压力下采用了新的资产与负债管理方法，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去中介化”使银行迫切需要开辟更多的利润来源，银行通过住房抵押贷款，特 别是次级贷款将家庭和个体作为重要的利润来源。据计算，1981—2003年间，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7%上升到36%，2007年降为26%，但2009—2010年达到43%的历史最高水平。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兴起赋予了金融化资本在金融部门内自我积累与增殖的能力。从金融化资本的角度看，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体现了资本占有方式和利润榨取方式的变化———资本的流动性得到增强的同时，收入榨取效率大大提高。

金融化资本也日益向家庭部门扩张，将工人阶级作为榨取利润对象。这里主要考察金融领域的资本对家庭部门的渗透和掠夺。新自由主义对家庭部门进行了重构，为金融化资本向家庭部门扩张扫除了障碍。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减社会开支，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养老金制度私有化改革。小布什上任后将改革扩大到了医疗、教育和住房领域，使工人的生活成本急剧增加，处境更加艰难。家庭拥有的养老金储备迅速增加，为了 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家庭持有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由劳资妥协转向资本统治，实际工资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仍然停滞不前，这一时期的生产外包和频繁的兼并破产则增加了工人就业 的不稳定性;为了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家庭更加依赖负债消费，劳动力再生产日益金融化。这两个方面使家庭部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资产池，为金融机构榨取金融利润创造了基础。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使其容易遭受金融部门的财富转 移。金融危机给家庭造成了沉重损失，但即使在资产价格并未下降的正常时期，财富转移仍然会发生，资产价格下降仅仅是新一轮的财富转移。无数家庭在次贷危机中失去了住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工人阶级的养老储蓄损失惨重。虽然雇员持股和养老金投资使工人能获得一些资本所得收入，但并没有改变工人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反而在危机中进一步加剧了劳资对立和阶级分化。金融危机对家庭和金融机构的影响并不对称，因为家庭基本不可能通过滚动债务、拖欠或政府救助的方法避开对其财富的最终分割，因此可以忽略家庭拒绝偿付债务的情况。

四、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与矛盾

在系统阐释金融化资本概念及其扩张方式的基础上，我们从资本层面揭示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所谓日常生活金融化，无非是金融领域和 物质生产领域的一部分资本日益广泛地渗透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 象。日常生活金融化体现了资本积累方面的系统性转变。

资本的本性是追求价值增殖，自诞生之日起就试图不断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利润来源，“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经济金融化意味着资本日益摆脱实际价值创造，采取金融化资本的形态，以货币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进行资本和收入的占有与积累，同时向各个社会领域渗透，开辟新的获利渠道。对家庭和个体的金融掠夺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级剥削形式，马克思指出: “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 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至于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

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日益从强调剩余价值生产转向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一些学者用原始积累和剥夺性积累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哈维认为，卢森堡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剥削形式在当代得到了复兴。第一种剥削形式发生在生产领域，是纯粹的经济过程; 第二种剥削形式是通过暴力、欺诈、压迫等方式的直接掠夺，是原始积累的一种形式。卢森堡提到的第二种原始积累形式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占 领的外围地区。哈维则认为，随着外围地区的去殖民化，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核心地区日益凸显,“华尔街和金融机构(信用卡公司) 所采取的掠夺性策略，是通过其他手段获得原始积累的指征。所以，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掠夺性行为都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已经被丰富到了一个在马克思本身所处的时代不能想象的程度”。丹尼尔·宾认为，类似于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在今天仍然存在，如果不能获得额外的生产资料和将更多劳动力纳入积累过程，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 资本主义从剩余价值的创造转向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表明它遇到了自身的限度，晚期资本主义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剥夺表明这个制度气数已尽。张俊山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增殖与积累新领域开发殆尽的结果，“当金融垄断资本将既有的剩余价值源泉开发殆尽，转而将非剩余价值收入作为攫取对象时，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金融化资本的矛盾在于试图脱离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而实现增殖。金融化资本在金融部门内的自我积累与增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房价高涨既是结果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泡沫的最终破裂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则“挤出”了实际投资，侵蚀了经济增长的动力。金融化资本对家庭和个体的掠夺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这个新开辟的增殖领域最终也被耗尽。金融化资本保持了流动性与增殖性的统一，其运动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但这种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金融膨胀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最终会回归其货币基础与价值基础，“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是一个等级制的层级 结构，金融现象经过层层中介环节，最终与货币、价值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所谓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货币基础，也就是整个信用制度的货币基础。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货币是整个信用制度的基础，虽然后者有摆脱前者的冲动和倾向，但信用制度永远无法摆脱其货币基础”。

伴随着资本占有方式和收入获取方式的转变，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金融化资本的全面扩张表明劳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资本的力量进一步得到增强。同时，金融化资本的积累产生了一批食利者，改变了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力量对比。正如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食利者是金融化资本的人格化。产业资本家尚且承担一定的经济职能，是生产过程中的当事人之一。金融化资本企图脱离任何实际价值创造活动而实现增殖，纯粹是一种资本占有方式和收入榨取方式，其所有者食利者阶层只保留了狂热的致富欲，“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其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含义。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和金融化资本的掠夺，无产阶级需要同时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一方面，继续传统的生产场所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斗争，这是因为“生产和市场两方面的劳动力控制对资本主义的永久存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简言之，资本主义是奠定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之上的。由于劳动力控制对资本主义的利润来说必不可少，因而针对劳动力控制和市场工资的阶级斗争的动力，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来说也是根本性的”。另一方面，开辟新的战场，抵抗金融化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反对通过剥夺手段进行积累的政治斗争，与更传统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样重要。但是，这些传统的无产阶级运动和与他们相关联的政党并不关注针对剥夺而进行的斗争，他们通常认为这种斗争是 次要的，而不是特定的无产阶级运动”。

新自由主义实践和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不仅深刻改变了生产关系和劳资关系，而且对再生产领域和包括种族、性别在内的更普遍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金融化资本的触角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形成了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剥削模式，加剧了种族和性别压迫。这一转变是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表现，意味着在反对金融化资本积累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需要联合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等一切激进运动，共同反对资本主义,“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工厂里争取经济收入的斗争，也包括围绕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尽管这些斗争一直都至关重要，但社会再生产斗争在今天尤其会产生一触即发的效应，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取消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支持、将家庭、共同体，尤其是妇女逼到崩溃边缘的同时，还要求每个家庭都有更多的雇佣工作时间。在这些条件下，围绕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已经走上了中心舞台，并具有彻底改变社会的潜能”。

（文章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网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4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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