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金融化到社会金融化——社会学金融化研究的兴起与展望

艾云，北京大学法学（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金融与财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经济与组织社会学、金融与财政社会学，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社会学评论》、 The China Quarterly 等杂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最新成果有《分布式网络、复杂性与金融风险治理》、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Practice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 （合著，Springer Press，2020）等。Email: aiyunpku@163.com

向静林，北京大学法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与组织社会学、技术社会学与社会治理。近期出版的著作有《地方金融治理的制度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Email: xiangjl@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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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1年第1期P18—P31

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引 言

金融作为一种跨期价值交换、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的组织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区域边界和社会组织基础（戈兹曼 2017）。然而，最近几十年，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系统，金融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扩张和全球化发展，日益成为资本主义财富增长和社会变迁的关键动力与主导方式，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鲜明特征，即“金融资本主义”（杨典、欧阳璇宇 2018）。而且，金融力量甚至呈现出脱离原有历史基础即“金融脱媒”的发展态势，成为塑造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新力量（塞蒂娜、普瑞达 2019）。在这个背景下，“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不仅成为经济学领域的前瞻性研究主题，更是引发了非经济学领域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反思。

总体上，学术界多从经济分析角度开展金融化研究，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进行观察。 从宏观层面看，金融化主要体现为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一些相对比例（如产出占比、利润占比等）的上升；从微观层面看，金融化的主要表现是非金融企业等的金融投资占比及金融渠道获利占比的不断提升；从中观层面看，金融化则集中体现为“商品金融化”，既包括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大宗商品证券化”（commodity securitisation），又包含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普通商品的金融化”（goods financialisation）（张成思 2019）。随着金融组织扩张并渗透，进而影响到更为微观社会层面上的家庭和个人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广泛影响，社会科学工作者看到了金融化问题事关金融风险，并且衍生连带的系统性社会风险，因此开始重视金融化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多个领域的扩张及其后果，并深化有关金融领域的变化及金融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的讨论。此外，过去十年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与金融化更是相互作用，深度交汇、融合，进一步促进了金融化扩张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引起了更为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迁。伴随金融化的全球扩张，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金融化迅速推进。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研究者也日益重视金融化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工作，并开展实证研究、政策分析和社会工作实践等。本文试图追溯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关于金融化的研究理论脉络与研究发现，结合中国金融化的发展实践，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可能的研究课题、方法和前景。

经济金融化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发展

从宏观结构层面考察金融化的研究工作，往往聚焦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金融资本的产生及其作为新的社会变革力量和机制而发挥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研究者主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两个理论脉络展开分析和探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从宏观层面讨论金融化的关键特征的研究者，几乎都指出资本积累方式的特殊性。1995年，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将“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称为世纪之交的三大经济趋势之一，与资本主义垄断力量的增长和经济停滞并行（Sweezy 1995）。爱卜斯坦（Epstein 2005）将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联系起来，认为三者的兴起和相互作用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也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在全球兴起的过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Foster 2007）具体分析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金融化”，具体体现为几个明显的特征：（1） 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2）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3）“火烧经济”（FIRE，指“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FIRE是这几个部门英文的首字母缩略语）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因此相对于经济基础，金融上层建筑的规模和重要性均大大增长，金融企业家已取代了工业企业家的地位，这个阶段可称为“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它加剧了社会、生态和战争危机。克里普纳（Krippner 2005）还通过美国宏观及部门数据，对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化趋势作了定量分析判断，指出美国20世纪90年代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金融收入）与现金流量比是20世纪50年代的5倍。这些研究工作，为金融化概念的抽象和总结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和分析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研究者不仅指出金融化改变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积累方式，而且认为其重塑了国家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21世纪初，乔万尼·阿里吉（2001）在其名著《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把金融化与世界经济的霸权周期联系在一起，将金融化解释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斗争。杜梅尼尔和列维（2004）强调金融资本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在金融化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食利者阶层；拉帕维查斯（Lapavitsas 2013）也认为金融化是食利者对其他阶级进行金融掠夺的进程；马慎萧（2019）指出，不仅工人的“工资”构成了金融资本的来源，工人自身也是金融资本实现价值掠夺的对象。

总而言之，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研究者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性和周期性，金融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工业资本主义矛盾的转化和延伸；注重从权力分配和阶级不平等关系的角度讨论金融化的内涵和影响，认为金融资本崛起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持有者，形成特殊食利阶层，损害了工人阶层的工资和福利；强调金融资本的支配性质及其负面影响，其最终不可避免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恶化。

新古典经济学视角

现代金融学本质是研究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其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概率论和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构成了其主要分析基础，其中的主流理论范式包括“有效市场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均值—方差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这些理论范式将金融事实与经济概念联系起来，使金融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子领域。囿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经济学家在研究金融化的过程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金融化的功能、目的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即从效率和价值的角度探讨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总体性结果，而不太关注金融化发生过程中的组织行为及其变迁机制。

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研究者格外强调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包括“金融深化”“金融增长”“金融发展”“金融加速器”等学说，认为金融的发展能够对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20世纪50年代，信息经济学家阿罗和德布鲁（Arrow and Debreu 1954）就认为，金融化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对经济活动具有信号发送和风险分担的作用，有利于实体经济提高经营绩效。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McKinnon 1973）提出了最基本的测量指标，即麦金农指标（McKinnon Index，简称麦氏指标），即M2/GDP，该公式测量了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同年，肖（Shaw 1973）提出了金融深化说。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利率发展的绩效，因此主张实行宽松利率和经济自由化政策，这种思想主导和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21世纪初，不少实证研究工作从经济增长与效率、经济活动主体的信贷可得性等角度支持金融发展论。斯马特和李（Smart and Lee 2003）的研究指出，金融部门的快速扩展提高了全社会宏观杠杆率水平，有利于平衡生产过量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斯托克哈默（Stockhammer 2004）则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上升，会使企业资产负债表账面数字传递出企业更好经营绩效的信号，而良好的财务状况有利于金融企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与投资。帕利（Palley 2007）结合1973—2005年美国的主要数据，根据企业资本来源概括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具体包括金融部门债务、家庭债务、非金融部门债务、金融创新、劳工报酬等方面的11个特征。帕利对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结合提出了积极、肯定的判断，认为金融业的繁荣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也为家庭提供了更多获得信贷和债务融资消费的机会，不断的金融创新扩大了资产抵押范围并激发了市场活力。赛瑞拉特等人（Theurillat et al. 2010）的研究认为，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资金的流通性，拓展了资源整合空间，丰富了资本积累渠道，进而有助于实体经济获得资本和繁荣发展。

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研究

21世纪初，中国学者才开始系统探讨经济金融化问题。研究者主要沿着新古典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分析范式，围绕中国金融化水平及其测量、中国金融化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等议题开展研究。

对中国金融化水平与趋势的测量，离不开关于金融化测量指标体系的设计。宋仁霞（2008）通过考察金融机构和产业的规模化、结构性、渗透性和效率性等四个方面的外在形式，设计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和结构、金融工具比率、金融资产在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比等包括24个指标的测量体系，用于测量和检验中国的金融化趋势。在宋仁霞的研究之后，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上只研究金融部门或产业的做法，将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等作为研究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的分析对象，阐明了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吴晓晖等人（2008）设计了一个资本自由化指数来测量金融发展变量，该指数不仅涵盖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等狭义的金融经济因素，还从政府财政、城镇家庭财产、非国有公司和机构的融资额等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进行分析，拓展了金融化测量指标的分析主体。鲁晓东（2008）一方面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个人存贷款比等个人层面，进一步拓展了金融化的范围；另一方面，他不仅设置了金融发展指标，还设计了金融扭曲指标，增强了指标测量的指向性。张慕濒、诸葛恒中（2013）从各部门的金融活动尤其是通信、计算机、服装、仪器仪表与办公机器制造和饮料行业等五大重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来评估中国的金融化进程，认为中国目前的金融化程度仍低于美国。赵峰、田佳禾（2015）参照帕利的框架，通过国内金融资产结构以及各部门的负债相对规模变化、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收入等指标来判断金融化的趋势，认为中国经济存在金融化趋势，但中国经济内在地还存在着抵制金融化不利影响的因素，尚没有陷入金融化的泥潭。

中国国内关于金融化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大多数研究，指出了前者对后者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警示和建议。袁云峰、曹旭华（2007）的研究认为，中国金融化主要体现出资本积累的特征，过度金融化将进一步加深资产泡沫化，导致实体经济（制造业）发展的脱实入虚。张成思、张步昙（2016）基于经济金融化视角，对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的现象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诠释，结果表明，经济金融化导致企业的实业投资率显著降低，并且弱化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推动效应；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错配，也同样会对实业投资产生抑制效应，并且会随金融化程度的提高不断增大。陆岷峰、杨亮（2019）认为，金融化导致了经济的脱实向虚发展，当前金融投资活动过度活跃，表现为互联网金融、类金融等金融模式快速创新，全社会的泛金融倾向严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化”日益加剧，拉大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严重冲击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

总之，从宏观层次着眼的金融化研究，呈现了资本主义演进的历史图景，以及如何基于各类经济主体的财务数据测量金融化水平，着重探讨了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关系，主要采取了“结构—关系”的宏观分析范式。下面，我们将转向金融化与微观组织行为的关系分析。

经济金融化与微观企业组织行为

金融化研究中的早期学者更多关注宏观层次的金融化，即金融化导致的总体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和社会阶层矛盾等，并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非金融企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渠道。克里普纳（Krippner 2005）指出，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金融化趋势，80年代中后期达到一个顶峰阶段。在他看来，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停滞，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是导致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重要背景。追逐最大化利润是资本的本性，克里普纳在观念上结合金融学家马科维茨（Markowitz 1952）的资产组合理论，指出非金融企业将资本转移到金融市场领域以获取来自多个市场的收益。德米尔（Demir 2009）通过金融资产与固定资产比率、金融利润与销售净额比率等指标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三个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微观企业金融化现象。张成思、郑宁（2020）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自2006年以来也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2004—2013年间非FIRE上市公司对金融渠道的依赖程度（从金融渠道的获利占当年净利润之比）增加了7倍之多。 随着非金融企业越来越深入参与金融市场，国际上对于金融化概念的定义越来越具体，愈加关注金融化的发生过程以及金融化对微观行动主体行为的具体影响，尤其是企业的金融化及其对企业微观治理结构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的重要地位与公司治理的股东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金融企业越来越依赖从金融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导致企业主体对金融市场的倚重，这一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企业内部的治理形式同外部环境的资本、信息交换受到金融市场、机构投资者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强烈影响。结果是，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管理和经营者具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力，削弱了企业的自主行动权力，企业成为机构投资者获得最大化回报的投资工具，从而忽略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企业的长期发展。

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脉络下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 Theory）理论的发展，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阿格列塔（Aglietta 2000）强调了金融化之下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化，指出在这一新的积累体制中，企业决策的中心是市值（股票的市场价格）与股利（股息、分红等），股东价值在企业目标中占据了决定性位置；人们奉行“股东价值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shareholder value）的管理理念，企业的利益分配、战略方向（如多元化或去多元化的专业化）都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原则（Mizruchi and Kimeldorf 2005; Fligstein and Shin 2007）。

20世纪80年代，公司治理的股东资本主义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90年代起向全球各地不断扩散，也引起了中国企业治理的制度趋同（杨典 2018）。企业的经营理念转向了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意味着由追求企业长期发展和增长转变为更偏好追求短期利益的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如董事会制度、企业高管股权、期权薪酬制度（Froud et al. 2000）。企业活动的核心从生产部门和一些外延的服务部门变为金融财务部门（Foster 2007）。而且，股东资本主义背景下，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提高业绩，这影响了企业员工的福利水平和长远稳定发展（Lazonick and O’Sullivian 2000）。

企业投资与企业创新

企业的金融化转向，不仅改变了公司的价值导向，影响员工阶层的福利，也塑造着企业的投资和创新行为。总体上，大多数研究认为，金融化行为抑制了企业投资，即金融化对企业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Orhangazi 2006; Demir 2009）。拓瑞和欧纳伦（Tori and Onaran 2017）以英国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得出了十分相似的结论。李国武（2020）立足美国的现实经验，分析了公司的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指出公司金融化的趋势使得创新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出现了失衡，政府并没有直接从技术创新成功中获得相应的税收或知识产权收益，而金融行动者却利用自身的有利位置，通过金融市场攫取了与其贡献不相称的超额回报。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少数学者认为金融化促进了企业创新投资，因为金融化行为本身是一种短期套利行为，这种行为充当了资金的“蓄水池”，可以促使企业增加投资收益，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Bonfiglioli 2007; Gehringer 2013）。

金融市场的掠夺与欺诈

企业行为研究还捕捉到金融市场交易的微观特征及其发生过程。鉴于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壁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金融市场交易者面临的基本难题。研究者发现，金融市场特别容易发生欺诈行为，蓄意传播误导性的分析报告以及其他形式的金融欺诈在金融行业普遍存在（Galbraith 2004）。有研究指出，在美国，每年因为欺诈行为造成的损失估计达400亿—1000亿美元（Langenderfer and Shimp 2001）。在英国，金融欺诈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30亿—300亿英镑（Fisher and Hoffmans 2010）。海恩斯和波斯纳（Hynes and Posner 2002）的研究也表明，债权人更加偏好于将信贷提供给那些无力对自己贷款条款与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条款进行比较的金融消费者。弗里格斯坦和罗尔卡西（Fligstein and Roehrkassea 2016）探讨了抵押贷款市场两种最重要的金融欺诈，即掠夺性贷款和证券欺诈。掠夺性贷款（predatory lendings）是指通过积极的营销策略对借款人施加不公平和滥用的贷款条款，利用借款人对复杂交易缺乏了解的信息优势，通过歪曲或者隐藏有关资格标准信息，使得借款人借到更昂贵的贷款，或者歪曲、隐藏有关贷款条款的信息，使得贷款人从借款人那里获得不可预见的费用和罚金。证券欺诈（securities frauds）是指以误导证券购买者的形式，通过歪曲证券产品的特征、提高证券价格、出售低质量的投资等方式欺诈，它不仅涉及欺骗投资者，还涉及交易员欺骗经理、高管欺骗股东，目的是获得基于企业业绩的报偿。

前述两个部分主要讨论了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金融化的研究，不过，其中关于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也呈现了经济社会学家对经济金融化的分析视角和路径。伴随着经济金融化从广度上在全球范围扩张，从深度上纵向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到家庭或个体的日常生活，出现了一些关于“社会金融化”“日常生活金融化”（van der Zwan 2014；李连波、陈享光 2020）的研究，学术界呈现出从研究经济金融化向研究社会金融化发展的新态势，正在出现越来越多采用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视角和路径研究金融化的尝试。下面，我们就目前已掌握的文献材料，总结一下社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社会金融化与社会学视角

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为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中心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相互关联。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汇率、利率等制度安排）日渐发展成熟（萨森 2019），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显然，金融化的影响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全面渗透与扩张的过程（李连波、陈享光 2020）。

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从业者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地位迅速上升，金融投资理念以及金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素养（literacy）水平正在推向整个世界市场、民族国家、家庭个体，深刻地影响了法律制度安排、社会关系、家庭生活以及伦理价值观。陈介玄（2002）提出“金融社会”的重要概念，认为金融社会以风险管理为中心，促成专业知识法人的发展，以实现在社会各部门之间进行的资源转移，相比经典类型的社会以工业社会为基础，金融社会正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近年来，信息革命与金融化过程的双重节奏，以更快速度推动着金融社会的兴起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邱泽奇、陈介玄、刘世定 2017）。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抵押贷款市场支撑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金融系统放松管制激励了金融机构将信贷范围扩大到普通消费者。美国等金融经济体越来越依赖于财产权的抵押来消解工资停滞与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芬奇、莱申 2019），人们一直受到要改变观念的鼓励，从被动的金融主体变为主动的金融主体。有利于金融化发展的的话语体系和新文化框架（new culture frame）出现，促使人们以更积极的立场和有效率投资经营的价值判断等来对待自己的财务状况（杨典、欧阳璇宇 2018）。

依据金融学核心原理即资产投资组合原理，金融社会学家戴维斯（Davis 2009）提出了“投资组合社会”（portfolio society）这一重要概念，以把握、描绘金融化如何重塑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投资理念成为理解社会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他认为，家庭越来越直接地参与金融市场，人们被期待像金融经济学家和投资家那样理性思考，可以经营、管理个人的消费、投资和债务。这表明，不同于传统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家庭还承担着金融价值实现的功能，家庭金融思维逐渐内化于人们的习惯模式，金融文化和金融思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和应用专业的金融术语来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杨典和欧阳璇宇（2018）形象地指出，在这个背景下，教育不仅是教与学，而是人力资本投资；住房不再是居住功能场所，而是金融化的投资产品；朋友不仅是朋友，更是未来发展的社会资本。结果，从家庭生活到个人发展都与投资和经济回报直接挂钩，小到个人成长，大到文化建设和国家战略，人们都力图通过资本经营和金融投资达成目标。因此，金融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全球扩张，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体现为金融工具化的运行模式，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等各类行为主体的价值观日益受到金融市场逻辑的规范和塑造。

显然，伴随着金融工具的日益多样化、金融组织的日益复杂化，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首先出现了金融资产超过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增长速度超过实物资产增长速度的现象。在这种现象背后，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机制的改变，甚至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分化和整合机制的变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激励社会学开展对于金融的系列研究工作，以塞蒂娜和普瑞达主编的《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为代表的系列著作，反映了社会学开始成规模地介入金融研究领域。社会学工作者尤其关注金融市场发展对社会公平公正的作用与意义，关注金融系统和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金融领域的运作模式和机制、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下金融制度与行为的差异等研究议题。卡鲁瑟斯和金（Carruthers and Kim 2011）主要基于欧洲和美国社会学关于金融化发展的研究工作，认为相应研究主题有三个领域：（1）聚焦公司治理，探讨金融如何受制于金融市场和机构投资者，受制于追求股票价值和短期利益等（Fligstein and Shin 2007）；（2）关于金融市场中金融交易的技术、方法和实践，研究其采用、传播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从述行性或操演性（performativity）的角度观察它们的意义（Preda 2006; Mackenzie et al. 2007）；（3）从社会关系和网络的角度进行研究（Uzzi 1999; Uzzi and Lancaster 2003）。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脉络下关注金融化对经济社会的总体结构形态和经济效率影响的分析，金融社会学主要沿着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从社会网络、权力关系、新制度主义、文化认知分析等主要理论视角（道宾 2013）出发，更多从社会关系和合法性等结构因素和制度逻辑解释金融市场的交易和组织行为。

社会金融化的关键特征，是金融逻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底层逻辑。到目前为止，人们沿着经济社会学分析路径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未来关于社会金融化的结构及演化发展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和拓展。

首先，将金融现象和金融过程视为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尤其应注重金融合约结构与相关行动者的社会互动过程。金融不仅是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而且金融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社会现象，我们有必要深入观察与分析金融工具的微观交易结构、制度基础、社会互动过程及其社会后果。金融学传统在于大规模计量和数理模型，鲜少关注数字计算背后的社会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近来极少数金融学者开始重视金融合约分析，即所有的金融工具不论是债券、股票还是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都可以理解为金融交易的中介合约（王剑锋 2019）。而从社会学角度看，作为合约必定有其社会属性，其获得社会认可的程度、性质，在不同的环节所蕴含的风险扩散和收敛机制等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社会学对金融现象的分析，有必要走出“剩余策略”，而直接面向复杂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的合约结构、行动过程及其社会属性（邱泽奇、陈介玄、刘世定2017）。

其次，引入人类行为的社会性特征，构建更为贴近现实的金融市场分析模型。在金融社会学基础理论方面，有效市场理论、合理预期假说和资产组合定价理论是金融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础，但其忽视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性特征。即使经济学家将风尚、动物精神、从众行为（herding）等纳入讨论，也只是将其视为有效市场的干扰变量。因此，在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更为贴近现实的有效市场模型，将深化人们关于金融市场秩序以及金融化过程的理解。例如，爱丁堡学派从科技知识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知识对金融市场的塑造和操演性（Mackenzie, Muniesa and Siu 2007），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不同于市场计算理性的新解释。

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行为金融学（Behavioural Finance）在解释金融部门如何增长、金融危机如何内生性地产生等方面的研究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行为金融学不同于传统金融经济学关于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基本假定，认为金融经济学忽视了套利行为的限制条件以及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状态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实际上，金融决策是由情感、情绪、习惯、经验法则等决定的，这些因素通常被归类为个人偏向或社会偏向，个人偏向的最著名例子包括骄傲和过度自信，以及乐观主义和一厢情愿。而且，社会偏向当中一些具有特色的例子包括：社会共识和社会学习、群体性歇斯底里（crowd hysteria）、从众、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等。这对于说明金融崩溃可能如何到来的具体方式是很有意义的。但无论金融经济学还是行为经济学都以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及其变化为核心旨趣，从社会学视角我们还有必要深入考察金融市场的社会意涵以及金融活动与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影响。

再次，在中观层面揭示金融组织结构形态、演化及其动力机制。金融化过程不仅是金融资本自然扩张的过程，而且是诸多行动主体参与其中博弈互动的结果，有必要揭示金融化的具体组织与变迁的过程和机制。如弗里格斯坦和罗尔卡西（Fligstein and Roehrkassea 2016）的研究指出，在金融危机之前，大公司越来越多主宰了抵押贷款市场，其实政府出资的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和政府监管机构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司通过将上下游组织合并实现了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为金融欺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然而，大多数关于金融社会学的研究常常忽视了公司和政府等行动者的组织过程和机制。

最后，金融作为社会分化机制，既是社会问题的产生源头，也可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有必要揭示社会问题的金融根源和探索金融改善整个社会民生福祉的路径。一方面，金融日渐成为深化财富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Fligstein and Goldsmith 2015），并连带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如马修·德斯蒙德（2020）《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描绘了金融支撑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上涨和获取超额利润，贫民区的贫穷人流离失所，以及贫穷与暴力、吸毒等问题聚集等社会现象。另一方面，资本在全球的逐利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公共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可持续发展及系统性金融危机等，促使人们创新能够兼顾社会发展（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等）和金融财务的双价值目标的金融投资模式，这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和重要的研究与实践议题。

中国社会金融化研究的未来展望

中国金融社会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社会金融化现象和过程的研究主要还是在西方理论脉络下讨论中国现实问题，或介绍、引入西方金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研究正处于兴起和积累阶段。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主要是建筑在对西方市场经济和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发展经验之上的，与此相比，中国金融体系一方面来自中国经济体制从政府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另一方面来自开放条件下世界金融体系的影响。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得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伦理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几十年渐进式改革发展历程和经验都是独特的，塑造着中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机制，使之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制度背景。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特殊的城市化发展，政府财政、债券等资本市场兴起，房地产市场勃兴和住房金融化进程逐渐将家庭与个人极为迅速地卷入复杂交织的金融系统之中。金融化对中国社会财富分配和不平等、社会群体分化机制、社会信任、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等各个方面都已经或正在产生重要的结构性影响。这就为新的理论研究和新的理论突破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下面，笔者尝试总结一下中国社会金融化研究的课题方向和未来展望。

首先，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政府在金融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带来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是“官场+市场”的竞争式发展（周黎安 2018），金融化是一个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双重互动作用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社会的金融化比西方国家更快速、规模更大，但也体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急速发展和突然停滞的不稳定发展特征，隐含了诸多潜在风险。杨典（2018）的研究发现，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股东价值导向的制度在中国得以扩散传播，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推动的结果。在中国，各地政府以高杠杆的债务和高风险的融资谋求城市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居高难下，影响着其治理能力和城市的稳定发展。目前，中国政府特殊的政治制度安排塑造了地方政府的金融治理方式（向静林、艾云 2020），金融化成为关系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刘长喜等 2020），但关于政府参与金融市场的金融行为以及开展金融治理与监管的微观过程研究，还亟待深入与丰富。

其次，当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的创新发展与深度融合带来了一系列后果。金融和信息技术结合改变了传统金融业务形态和人们的互动方式。以互联网作为人们信息交换和社会互动的底层基础，新的支付方式、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等，促使传统金融结构和融资功能发生转变，P2P网络借贷、网络理财、金融科技（Fintech）等新的金融运作模式及其所诱发的新监管或治理方式，都为金融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分析案例，可以成为发展新理论的研究基础。尤其是，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基础的金融创新，更加催生了难以预测的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高度放大了传统金融风险的波及范围等，为金融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向静林 2019；向静林、艾云 2020）。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传统中国政府官僚组织、新兴金融市场、新型智能信息技术的多维组织特性相互碰撞并复杂交织，在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下寻找智能社会背景下的金融风险治理之道，显得尤为紧迫。

再次，在微观层面，中国家庭直接参与现代金融市场的历史较短，居民对金融知识的掌握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意识等金融素养水平还有待提升，这方面的途径也有待研究。来自汇丰银行的调查显示，中国“90后”一代人的债务与收入比达到令人震惊的1850%，该群体欠各种贷款机构和信用卡发行机构的人均债务超过17433美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中老年群体也越来越直接参与到金融市场之中，很容易成为金融欺诈的目标。腾讯应用宝的《老年用户移动互联网报告（2019）》显示，在老年用户下载占比超出平均比例的前100名的手机应用软件（APP）中，金融股票证券类应用占42%；腾讯《中老年反欺诈白皮书（2019）》显示，2019 年上半年腾讯110平台共受理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被骗举报2万余次；其中97%受骗的中老年人有资金损失，损失金额超过万元的占7%。低收入家庭的负债杠杆率数倍于高收入家庭，中国人民银行发表的《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家庭的平均杠杆率高达286.9%，是年收入36万元以上家庭平均杠杆率（89%）的3倍多。总之，正如西南财经大学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家庭部门债务虽然低于国际水平，但仍须对其增长和结构性风险保持警惕（甘犁 2019）。有关家庭金融参与、金融素养的研究，以及对社会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参与、金融素养研究及提供必要的金融社会工作实践，目前都极为缺乏。

最后，前文中所提到的实证研究工作，大多数是基于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和统计数据的分析，采用深度个案方法探讨金融化的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工作仍明显不足。目前，国内已经积累了相关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有代表性的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与金融调查数据。该调查每两年采集家庭金融相关信息，主要内容包括：住房资产与金融财富、负债与信贷约束、收入与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代际转移支付、人口特征与就业，以及支付习惯等相关信息，这对开展金融化的研究大有裨益。然而，个案研究对认识和理解社会群体的形成与分化、多重制度逻辑和制度安排的相互作用、新制度形式的发生缘起和运作过程等问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也是理解中国金融化兴起、扩散和演变的重要基础。在我们看来，基于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对金融化的宏观实证分析已经较为丰富，而微观层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则明显不足，研究调查方案设计有待丰富。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金融化的发展路径与发展经验，将为金融社会学研究尤其是社会金融化和日常生活金融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议题、丰富的研究内容和宝贵的研究素材，这构成了中国金融社会学极好的研究机会。同时，从社会学角度比较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化发展过程和机制，也必将为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贡献新的理论知识和重要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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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从经济金融化到社会金融化——社会学金融化研究的兴起与展望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4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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