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直播间里“不幸福”的中年女性们

发布时间:2024-11-12 03:16

这些中年女性,约七成来自三线以下城市及乡镇,在城市化推动的中国家庭结构转型过程中,她们往往处于更脆弱、更敏感的位置。或是因为身边缺少心理咨询等情感支持途径,或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或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而无法接收到科普性心理情感知识、城市精英话语传达出来的女性独立思想……总之,她们在生活中无法寻找到足够的情感支持,只能涌进短视频平台的情感直播间,寻求慰藉、陪伴与帮助。

情感直播间里“不幸福”的中年女性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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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晓

(插图:老牛)

涌入情感直播间的中年女性

距离丈夫去世已经整整两年了,但邹明芳的微信头像和相册封面,依然是三年前她和丈夫在两人的结婚纪念日拍摄的婚纱照。那年她已53岁。照片中,身着婚纱的她紧紧依偎在丈夫怀中,下巴埋进对方的肩膀,神情犹如一个年轻女孩。

丈夫是邹明芳的依靠。他去世那一年,邹明芳一下子瘦了30斤。即使在儿子的婚礼上,她都要用尽力气忍住眼泪,“双腿是抖的,连心都跟着抖”。

邹明芳前半生的经历,是上世纪许多选择“为家庭牺牲”女性的缩影。她和丈夫原本都是首钢机械厂的国企工人。年轻时,她在工作上极为要强,“任何任务都愿意加班加点地完成,绝不落在别人的后面”。结婚生子之后,考虑到年幼的儿子和身体不好的公婆没人照顾,邹明芳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掉工作,专心照顾孩子和老人,而丈夫则下海打拼。就这样,自30岁开始,家庭就成为了邹明芳的全部。45岁时,丈夫回到河北,两人终于结束分居生活。自此,邹明芳每天最紧要的事,就是做好丈夫爱吃的饭菜,等他下班回家。“经济上的问题完全不用我操心,连我的衣服也全都是我爱人买的。逢年过节,一睁开眼,一定能在手机上看到他给我的红包。”邹明芳对本刊记者回忆。

因为经济和情感上的双重依赖,当丈夫于2019年6月突然因心梗去世后,邹明芳感觉自己的生命一下子空了,尤其是“每天傍晚6点”。“那是我丈夫下班回家的时间。以前我早就做好了他爱吃的红烧带鱼等着他,但现在没人要我等了。以前我们吃完饭会一起看电视,现在我已经两年没有勇气打开电视机了,我感觉不到一个人活下去的意义。”

当邹明芳面对心中的巨大缺失茫然无措,甚至想过“一死了之”时,去年8月,妹妹为她下载了一个短视频软件解闷。她无意间点进一个直播间,里面是一位女主播在为一对夫妻做情感调解。这场面,既让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又被女主播直爽的性格吸引。“那女主播快言快语,说话也有趣,跟我年轻时一样——我原来也爱笑爱闹,是个热心肠。后来辞了工作整天围着家里打转,生活才越来越死气沉沉。看到这位主播,我好像回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邹明芳进入的是晓文的情感直播间。情感直播是近两年在某短视频平台涌现出的新直播类别,它的背后是近3亿中小城市以及农村的中老年人粉丝,以及他们被主流精英话语折叠的情感需求。晓文的粉丝量有500万,排在整个情感类主播的前五位,且粉丝量还在不断上涨。在这500万的粉丝中,约七成来自三线以下城市及乡镇,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大半,其中大部分是女性。这些小城市的中年女性,或是因为身边缺少心理咨询等情感支持途径,或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或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而无法接收到科普性心理情感知识、城市精英话语传达出来的女性独立思想……总之,她们在生活中无法寻找到足够的情感支持,只好涌进直播间,寻求慰藉、陪伴与帮助。隔着手机屏幕诉说自己丧偶、离婚的悲痛,丈夫出轨的手足无措,中年人孤独的独居生活,夕阳婚姻与保守意见的对抗……她们中的一部分,会努力争取一个与主播“情感连麦”的机会,直接向后者寻求建议,或者请主播帮忙打电话与家人沟通,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她们而言,情感直播间就像是一个“草根”容易进入的心理咨询室、纠纷调解台。而另一部分人,则像邹明芳这样,将自己失去重心的情感依托在能与自己产生共鸣的主播身上。每天可以定点收看的直播,分担了她们对情感生活的忧虑与不安,成为她们生活中最强烈的情感寄托。

从电视台走入直播间的主播晓文

做短视频情感主播前,晓文是一名电视台的主持人。“在做情感主播之前,我的认知是很受限的。我以为所有人都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也以为一些很基础的问题,既然互联网很容易查到,是不需要问的。但是做了直播之后,这种认知被颠覆,我才开始接触更广阔的中国社会,看到不同于都市精英群体的女性的痛与爱。”晓文对本刊记者说。

刚做主播的时候,晓文会惊异于粉丝受教育水平的参差不齐。有的人初中没毕业便辍学,有的人只读到小学二年级,还有的人从未上过一天学。经常有人来求助说自己遇到了家暴,想离婚,却不知道离婚协议书怎么写,或者该去哪里办手续。也有的女性发来私信问,自己结婚时只有十几岁,没有领过结婚证,现在要离婚,怎么补办结婚证。还有一位来自贵州的23岁女性跟她连麦,说老公出轨,自己跟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晓文一问才知道,她初中还没毕业便辍学,被家里安排结婚生子,如今孩子都8岁了。

晓文一开始觉得有些震惊,也有些不适应,尤其在遇到粉丝因理解能力不足而误会她时。她的直播间有时会有抽奖,被抽中的粉丝可以收到一条私信,只要在私信中回复自己的地址,就可以免费收到一份小礼物。因为这个抽奖,晓文总是被人骂——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在私信中回复过自己的地址,只是坐在家中盼着礼物来,等不到,便在直播间说晓文“忽悠人”。“我一开始真是觉得莫名其妙,会生气地在直播间跟指责我的粉丝连麦,说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请您把地址发过来,我们给您邮寄,您也不私信给我们地址,我们寄给谁?寄到天上去?”不过晓文后来才明白,许多粉丝真的不懂如何“私信地址”,有些甚至从未网购过,一些自己习以为常的网络工具,对她们而言却是陌生的。“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反而让我看到了许多更现实的东西:不是所有女性都拿着大学文凭,上班之前搽好口红,坐在电脑前办公。我也慢慢学会了理解和接纳不同的认知频率。”

解决问题,还是暂时陪伴?

短视频平台上的情感直播间,对应的是现代社会里的中年人所处的情感支持断层。他们出生于上世纪60~80年代,成长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价值观剧变冲破了传统家庭模式,矛盾从裂缝中迸发:一方面,他们在“从一而终”“夫唱妇随”的传统与追求更自由和谐的亲密关系之间挣扎;另一方面,以往能起到“家庭关系调和”职能的家族长辈、工会组织,在当今社会已经丧失原有功能,个体要独自承担家庭结构的变化与失衡。

主播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大断裂”的过程中,女性普遍更敏感、更脆弱。像邹明芳这样五六十岁的女性,面临着与原初家庭联系过“紧”的问题。她们往往在青年时期就回归家庭,与社会脱节,一旦因为孩子离家、丧偶、离婚而面对孤独的生活时,这种由“紧”到“松”,从亲密到孤独的落差,会让她们难以接受。

与之相对的是三四十岁的女性与家庭的联结变“松”的问题。尤其是乡村女性,城市化的发展正在推动她们离开土地,走出家庭,去城市打工,做一个独立的“经济人”。于是,她们一方面与家中男性一样,努力进入城市化造就的经济机器中,另一方面,她们依然担负着母亲这个身份赋予的养育孩子的传统职责和对家庭的情感。这种双重责任为她们带来了更复杂的家庭和情感问题。晓文在直播间遇到的青海女性丽萍,就是这类女性的代表。

那是晓文入驻短视频平台两个月后接到的一通连麦,电话那头儿的女士带着乡音的恭敬语气让她印象深刻——对方一口一个“老师”地喊着,好像在称呼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来电者叫丽萍,30多岁,家在青海农村,有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儿。她自己需要从早到晚在建筑工地做大锅饭,吃住都在工地,没时间照顾女儿,只好把女儿放在班主任老师家托管。自己每个月3500元的工资,有2000元要寄给老师作为女儿的生活费;女儿爱跳舞,又要拿出1000多元给女儿报舞蹈班。自己一个月除了工地的免费吃住,只能留200元零花钱。而她的爱人,3年前去新疆种棉花,到现在都没有回过家,也没有寄来过生活费,连电话都很少打。丽萍说自己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不知道还能从哪里寻求帮助,这次连麦是想让晓文帮着给丈夫打一个电话。“老师,我很想让我老公跟我好好说句话,我也很想他,可是我不知道咋说。我俩一打电话就吵,说不上一分钟就挂了。”

晓文拨通了那位丈夫的电话。她没有斥责对方,而是先表示赞赏和关心,体谅他独自在外打工的不易。随后,她提到了他女儿的一篇作文。作文里写,平时全靠妈妈辛苦打工养活自己,已经快忘记爸爸长什么样子了。男人听后沉默半晌,说自己一心在外工作,平时跟妻子沟通不畅,因此并不知道家中生活条件这么艰苦,也不知道妻子女儿原来这么想念、需要自己。

在晓文的建议下,丽萍和丈夫在直播间通了电话。电话刚一接通,丽萍就号啕大哭,哭了整整三四分钟。

“她有很多情绪需要宣泄。在我的直播间里,经常会遇到这种有着‘丧偶式婚姻’的女性,伴侣出门打工挣钱,妻子在家一个人带孩子、照顾老人,有的自己也在打工,负担极重,却长时间缺乏关心与陪伴,无法满足正常的生理需求,连家中水管坏了都不知找谁修。日积月累,必定有许多压抑、委屈甚至愤怒。而这些情绪,平时根本没有一个抒发的出口。”

情绪宣泄后,是长久的沉默,夫妻双方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晓文开口,问丈夫:“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他说,这两天就订票。三四天后,丽萍给晓文发来语音私信,说丈夫终于回来了,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2021年8月,本刊记者也进入了晓文的直播间。在驻留的4个小时里,直播间是热闹的。晓文用她作为前电视台主持人的专业精神和活泼亲切的风格,包括学来的东北乡音,承接着各种情绪,也不时地开一些能活跃气氛又无伤大雅的玩笑,努力让整个直播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邹明芳渴望待在这样的环境里。从8月的那天起,为了收看直播,邹明芳每天上午11点会准时出现在晓文的直播间,一待就是4个小时。“直播的那4个小时,可开心了,总是笑得肚子疼。”对于邹明芳这样一场直播不落的忠实听众,晓文会记在心里。有时晚上线几分钟,晓文会在直播间里问:“明芳姐姐今天怎么来晚了呀?”逢年过节,邹明芳会精心为晓文编辑私信祝福,也能收到对方的回复。再后来,生活中遇到什么喜怒哀乐,她也忍不住私信晓文。这一来一去的互动,让邹明芳觉得自己仿佛多了一个亲人,生活似乎不再那么单调与漫长。有时,晓文因病不能直播,那一整天,邹明芳都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时她会格外勤快,洗衣,拖地,收拾屋子。“干平时两倍的活儿,这样第二天就可以踏踏实实看晓文的直播了。”——可以说,现如今她的生活,就是在看直播与等待直播中度过的。

或许,对于邹明芳而言,对直播的等待,就像曾经每天坐在家中等待丈夫归来一样。可是,晓文,这个远在千里之外,同她永远隔着一层手机屏幕、拥有500万粉丝的主播,是否真的能够填补她丧夫的创伤,代替曾经的“家”,给她一个能够依赖、支持和陪伴的精神支柱?

对此,晓文坦言:直播间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像丽萍那样全家团聚的故事是极少数,更多的时候,情感主播起到的只是短暂倾听与陪伴的作用。有许多次,对方连麦过来,也说不清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只是哭,或是大骂自己的丈夫。情绪宣泄完了,问题却依然在。直播间往往只是给大众一个短暂倾诉和消磨时间的空间,至于心理和情感层面的问题,绝不是靠连麦聊一会儿就可以解决的,行为层面的改变则更需要时间。晓文平时不做直播时,也会阅读一些心理学书籍,向大家传播心理学知识,但情感主播毕竟不是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咨询师,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与求助者建立长期的联系。因此,遇到实在棘手的问题,比如复杂缠结的家庭关系、代际创伤,晓文会建议对方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然而,前来直播间求助的女性,往往既缺乏经济基础,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有偿帮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对她们而言,是陌生和遥远的。

正在向直播领域探索的心理咨询师周小鹏(黄宇 摄)

语言的力量

周小鹏是较早关注到中小城市妇女的情感问题,并于去年入驻某短视频平台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在过去多年的一对一咨询和家庭咨询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发现,中国30~50岁的这部分女性是最辛苦的:“她们往往肩负着母亲、妻子、女儿的多重职能,却没有得到社会和身边人的足够关注;她们想在独立个体与多重家庭角色之间取得平衡,却总是遇到阻碍;她们想把孩子培养得更好,也想获得更和谐的婚姻关系,但由于这一代人普遍存在情感教育缺失,她们总是不知如何传递自己的情感与诉求。”

尤其是中小城市的中年女性,在寻求亲密关系的道路上,一直面对更多传统观念的桎梏。在婚姻方面,周遭的社会环境通常会过于重视物质和形式层面的条件,比如彩礼、房和车,但是很少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层面。结婚后,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观念影响着她们,比如“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之间不要追求输赢对错”。“大部分人只是停留在,我就想把日子过好,或者说,我就想让老公帮着洗碗这个层面。她们可能不会再进一步想,希望老公帮自己洗碗这个需求,对应的是哪一部分情感:希望自己的辛苦被看到,自己的寂寞被关注,自己被爱……对于她们来说,‘爱’是一种过于奢侈、抽象的东西。”周小鹏的助理乐姐告诉本刊记者,“这就导致,当关系出现问题时,双方往往不会向深层动因探究,不会想着调节情感表达的模式,只是要么离婚,要么‘凑合过’。”

另一方面,从家庭/婚姻咨询的资源来看,专业的家庭咨询师接受培训的周期长,培养成本高,这就导致其执业时的咨询费用普遍偏高;而在国内,心理咨询费用并不包含在医疗保险体系内,需要来访者全额承担,往往只有一、二线城市的人才能承担得起高昂的咨询费用,所以为数不多的家庭咨询师不会选择在工资水平较低的三线以下城市执业。

但与大城市女性相比,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女性对婚姻与感情更为依赖,因为她们面临的生活选择更少。“如果你是一位都市白领,你的婚姻不幸福,或许还可以把重心放在工作及培养各种业余爱好上。但很多小城市的家庭妇女,身边其他资源没有那么丰富,家庭就是她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精神支柱。”周小鹏说。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去年周小鹏决定走出一、二线城市,走出心理咨询师的“舒适圈”,入驻短视频平台,向更广阔的大众,尤其是中年女性,普及情感教育。“这个年龄阶段的中年人,尤其是女性,其实是中国的中坚力量,因为她们在培养未来的接班人,而一个家庭中,母亲往往是最核心的教育者。只有这一部分人得到了充分的情感教育,他们的孩子才不会再将亲密关系中的焦虑与不安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不过,周小鹏想做的,不止于直播间里的倾听陪伴、简单的知识普及,她会告诉直播间里的观众,让她们有需要时联系自己的团队,然后自己以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价格为她们提供长期的咨询帮助。“直播不是终点和目的,而是打开一扇门,让更多女性了解并接受情感咨询这样一个求助渠道。”

但具体采用什么样的帮助形式,周小鹏和团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探索。在现代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果一对夫妻发现两人间的沟通存在障碍,或者发现一个家庭的整个结构系统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会去寻求家庭治疗,探究家庭系统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并做出调整。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一、二线城市家庭选择了这一方式。可出入情感直播间的这些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要说携全家一起接受咨询、调整关系,就连切实而急迫的心理疾病,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周小鹏曾经接待过一位女性。经过初步沟通后,周小鹏很快判断出对方患有非常严重的被害妄想症,当务之急是先治病。为了防止她病情恶化,出现伤人或自伤行为,周小鹏给她丈夫打了电话,建议他陪妻子寻求专业的药物治疗。然而电话那头儿的男子却怒气冲冲,说:“明明啥病没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天天在那里闹。”周小鹏问他,有没有带妻子去医院看过,对方依然恼怒地说:“三甲医院去过了,脑CT也做了,血液也查过了,哪里都没问题,就是非要‘作’。”无论周小鹏怎样跟对方解释,那位丈夫始终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精神疾病,只有血液、脑神经出现问题才能叫生病,所谓精神疾病,不过是一种无病呻吟的幌子而已。

回忆起那通电话,周小鹏说,自己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这位丈夫其实代表了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对精神问题认知的缺失,他们缺乏对精神健康的基本认知能力,只能用普通老百姓怎么“过日子”的角度来理解亲人的病理性行为。对精神疾病的重视度尚且如此,因家庭琐事或沟通障碍而做咨询,更被视为没必要。尤其是家庭中的男性,往往会觉得,全家一起接受治疗是一件丢人的事。

既然丈夫和家人一起到场、共同接受咨询的前提很难实现,周小鹏只能开启一种新的“实验”——模拟出一个家庭的日常相处环境,通过教导来访对象在这些场景中的行为(一句一句教她说话),努力让其背后整个破碎的家庭关系得到修复和重组。无论对于来访者,还是咨询师,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每次接待来访对象前,周小鹏团队都要召开督导会议,大家展开角色扮演,浸入式地与来访者共情,为的是找到问题的特殊性,从而制订方案。

本刊记者参加了一次这样的督导会。团队成员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代表前来咨询、心情烦躁的妻子,另一方代表言语冷静、夜夜晚归的丈夫。两方相向而坐,试图从各个角度还原夫妻间可能的争执——

一开始,妻子一方只是有些不高兴地问:“你为什么这么晚回家?”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公司有很多事情,我需要加班工作。”丈夫一方的回答很平静。

“可是你不知道我等你等得很着急吗?”

“这个季度是最忙的时候,有很多工作要赶着完成。”

“可是你每天都这么晚回来……”

“我说了是公司有事,我又不是出轨了,你为什么总是问这问那呢?”丈夫的语速依然不急不缓,但语气中已经带着一丝不耐烦。

在几个回合的论战中,代表“妻子”一方的情绪越来越着急,甚至有的已经开始歇斯底里。争吵最终在“妻子”方一个女生忍无可忍的尖叫中结束。

“窒息,太窒息了。从我听到‘丈夫’用平静而冷漠的语气讲‘我又没有出轨,你为什么要对我要求这么多?’,全身的血就开始往上涌。他对我传达出来的需求熟视无睹,好像我只是在无理取闹。我感觉用浑身的力气推一块冷冰冰的石头,而它岿然不动,让我越来越着急,到最后只能尖叫。”那女生对本刊记者说。

“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能直接劝这位来访对象‘平静下来、好好说话’了吧?”周小鹏向大家说道,“在这样的情境里,换作谁都容易情绪失控。因为看起来她的丈夫很讲道理,可实际上却一直在回避妻子发出的‘我在等你、我很想你’的信号,反而把她的情感需求看作是神经质的表现。这种深层情感的回避和轻视,才是他们两人之间沟通的症结所在。所以我们首先要帮助这位妻子做的,不是告诉她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是帮她看清自己隐藏在表面言语之下的受伤感,然后教她如何通过与丈夫沟通,一起探索这种情绪过程,从而准确传达自己渴望关注与陪伴的需求。”

群体扮演结束后,周小鹏会在与来访对象一对一的咨询过程中,同妻子操练“如何说话”——“如果我是你的配偶,你会怎么跟我说?你说哪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舒服?如果我这样跟你说话,你会有什么情绪?”周小鹏称这个过程为“拆解”,她希望通过这些看似琐碎的问答,教会来访对象了解语言的力量并学会运用它。

心理学重视语言的力量,它既是疗愈的手段,也是伤人的利器。在情感直播间里倾诉烦恼、孤独和愤怒的女性,很多都“继承”了父母那一代人的相处模式,没有把情感表达当作“过日子”中的重要一环,不知道如何准确合理地表达感受,让自己成为了婚姻关系中“恶性语言”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实际上,同样的信息,稍微调换主语,就可能传递出完全不同的情感——“我希望你每晚能多陪陪我”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晚才回家?”相比,前者明显有助于打破情绪化的恶性循环,正向地表达诉求。

“正确运用语言的力量,可以把‘爱’‘关怀’这些看起来难以捉摸的情绪,转变成可执行、可表达的东西。”周小鹏对本刊记者说。根据鲍恩(Murray Bowen)的家庭系统治疗理论,在“恶性语言”弥漫的家庭里,会产生代际传递的不仅是糟糕的沟通方式,还有复杂的情绪纠结(fusion),这种纠结很可能导致下一代出现身体或情绪上的功能障碍。周小鹏希望,通过直播间里的科普,以及手把手的教授,让更多人学会“好好说话”,然后去教育、影响他们的下一代,从而斩断这种恶性循环。

在教人说话的同时,周小鹏自己也在学习说话,努力让语言“降维”。她如今面对的客户不再是都市白领,而是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的大众。一开始会有许多人在直播间留言,说她录制的视频太“干”了,看不下去。这让周小鹏意识到,自己尽管已经走到了更下沉的市场中,语言却还停留在精英话语体系里。这之后的几个月,周小鹏每天早起后第一件事,就是刷几个小时的短视频,学习如何将自己的专业术语翻译成“人话”,打破与目标群体在语言上的壁垒。她将“出国”这样的对不少听众来说过于遥远的词换成“出差”,将文绉绉的“秀色可餐”,转换成“长得好看”,甚至细微到把“爱人”换成“老婆”、用“姑娘”替代“女孩”——看似小小一个词的区别,背后代表着一种平等的视角。“当你改用‘老婆’‘姑娘’,虽然看起来意思没有产生太大差别,但是会让听众一下子觉得:哦,咱们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真的能够懂我,所以我愿意听你说话。”

中小城市的中年女性在生活中往往处于更脆弱、更敏感的位置(视觉中国供图)

“独立女性”

邹明芳正在读苏珊·福沃德的《情感勒索》。这是一本有关摆脱两性关系中不对等情感控制的心理学书籍,邹明芳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我觉得那种力量是由内而外的,属于我自己的,即使是丈夫在世时也给不了我的。”这本书是晓文的小号推荐的,她希望能够以定期带粉丝读书的形式,让这些原本将生命重心过度投注于家庭的女性感到精神的充盈与踏实,帮助她们成为精神上自足的“独立女性”。

在观看各类情感主播的短视频与直播的过程中,本刊记者发现,无论是否是心理学专业出身,主播们都在向陷入情感困境的中年女性传递一个核心思想——如果可能,尽量做一个“独立女性”。

在家庭中陷入情感困境的女性,有相当一部分是全职主妇。“如果一个女性在经济上没有话语权,那么她在感情生活中也很难得到安全感。”周小鹏对本刊记者说。她曾经接待过一位30多岁的年轻妈妈,那位妈妈说自己跟家人说话“太冲”,想请周小鹏帮着改正。在进一步了解了她的情况后,周小鹏发现她的“说话冲”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她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总是被谩骂,没有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在现在的婚姻中,她的家庭经济状况也无法给她安全感。她生活在一个物价水平不低的三线城市,家中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只有14个月,每月开销不菲。而所有的花销,全靠丈夫每月1万多元的工资支撑。由于经济问题,她与丈夫经常起争执,对方总是责怪她无法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这样的经济状况和家庭分工,造就了她没有底气和安全感的生活底色,你如何叫她说话不‘冲’?”

经济话语权的缺失,也让女性在面对婚姻危机时丧失了许多选择。情感主播鼎鼎在其直播间连麦的过程中也意识到,尽管社会一直在宣扬男女平等,但是当真的面临婚姻、家庭的各种问题时,女性确实是更容易受伤害的一方,家庭妇女尤其难以找到其他出路。他的直播间里总会涌进大量女性求助者,说自己遭到家暴,或是遭遇了丈夫出轨,问鼎鼎是否该离婚。在沟通的过程中,鼎鼎发现,作为早已与社会脱节,又缺少社会技能的家庭主妇,这些女性其实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很依赖自己的丈夫,对她们而言,忍耐是唯一的选择。“很多事情是很残忍的,你想帮助她们获得自由,但是最后发现,如果真的离婚,你没法帮她找到一个独立生活的支点。一味地向她们宣扬‘女性独立’思想,在很多情况下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此时你能做的,只有在直播间里给她们一点点言语上的安慰。”由于类似的案例过多,鼎鼎会在他的短视频中鼓励女性多找一找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培养一些工作技能,不要将全部的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上。晓文在直播间里,一般都会建议三四十岁的女性一定要出去工作。“挣多挣少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工作,既保护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也不与更大的现实社会脱节。一旦她们的生活被柴米油盐局限住,那么思想视野便很难开阔,精神很难独立,跟丈夫也就容易渐渐丧失共同语言。”

在众多情感主播看来,经济的独立和精神的独立,是现代社会给予女性的“时代要求”。周小鹏说,近10年来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关于女性独立的宣言,一方面说明社会经济和思想观念都在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实际上尚未得到真正的独立。“而且这些宣言很多都走向了一个很偏颇的方向,比如说暗示‘女性需要通过变美,让自己变得更独立、更自信’,这种话语背后或多或少还是将女性置于异性的目光之下。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女性从内心独立起来,做到思想和情感上的富足,培养出自我价值感,而不是一味追求外貌上的自信。”

周小鹏希望自己能引导每一个前来求助的女性达成三个层面的平衡:自我内心的平衡——培养出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得到什么;亲密关系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自己的需求和情绪是被重视的;社会系统的平衡——根据自己的优劣势,在更大的社会中找到自己最满意的位置。对她而言,仅仅帮助女性“把日子过好”,解决婚姻关系中的一地鸡毛是不够的,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好的关系的底层支柱是安全感,只有女性平衡好各方面关系,寻找到自我价值,才能真正地获得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在周小鹏的来访者中,有一位成功迈出了第一步的女性——肖娜。她曾经是一名性工作者,来自农村,没有接受过教育。对她来说,早年的经历是生活所迫,前两任男朋友也只是将她当作赚钱的工具。如今她已经30多岁,看了周小鹏的视频之后,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前半生都像工具一样,被人利用,又不断被人抛弃。平生第一次,她开始想成为“自己”,成为一个值得被爱的、完整的人。

“我们不能强求她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所谓的‘独立女性’。”周小鹏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她原本的生活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捂住了眼睛,这双手把她困在了恐惧里。但我们可以帮助她把这双手取下,让她看到一个新的、不再充斥着伤害的世界,这样她就会有迈出第一步的力量。”她们当时商议的计划是,让肖娜选择一样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去学习。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肖娜想起自己小时候特别羡慕旁边城镇中那座小小的蛋糕坊,温厚柔软的蛋糕,凝聚着她对世间所有甜美和温柔的想象。于是,在周小鹏的鼓励下,肖娜开始坚持每个星期都去学习做蛋糕。

几个月后,周小鹏收到了一个精致的蓝色盒子,里面是肖娜自己做的月饼。月饼中附上了她的留言:“你当初跟我说,让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与快乐,我于是真的在努力寻找它。如今,在做点心的过程中,我终于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完整的、在生活的女人。谢谢你,让我的人生从此不一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邹明芳、丽萍、肖娜均为化名;感谢咨询师兰菁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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