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旧书店模本新文化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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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文化服务社,一个颇具1970、1980年代国营老字号特色的名字。不熟悉的人或许会认为,这大概是一家文具店,又或者是打字、复印的地方,其实不然,这是沪上现存为数不多的几家国营旧书店之一。“这样的旧书店,不靠浮华来招揽顾客,靠的是懂行的业内人士的细心服务;不靠时尚哗众取宠,靠的是源自旧书那温润厚实的历史沉淀。仿佛当年的鲁迅、郑振铎、阿英、巴金、辛迪等文化人,一袭长衫,在旧书店进进出出,构成了具有上海意味的海派文化的独特风景。”
隐身弄堂深处
瑞金二路410弄3号,新文化服务社所在地,依着地址一路寻去,竟然还是迷了路——窄窄的弄堂口,高高挂起的招牌只有“水果”字样;一旁的服装小店正在清仓,黑板上写着:“选址失误,羊毛衫大甩卖!”老人拎着水果蔬菜,慢慢挪步走进弄堂……这是一条充满生活气息的弄堂,烟纸店、大浴堂、水果店,一侧矮矮的民房里,不时传出麻将声,走了100多米,记者愣是没有看见醒目的“新文化服务社”牌子,莫非弄错了地方?
“请问,新文化服务社在哪里?”民房里闪出一位居民,记者赶紧追上去问,对方手一指,“看到吗?就在这扇门后面,有块牌子的”。顺势望去,那是隔壁小区的一扇黑色大门,紧锁着,记者踮起脚尖,才看见背后悬着一块招牌,隐约望见“新文化”几个字。“不过,这里走不过去的,你要继续往前走一点,右手边有个小区门,从那里绕过去。”指点之下,记者又走了三四分钟,转进另一扇小区的门,这才撞见了“新文化服务社——九华堂书斋”的正门。
真难找!
“是啊!前几天,一位广东的读者慕名而来,说是问了7个人才找到这里。之前还有读者,人都到弄堂口了,还是找不到,来了4趟才摸到。”坐在收银台前的书店负责人仇冠华,对“难找”的抱怨,已经见怪不怪了,“来我们这儿的,基本上都是老客人,熟门熟路,过路客的生意很少,因为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因为长乐路老店动迁,2000年,新文化服务社把店面迁到了这个弄堂角落,一晃已经11年。仇冠华告诉记者,早些年,怕地方太偏,读者不好找,他们在弄堂口挂过大大的招牌,但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拆掉了;再后来,离店最近的那扇黑色大门,出于小区安全的考虑,被长年锁了起来,于是,原本制作的招牌“新文化服务社”被大门挡住,几乎成了摆设。
若非熟客,很少有人知道,在人气极旺的田子坊附近,还有这样一个安安静静翻读旧书的地方,“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挂块牌子到弄堂口,让大家知道里面还有个旧书店。当然,如果在田子坊能加一个路线指示牌,那是再好不过了,到时候,恐怕很多老外游客都会过来的”。
月营业额三万
作为上海图书公司旗下专业经营古旧书刊的旧书店,新文化服务社已经有20年左右的历史,相比其它旧书店窄小的格局,这里还算宽敞,“1层是书店,2、3层是仓库,加起来大概600平方米”。
一层2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陈列着大量的老旧期刊和原版图书,艺术、教育、社科、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外文辞典、医学,分门别类摆放,很少有凌乱堆在外的,看得出,工作人员整理得很勤。记者采访时,刚好遇到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在挑书。仇冠华说,店里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二三十人,要是遇上天气不好,五六人也是有的。
知道记者的来意,一位老师傅主动打开了店内的另一间房门。走进去,二十多平米的地方,居然藏了各个时期的线装古籍和珍藏善本:《临川先生文集》、《汉白石禅君碑》、《寒山诗集》、《钱南园丛帖》,据称其中最贵的一整套《缩本四部丛刊》价格高达十多万元,“平时,这里的门是不开的,只有老客人要求进来时,我们才会开门。因为这里的书都有些年代了,经不起折腾”。记者留意到,摊在桌上的民国时期旧书,都被小心地包上了塑料纸,成套的还用红绳扎在了一起,避免散落。
据老师傅介绍,目前,服务社的存书大概有四五万册,这个房间里原本旧书存量很多,书架高处都堆满了,现在越来越少,索性都搬到了下面的架子上,“现在年轻人很少要看这种书了,都习惯上网查资料,我们的生意全靠一些以前的老顾客”。老师傅叹气道:“十几年前这家店刚开张的时候,许多人把一整架的书搬下来,细细挑选,一天的营业额有好几万呢!”
如今呢?负责人仇冠华告诉记者,现在的店面是原来上图总公司的印刷厂,由于是自家的,房租免了,不过,即便如此,旧书店的营业收入仍是“仅能维持”而已,“一年营业额大概在三四十万吧”。折算下来,每个月三万左右,要维持6个工作人员以及偌大书店的正常运转,还是比较艰难的。
除了卖书,新文化服务社里还有一个专门的收购部,负责到处搜罗旧书,只是,和过去相比,好书越来越难收,“以前我们认为,只有民国版、解放初的书籍才是好东西,但现在,能收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书,就算好的了”。
不过,这里的一切,还真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样子:收银台前压着算盘,老师傅拨着珠子,计算价格;营业员在笔记本上,一笔一划记录着卖出的书籍名字;柜台上的内部流通单,还是之前留下的“上海书店内部领书单”……
旧书店已成“文化景点”
上海旧书店福建中路店中华路店
福建中路118号的上海旧书店,挤在了一排饮食店铺、五金店铺间,稍不注意,就可能错过。
它的门面实在是太小了,推开玻璃门,收银台占了大半条通道,另一旁则是高高的书架,“夹缝中”的淘书人只能侧身而过。不足百米的进深,被分隔成了两个部分:离店门近一些的是年代不算久远的“二手书”,多是1980、1990年代的版本;再往里,特别辟了一间珍本古籍陈列房,记者发现,一套广益书局出版的白话译解《孙子兵法》售价200元。尽管门店狭小,但这里的人流量不小,在一堆过期很多年的象棋杂志前,不少中青年读者翻阅着,似乎在重温童年的回忆。有网友笑言,在旧书店濒临消失的当下,这家上海旧书店已是“文化景点”。
至于文庙附近的上海旧书店中华路店,情形也差不多。据记者了解,上海旧书店从前在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等中心地段各有一家,如今都相继关闭了,正如有业内人士所言,“尽管这个产业的前景还是光明的,否则网络旧书店的交易量不会节节攀高,但国有实体书店的数量确实在萎缩”。
博古斋古旧书刊门市部
位于福州路401号的上海古籍书店,一、二层以新版古籍为主业,第三层则是特价书,在四楼,上海图书公司进行了一些经营上的创新,将之辟为博古斋古旧书刊门市部,500多平方米的地方以销售线装古籍、碑帖、字画等为主。
记者走入刚刚装修完毕的四楼门市部,发现这里的旧书多是珍本古籍,价格不菲,动辄就是上万元,适合收藏人士。
外文图书公司旧书门市部
谁能想到,热闹繁华的外滩附近,还有这么一家低调的外文旧书店,开在山西南路上的店面不大,但感觉亲切,走进去,满屋的旧书香。
这里有不少日文和英文杂志,尤其是日文料理书颇受欢迎,因为“更新很快”。有人用8元钱淘到了新潮文库本《江户川乱步作品选》,真正物美价廉。
上海曾撑起旧书业半壁江山
81岁的俞子林思路清晰,他是上海图书公司原总经理,手头正撰写《上海古书业百年兴衰》。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他向记者梳理了上海旧书业的发展脉络,老先生告诉记者,从民国开始,上海滩就占据我国旧书业的半壁江山。
福州路开端,苏州旧书到沪
“辛亥革命起,苏州一些富裕人家迁居上海,带动了这里的旧书业。”俞老先生说,当时的旧书是线装书,现在称之为古书。1913年农历正月,在福州路上,在苏州专门收售旧书的“来青阁”在沪开设了分店,成为上海旧书店的领头羊,“当时,店里销售情况良好,却苦于货源不足,因为一般货源要靠苏州供应”,慢慢地,陆续有杭州、嘉兴、上虞、苏州等地的人来到上海开设了六艺书局、博古斋书肆等旧书店,集中于现在四川南路、汉口路一带。1925年,在西藏路南京路口,开设了一家中国书店,与其它旧书店不同,这里的老板除了重视版本价值,还格外重视书籍的学术价值,有些书在别家不容易找到,却在中国书店都能买到,获得读者好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南京路涌现出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福州路上原有的商娱气氛有所减弱,不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四幢高楼的建立,以及布满这一区域大街小巷的中小书店,使福州路成了名扬海内外的文化街。
汉口路全盛,古书街形成
可随着福州路的改建翻新,原本存于此地的旧书店普遍觉得,地租高昂,非书店所能承受,包括“来青阁”在内,慢慢都到了福州路一侧的汉口路。俞子林说,1937年前后,设于汉口路的古书店达十余家,这里成了一条别具风姿的古书街,“当时,福州路上虽然书店有上百家,但都是新书店,汉口路则是一条古文化街,它是作为福州路文化街一个有特色的副中心而存在的”。
据俞子林介绍,抗战期间,苏浙各地藏书家为生计所迫,往往出售所藏书籍以换取生活必需品,上海古书业由此颇为热闹,但购书者不多,“当时古书质高价廉,吸引了一批北平书商南下收购”。从那时候开始,上海的古书业发生了一些变化,北平有实力的书店在上海开设了分店,至1940年代初,上海古书业中,北方人士占了多数,经济实力超过南方人,成了上海古书业的主力。南方人开设的书店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中国书店”、“来青阁”两家。
上海古籍书店和上海旧书店火爆
1956年上海古籍书店和上海旧书店的诞生,被爱书人称为“福州路上的两文库”。俞老先生回忆说,那个时候,普通读者对书的热情超乎想像,“每天书店开门前,总会有几十成百读者在门外等候,有的读者是从很远的郊区赶来。这成为福州路的一大文化景观”。
这些年,一些上海旧书店因房屋改造等诸多原因,渐渐消失,比如上海旧书店原址现在改作古籍书店,只在四楼辟了“博古斋古旧书刊门市部”,而古籍书店原址则成了经营文房四宝、画廊的“艺术世界”。倒是一些民营旧书店和旧书集市,自发形成,包括文庙书市、每周五一次的灵石路书市,不过,俞子林表示,民营旧书店目前尚未有相对集中的地方,“主要还是书源与房租问题”。
传奇·人物
旧书店的“老法师”
“你们应该去采访一位‘老法师’,那真是上海滩旧书业的传奇人物!”不止一个旧书店老板,向记者提到了他——86岁的吴青云老先生。
他是谁?在大家只言片语的拼凑描述中,我们多少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年轻时,他把外文画报、本地书刊兜在胸前,沿路叫卖,养家糊口;后来,在上海旧书店,他一干就是三十余年,从废品公司抢救回来的旧书刊,少说也有几十吨;66岁,到了新文化服务社担任主持工作,从此,退而不休,常常换两部公交车,花上一个多小时,到店里义务劳动……
“老先生真是从心底喜欢旧书,而且脑子特别好,过目不忘,我们店里收的书,有时候记不起来了,打电话给他,他马上能报出书的来历,还有版本。”对这位老前辈,新文化服务社如今的负责人仇冠华甚是佩服,她告诉记者,吴老先生刚刚动了一个大手术,身体虚弱,不便接受采访。于是,关于这位“老法师”的传奇故事,我们只能从各方的转述中,分享一二。
初中未毕业,与旧书打了60年交道
童年的吴青云因父亲早逝,没钱缴学费,初中未毕业就不得不辍学回家,但业余时间,他补习国文和英文,还常常去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刻苦自学,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解放前,为了养活母亲和弟弟,他偷偷从同乡那里批了一些外文书刊,摆起了旧书摊,原本是迫于生计,没想到,因为价格低廉,居然生意不错,更意外的是,吴青云就此和旧书打了60余年的交道。
据上海图书公司原总经理俞子林回忆,在进入上海旧书店工作后,由于吴青云对旧书市场很熟,他被分配到了收购处任收购员,他走南闯北,从偏僻乡间到废品回收站,从市民家中到公共图书馆和造纸厂仓库,收购到了大量珍稀书刊,挽救了许多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瑰宝”,包括难得一见的明版刻本。
一边整理旧书,一边帮忙大扫除
俞子林告诉记者,以前的“老法师”都坚持上门收购,吴老先生更是有自己的一套,“有的人家旧书堆在阁楼上,吴青云一边帮他们整理旧书,一边还把他们清理垃圾,顺便大扫除”。据说,每次吴老先生收完书,旧书取出了,原来放书的地方也被他整理得干干净净,客户们都很欢喜。同时,一些没有用处的废杂旧书,老先生往往也会一并收购了,整理后再送废品站处理,他常说,这样,客户就不用再费神了。
吴老先生好友韦泱回忆说,老先生平时善于结交书友和老作家、老艺术家,如柯灵、朱雯、赵家璧、丁景唐、张骏祥、魏绍昌、白桦等,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打来电话,邀请吴老先生协助他们整理旧书刊,卖给旧书店,“每次他们看到吴青云的身影,也肃然起敬,很是感激”。据介绍,在新文化服务社工作期间,吴老先生就这样,凭着优质的上门收购服务,将一些难得一见的珍本,悉数收进旧书店,如早期延安的《解放日报》、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以及《古本戏曲丛刊》、《万有文库》、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等,都成了镇店之宝。
“为喜爱旧书的朋友保存一个据点”
“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这是吴老先生经常说的话,不少搞研究的学者、作家来找旧书,老先生总是格外热情。他曾告诉店里的工作人员,做学问来旧书店买旧书的,和那些为赚钱来买旧书的书贩,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找书。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吴青云这样写道:“在有生之年,我还是愿意竭尽绵力支持,希望这个旧书店(新文化服务社)能发展和生存下去,为喜爱淘旧书的朋友,保存一个据点,一个悠闲的去处。”这是老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爱书人的渴望,正如好友韦泱所言,“这样的旧书店,不靠浮华来招揽顾客,靠的是像吴青云那样懂行的业内人士的细心服务;不靠时尚哗众取宠,靠的是源自旧书那温润厚实的历史沉淀。仿佛当年的鲁迅、郑振铎、阿英、巴金、辛迪等文化人,一袭长衫,在旧书店进进出出,构成了具有上海意味的海派文化的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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