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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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名:《歌德谈话录》摘记 2013-10-14 21:01:38“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p.6) “你必须费大力挣扎,使自己从观念中解脱出来。......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p.9) “我只劝你坚持不懈,牢牢地抓住现实生活。每一种情况,乃至每一顷刻,都有无限的价值,都是整个永恒世界的代表。”(p.11) “席勒对哲学的倾向损害了他的诗,因为这种倾向使他把理念看得高于一切自然,甚至消灭了自然。”(p.12) “在我生平每一发展阶段或时期,我所悬的最高理想从来不超过我当时的力所能及。”(p.14) “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p.14)“莎士比亚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p.15) “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暇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了。今天我们的作家们都要面对群众。......通过各种报刊的那种低劣的、大半是消极的挑剔性的美学评论,一种‘半瓶子醋’的文化渗透到广大群众之中。对于进行创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妖氛,一种毒液,会把创造力这棵树从绿叶到树心的每条纤维都彻底毁灭掉。”(p.15-16) [《维特》]“我像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自从此书出版之后,我只重读过一遍,我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它简直是一堆火药弹!一看到它,我心里就感到不自在,生怕重新感到当初产生这部作品时那种病态心情。”(p.16) “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进行创作的、导致产生《维特》的那种心情,无宁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情况。原来我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关键就在这里。......幸运遭到阻挠,活动受到限制,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都不是某个特殊时代的,而是每个人都碰得着的不幸事件。假如一个人在他的生平不经过觉得《维特》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那么一个阶段,那倒很可惜了。”(p.17) “人们通常把我看成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途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p.18)“我的真正的幸运在于我的诗的欣赏和创作。但是在这方面,我的外界地位给了我几多干扰、限制和妨碍!假如我能多避开一些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多过一点幽静生活,我会更幸福些,作为诗人,我的成就也会大得多。......四海驰名,高官厚禄,这些本来是好遭遇。但是我尽管有了名誉和地位,我还是怕得罪人,对旁人的议论不得不保持缄默。”(p.19) “人们有时不愿如实地看我,宁愿避开一切可以显示我的真相的那些光的角度。说句真心话,席勒比我更是一个贵族,但是说话比我远为慎重,却很幸运被人看作人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衷心为他庆幸,我想到我以前许多人的遭遇也不比我好,就聊以自慰了。”(p.21) “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p.27-28) “......就我自己生平的事业和努力来说,我总是按照保皇派的方式行事。我让旁人去嘀咕,自己却干自己认为有益的事。”(p.28) “最合理的办法是每个人都推动他本行的事业,这一行是他生下来就要干而且经过学习的,不要妨碍旁人做他们的分内事。让鞋匠守着他的楦头,农人守着他的犁头。”(p.28) “《浮士德》里没有哪一行诗不带着仔细深入研究世界与生活的明确标志,读者也丝毫不怀疑那整部诗只是最丰富的经验的结果。”(p.32) “俗套总是由于想把工作搞完,对工作本身并没有乐趣。一个有真正大才能的人却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乐。”(p.33) “总的说来,哲学思辨对德国人是有害的,这使他们的风格流于晦涩,不易了解,艰深惹人厌倦。......席勒每逢抛开哲学思辨时,他的风格是雄壮有力的。......英国人照例写得很好,他们是天生得演说家和讲究实用的人,眼睛总是朝着现实的。法国人在风格上显出法国人的一般性格。他们生性好社交,所以一向把听众牢记在心里。他们力求明白清楚,以便说服读者;力求饶有风趣,以便取悦读者。”(p.36) “总的说来,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p.36) “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是不利的。在这一点上,席勒比我占了很大的便宜。”(p.37) “一个人正是要跟那些和自己生性相反的人打交道,才能和他们相处,从而激发自己性格中一切不同的方面使其得到发展完成,很快就感到自己在每个方面都达到成熟。......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p.38) “特别值得法国人欢迎的是我们的哲学理想性,因为每种理想都可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p.42)“法国人有的是理解力和机智,但缺乏的是根基和虔敬。对法国人来说,凡是目前用得上的、对党派有利的东西都仿佛是对的。因此,他们称赞我们,并不是因为承认我们的优点,而只是因为用我们的观点可以加强他们的党派。”(p.42) “《赫尔曼与窦绿苔》在我的长诗之中是我至今还感到满意的惟一的一部,每次读它都不能不引起亲切的同情共鸣。我特别喜爱这部诗的拉丁文译本,我觉得它显得更高尚,仿佛回到了这种诗的原始形式。”(p.53) [席勒]“他身上一切都是高傲庄严的,只有一双眼睛是柔和的。”(p.54) [席勒]“自从他写了《强盗》以后,他一直丢不掉对恐怖情景的爱好,就连到了他最成熟的时期也还是如此。”(p.55) [拜伦]“他做诗就像女人生孩子,她们用不着思想,也不知怎样就生下来了。”(p.59)“他是一个天生的有大才能的人。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比拜伦具有更大的真正的诗才。”(p.59) “我不要求布景堂皇,也不要求服装鲜艳,我只要求剧本一定要好。......它必须宏伟妥贴,爽朗优美,至少是健康的、含有某种内核的。凡是病态的、萎靡的、哭哭啼啼的、卖弄感情的以及阴森恐怖的、伤风败俗的剧本,都一概排除。我担心这类东西毒害演员和观众。”(p.63) “我们剧院里有不少年轻漂亮而且富于精神魔力的妇女。我对其中许多人颇有热爱的倾向,而她们对我也走了一半路来相迎。不过我克制住自己,对自己说,‘不能走得更远了!’我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职责。我站在剧院里,不是作为一个私人,而是作为一个机构的首脑。对我来说,这个机构的兴旺比我个人霎时的快乐更为重要。如果我卷入任何恋爱纠纷,我就会像一个罗盘的指针不能指向正确的方向,因为它旁边还有另一种磁力在干扰。”(p.64) “说到究竟,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的范围,不旁弛博鹜。”(p.73) “我当然不是革命暴徒的朋友。他们干的是劫掠和杀人放火,在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下干着最卑鄙的自私勾当。我对这种人不是朋友,正如我不是路易十五的朋友一样。我憎恨一切暴力颠覆,因为得到的好处和毁掉的好处不过相等而已。我憎恨进行暴力颠覆的人,也憎恨招致暴力颠覆的人。但是我因此就不是人民的朋友吗?”(p.75) “莱辛、温克尔曼和康德都比我年纪大,我早年受到前两人的影响,老年受到康德的影响,这个情况对我是很重要的。再说,席勒还很年轻、刚投身于他的最新的事业时,我已开始对世界感到厌倦了。同时,洪堡弟兄和史雷格尔弟兄都是在我的眼下登上台的。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我从中获得了说不尽的益处。”(p.81) “听众对于席勒和我谁最伟大这个问题争论了二十年。其实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他们倒应该感到庆幸。”(p.82) “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p.83) “以往世人都相信路克里蒂娅和斯克夫拉那样人物的英勇,并且受到鼓舞。现在却出现一种历史批判,说这些人物根本不曾存在,他们只能看作罗马人的伟大幻想所虚构的传说。这样一种可怜的真相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罗马人既然足够伟大,有能力虚构出这样的传说,我们就没有一点伟大品质去相信这种传说吗?”(p.83) “说到究竟,我们知道什么呢?凭我们的全部才智,我们能知道多少呢?人生下来,不是为着解决世界问题,而是找出问题所在,谨守可知解的范围去行事。”(p.84) “一个创作家每年只应读一种莎士比亚的剧本,否则他的创作才能就会被莎士比亚压垮。......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银盘装着金橘。我们通过学习,拿到了他的银盘,但是我们只能拿土豆来装进盘里。”(p.85) “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我们现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p.89) “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从他的剧本中我们可以学会懂得人类的思想感情。”(p.91) “哪里找得到一段安静的时间呢!白天要求我做的杂事太多,很难让我把自己和外界隔开,来过孤寂的生活。今早大公爵的大公子呆在我这里,大公爵夫人又约好明天正午来看我。我得珍视这种访问,把它看作一种大恩惠,它点缀了我的生活,但是也要干扰我的诗兴,我必须揣摩着经常拿点什么新东西来摆在这些高贵人物面前,怎样款待他们才和身份相称。”(p.97) “席勒特有的创作才能是在理想方面,可以说,在德国或外国文学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具有拜伦的一切优点,不过拜伦认识世界要比席勒胜一筹。”(p.99) “自由不在于不承认任何比我们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来比我们高的人物。因为尊敬他,我们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认他,我们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贵品质,配得上和高贵人物平等。”(p.100) “尽管我很尊敬绝对命令,知道它可以产生很多的好处,可是也不能走向极端,否则理想自由这种概念一定不能产生什么好处。”(p.101) “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我们反对的东西才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丰产。”(p.110) “我并不反对戏剧体诗人着眼于道德效果,不过如果关键在于把题材清楚而有力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在这方面他的道德目的就不大有帮助;......如果题材中本来寓有一种道德作用,它自然会呈现出来,诗人所应考虑的只是对他的题材作有力的艺术处理。”(p.113) “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p.80)“他有一种优美的特质、一种妥贴得体的机智和一种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情调,这只有像他那样生性优美的人每天都能和当代最卓越的人物打交道,才能形成的。”(p.114) “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同辈人和竞争对手,而是古代的伟大人物。他们的作品从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得到一致的评价和尊敬。一个资禀真正高超的人就应感觉到这种和古代伟大人物打交道的需要,而认识这种需要正是资禀高超的标志。让我们学习莫里哀、让我们学习莎士比亚,但是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永远学习古希腊人。”(p.118) 爱克曼问:“在近代哲学家之中谁最高明”。歌德回答:“康德,毫无疑问。只有他的学说还在发生作用,而且深深渗透到我们德国文化里。......如果你将来想读一点康德的著作,我介绍你读《判断力批判》。”“康德没有注意到我,尽管我本着自己的性格,走上了一条类似他所走的道路。”(p.119) “在艺术创造的较高境界里,一幅画要真正是一幅画,艺术家就可以挥洒自如,可以求助于虚构”(p.125)“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p.125)“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p.125) “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p.125) “我们如果只从表面看吕邦斯这幅风景画,一切都会显得很自然,仿佛是直接从自然临摹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美的一幅画是在自然美中看不到的,正如普尚或克劳德·劳冉的风景画一样,我们也觉得它很自然,但在现实世界里却找不出。”(p.125) “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p.126) “一般地说,我们都不应把画家的笔墨或诗人的语言看得太死、太狭窄。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p.126) “我在魏玛做官的宫廷生活头十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创作,于是在绝望中跑到意大利,在那里带着创作的新热情抓住了塔索的生平,用这个恰当的题材来创作,从而摆脱了我在魏玛生活中的苦痛阴郁的印象和回忆。”(p.127) 歌德认同,“不仅主角浮士德的阴郁的、无餍的企图,就连那恶魔的鄙夷态度和辛辣讽刺,都代表着我自己性格的组成部分。”(p.127) “我们都惊赞古希腊的悲剧,不过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我们更应惊赞的是使它可能产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而不是一些个别的作家。......总的看来,他们都有一种始终一贯的独特的性格。这就是宏伟、妥贴、健康、人的完美、崇高的思想方式、纯真而有力的观照以及人们还可举出的其他特质。”(p.129) “我们德国人还是过去时代的人。我们固然已受过一个世纪的正当的文化教养,但是还要再过几个世纪,我们德国人才会有足够多和足够普遍的精神和高度文化,使得我们能像希腊人一样欣赏美,能受到一首好歌的感发兴起,那时人们才可以说,德国人早已不是野蛮人了。”(p.131) [拜伦]“他的描绘有一种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现实性,仿佛是临时即兴似的。”(p.136)“拜伦无疑是本世纪最大的有才能的诗人,他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也不是浪漫时代的,他体现的是现时代。”(p.137) “知解力对想象的规律不但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去窥测。想象如果创造不出对知解力永远是疑问的事物来,它就做不出什么事来了。这就是诗和散文的分别。在散文领域里起作用的一向是,而且也应该是,知解力。”(p.138) “我和席勒的性格很不同,尽管志向一致。”(p.144) “我们都在神秘境界中徘徊着,四周都是一种我们不认识的空气,我们不知道它怎样起作用,它和我们的精神怎样联系起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灵魂的触角可以伸到身体范围之外,使我们能有一种预感,可以预见到最近的未来。”(p.145) “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最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且应该抱着欢欣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它接近精灵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它指使,而同时却自以为再凭自己的动机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应该经常被看作世界主宰的一种工具,看作配得上接受神力的一种容器。”(p.155) “如果我们能按照英国人得模子来改造一下德国人,少一点哲学,多一点行动的力量,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拯救,用不着等到第二个基督出现了。”(p.158-159) “谁要想做出伟大的作品,他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才可以像希腊人一样,把猥琐的实际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弱点或外力阻碍而仅有某种趋向的东西实现出来。”(p.161) “自然对无能的人是鄙视的;她对有能力的、真实的、纯粹的人才屈服,才泄露她的秘密。”(p.169) “意大利使我懂得什么才是严肃和伟大”(p.167) “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只有把自己提高到最高理性的高度,才可以接触到一切物理的和伦理的本原现象所自出的神。神既隐藏在这种本原现象背后,又借这种本原现象而显现出来。”(p.169) “神只在活的事物而不在死的事物中起作用,只存在于发展和变革的事物中,不存在于已成的、凝固的事物中。所以倾向神的理性只管在变化发展中的活的事物,而知解力只管它所利用的、已成的、凝固的事物。”(p.169) “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这样看,《尼伯龙根的指环》就和荷马史诗一样是古典的,因为这两部诗都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古代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也并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强壮、新鲜、愉快、健康。如果我们按照这些品质来区分古典的和浪漫的,就会知所适从了。”(p.173-174) “只有在他感到欢喜或苦痛的时候,人才认识到自己;人也只有通过欢喜和苦痛,才学会什么应追求和什么应避免。除此以外,人是一个蒙昧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知道得很少,对自己知道得更少。”(p.178) “《浮士德》这部诗有些不同寻常,要想单凭知解力去了解它,那是徒劳的。第一部是从个人的某种昏暗状态中产生的。不过这种昏暗状态对人也有些魔力,人还是想用心去了解它,不辞困倦,正如对待一切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样。”(p.185) “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根本不可能没有想象力这种高尚资禀。我指的不是脱离客观存在而想入非非的那种想象力,而是站在地球的现实土壤上、根据真实的已知事物的尺度、来衡量未知的设想的事物的那种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开阔的冷静的头脑,把活的世界及其规律都巡视遍,而且能够运用它们。”(p.186) [弥尔顿的《参孙》]“这部悲剧在精神上比任何近代诗人的作品都更能显出希腊古典风格。”(p.187) “在这个本来不是十全十美的世界里,我们只能满足于还好的东西,等到有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再去争取更好的东西。”(p.189) “一切讲理性的人都应该是温和的自由派,我自己就是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都按照这个精神行事。”(p.189) “任何一种革命都不免要走极端。一场政治革命在开始时一般只希望消除一切弊端,但是没有等到人们察觉到,人们就已陷入流血恐怖中了。”(p.191) “那些责怪我的话里所含的恶意,比你所能想象到的要多。......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得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时而说我不信基督教,现在又说我不爱祖国和同胞。”(p.196) “我并不仇恨法国人,......对我来说,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p.197) “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协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p.203-204) “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是软弱”(p.211) [《浮士德》]“上卷几乎完全是主观的,全从一个焦躁的热情人生发出来的,这个人的半蒙昧状态也许会令人喜爱。至于下卷,却几乎完全没有主观的东西,所显现的是一种较高、较广阔、较明朗肃穆的世界。谁要是没有四面探索过,没有一些人生经验,他对下卷就无法理解。”(p.215) “拿破仑的榜样,特别使那批在他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法国青年养成了唯我主义。他们不会安定下来,除非等到他们中间又出现一个伟大的专制君主,使他们自己所想望做到的那种人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幸的是,像拿破仑那样的人是不会很快出世的。我有点担心,大概还要牺牲几十万人,然后世界才有太平的希望。”(p.220) “在文学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仇恨代替了才能,平凡的才能因为成了党派的喉舌,也就显得很重要。在实际生活里,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大批人没有足够的独立品格,就投靠到某一党派,因此自己腰杆就硬些,而且出了风头。”(p.222-223) “我生性不爱争论,对争论没有多大兴趣。”(p.223) “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是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宗教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p.226) “到八月,《浮士德》下卷的全部手稿就装订成册,算是完工了。长久奋斗的目标终于达到,歌德感到非常快活。他说,‘我这一生的今后岁月可以看作一种无偿的赠品,我是否还工作或做什么工作,事实上都无关宏旨了。’”(p.227) “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获得了我可以自豪的成就。但是说句老实话,我有什么真正要归功于我自己的呢?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p.232) “......四‘福音书’完全是真经,因为其中反映了基督的人格伟大,世上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神圣的品质。如果你问我,按我的本性,是否对基督表示虔敬,我就回答说,当然,我对他无限虔敬!在他面前我鞠躬俯首,把他看作最高道德的神圣体现。”(p.235) “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路德和一般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好处。我们从捆得紧紧得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由于日益进展的文化教养,我们已能够探本求原,从基督教原来的纯洁形式去理解基督教了,我们又有勇气把脚跟牢牢地站在上帝的大地上,感觉到自己拥有上帝赋予的人的性格了。无论精神文化教养怎样不断向前迈进,自然科学在广度和深度上怎样不断进展,人类心灵怎样尽量扩张,它也不会超越‘福音书’中所闪耀的那种基督教的崇高和道德修养!”(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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