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生发语境和哲学贡献

生活美学哲学鼓励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处，尊重环境的美感 #生活知识# #生活美学# #生活美学哲学#

刘悦笛 / 文 提要：从审美角度观照自然和环境，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但是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现代科学和环境思想当中却缺失了这一维度。当代的“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出现，就是要超出以艺术为研究中心的“分析美学”传统，而去寻求审美观念曾经退场的新的生长空间。如从这两种美学对哲学的贡献来看，则具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 对“康德美学原则”的当代辩驳； 2 对“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推动； 3 对于“自然－文化”之辩的哲学反思； 4 对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阐发。 关键词：自然美学；环境美学；环境伦理学；生态智慧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当代国际美学前沿问题，主要积聚在“艺术哲学”（ art philosophy ）、“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 aesthetics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和“日常生活美学”（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这三个主要方向上。在 2006 年 6 月召开的“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时任国际美学会主席的海因斯·佩茨沃德的交流当中，他认为，从当下的美学最前沿的问题来看，将艺术哲学意义上的美学、自然美学意义上的美学（即英美学界中的“环境美学”）和作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理论的美学区分开来是非常必要的。艺术哲学领域仍是秉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分析美学”流派占据绝对的主导，“艺术终结”（ the end of art ）的问题至今仍然被热烈讨论。然而，无论是自然与环境美学还是生活美学，都形成了对分析美学主流的反驳之势（显然，自然、环境与日常生活都是艺术之外的研究对象），而且，中国本土的智慧在这些方面皆会做出自身的独特贡献。 自然与环境美学的兴起，恰恰是由于 20 世纪的美学主潮将“自然美”（ natural beauty ）的难题置于理论盲区当中，而主要以艺术为研究中心，从而使得其他方面的内容难以被纳入到美学视野之内。分析美学则充当了这种新的历史转向的“急先锋”，“语言分析”成为了其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最重要的例证，就是英美国家的美学原论方面的著作，都表现出惊人的结构上的一致性，而且无一例外地将自然美问题排除外在。所以，环境美学家们在谈及这个事实的时候，往往都要援引那几本经典的分析美学文选，诸如当代学者 J 马戈利斯（ Joseph Margolis ）所编的、被反复再版的《从哲学看艺术：当代美学文选》 Joseph Margolis (ed  ), Philosophy Looks at the Arts: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Aesthe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2 等等文本，从而指责在分析美学的眼光里面缺少了“自然”之维度。 在 20 世纪中叶，分析美学以艺术为核心的主流发展趋势，使得被严重忽视的“自然美”问题被一些有识之士提了出来，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恰恰孳生在这一时期，但这种新的取向却被掩盖在艺术哲学的阴影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理论的“先行者”，就是当代学者 R 赫伯恩（ Ronald W  Hepburn ），他那篇最初被收入《英国分析哲学》（ British Analytical Philosophy, 1966 ）的《当代美学与其对环境美的忽视》 Ronald W  Hepburn, “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 ” , reprinted 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 (eds  ),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2004 一文， 最早擎起了复兴自然美学研究的旗帜。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这种被普遍忽视的情况大为改观，当代的自然与环境美学，开始超越以艺术为中心的分析美学的主流传统，尽管在许多方面仍受到传统分析美学的掣肘，或者说，这种新的美学所使用的诸多理论方法仍可以归属于分析传统，而现象学与实用主义的方法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继续上溯美学史，可以看到对“自然美”的压制的确是历史形成的。关注“自然美”的复兴，恰恰是对黑格尔美学以来忽视自然乃至压制自然美的倾向的反动。康德似乎更加注重自然的伟力（“数学的崇高”即是一例），在《判断力批判》里面他所提及的艺术家无非就是荷马与一位德国诗人而已。在他的心目当中，自然美无疑是高于艺术美的。但这种取向却在他的思想的继承者席勒那里被阻断了。由于席勒将艺术提升到首位，而相对压制了趣味的地位，到了黑格尔那里，艺术便彻底压倒了自然，自然完全被排除在美学的疆域之外。尽管在 19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反黑格尔主义的思潮倡导“回到康德去”，但是康德所偏重的“自然美”却仍然被忽视。相应地，趣味问题也没有得到关注。康德曾表示，在天才与社会趣味有冲突的时候，他毋宁取趣味而舍弃天才，这足以表明他更偏重于自然和趣味的立场。 在 20 世纪的大陆美学思潮当中，对于“自然美”的态度仍然是泾渭分明的。黑格尔由于关注理性的自觉，所以对艺术的推崇理所应当。然而，阿多诺却试图以自然本有的“非确定性”去反抗那种理性中心主义的力量，所以，他才会称自然当中的美为事物的“非同一性”的残余。（ T .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 ， p . 107 ）  因为理性被视为是拥有“同一性”的，按照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和思维“星丛”的观念，自然反倒成为了反对理性同一性倾向的“宠儿”。伽达默尔则回到了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的传统观念，当他认定艺术就是德文意义上的那种“表现”（ Darstellung ）的时候，他更多地是指艺术是能够揭示出事物的“真理”的。 [Hans Geoge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Sheed and Ward Ltd., 1975, p . 122] 当然，这种真理决不是模仿的真理，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真理，伽达默尔用绘画说明的就是这个基本道理——绘画使物成其为物，使得事物回复到了自身的本然存在状态。由此推导，自然的地位又何在呢？伽达默尔的观念倒十分直截了当：“风景画”使得“风景成为了风景”。原因在于绘画（ Bild ）方能使原物（ Urbild ）成其为原物，这句颇具现象学意味的话，透出了伽达默尔用艺术观念去“透视”自然美的误解根源。由此可见，这些大陆传统的美学研究，都没有达到“将自然视为自然”的自然审美的那种深度。 对于“自然美”的关注也许只是一个起点，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问题逐渐被拓展到了环境，环境美学愈来愈受到重视，从而逐渐将自然美的研究纳入到自身的体系当中。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的鉴赏超出了质朴的大自然，从而进入到我们更世俗的环境当中”，因而“环境美学才应运而生”。 [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 xvii]  按照加拿大环境美学专家 A 卡尔松（ Allen Carlson ）的理解，从性质上讲，“环境美学”就是“日常生活的美学”。 [Allen Carlson, The Aesthetics of Landscape,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1, chapter 1] 美国美学家、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 A 伯林特（ Arnold Berleant ）也基本持类似的主张，他同样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环境，就是“拓展到广阔的环境里面”，这些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城市环境”和“文化环境”。 [Arnold Berleant,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 2] 这种将环境纳入到生活视野当中的取向，也显露出回到自然与环境和日常生活这两种美学前沿趋势的某种意义上的“合流”。 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的积极意义，其实并不囿于美学本身，它对于整个哲学都有着自身的贡献，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可以继续加以反思： 一、对“康德美学原则”的当代辩驳 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固然是对于美学疆域的一种拓展，但反过来看，这种积极的拓展就美学自身的基本理论而言又有所推进。伯林特提出那种独特的“介入美学”（ Aesthetics of Engagement ）的时候，恰恰吸纳的是环境美学的资源。目前国际美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在康德那里得以定型的“审美非功利”（ aesthetic disinterested ）理论的合法性，需要得到更深入的考量，需要在当代的历史情境当中来加以反思（但康德美学的影响与康德本人对自然的关注必须区分开来）。伯林特就批判了在康德那里得以定型的“审美非功利”之根深蒂固的理念， [Cf . Arnold Berleant, Rethinking Aesthetics: Rogue Essays on Aesthetics And The Arts,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4, Chapter 1] 这表面上与他所关注的环境美学毫不相干。事实刚好相反，环境美学恰恰走到了 18 世纪于欧洲兴起的、以“非功利”为内核的所谓“综合美学”（ Aesthetic Synthesis ）的反面。可以说，伯林特对美学的基本理解同对环境美学的深入研究，其实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联：环境美学的某种理论被“上升”后用以突破传统美学原论的局限，反过来，美学原论的某些拓展也被“下放”到环境美学当中。正如伯林特所强调，人们在参与审美的时候，往往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审美感官——“欣赏音乐的耳朵”和“观看绘画的眼睛”，还有我们的味觉系统、触觉系统乃至皮下组织的各种感官都参与其中，这意味着，被视为具有功利性质的感官也承担了审美的重任。在自然界当中欣赏“鸟语花香”的审美方式，显然与站在美术馆被四墙所隔的、人造的“审美空间”当中的欣赏是不同的。回归到那类“全方位”的审美，恰恰可以置疑康德意义上的“快感与美感孰先孰后”的难题，或许这种理论预设，究其实质只是康德的一种逻辑上的假设而已。 二、对“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推动 按照西方学者的普遍性的看法，当今时代之所以需要这种新美学形态，主要理由就在于“全球化将不能终止全球生态危机被引发”，“为了形成全球环境危机的意识，人类经验的审美之维就有了用武之地”。 [Heinz Paetzold, Aesthe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esthetics, Volume 8, 2004 ， p . 134] 这是由于，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对于自然物的审美价值的积极肯定，可以为“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证明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在这方面，卡尔松的“肯定美学”（ Positive Aesthetics ）常常被伦理学家们所引用。这种“肯定美学”以一种“全部自然皆美”的姿态出现，并由此认定“就本质而言，一切自然物在审美上都是有价值的”。 [Cf . Allen Carlson, The Aesthetics of Landscape,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1, Chapter 1] 当然，这种极端“自然全美”的观点有待商榷，特别是其背后所隐藏的那种“科学主义化”的视角值得怀疑，但是这种美学思想所包孕的基本伦理诉求却不可忽视。在《环境伦理学》杂志的创办人 E 哈格洛夫（ Eugene Hargrove ）看来，尽管卡尔松的不分等级的“自然全美”论并不可取，但是，这种自然审美主义的取向却可以为环境伦理学提供最终的证明。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审美体验和自然保护的特质化物质存在的独特意义的认识，为保护自然的本体论论证提供了决定性要素，可以总结如下： (1) 人类有义务保护和促进在这个世界上的美的存在； (2) 艺术美和自然美都是善的一部分； (3) 自然美（广义上包括自然物的科学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和艺术美一样有价值，因而即使在非存在的意义上，它也应该是被促进和保护的对象； (4) 因为自然美的创造与物质存在有着艺术美所没有的更本质的联系——也就是说，自然美的存在先于它的本质，所以（ a ）保护自然物和自然生态的需求比保护艺术品的需求更强烈，（ b ）单从存在的理由出发，在其他条件（包括价值）相同的情况下，促进和保护自然物的义务先于保护艺术品的义务。” { ［美］尤金·哈格洛夫：《环境伦理学基础》，杨通进等译，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 页，译文有改动。 } 三、对于“自然－文化”之辩的哲学反思 如所周知，艺术是被我们“创造”出来的，而自然我们却只能去“发现”。尽管环境美学本来要远离过去曾以艺术为核心的美学主流，然而，在确立自身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时候，艺术与自然、艺术鉴赏与自然鉴赏（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的关联及其互动关系，却是环境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 参见［美］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野》，刘悦笛等译，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 } 这也许就是一个悖论，但无疑，各种各样的“环境美学”之间的区隔，恰恰就在于对待艺术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解的差异，更深入地看，这种理解的基础还是要回到“自然 - 文化”之辩上面。由此以来，一种“准人类中心主义”或“弱人类中心主义”，塑造并形成了多数论者所持的相对公允的立场。但必须看到，卡尔松与伯林特这两位当代环境美学研究的“双子星座”，他们对于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划分——却是并不相同的，前者主张艺术审美是趋于“静”之“静观”（ contemplation ），而自然审美才是“动”之“介入”；然而，后者从他的“介入美学”着眼却将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统统纳入到“介入”的模式当中。特别是卡尔松又用科学作为“环境范式”的知识来源（如自然史累积的自然知识，或者民俗传统提供的自然知识），这显然难逃欧美中心主义的思维藩篱，其实这种自然审美范式未必一定借助于自然知识，“自然情感”本身亦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范式”倒可以成为“环境范式”中的另一种范例，这便涉及到农业与工业两种文明的历史语境差异。在农业文明内部的“自然美”发现模式，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在农业文明所形成的社会里，人们直面实存的自然而有机地去“做”事，农业生产只是顺应自然的对物的外部照料。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对“自然美”的“大发现”，出现在魏晋“玄学”时代，文人首先发现了自然可以安顿个体的生存。如此一来，“畅情山水”就几乎变成了文人们的普遍追求。这是从农业文明当中发现的自然，它同时也是由农业文明所滋生的文化本身“构造”出来的。另一种则是工业文明内部的“自然美”发现模式，这可以以欧洲文化为代表。近代工业文明最早在浪漫主义当中被发现的“自然美”，是人们与自然保持了一定的“审美距离”之后才产生的。这就好像进了现代城市居住的人，往往对自然有一种“思乡”的情绪一样。由此，“自然美”就成为了工业文明所滋生的文化的另一种“构造”，是“返观”自然的一种“再发现”。从这两种“发现模式”出发，可以看到对待自然的两种态度，前者是“家园意识”，后者则是“场所意识”。在农业文明时代所生发出来的“自然美”，更多地是“家园意识”的产物，因为人与自然本身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当中。这种家园意识由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较早提出并在海德格尔那里得以拓展，皆强调最终获得一种“诗意的栖居”。然而，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以后，直至今日，人们所发现的“自然美”更多地是与“场所意识”相关，因为这时的人们已经无法回到农业文明的那种自然状态里去了，自然更多是作为生存的“处所”而存在的，“通过身体与处所（ place ）的相互渗透我们成了环境的一部分，环境经验使用了整个的人类感觉系统。因而，我们不仅仅是‘看到'我们的活生生的世界：我们步入其中，与之共同活动，对之产生反应。” [Arnold Berleant,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 2]  四、对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阐发及其误解 随着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引入，许多本土学者开始用这个视角来阐发中国古典思想，并普遍认为原始道家思想具有重要的“生态智慧”，强调了“将自然视为自然”的理路。所以，道家自然美学的精华所在，就在于认为人与自然共同按照“道法自然”的规律而运作，这里面蕴涵的是中国人所独有的生存智慧，那就是顺遂道而行，以无应有，以静驭动，从而达及“无所为而为”。但这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人貌而天虚”《庄子·田子方》。田子方向魏文侯描述其师东郭顺子的状态为：“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择何足以称之！” 的那一面。按照通常的理解，“虚”乃“空”也，但是按照俞樾《庄子平议》的阐释：“‘虚'者，孔窍也。……‘孔窍'，故亦训‘心'。……‘人貌而天虚'，即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则人，其心则天也。”俞樾：《庄子平议》，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03 页。 这样，“天虚”就具有了双重的内涵：一方面，天与人都是“道化”的产物，不同的是，天给人“廓清”了一个“中空”而“外虚”的“道之空间”，这是表面的意思；另一方面，“天虚”与“天心”同意，“其心则天”，方能体尽无穷从而“游无朕”，“其貌则人”，故可随顺万物，与物委蛇，这乃是深层的意思，人的心从而成为了“自然的人心”。这意味着，道家在以审美的秩序来理解自然的时候（这与古希腊那种逻辑化的理解相对而出），其实是将自然“人化”了。换言之，中国古典文化当中的自然始终是一种“人文化的自然”（ cultivated culture ）。 [Cf Michael Lafargue, “ ‘ Nature ' as Part of Human Culture in Daoism ” , in 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因而，自然在中国人看来并不是不可以“触动”的，或者说，对待中国原本的生态智慧的最基本的误解，就在于认为古代中国人所面对的自然是尚未被“改变”的自然，并将之归结为是农业文明的基本特质。实际上，古代中国人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改变”自然，更确切地说，使得自然“濡化”了。 总而言之，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兴起，是目前所能见到的 21 世纪美学发展的两条新路，尽管在 20 世纪后半叶欧美学者已经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兴起也同样引发了国际上对“非西方美学”智慧的普遍关注。或许，藉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的“津梁”，我们可以沟通东方与西方，来共建一种具有“全球意蕴”的新的美学形态。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责任编辑：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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