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营仍是未来二十年农村政策的基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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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2 13:44 光明网-理论频道

贺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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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讨论

从以上解读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表述，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一号文件细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相关条款的规定，而且在政策重点和政策方向上都有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更加强调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态度更为审慎。第二是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工商企业通过流转农民土地进入农业变得谨慎且犹豫起来。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业主体到底是谁，土地究竟应该要由谁来种，国家政策究竟是要重点鼓励谁、扶持谁、支持谁和发展谁的问题。

那么，中央为什么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在中央文件上即发生如此巨大的关于谁来种田的逆转？发生这种运转的原因是基于中国当前的国情农情。具体我们可作简短讨论。

第一，从国情上讲，当前中国仍然有近七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其中近3亿农业劳动力，此外，还有2亿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其中大部分并未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稳定就业和有保障收入条件，这些进城农民工还可能要返回农村，且他们的父母、子女大都留守农村。虽然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进一步扩张，会有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但9亿农民（包括农民工）进城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还有占中国人口总数大约一半的农村人口仍然需要从农业中获得收入与就业的国情下面，如果通过国家政策甚至财政手段来推进农村土地从农户手中流转到专业大户甚至工商企业，则，仍然留居农村的如此庞大的农民就不仅失去了农业收入，而且失去了农业就业。没有农业收入与就业，如此巨大的不可能立即体面进城的农村人口将导致严重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农户将自己承包地流转出去，可以得到租金，不也是收入吗？这种认识存在严重问题，第一，土地租金收入低于务农收入。第二，从事农业生产本身是就业的一部分，不从事农业生产，如此庞大农业劳动力做什么？第三，农业生产本身使农民可以保证自给自足，从而可以极大地降低生活消费。比如农民可以自己种粮、种菜、养猪、养鸡，农民种菜拿去卖，很便宜，卖不出钱来，但若要到市场上买，则一定很贵。当前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包括自己住房，自己生产粮食、蔬菜、鱼肉蛋奶，因为没有经过市场交换，都未被算入GDP，但这部分收入数量其实极其庞大，对于农民解决温饱问题极其重要。当前计算GDP，以及计算基尼系数，农户自给自足部分未被算入，所以会引起政策部门的判断失误。本来是完全市场经济的GDP和基尼系数，在农村仍然存在庞大的对农民极为重要的自给自足经济下，如何可以得出与全世界比较的具体值？这个意义上讲，厉以宁说中国基尼系数计算应分城乡，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在农村人口基数仍然庞大，农民进城难以体面安居的国情下面，农民不仅要从农业中获得收入，而且要以农业作为主要就业手段时，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国情条件就不具备，国家在对待土地流转制度就应慎重。

第二，从农情上看，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主体是中老年农民，这些中老年农民因为年龄比较大，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而从事农业生产正好。中老年农业劳动力种地，一定是精耕细作，他们所种土地的粮食一定是极高的单产。就笔者和所在研究中心这些年在全国的调研，中老年农民种田，其粮食单产都是远远高于规模经营的。除中老年农民种田以外，农村还有一个数量不大但极其重要的“中农”群体，这个“中农”群体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或不愿离开农村进城的中青年夫妻，这样的中青年夫妻将进城务工经商农户流出的耕地流入，形成一定的农地经营规模，他们从农地和副业中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他们就可以安心在农村务农。“中农”经济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收入比较高，家庭生活又完整，这样的“中农”家庭就成为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中坚农民”，他们是村庄公共品的积极建设者，是农业技术的骨干推广者，是农机的主要使用者，是人情的热情参与者，是社会秩序的积极维护者。总之，进城农民将他们的承包地流转给村庄内因种种原因而无法或不能离开村庄的中青年夫妻，从而形成30~50亩规模经营，也就在农村形成了一个崛起的“中农”群体。老人农业+中农，就不仅具有极高的粮食生产能力，具有相当的农技推广动力，而且使农村社会结构变得稳定有序。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国情还是从农情来看，当前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仍然具有活力，以小农家庭为基础的农业仍然具有活力。支持家庭经营，而不是推动土地流转，至少还应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农村政策的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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