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龙：“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对生态伦理建构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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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日用即道”作为泰州学派的核心思想，与超越儒学形而上学紧密关联。封建统治对人的禁锢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儒学形而上学——统治者将儒学中的道德准则和伦理纲常（人的社会属性层面）抽象化为“天理”并以此审视否定百姓的日常生活（人的自然属性层面）——来实现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旨在冲破封建统治对人的禁锢的实质就是要摆脱儒学形而上学对人的束缚，这种去形而上学特质为生态伦理的有效建构提供重要启示。

一、“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

　　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为破除形而上学困境提供了重要场域，也为生态伦理的有效建构提供了本体依据。

　　“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作为“现实的人”生存的本体性空间场域，既不是自然科学层面的物的世界，也不是黑格尔眼中抽象的精神世界，而是建立在人的实践基础上主客体相统一的总体世界。生活世界不仅包含活生生的人，而且包含为人的生存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自然界，同时也包含人在与自然界的实践交道中所建立的各种关系及“精神—意识”体系。“精神—意识”体系尽管对物质生产及社会生活发挥着能动的指导作用，但其终究是从属于生活世界的第二性存在。“精神—意识”体系中的任何理论都应来源于生活世界并服务于生活世界，否则必将陷入无法观照现实的形而上学困境。

　　儒学形而上学的产生，是统治者将原本从日常生活中生成并服务于生活的儒家思想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剥离，将其中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抽象化为超越历史和生活的绝对真理，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虚幻共同体”作辩护，使其成为“使人们自觉接受‘抽象的统治’”的工具。用这种形而上学化的道德准则来规范和指导人的行为，直接让人的认识与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本末倒置，出现了“第二性的意识决定第一性的生活”的异化景观，致使日常生活世界被扭曲、人的丰富性被消解，最终走上“存天理而灭人欲”的极端化之路。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从其产生时起就以回归生活世界为目标，反对偏离“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的抽象学说，明确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的理论建构主张。这将理论拉回至第二性的应有样态中，“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的意识（理论）不仅需植根于日常生活世界，而且随着日常生活世界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回归“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在为泰州学派挣脱儒学形而上学束缚提供重要场域的同时，也为生态伦理建构摆脱形而上学的羁绊提供了本体依据。面对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的生态危机，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激进生态主义仅从第二性的“自然内在价值”视角来理解生活世界，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要解除生态危机，就必须要放弃人的实践活动回归自然界，建立人与自然在生态层面上自在一体的生态伦理关系。然而，实践活动作为生活世界的生成基础，是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得以产生的直接动力。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是否还会存在？回到生态层面上的自在样态，人类文明又将如何安放？

　　激进生态主义脱离生活世界构建生态伦理的做法，直接让人类社会陷入“虚无化”的尴尬境地。其既不能真正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所在，又无处安放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的人、社会及人类文明，最终陷入形而上的唯心臆断。为此，在生态伦理建构过程中需牢牢立足于“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人、自然、各种关系及精神意识共存的世界，自然界也只有在与人关联的生活世界中才具有意义，“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是包含生态伦理在内的各种理论产生的根源，生态伦理只有立足“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并能够观照生活世界才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

二、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有机统一

　　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为破除形而上学困境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生态伦理的有效建构提供了基本原则。

　　“现实的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也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认识精神意识问题及进行理论构建。无视“现实的人”，割断其内在属性的有机统一关系，用人的社会属性（伦理纲常）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人欲），是儒学形而上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因此，要摆脱儒学形而上学的羁绊，就必须正视“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中“现实的人”，准确把握其内在属性及关系。

　　“现实的人”是包含了穿衣吃饭、物质生产及精神活动等一切行为在内的客观存在，涉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的基本关系。作为自然界数亿年演变的产物，“现实的人”首先承继了自然的内在规定性，表现为与自然界建立联系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和生活所呈现出的自然属性。与此同时，“现实的人”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进行物质生产实践和生活，需要与他人交往以形成维持生存的合力，最终促成人类社会的产生及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人的社会属性的形成。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有机统一、共同作用，最终勾勒出“现实的人”的存在样态。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高度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明确提出人的自然属性对社会属性不可或缺，人的自然属性及其所呈现出的自然之“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起点，离开这一前提，家、国及天下不复存在，所谓“天理”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泰州学派也充分论述了人的社会属性对自然属性的不可或缺。其指明，任何理论必须以人的两重属性有机统一的现实关系为依据并兼顾其两端，“譬之一树，有见根未见枝叶者，有见枝叶未见花实者，有见枝叶花实却未见根者，须见得一株全树始得”。

　　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不仅为泰州学派摆脱儒学形而上学的束缚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避免生态伦理建构陷入形而上学困境提供了基本原则。为了化解生态危机，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激进生态主义借助自组织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人进行单一自然属性的还原，用人的自然属性来否定人的社会属性。“自然界绝不是什么被造物，绝不是被制作的或简直无中创有的事情，而是一个独立的、只由自己可以说明的、只从自己派生出来的东西”。人仅仅是自然演变的派生物，应当自觉服从于自然演变的自组织结构，将自己放进自然万物相互作用、演变和发展的系统化图景中。

　　激进生态主义否定人的社会属性的做法，违背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唯物主义立场。同时因自组织结构下仅具有自然属性的人根本不存在，生态危机不仅不能解除，反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尽管激进生态主义的形而上学呈现与儒学形而上学有所不同：前者以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人的社会属性、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现实的人等同，而后者则反之，仅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诠释现实的人。但实质上，二者均没有立足于现实的具有两重属性的人，从而陷入“只见得一边”的形而上学困境。为此，在生态伦理建构过程中要在“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所主张的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找出生态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提出化解危机的建设性举措。

三、以己及人和物的“忠恕之道”

　　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破除形而上学困境的路径依赖，为生态伦理的有效建构提供了方法诉求。

　　儒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会偏离日常生活世界、割裂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有机统一，其背后有着深层的方法论原因，即没有能够找到有效架起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支撑点与沟通二者并建立联系的路径，而用孤立、静止的非此即彼式方法来对待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这一对基本关系，致使人的丰富性被消解，日常生活世界被抽象化为极端式存在。因此，要破除儒学形而上学造成的困境，不仅要重回日常生活世界，正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性，更要找到实现人的两个基本属性之间相联系的有效路径。

　　以己及人、物的“忠恕之道”正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有效沟通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并建立有机联系的方法路径。何谓“忠恕之道”？“尽己之心为忠”，即忠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推己及人为恕”，即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出发，通过移情体会他人可能的感受和想法，并以此为依据与他人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最终形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往法则。“忠恕之道”立足于个体自我，本质却是超越个体自我，通过实践中“己”与“他人”的移情体验，最终摒弃自我的偏见，进入与他人更为合理的普遍联系状态中。这种“忠恕之道”进一步延伸至物的层面，成为传统社会中人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普遍依据。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高度认可“忠恕之道”，王艮指出，“故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泰州学派首先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及其所呈现出的自然之“身”。与此同时，通过“忠恕之道”，进一步论述了爱他人（人的社会属性）与保身爱身（人的自然属性）的有机统一关系，“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最终形成要爱他人才能得以保身爱身的普遍联系的主体间性思想。在此基础上，“忠恕之道”又进一步搭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以“身”为纽带的人与自然万物有机统一的思想，“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获其所，即己之不获其所也，务使获所而后已。”

　　依据“忠恕之道”这一普遍联系的方法，泰州学派使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关系从理论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层面，这不仅为挣脱儒学形而上学束缚提供了路径，也为避免生态伦理在建构过程中陷入形而上学困境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如上所述，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激进生态主义尽管将人进行了“物本主义”还原，但是日常生活中内含丰富社会关系的人（人的社会属性）是其始终需要面对的现实。激进生态主义提出走向自然并通过对人的行为“能否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是否对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有益”等问题的不断追问，最终获得回归自然的生态直觉。

　　激进生态主义通过直觉方式来实现人的两重属性之间联系的诉求。直觉因生活境遇的不同，所处时空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多样而善变，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因此陷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主义境地，化解生态危机的举措沦为依靠个体生态直觉的形而上学超验行为。为此，在生态伦理建构过程中，需充分借鉴“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即从人对自然之“身”的自我肯定和爱惜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将自我感受移情至物并转为化人对自然万物的态度，进而形成爱惜自己就必须爱惜生态环境、爱惜生态环境即是爱惜自己的价值观念，最终指向天地位而万物育的“天人合一”的伦理样态。

结语：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坚持从“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及其中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立场、以“忠恕之道”有效沟通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建立有机联系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和辩证思维底色，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具体表现，为生态伦理建构提供重要现实价值。

　　其一，坚持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现实的人”及其栖居的生活世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的出发点和依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以“现实的人”为立论点，高度肯定“现实的人”的日用生活，明确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充分体现了其历史唯物主义自觉。西方激进生态主义在建构生态伦理过程中“总是遵照在它（生活世界）之外的某种尺度”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只能让理论成为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说教。为此，要回归生活世界并从生活世界中“现实的人”出发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让生态伦理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其二，坚持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辩证思维底色。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用联系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并找到建立事物之间联系的方法路径，是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原则和要求。“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的“忠恕之道”，正是其具体体现，为包含生态伦理在内的各种理论破除形而上学困境提供了方法依据。西方激进生态主义在生态伦理建构过程中没有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面对人的两重属性，更没有找到沟通两者并建立有机联系的方法。泰州学派所提倡的“忠恕之道”，正确揭示和建立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方法路径，为生态伦理的有效建构奠定了辩证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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