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乖女也能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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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历史学者劳雷·撒切尔·乌尔里奇（Laurel Thatcher Ulrich）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主题是早期美国葬礼布道活动中的女性代表。这是她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其中第一段结尾处有句高调的表态：“乖乖女甚少创造历史。”之后，数以千百万计的T恤、冰箱磁贴、车贴和手袋，更以无可避免的口吻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要创造历史，女性必须特立独行。

迄今为止，Kickstarter（美国知名创意众筹平台，2009年成立，2015年改组为公司，仍维持公益性质——译注）上面最成功的两大出版项目都是以“叛逆女孩”为目标受众的、不乏女性主义色彩的睡前故事。该项目的灵感来自意大利创业者艾莲娜·法维里（Elena Favilli）和弗兰茜斯卡·卡瓦洛（Francesca Cavallo），《叛逆女孩的睡前故事》两卷本目前每套售价35美元，附送海报、贺卡以及有声书。这两名创业者明确地想要激励少女们，设法使其“更具自信”以及“志存高远”，书的结尾还有二人的画像以及人生故事。“叛逆女孩”系列所获得的巨大商业成功，源自于独具一格的设计以及别出心裁的行销手法，而市场也对真实的女性故事趋之若鹜。眼下，各大传统出版商都在想方设法填补这一空白，但问题来了：我们对历史上叛逆女孩的诸多代表人物如数家珍，是否真的有助于改善女性处境，或推动历史进步？

假如你是某个年龄介于4岁至14岁之间的美国女孩的父母，那么你多半见到过你的女儿翻看下列书籍当中的至少一本：《勇敢的女性》、《昔日恶棍博览》、《历史上的坏女孩》、《震撼世界的女孩》、《美国女性名人A-Z》或者是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的《她们在坚持》。瓦什蒂·哈里森（Vashti Harrison）的《小小领袖：黑人历史上的厉害角色》和瑞秋·伊格诺托夫斯基（Rachel Ignotofsky）记叙“无畏”女性的两卷本——上卷主要涉及科学领域，下卷更聚焦于体育领域——则是更加切近的认识渠道。这些传记类书籍极尽溢美之词、生动形象、催人奋进、细致周到、包容性强，将生活于不同时间与地点，人生经历、文化背景与身份认同判然有别的一大群女性熔冶于一炉，就好比是让哈特谢普苏特王后、爱达·勒芙蕾丝、小威廉姆斯（三人分别为古埃及王后，19世纪数学家及计算机程序雏形之创始人，当代知名网球选手——译注）聚在一起共进晚餐。

毫无疑问，面对一部部只有白人男孩才有资格成长为英雄的历史，这些书当然不无纠偏的价值——正如非盈利倡导组织“我们需要更多元的书籍”（We Need Diverse Books）所强调的，书中所获镜鉴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不过，一旦牵涉到让青年人了解其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这些浅薄的励志传记就无甚帮助了，它们无非只能暗示：能名垂青史的女性都是不走寻常路的。这样的叙事模糊了女性生活的现实处境，淡化了反叛的代价，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社会缺乏反抗精神。这种英雄式历史书写反映出一种本质上高度男性化的天才与卓异论（exceptionalism）叙事，它正是导致女性在诸多历史书籍中缺乏代表性的真正根源。

这些书籍中所赞颂的女性通常是敢为人先的，她们透过努力打入了一度为男性所主导的某一专业领域或政治竞技场。许多单身且因其职位的性质而较为孤立的领导人之所以获得赞颂，主要还是因为她们手里的巨大权力，而不是她们行使权力的具体方式：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伊丽莎白一世、英迪拉·甘地、叶卡捷琳娜大帝以及昂山素季。其他一些人则染上了一定的神话色彩，其人生轨迹俨然是一部传奇故事，但真相却已然模糊：如布狄卡女王、圣女贞德、纳芙蒂蒂王后、西比尔·卢丁顿以及玛塔·哈里（最后两名分别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雄人物以及近代富有传奇色彩的女间谍——译注）。这些人看上去跟诸如欧普拉·温弗利和西蒙妮·拜尔斯这样的当代女性名人截然不同，后者的生平已有详细记录，其历史功过则仍然有待后人评说。

先不论诸如女性的进步只有“从排斥到平等”这一个方向、打破藩篱本身就是目的这类还算让人比较宽心的理念，给如此之多且内部差异非常之大的女性一概而论地贴上“叛逆”或“刺儿头”之类的标签，究竟对年轻女性传达出了怎样的信息，我们不得而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书参与塑造了一种历史的神话，儿童历史读物尤其如此，它们是非政治的，仿佛来自与眼下的争论无甚干系的遥远时光。

克劳德特·科尔文

女性的历史屡屡以近乎滥俗的方式被一分为二：司空见惯者与不入法眼者（the overfamiliar and the overlooked）。历史学者珍妮·西奥哈里斯（Jeanne Theoharis）2013年出版了一本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传记，其中谈到了片面化的“高大全”叙事如何将传记主角致力于社会运动的一生简化为一个单薄、贫乏的故事：一个老好人，厌倦了种族主义以及不合格的公共交通，发起了一次道德立场鲜明的抗议。帕克斯之所以能创造历史，是因为她安分守己、正常健康并且没什么威胁，在其谨守道德的一生当中，此类抗议不过是个孤立的、可以被原谅的“过失”而已。比起工人阶级出身的女青年克劳德特·科尔文（Claudette Colvin），帕克斯是个安全得多的女英雄，而科氏的行为就更接近于“婚外怀孕”了，她在帕克斯之前几个月便因为拒绝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的公交车上让座而被捕——这里顺带表扬一下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她是唯一把科尔文写进书里的作者。小布什总统在签署法案决定在国会山建造帕克斯的雕像——她是第一个有此待遇的黑人女性——以示尊崇时讲述了这个故事。就在2013年2月帕克斯雕像正式揭幕的那一天，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和保守派大多数人一起架空了1965年的《投票权法》（Voting Rights Act），而这是帕克斯为之几乎奋斗终身的东西。

伊丽莎白·格利·弗林

当我们把对女性在历史上所遭到的排斥进行矫正等同于找出少数合适的人选，走马观花式地列举一番她们的生平和成就，并对其摆出一副尊崇的样子，那我们就忘记了一点：许多由女性促成的最为重大的历史成就——包括帕克斯的贡献在内——乃是协作、共同体和集体行动的产物。改变绝不可能在孤立的状态下发生，在女性和边缘化人群的生活中尤其是如此。事实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叛逆女孩”这一标签本身源自20世纪早期的劳工运动。这个词原本是用来描述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的，她是个爱尔兰裔的工人阶级女孩，来自新罕布什尔州，15岁时曾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上发表演说，劳工运动家乔伊·希尔（Joe Hill）还专门为她写了一首歌。这些书里面没有一本提到这位叛逆女孩的原型，尽管切尔西·克林顿的《她们在坚持》仍然——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对弗林的同代人克莱拉·莱姆里希（Clara Lemlich）表示了赞赏，后者领导了规模甚大的1909年纽约纺织业工人罢工。在凯特·沙茨（Kate Schatz）的《美国女性名人A-Z》一书里，姓名以L开头的人物首推革命劳工领袖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这本书相较其它类似著作而言对政治上积极的女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桃乐丝·许达（Dolores Huerta，墨西哥裔美国劳工运动领袖，“农场工人联合会”创始人——译注）的名字则出现在了不止一本书里。但放到别处来看，代表同侪工人组织社会运动，或以集体形式推动变革的女性，仍然略显稀少。

2007年，乌尔里奇又写了一本书，再度探讨了她在不经意间提出的那条女权格言，并就这句话的源头、它所引起的反响及原先的一些有关行为好坏的模糊说法作出了一系列解释。如乌尔里奇所意识到的一般，这句朗朗上口的格言脱离语境之后就会有误导性——她原本是打算为那些在虔诚的布道过程中受到人们铭记、而非被人遗忘的乖乖女们立传的。不过乌尔里奇的要点并不在于我们应当改变女性的行为方式，而是我们如何才能“创造”历史。根据2016年Slate网站的一项调查，在2015年度《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里的600余册贸易史书籍里，有75%的作者都是男性。比较而言，传记作者则有70%以上都是男性。应该指出的是，女性历史的意义，不仅是纠正世世代代都由男性谱写的英雄叙事所造成的偏差。安妮·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有关萨莉·海明（Sally Hemings）的著作令我们没法再沿袭旧有的套路来讲述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故事。当然，海明并没有成为一个反叛者的自由——面对生活中各种非人待遇的约束，她惟有谨守本分才能活下去。然而，在戈登-里德的笔下，海明的故事及其在历史上的存在就显示出了变革性的力量。话应该这么说才对：女性的历史改变着历史本身。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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