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物质消费的文化意义

通过文化消费，人们能在生活中找到乐趣和意义。 #生活乐趣# #生活体验# #读书生活感悟# #文化消费#

文 /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物质性（materiality）是个有点抽象的概念，不是那么好理解。要理解这个概念，必须要跳出“心物二元论”（物质与意识）的范畴，从一元论的角度来理解。如果做不到，不妨从更辩证（即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心物一体，心外无物，无物无心，心物本就是不可剥离的。回到考古学的语境中，这一观点想表达的是：物质是文化的，是有意义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人的实践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的统一，人在历史实践中创造了物质，物质也创造了人。为了研究的便利，研究者常用“心物分离”的概念来分析物质，但实践是整体的，并不存在这样的分离！物质性的概念正是立足于这种新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如果不能理解本体论上的差别，就无法理解物质性，也就无法用它来考察社会现实与人类历史。

我曾给“物质性”下过一个定义：所谓物质性，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人与物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稳定的、物质的社会属性。正是因为物质性是人与物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是具有稳定性的物质存在，也就使得考古学研究可以通过对物质性的研究去探讨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历史文化。当然，这是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谈的。考古学擅长长时段的考察，这既是考古学的长处，也是短处。短时段的特征很难在考古材料中清晰地表现出来，或者说，即便表现出来，由于没有反复呈现，也很难被考古学家认识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定义只是狭义的说法。更宽泛地说，物质性就是人与物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或文化属性。这样定义既放宽了这个概念在时间上的限定，也放宽了其关系属性的限定。

人们在使用物质时，既在发挥物质性的作用，也在传承和构建物质性。在当代社会的背景中，人们与物质发生关联的常见方式是物质消费活动。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其《新闻的骚动》一书中，对有关旅游、餐饮、科技等新闻板块的划分进行质疑，提出新闻从业者应该考虑到消费者的心理需要。比如，我们之所以选择去一家餐厅，潜在的心理基础可能是“想吸收餐厅本身代表的价值观，希望自己的气质如同这家餐厅一样放松、尊贵、欢乐、易于满足，既和自然合拍，又与他人融洽”。消费从来不是只为了功能上的满足，在物质消费的背后，我们消费的实际上是物质暗含的东西。

新闻的骚动
[英] 阿兰·德波顿 / 著
丁维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6

德波顿在书中解析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时，采用的是所谓“心理基础”的说法，没有用“物质性”这个概念，毕竟在一部流行作品里采用如此抽象的概念是不大合适的。但他说的其实就是物质性。人们在消费物质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物质性。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布置家居的时候，选择了宜家的产品。这当然可以从功能上去解释，比如：它的价格不太高，产品也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回想我第一次见到宜家产品的时候，它们还是很让我感到惊艳的，自然清新、朴素不张扬的北欧风很契合我的审美取向。当时，国内家居市场充斥着造型夸张的沙发，其硕大的外形完全是一副暴发户的样子，服务员着力推销时的用语多是“气派”“上档次”。次之是一些急就章式的家具，既无设计，也无品质。当然也有一些品质好且有设计感的家具，但往往贵得吓人，而且这些家具的颜色往往偏深，装模作样，一点儿都不让人觉得亲切。我不是有钱人，当然也不是穷人，属于典型的受过教育的新兴中间阶层。而我在消费宜家家具的同时，也接受了其物质性的熏陶。

作为“70后”，我对那个以朴素为时尚的时代还有些许记忆。小时候上学，我不爱穿新衣服，总觉得别扭。因为在那个时代，穿旧衣服意味着一个人有艰苦朴素的作风，能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当时流行的蓝白灰三色虽然看起来只能满足基本功能，其实也包含物质性的一面。

图片来自unsplash @billow926，经过裁剪处理

物质性之所以存在，其根本是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体与社会的行动则受到文化的约束：文化不仅提供行动的途径，还能确定行动的边界，而文化又是历史的产物。由此，社会、文化与历史三者交融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彼此发挥的影响。物质性也是这三者融合的产物之一，人在物质消费或使用物质的时候，就是在参与社会、文化与历史过程。考古学上常用context（译作“情境”或“背景关联”）一词统括。

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国人的物质消费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物质紧缺走向物质繁荣或“物质消费主义”。我们熟悉当代社会的背景关联，所以能较好地理解物质消费过程中包含的物质性因素。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奢侈品消费。麦肯锡中国2019年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占到世界奢侈品消费总额的1/3。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国民并不富裕，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奢侈品消费需求呢？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一个财富平均度非常高的国家，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平等，部分群体脱颖而出。而早自史前时代开始，外来物品就是人类社会地位的象征，由此，购买外来奢侈品就成了人们突显社会地位变化的有效方式。人们在消费奢侈品时，实则是在消费它带来的社会地位。奢侈品的物质性就是它的社会地位指示意义。同时，物质指示的社会地位价值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国内，自行车曾是奢侈品，其地位后来被汽车取代了。我还记得小轿车刚刚进入中国家庭时，现代、福特等汽车品牌都会做一个和奔驰一样的竖立起来的车标。在当时的中国，能买得起小轿车已是经济实力的体现，竖立的车标则很好地满足了购买者展示的愿望。如今，随着小轿车的普及，除了真正的豪车之外，我们很少再见到竖立的车标了。

图片来自unsplash @Persnickety Prints

我们从来不是在简单地消费物质的功能，消费本身就是认同，就是主张，就是有目的的行动。如今牛仔裤、T恤、格子衬衣成了我们的日常衣着，人们觉得这样的服饰比较率性、自然。但当它们刚出现在中国的时候，穿这些服装的人往往被认为有流氓习气，或特别叛逆。其实，这样的服装是西方平民文化的特征之一。如今，即便一个人不懂英语，从来没有去过西方国家，但他或她仍然可能已经接受了西方平民文化的洗礼。我不想判断这样是对是错，只想说这样的现象反映了物质消费具有改造价值观的能力。物质都是有文化意义的，物质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物质的使用过程就是价值熏陶的过程。对此，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用了一个更好的概念来说明，即“结构化”。人们在物质生活中塑造了社会与文化的结构，就像我们从一个“中山装社会”变成了一个“牛仔裤社会”一般，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价值迁移与替代，而且这些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那么，物质性的出现究竟始于何时？思考这样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探讨物质性的本质。当物质具有象征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物质有了物质性。考古学家在南非的布隆伯斯洞遗址发现了距今七万年、带有刻画符号的骨制品，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艺术品。象征性让物品拥有了超越自身的意义，一个贝壳不仅是一个贝壳，而是某某人的贝壳，其中铭记了记忆，包含着情感上的联系，或承载了知识的片段。人似乎也把自身的一部分拓展到了物质上，因此，在某些情境中，物就成了人的化身。由此，我们是否就可以说物质性就是物的象征性呢？这么说过于简单化了。物质性中包括物的象征性，但并不止于此。物参与到人的生活实践之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功能与意义的联系早已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象征性只是一个萌芽，但由此往后的发展则已是参天大树。

布隆伯斯洞结构图，图片来自《Nature》杂志

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追溯：为什么物质会有物质性呢？我想，当人类开始发展文化时应该就有了物质性基础。如今我们正在走向赛博格的时代，机电系统逐渐与人的生理系统连接起来，机电系统是人体功能的延伸，极大地增强了人体的功能。未来我们也许都分不清自己身上的哪个部分是自然的，哪个部分是人工的。赛博格是一个很好的隐喻，但它并不是一个新事物，文化其实就是赛博格！自从人类拥有文化之后，文化就在不断地扩展人体的功能。人虽然没有狮子的利齿，却会用锋利的石片分割食物；人没有反刍动物那样复杂的肠胃系统，但会用火来烹调食物，让食物变得容易消化；人没有鸟的翅膀，但能利用飞行工具翱翔九天……当人开始运用外物扩展自身能力的时候，可以说就迈出了其与物质融合的第一步。如今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就只是一种生理的存在，我们通常不会将其视为人，至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她也无法生活在社会中。人与文化的高度融合已经让我们很难分清楚什么是人，什么是文化。因为人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人—这也应该是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基础，即通过文化去研究人。

不过，在人类历史上，物质性的彰显往往和社会的不平等密切相关。道理很简单，因为社会越不平等，就越需要彰显个人的身份。首先，社会的不平等会促进物质的精致化。历史上，社会上层的物质无不力求精致，比如在青铜的酒器上添加无比繁缛的纹饰，把陶器打磨得无比光滑，这些装饰都超出了实际功能的需要。文化精致化的趋势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旧石器时代。目前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至少前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是每个社会都崇尚平均主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2019年，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玉器（当年的“全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显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倪喜军团队有关人骨生物学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他们在小南山遗址发现了上万年前头骨人工变形的证据。颅形的改变也是当时的人类彰显身份的一种途径。为了维系不平等，人们需要运用物质来塑造这种关系，让它看起来像是神的旨意或是某种神秘的力量。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图片来自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同时，在塑造物质性彰显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特殊的物质，通常还会伴随着一些仪式，这些仪式进而形成制度。由此，人消费物质的过程就与社会背景或情境联系起来。比如，古人佩玉是有许多讲究的，不同的仪式活动有不同的要求，人们虔信玉的文化意义。今人也佩玉，但看重的更多是其经济价值，而非玉饰的文化传统含义。再者，如今佩玉的传统社会背景联系已经消失了，或说它正在融入新的社会背景关联中。

回到现实中来，也许我们不妨反思一下：当我们在进行物质消费的时候，我们究竟在消费什么？深入到物质性之中，可以帮助我们更从容地去品味所消费的物质，获得一些精神与文化上的熏陶，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占有。消费物质的欲望总是暂时的，但文化是永远的，而带有文化的物质消费则是隽永的。我想，如果人们真的知道了自己在消费什么，会少许多物质上的浪费，生活方式会更加环保，生活会有更丰富的滋味！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0期，原题为“物质性与物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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