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创新“社区治理”经验

发布时间:2024-12-21 19:16

社区治理10: 社区自治的实践经验 #生活知识# #社会生活# #社会热点#

闲鱼创新“社区治理”经验

宁红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人们日常消费品的日益丰富以及年青一代消费观念从崇新到实用的转变,催生了二手物品交易平台。闲鱼市场上每天发生着成千上万件个人闲置二手物品的交易。这些交易与发生在天猫、淘宝等平台上的交易之间存在明显区别。而这些特别之处反过来又影响到对个人二手物品交易平台性质和平台责任的认定。

个人闲置二手物品的交易具有非经营的特点。“闲鱼社区公约”将自身定性为“闲置资源交易社区”,即闲鱼市场上的交易是闲置物品交易。对此,“闲鱼社区公约”做了进一步阐释:“闲鱼社区是一个闲置交易社区,因此,我们鼓励闲置资源公平享有流通的权利,反对出售‘非闲置’商品的经营行为。”与一般电商平台上的卖家不同,闲鱼市场的出卖人为个人,且经过平台的身份真实性验证。因此,闲鱼上的出卖人既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界定的“经营者”,也不是职业性从事旧物交易的二手经销商。这种出卖人为个人的二手物品交易,在性质上因而认定为普通的民事买卖,不应适用相关消费者保护政策。

由于市场上的卖家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无论闲鱼买家基于何种目的购买二手物品,均也不应冠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这一身份。如果说闲鱼的买卖双方共享相同的身份,那就是“闲鱼用户”。这也是《闲鱼社区公约》中所载明的“平等”的意义所在。

谈到个人闲置物品交易的性质,就不能不联系到现代法律体系中买卖的类型化及其法律适用问题。随着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兴起以及商事交易规则的独立性,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交易已经分为三类:消费者买卖、商事买卖以及民事买卖。商事买卖规则早已呈现出独立化和仲裁化;消费者买卖则通过特别立法和各种行政监管措施得以践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忽略了民法和商法的交集在现代社会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现实。这种立法模式所导致的一个意外后果也许是,被视为一般规则的普通民事买卖应如何适用规则这一问题似乎被消弭了。《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所设定的瑕疵担保责任的认定要件是以商事买卖的一手交易作为样本而设计的,并未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买卖类型化的需要。

闲鱼小法庭中经常出现的标的物瑕疵的认定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例如,用户发布一个“八成新”或“九成新”二手物品,这种有关标的质量的通常描述是否应理解为允许其存在表面瑕疵?或者二手物品价格畸低,但具有通用性能,是否意味着可排除约定的特别性能?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是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买方及时检验,还是适用合理期间内检验?而且不同类型的产品价值,并不一定与标的物的新旧直接相关,在不同兴趣的收藏群体里,商品还可能历久弥新,价值更高,因此二售商品交易的规则,有公开质量标准和定价普通消费品买卖相比,更复杂也更具多元性。因此,二手物品交易规则如何生成,目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参考:

第一,民事交易强调抽象人格平等,不强调“消费者”、“劳动者”等具体人格。

第二,民事交易以达成合作为目的,强调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既不是民事主体单方面的自娱自乐,也不是一方将自己的意思凌驾于另一方,无论何种意义上的交易,都首先需最大程度地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约定。

闲鱼平台强调“社区治理”的理念,我认为这对于平台规则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社区中包含不同类型的交易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分享一些理念和价值观,因此对交易规则的确定和交易中分歧的解决将会有很大帮助。

闲鱼上的小众玩家很多,例如对于潮玩、手办的二手交易中,既无法获得确定的商品标准,也很难确定标的市场价值。交易一旦发生争议,如何确定商品的规格以及交易公平性的评价标准都需找到合理的解决通道。闲鱼平台上现有的“大众评审”、“闲鱼小法庭”等机制在本质上,其实是将纠纷解决从专业方式(统统交给平台客服解决)转向了“非专业方式”(以一般用户的认知水平为标准)。这种做法有其积极之处,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二手物品交易虽然不应依照严苛的标准,但也并不意味着对这类交易的判断不需具备专业性。而普通用户恰恰并不具备相关交易(如潮玩、手办)的专业认知,将纠纷交给他们解决也可能会缺乏妥当性。因此,未来闲鱼平台在规则生成和纠纷解决问题上改进对专业性判断的要求。

另外,人们所使用的物品,同时也记载了使用者的个性和偏好。物品一旦离开私人物理空间到公开的网络市场上流通,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主人的私人信息向大众做了告白。因此,个人物品的二手交易,不可避免会“泄露”私人偏好。而且这种泄露,平等地发生在买卖双方之间。对于平台而言,应以何种姿态面对用户个人交易中的个性因素,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承认的一点是,如今我们身处多元社会,有关道德以及美好生活的标准的共识形成日益困难。“权利优先于善”,平台应当尽量作为一个中性工具运作,从而在各种不同的“善”或“美好”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这样才能使平台发展凝聚成真正有活力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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