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馆设计者约翰.考美林：简单的生活最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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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倍无限的展览设在位于常德路800路宽敞高大的荷兰文化馆中，由荷兰首屈一指的当代艺术博物馆Van Abbe与2010上海世博会荷兰馆合作、并由ArtHub倾力协作最终促成。展品包括了诸多范阿贝(Van Abbe)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及一批中国前沿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如周啸虎、舒服组合（李牧确实利用劳动合同成立一笔相当不错的交易）、曹斐等等，当然重中之重自然是约翰·考美林（M. John K?rmeling）。

图：约翰·考美林身着印有欢乐街logo的蓝色睡衣

                

                    我们每个人或许在儿时都有过类似这样一个梦想：梦想着自己是童话世界的主人，五颜六色的小屋飘浮在空中，而我们座着小火车沿着这空中的城市飞向天空…在2010上海世博会那众多风格各异的场馆中，小小的荷兰馆无疑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个。她带给参观者的快乐与愉悦确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是大型游乐场中的一个巨大的玩具，相信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回想起儿时那段童话般的回忆。
    荷兰馆（又名“欢乐街”）的设计师约翰·考美林（生于195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被公认为建筑家、视觉艺术家、发明家和自由思想家。他的作品广泛涉及各种艺术形式：大型灯光雕塑、印有俏皮话的连环画式绘画、实物/虚拟建筑素描、模型及空间规划问题的非传统解决方式。他喜欢通过这些方式与狭隘的组织化社会进行对抗。

图：荷兰馆“欢乐街”

                

                    考美林的《停车场地毯》作为一个可随车携带的折叠式停车空间试图解决荷兰交通拥堵问题，他给地毯使用者创造了一种可以到处移动的便携式个人空间。在多伦多，他策划了“轮胎上的驾驶”项目，曾引起广泛关注。在荷兰提尔堡城区进入的主要交通路口，他设计了“滚动的房屋”。2005年，考美林设计了位于鹿特丹的波伊曼·凡·布宁根(Boijmans Van Beuningen)博物馆的入口以及位于安特卫普的雕塑博物馆的入口。2006年，他建造了欧洲最小的桥梁，又设计了位于埃因霍温的范阿贝(Van Abbe)博物馆。考美林最近的项目包括了被收藏在日本Matsunoyama镇的一幅25米高的地图——《温泉》——这也是荷兰馆的设计雏形，在日本Echigo-Tsumari 艺术三年展时参观者可以攀登参观；以及一个巨大的车用摩天轮《免下车轮胎》，有了这个轮胎，司机们就可以轻易地躲开交通阻塞。他还建造了广受欢迎的针对私家车的“驶入式摩天轮”。考美林成功地将一种简单至极的概念转化为一种看似复杂的形式，这在他的设计草图中有所体现。
    考美林毕业于荷兰埃因霍温科技大学建筑学系。他对于城市规划相当着迷，随着城市内汽车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数量的不断增加，城市规划显得逾趋重要。考美林将其对城市规划的理想应用在设计2010年世博会荷兰国家馆上。他的设计中包涵着对人类一些独特的品味及行为的敏锐观察。考美林的各种设计项目当中都包含着幽默感，可以让观赏者会心微笑。
    考美林目前定居荷兰埃因霍温。
    我和他同坐在荷兰文化馆800秀旁的星巴克里，他依然穿着身展览开幕时领着一群同济大学艺术建筑系学生们突然出现大抢荷兰参赞风头的蓝色睡衣裤，快乐街logo印花的短袖配着松垮的长裤，他满脸红光、挂着大大的笑容，略显沙哑的嗓音配着皮肤的皱褶隐约诉说历经的沧桑坎坷。

图：停车毯

                

                    考美林先生（下文且亲切地称呼他约翰）随行一个大大的蓝色旅行包和一个深绿色书包，里面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他的手绘草图笔记本、一些可以随时随地动手干的小工具、还有厚厚一沓的各类图纸。我们对桌坐着，可以依靠旁边的大落地窗户，天气放晴了，地上的雨水没有积起来，有浅色的阳光洒在身上。
    【真 代表 真艺术网；约翰 代表 约翰·考美林】
    真：其实在去年五月于外滩18号创意中心由Performa举办的《未来主义宣言》发表一百周年庆祝活动上已经见过当时作为受邀嘉宾的你。彼时你为荷兰馆所做的讲演依然历历。自那场关于建筑、速度与运动的聚会至今转眼已有一年了，而介绍你的简历也在不断扩充、翻新，最广泛的版本中，你被描述为建筑师、视觉艺术家、发明家与自由思想家，你对这些名号或身份怎么看？
    约翰：我就是一名建筑师。那些这个、那个的身份我从来不去考虑也不关心。那些摇头摆尾晃来晃去的角色我一直不屑于一顾。经常他们会丢给我一个案子，我给出个方案，他们或者满意或者不满意，但很多情况下我都会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如果他们采纳了，那大家开心；如果我的方案被否，那也无妨。而在很多时候，我也会自己没事找事干做些给自己的方案，或者我碰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情境，我会立马动手，如果达到的效果不令自己满意，那我也可以去找别人来出些点子，甚至直接拿来主义上手即用。其实可以做的东西实在太多，可以去思考的空间无限。
        真：那作为艺术家呢？
    约翰：我是那种经常会冒出新东西，而不去实现就觉得浑身难过的人。我相信大多从事创意的人都这样。我们不断地做新的东西，实现新的想法，竭尽所能地去尽可能多、尽可能完善地去想、去做。艺术家的身份我从来不去在乎，我只是在做我非常想做并想给人看的东西。其实除了那些出了名的艺术家，大多数我知道的艺术家都比较困难，他们经常无人赏识、闭门苦恼，生活境况也比较窘迫。（对，中国艺术家的整体情形也比较微弱。）所以最好你有帮朋友，理解你、说得上话；运气好的话有家人陪伴左右。但如果一个朋友也没有，爱人也离你而去，世上除了你自己再也没有别人欣赏你的创作，那除非你有非常坚强的意志毅力来熬出头，不然沉迷毒品、甚而自杀的都大有人在。
    真：你受了哪些艺术名家的影响？
    约翰：我最钟爱的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艺术家，他们是那么令人着迷、那么充满激情与感染力；当然起源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也对我影响颇深，也少不了达达主义，他们把日常生活完全融入创作的想法是多么激动人心！我还有几位特别青睐的俄罗斯艺术家，也是在文艺复兴晚期巡回画派的那些艺术家。
    真：我访问了你的网站，非常有意思。你的绝大多数作品、手稿都是某种程度上可称为房子的半开放空间。这里冒昧给你出个选择题，请选出你觉得最贴近“房子与人”关系的描述：
    A．巧克力和巧克力盒子B. 鸟和笼
    C．猩猩和灌木丛D. 鱼和水
    约翰：我选猩猩和灌木丛。哈哈
    真：可以详细描述一下这种关系吗？
    约翰：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设计过房子。我都设计功能性的人们可以确实使用的、功能性很强的建筑。而同时它们的概念感又特别鲜明。比如我的驶入式摩天轮，范阿贝博物馆的入口等。我和家人住在埃因霍温，有个大房子，尤其重要的是有非常大的工作室与储藏室，我的所有工具都在里面排放整齐，我可以随手就找到。我很多年来积攒了许多手稿本，上面有我随手画的草图或计算方程等等，我喜欢不时翻出来看，回顾一下以前的想法，看看是否有可以继续成熟发展的概念。我有很多音乐影碟，有很多很多书，所以我的房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盒子，我的毕生物质所有都在里面；如果我要搬家，那这些东西都会一起搬走。所以就是个大盒子用来放我的东西。我喜欢留着这些所有，它们也寄托着许多回忆。当然我或许可以像一些人那样不需要房子，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来保留家什。这所有的手稿、音乐、书籍都在脑子中的某处，如果你的脑袋足够好使，就能随时调用这些数据，自然也就不需要这个大盒子了。
    哦，我还收藏了不少艺术品。（说来听听？）哈哈，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的油画，画面是一个沙皮狗叼着雪茄坐在它的狗屋前，上面一排字：“今天我是自己的主人。”特别有意思，我每次看到这幅画都想笑。还有一些朋友自己做的小装置、手工品，都很聪明、很特别。
    真：我看到你网站上有一件动物性状的房子模型，在长颈鹿、大象等动物模型体表安上窗户，这个灵感来自儿童书？
    约翰：呵呵，这是我在多伦多的时候，当地他们邀请我为通往多伦多动物园的一条大道街边的房屋作设计，我就出了这个作品。很遗憾当时并没有付诸实践，但我想这个方案如果放到中国来做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实施起来会更容易。（恩，中国人的心态更开放）对对，中国的态度很让我欣喜，非常开放，欧洲则显得比较保守，放不开手脚。

图：动物乐园大道 多伦多

                

                    真：我读到了一些荷兰馆欢乐街的设计寓意，让我回想起上海的石库门老房子：很窄的弄堂，住在亭子间的对门两家伸手几乎就可碰触对家的窗户。“远亲不如近邻”弄堂四里的人家都互相熟悉，有了问题非常体谅帮忙。请问欢乐街的设计是否也影射了你的家乡阿姆斯特丹？
    约翰：对，就是你说的感觉。大家都很亲密，很开放，彼此信任扶持。为什么一定要把房子变成只是每晚睡觉的地方呢？为什么要每天经历交通堵塞跑到老远上班？为什么公共设施都显得那么有距离感？快乐街就是一条简单、开放、欢快的街道，两旁人家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所有设施都可公用。大家选派各自所长的人士负责相应项目。这其实是个非常基本原初且已被提起很久的梦想了，确实需要人们更开放地来真正接纳、实施。
    在去年探索“未来主义的上海建筑视野”讨论中，我和视觉艺术家阿莉西亚·弗拉米斯、艺术家—建筑师组合Sppedism和建筑师黄向军共同讨论上海新型建筑的动态概念。在深入了解上海建筑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讨论不仅将回顾支持个人实践的概念基础，还欲解决如下的问题：今天，有哪些建筑问题是与社会变化和文化行动主义有关的？如何构想一座重理想建筑、轻商业房产的城市？如何制定出更有趣、更刺激的策略，从而推翻我们现在关于建筑实践和现实限制的观念？建筑师能否加强与当代艺术家的合作，以促进公众的互动性？
    快乐街寄托了我心中理想城市的愿景，也是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回应，我厌恶如今住宅、商业和工业活动在规划明确的区域内进行。快乐街场馆街道排列成数字“8”的形状，共有28幢荷兰建筑向参观者展示荷兰在技术创新、城市发展与建筑、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文化及创意领域的新成果。这些建筑风格迥异，共同展现了荷兰传统的建筑。既有格里特·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的设计新作，也有来自海牙的典型建筑的复制品，并设有一个以阿姆斯特丹最狭窄房屋建筑为特色的复制品。
    每幢房子就像一个原尺寸的立体模型：
    ·绿色室内装饰： 这房子是专门为世界著名的荷兰设计师彼特·海恩·伊克（Piet Hein Eek）倾情打造的，向世人展示摆放着他的一些杰作--由再生材料制成的家具的居室环境。
    ·家庭农场： 这里展示了飞利浦（Philips）家庭小农场可室内种植部分家庭的日常营养食物，远离一切可能有害的室外影响。家庭农场利用水、有机废物和阳光生产生物有机莴苣、黄瓜、草本植物并养鱼。
    ·纵观星尘：2009年5月，这幢展示天王星人造卫星复制品的房屋建筑，被中国选为快乐街上的最别具一格的房屋。荷兰太空HIFI仪器安装于真正的卫星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HIFI是荷兰参与太空旅行项目中应用最广泛的装置。
    ·净化厂: 在这里，诺芮特水处理装置将净化饮用水，然后通过托海姆（Tokheim）泵的协助供人畅快饮用。
    ·最小光刻芯片: 这幢房屋建筑将展示世界上最小的芯片，由世界半导体行业中领先的光刻系统的供应商、荷兰ASML公司生产制造。
    ·智能面料: 这幢房屋建筑展示了由荷兰跨国纺织企业腾卡特（TenCate）公司的工程师所设计的消防员装备，当他们的直接环境温度威胁生存时将发出警报以警告消防员。
    真：我注意到你的创作都非常人性化、一眼就明白，上手好用。但如今似乎有大量艺术家在追求创造自己的语言，想要别具一格、自成一派，越让人看不懂越叫好。
    约翰：Bullshit（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般批评都用这个词，直译为“牛屎”）。我最看不惯这帮人。我家附近住着几个这样的家伙，有时候也会请我去看他们的个展，或请我去他们家看新作。每次就在那儿显摆：“啊！这是我独一无二的语言。”我就随口应和：“是是。”那又怎样呢，你自己的语言…..Bullshit。这群自以为是的家伙。
    真：说到这里让我联想到中国火药艺术家、自成一派的蔡国强老师近来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举行了“农民达芬奇（Peasant da Vincis）”的展览，强调普通农村人的创造力与梦想精神。
    约翰：这样很好，非常好。“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有创造力”。极力搭造这样的舞台为这些了不起的人创造展示的舞台是非常美妙的事。我很支持。一定得继续这样，而且我相信有创造力的人是将创作作为他们本原的动力、而不仅仅是个过程或结果。不管有多大的阻碍与困难，真正有内容来进行创作的人最终都将为众人所见。
    真：说得真好！不过即使有非常棒的点子与具体方案，但实际实施起来似乎还会面临诸多的不顺。听说你的荷兰馆快乐街方案经过了中方的多重审查与修改，请问个中摩擦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约翰：哦，是有些很麻烦的情况。我是从两年前开始接受快乐街的案子、并于去年多次往返埃因霍温与上海，不断与中方商议最适宜的解决方式。显而易见，我们的场馆是整个世博园区中唯一一家全开放式的，而并非封闭的空间，因此就给予了参观者更大的自由度与空间来融入我们的展览内容与设计理念。针对这一点，双方最大的争议是排队栏的设置与否。我是极力反对设置这些令人生厌的无聊透顶的栏杆！（没错，花两三个小时排队参观这样的情形确实不为人乐见）所以我和团队不断据理力争，希望荷兰馆可以保证做到完全不用排队，且坚持全开放的参观策略。但是中方依旧坚持要把栏杆安在那里，上次我去看的时候非常生气。当然如今我们依然希望能有回旋的余地，双方多互相体谅与理解吧。
    不过，由于需要协调的内容太多，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大。因此最起码还要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才能说前往快乐街参观会有至少令我满意的效果。好在中方的技术方面的配合永远让我惊喜，有些非常前沿的技术在欧洲由于价格昂贵，根本不敢去想要拿来用，但在这里价格弹性就会非常大，也就给了我们很多的空间来施展手脚、尝试高新技术运用到建筑中。

图：温泉

                

                    真：与中国建筑工人们的共事感觉如何？
    约翰：他们是很可爱的人，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幽默得多。我们经常一起手舞足蹈开些玩笑，一起乐呵呵的。当然绝大多数时间都会比较严肃，因为在沟通中还是会有许多误解的情形。而且我经常非常担心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的意思。他们表示听懂了，但其实他们理解的是完全南辕北辙。因此就导致我们必须多次返工，大家在不断摸索中慢慢推进。而这些工人们也并不像欧洲那样完全做好计划准备，因此上手很快；他们的工作习惯喜欢上手先干，做了再说，不好就改。回过头来看，这也未必坏到哪儿去。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多切磋切磋也没什么不好。有时候我会和他们一起干，中方管理人员就会拦住我，说我这样有失身份。他们爱面子，可我觉得一起干才带劲儿。
    真：请问这次设计世博会荷兰馆是你第一次与中国结缘吗？
    约翰：不是不是，我和中国结缘很深了。第一次来是在1985年，就去了北京和上海。当时我还是个穷小伙，身上的盘缠只够机票费与住宿，吃得都很简单，就是街边的那些小摊点。后来在1987年又来过，去了西安，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家希尔顿饭店在中国开，远远地伫在那儿，进眼前是些农户赶着猪群上车，那些猪很不听话，屁颠屁颠径直朝希尔顿的方向跑。特好玩！（所以你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迁）是，变化太大、太快了。我时常担心对中国人来说这么巨大的变化来得太迅猛，无法很好的应对、吸收，因此会有特别多的问题。当然我也就担心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案还给不出，就眼下做好快乐街是正经吧。
    真：那你一定已经饱览了许多世博园中的场馆了，请问那些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你对上海世博园区中的雕塑、装置艺术、建筑与整个城市的感觉如何？
    约翰：我很喜欢英国馆，很有特色、与众不同，创意想法非常好。但既然那么多都是种子，何不撒开了让他们自由成长呢？如今他们只是把这些种子封闭在那些管子里，想来并不是很生态的做法。
    此外，我也很喜欢意大利馆和西班牙馆。意大利馆内的设置与大面幅玻璃墙的设计都很赏心悦目与人性化，内容也很丰富；西班牙馆用那些草藤编织起来的曲线风格充分体现了西班牙人的热情奔放。沙特馆的IMAX影院也确实值得一看。
    整体来说，对我而言都太大、太中规中矩了。当然这是主办方定的方向，我完成自我个性化就好啦，哈哈。日本馆就比较怪异、特立独行一点。
    真：提到日本馆，我注意到你有过多次展出都是在日本，特别是那个25米高的《温泉》其实就是快乐街的雏形。你体验到的日本与中国之区别在哪里？
    约翰：最大的区别是人。日本人给你的距离感非常强烈，很远很冷淡，太远了，完全无法亲近。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相对更亲近，更容易套近乎，觉得亲切。
    当然对我的工作来说，日本的施工团队绝对水准一流，根本不需要二次核查，给了他们图纸，再去看，成品就是和图纸毫厘不差。这点对我的工作而言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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