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再读福柯: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发布时间:2024-12-24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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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生活实验就是哲学实验

今年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逝世40周年,全球范围内有众多的纪念会议。福柯为何仍然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福柯对人的哲学关切,其独特之处在哪里?《三联生活周刊》以11个问题访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来解读福柯及其著作对于当下世界的回应。 “你读福柯的时候,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个思想者的著作如果对现实没有回应的话,很难产生持续的影响。探究今天的很多’事件’都会让人重返福柯的著作。”汪民安说。 文|汪民安

问:福柯在今天大概是最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了。他有那么多的著作,看上去似乎完全不同。他自己也说过,不要指望他一成不变。现在好像人人都可以谈一点福柯,但是,好像每一个人谈的福柯又完全不同。我们想知道,他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什么?或者说,他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主题或者关切吗?

答:包括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在内,福柯大概出版了20多部著作,还有不计其数的文章和访谈。其中有些手稿还没有整理出版。确实,这些著作涉及的主题和内容千差万别,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福柯的著作跨越了整个欧洲历史:从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福柯所生活的时代。他几乎对每一个时代都有深入的研究。很难想象,一个人的研究范围如此之广泛和多样。我就举一个例子,他在1979年讲完了20世纪正在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讲述当时尚未获得盛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这两个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转过身来,第二年(1980年)就开始讲授古典学,讲《俄狄浦斯王》了。我从没有见到一个人有如此大的研究跨度,关键是,他的每一项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这些包罗万象的著作中有统一的主题或者关切吗?我们只能非常大概地说——这实际也是福柯自己的总结——他的目标是要研究现在,是要研究现在的人。但他不是试图回答现在的“人的本质为何”这样的问题。而是试图回答,现在的人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更恰当地说,他要研究的是,现在的人经过了怎样的历史过程而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在他的书中到处看到的都是历史,但是,他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是对人进行塑造的历史。对他来说,人是历史中各种权力技术和权力/知识塑造的产物。所以人们总是会看到福柯谈论权力,有很多人也将他视作是思考权力的哲学家。而权力和知识对人的历史性塑造,才是他著作的真正关切。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对人的哲学关切而不仅仅是对权力的哲学关切。

福柯把他的猫叫作“Insanity”(疯狂)。图为1978年,福柯在巴黎的家中

问:对人的哲学关切不是哲学的常见主题吗?福柯相较于其他思考人的哲学家而言,比如康德,他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答:福柯晚年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向美国读者介绍他的研究主题。他在那篇文章中总结了他和笛卡儿、康德的区别。他说,笛卡尔研究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是什么,康德研究的是具体的人是什么,他自己不再是去研究人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是研究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问题。这也就是他宣称的谱系学:现代人(主体)的形成谱系。

问:那具体地说,对福柯而言,现代人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现代人到底有一个怎样的谱系?

答:福柯大概是从三个领域去研究现代欧洲人的形成过程。第一个领域是知识和真理领域。这主要是他的《词与物》这本书讨论的问题。具体地说,现代人对自己有一套认知和理解,也就是形成了一套关于人的知识。这套知识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而人文科学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词与物》就是讨论人文科学在欧洲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关于人的现代知识(人文科学)是如何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法国有一个非常发达的科学史传统,福柯受他们的影响,写了一本《临床医学的诞生》。后来他试图写出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这即是他所说的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所谓的人文科学,在19世纪主要体现为经济学(人是经济的动物)、语言学(人是语言的动物)和生物学(人当然也是一个自然的身体存在)。福柯这本书主要讲的是这几门学科的形成过程。

福柯的著作《词与物》开篇即分析了委拉斯开兹的绘画《宫娥》,图为藏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的《宫娥》

第二个领域是权力领域。这主要是早期的《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规训与惩罚》为主的主要著作所研究的问题。福柯在这里讨论的是,人如何被各种各样的权力机制所区隔、排斥、捕获、锻造和生产?简单地说,疯癫是如何被理性权力所区隔和塑造?现代人又是如何被规训权力所打造?生命权力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又是如何作用于整体性的人口?这些权力又如何和知识结盟进一步巩固了它的锻造能力?这是福柯的权力/知识对主体的塑造。这也大概是福柯最有名的主题。福柯在权力关系中来看待主体,针对的是欧洲的另一个经济学传统——经济学一直将人看作经济关系的产物。

第三个领域和前两个领域有所不同。或许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之后遭到过批评,批评者认为他过于强调人的被动性了,人好像只能被塑造而没有能动性。福柯在最后四五年开始强调人的自我塑造,人不仅受到外在权力的塑造,他自己也有能动性,自己也根据某个特定的目标去塑造自己和完善自己。这就是福柯讲的自我技术。如果说,前两种塑造,知识塑造和权力塑造主要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开始的话,那么,这个自己塑造自己的自我技术主要发生在古代。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大量的自我技术实践。晚期的福柯闯进了古典学领域。但不同于传统的古典学研究,福柯特别强调的是古代人的行为实践和生活方式——用我们的传统说法,是强调人的修身——而不是他们的理论学说。这是福柯和大多数古典学家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方面,他和法国当时著名的古典学家皮埃尔·阿多的关切较为相似。顺便说一下,阿多的著作也很精彩,不过,我作为一个古典学外行,虽然很难判断他们对古人的理解谁更准确,但是,单纯从论述本身来看,福柯要比阿多深邃和有趣得多。

大体上来说,这是福柯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它们在很多时候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个体既可能被权力和知识被动地塑造,同时他也可以自我塑造。现代人就是在这几个领域的复杂交织关系中被塑造而成。需要说明的是,福柯的这些观点或者结论是以大量的历史材料作为支撑的。他有很强的实证性。他自己说,什么是哲学?哲学无非就是将历史和政治结合起来的讨论。

福柯在西柏林工业大学里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

问:如果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那福柯也算是历史学家吗?他到底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或者说,他和一般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有何区别?

答:说福柯是历史学家当然也没有问题,但他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福柯对西方的历史和思想进行了重新的书写和解释。在福柯之前,当然有各种各样对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经典解释。但福柯切入的角度与众不同,你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疯子的历史,惩罚和监狱的历史,性的历史,人的自我修身和自我技术的历史,人文学科(甚至还有医学)这一套知识的创制、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还有治理技术的历史,等等,这些都是福柯著作中非常明确也是广为人知的历史主题。事实上,你还可以在福柯著作的边边角角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历史。这些都埋伏在他不同著作中,时隐时现。福柯的写作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研究内容而呈现出异常丰富的面貌。

福柯讨论任何主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历史视野,都会将这个主题的演变脉络贯通起来。就拿性的历史而言,一般人认为基督教的性观念和古希腊是完全对立的。希腊社会相对开放,而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是个禁欲主义时代。这两个时代在性观念方面好像没什么关联。但是福柯发现,古希腊时期就存在着性节制的问题,一部分希腊贵族为了自己的好名声而刻意压制自己的性要求。这种主动的自我压制到罗马时期就开始带有一些被动的强制性了,或者说,性压制同时有主动和被动这两方面。到中世纪,性基本上就是被强制性地严格地压制了。福柯的研究表明,性压制存在着一个非常隐蔽的希腊源头。我再举一个例子,福柯当然不会说现象学的主体概念来自基督教的主体概念,但是,他还是指出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隐秘关联。基督教的主体当然是舍弃自我,或者说通过不断地忏悔和坦白的方式将自我清空,这样的清空自我如何转化为笛卡尔的怀疑式的自我概念?而笛卡尔的主体概念又如何转化为现象学的“悬置”主体?从自我舍弃到自我悬置,这里面当然有复杂而细微的差异和联系,但是,它们仍旧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联结。这种历史视野,实际上就是福柯所谓的谱系学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柯是历史学家。但福柯又不仅仅是以传统历史学家的方式来撰写这些历史事实本身,他还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提取理论和哲学——这才是他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同典型的哲学家不一样的是,福柯的哲学和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他独特的追求真理或哲学的方式。真理和理论有扎实的史实地基。这一独到之处使得他和传统哲学家区分开来:现代哲学家几乎都是思辨性的,你看康德的著作,也看差不多与福柯同时代的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著作,那些都是纯粹的思辨哲学,你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看到具体的历史和叙事,他们是通过高度概念化的抽象思辨和逻辑推演来展示他们的智慧的。那是始自柏拉图的传统哲学的魅力。

而在另一方面,历史学家通常陷入细致的历史考证中,很少上升或论及哲学,很少抽象化和概念化。福柯在哲学的思辨分析和历史的事件考证这两个方面,都不逊色于任何一位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实际上,他到底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并不重要。福柯对这样学术职业的划分也毫无兴趣,他既不把自己看成是历史学家,也不把自己看作是哲学家。我记得他受邀给法国的一群哲学家做过讲演,开头就说,你们这些哲学家……

问:是不是因为他的理论和哲学正是以历史为根基搭建起来,福柯的著作才能更广泛地被接受?这是不是福柯著作更流行的原因?

答:这肯定是原因之一。这点塑造了福柯独特的研究风格。我读福柯的时候,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历史史实都在遭受哲学目光鞭辟入里的分析。我从未见过哲学和历史(叙事)有着如此美妙的融合。

大家都熟悉的《规训与惩罚》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开篇,就像是电影镜头的播放,但是,这些残忍而逼真的镜头播放完毕,一种敏锐的思想和理论分析迅速展开,这些具体的场景变成理论的基石和材料。对于福柯来说,哲学和思想是在历史剧场中展开的,它也因此获得了活生生的形象。福柯曾用“哲学剧场”来夸赞德勒兹的哲学,但这实际上也是他的自我指认。正是因为这种剧场性和历史的在场感,使得福柯的著作较之纯粹的思辨哲学而言,更有可读性。福柯说,他写关于监狱的书(就是《规训与惩罚》)一定要让里面的犯人能读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可读性并不是通过牺牲复杂性来达成的。福柯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有一种清晰的深刻。他会对材料进行一层层地递进性分析。当你以为他的分析已经完美无缺的时候,他自己还可以指出这种分析的不足,然后将他的分析无休无止地继续进行下去——这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最令人佩服之处。这样的能力,我只是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感受到过。

安德烈·布鲁耶的油画作品《沙普提厄医院的临床实践课》(1887),描绘了沙尔科授课时的场景

德勒兹和福柯都不属于传统的哲学家,他们两人彼此欣赏。但他们的风格也完全不同。德勒兹的著作,包括他和加塔利合作的著作中,也不怎么出现历史叙事,他喜欢将文学、电影和绘画作为他的哲学素材。他最重要的哲学书《千高原》完全不是实证性的,甚至也主要不是思辨性的,而是想象性的,那本书里面充满了无法证实的奇思妙想。我觉得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充满想象的哲学形式,哲学的风格和艺术的风格无限接近,在他之前和之后好像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哲学写作形式。在法国,人们要提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当代哲学家就是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除了具体的哲学思想不同外,他们的风格也有差异:福柯偏重历史,德勒兹突出了想象,德里达在进行残酷的思辨。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大而化之的非常印象化的区分。伟大的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哲学的思辨性是最基本的。德勒兹早期的哲学著作都是思辨性的,福柯也有纯粹的思辨性著作,《知识考古学》和《词与物》都算是典型的思辨性哲学,这也是福柯最晦涩的两本书,是福柯自己搭建的空中楼阁。不过,福柯后来不太提及这两部著作,他对这两部书不是特别满意。也许是这两本书有太强的结构主义因素——福柯不愿意将自己归结为结构主义者,也许是因为这两部著作的史实感和实证性弱一些。不过,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词与物》。

问:那福柯最重要的著作是哪些呢?

答:福柯的著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重点。他在世的时候,人们谈论最多的主要是《古典时代疯狂史》《词与物》《规训与惩罚》和《性史》这几本书。这也是他最有名的几部著作。不像海德格尔,人们一提起来,肯定认为《存在与时间》最重要。但是,福柯的书很难说哪本最重要。你可以说,每一本都重要,每一本都是代表作,因为他的每一本著作都算是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也是福柯的非凡之处,他一直在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重复的书。但如果非要让我选择一本的话,我还是要选《规训与惩罚》。这是他被读得最多的书。许多人对福柯的了解都是源自这本书。概要地说,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17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微观机构和体制,这些机构体制部署着各种各样的小型权力,它们设置了严格的纪律、规范和监视机制,对其中的个体进行训练,使他们变得驯服而有用。微观权力就此充斥在社会的细微肌理中。这是福柯最重要也最为人所熟悉的社会理论。

1977年,福柯在贝尔纳·亨利·列维的家里接受采访,他们这次的谈话内容被刊登在《新观察家》杂志上

在20世纪,能与这本书相提并论的社会理论著作中,大概也只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如果加上更早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话,你可以说,这是三种最有影响的讨论现代欧洲社会变革和形成的理论。大体上来说,马克思是从商品(经济)的视角,韦伯从基督教(文化)的视角,福柯从权力(政治)的视角着手来研究现代欧洲社会的转型。虽然这三种理论的角度、材料、论证方式和视野完全不一样,但是,它们得出的结论却有相近之处。韦伯认为现代欧洲变成了一个铁笼,福柯认为是一个监狱,马克思则看到了血汗工厂。

规训权力是福柯最为人熟知的理论。事实上,17世纪在欧洲被发明出来后,规训作为一种严密的控制类型一直存在,它并没有过时,只不过规训技术较之17世纪发生了变化。

问:但福柯也提到了另一个很有名的概念“生命权力”,生命权力和规训权力有何不同呢?

答:福柯研究了规训权力后,马上转移到生命权力上面来。后来又用了另一个词生命政治取代了生命权力这个概念。这两个词的意义基本相同。在《性史》第一卷的最后一章和《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章中,福柯开始涉及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的讨论。他1978、1979年连续两年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授课《安全、领土、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都分析了生命政治。因为这两本授课稿是在福柯去世后很久才出版的,所以很多人只看过《规训与惩罚》就批评说,福柯只注意到微观权力,而没有涉及主权权力。实际上,这两部授课稿讨论的就是主权权力,是主权权力所施展的治理术的历史。所谓的生命政治就是一种治理术。17世纪欧洲的治理术采纳的是施行重商主义的国家理性,到了18世纪下半期就开始转变为生命政治,这也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术。这两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两种治理术的转变过程以及它们的各自特征。如果说,《规训与惩罚》更偏重微观权力也因此更偏重社会理论的话,那么,这两本书更偏重主权权力因此也更偏向政治理论。这两本书在西方的福柯研究中越来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对《规训与惩罚》的补充。我愿意将这三本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们较为完整地揭示了17~19世纪的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权力运作机制。

问:这都是福柯重要的也是影响巨大的社会理论著作,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你个人偏爱的但又不太有名的著作呢?

答:我喜欢福柯早期的文学评论文章。对我来说,那就是诗。那些文章不是去表达意义的,很多人说看不懂。是的,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没法看懂的,它是一种特殊的写作实验和语言实验,它本身和他评论的对象一样是文学创作。福柯提到马拉美的时候说,马拉美等人的写作是让语言自我折叠,让语言展示自己的陡峭一面而不是去传达或者再现某种外在的意义。这实际上也是说他自己的写作实验。这是福柯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一面。

说到偏爱,我个人偏爱的是福柯的最后一本书《说真话的勇气》,这本书关注的人不是很多。它有一半的篇幅是讲古代的犬儒主义。福柯着重分析犬儒主义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我不能肯定哪些是真实的第欧根尼,哪些是他想象的第欧根尼——毕竟关于第欧根尼的资料太少了。福柯在有限的材料中赋予了第欧根尼特殊的意义。他将第欧根尼视作为了捍卫真理昭示真理而同整个世界作战的人物,他甚至试图从欧洲2000多年的历史中寻找这样的为真理而生的人物传统。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深受感动:人类最美之物是勇气,是追求真理、表达真理和显现真理的勇气。真理,这也是福柯苦苦追求的东西。我觉得福柯病逝前讲犬儒主义不是偶然的,他在讲授这个课程的时候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他可能是对自己进行最后的总结:或许他想把自身投射到第欧根尼身上去,也或者说,他最后试图从第欧根尼那里发现自身和总结自身,他试图将自己纳入到犬儒主义这个传统中来。犬儒主义者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完全不顾及世俗的道德、财物和名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声名狼藉。福柯曾经写过一篇精彩绝伦的文章《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他用最优美最抒情的笔调将那些尘封在历史档案中的过往的声名狼藉者显现出来。这篇文章虽然不是讨论犬儒主义者的,但是,福柯对历史中的声名狼藉者总是抱有同情之心。德勒兹甚至猜想说,福柯在内心深处就是想做一个声名狼藉者。

凡·高的作品《放风的囚犯》(1890)

问:今年是福柯逝世40周年。世界很多地方都举办了福柯的纪念会议。在今天,福柯为什么还会引起持续而广泛的关注?

答:我刚才说过,福柯的著作异常丰富和多样。你甚至可以说,他无所不谈。他是真正没有学科界限意识的。他的材料除了书籍之外,还有大量档案,很多是尘封多年无人问津的档案。这些档案也不局限于某一种类型。所以福柯的书总是让人感到是全新的,除了思想观点的新之外,就是材料的新——人们很少在前人的书中看到福柯探讨的内容。除了研究古典哲学著作之外,福柯很少引用大人物的话,也很少引用经典著作的材料。他经常利用历史上不为人熟知的书本和普通素材。

如果对他的书非常熟悉的话,你会发现,今天的各种“事件”,在他的各种历史著作中总是能够找到回应,他总是提前谈论过这些事件。我甚至有这样一个印象,看他的书,好像人类历史真的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历史大概真的是在一遍遍轮回。比如战争问题、人口问题、瘟疫和公共卫生问题、监视和控制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劳动问题、自由贸易问题、城市建造问题、医院和医学的问题、种族主义问题、精神和心理分析问题,等等,这些在今天仍旧是被广泛讨论的焦点性问题,但它们在福柯的著作中都被或详细或简略地分析过。

1966年6月,福柯(中)出席伽利玛出版社在巴黎举办的活动

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福柯著作的重心,它们往往是作为分析的片段材料进入到他的讨论中的。许多这样看起来是顺带提及的分析都沉睡在福柯的著作中,很少被人挖掘出来谈论。比如说,福柯在好几本书中都简略地谈到过麻风病、黑死病和天花这些传染病。但在这次大流行之前,人们几乎不提及福柯的这些讨论。他还在书中涉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他在1984年的最后一本讨论古代犬儒主义的书中,提到了“真爱”,在《不正常的人》中分析了连体婴儿和残疾人,在《安全、领土、人口》中提到了粮食安全,在访谈中还提到过养老和社会保险,等等。在福柯的书中,有许多这类很短小的似乎是边缘性的补充论述。福柯说,我把这些问题先标记出来,它们很重要,但是我暂时还没有时间展开研究。

遗憾的是,福柯走得太早了。福柯书中这些看起来临时性的思想标记非常具有启示性,他书页的字里行间四处闪耀着细碎而密集的思想之光,它们像宝矿一样有待今天的人去开挖。阿甘本就是从《性史》第一卷一两段关于种族主义大屠杀的论述中,挖掘出了生命政治的价值。我觉得这几段话也是阿甘本的《神圣人》一书的重要思考来源。另一个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也是从那个部分关于死亡的简短论述中发展出了他的死亡政治理论的。将福柯的片言只语激活,这是阅读福柯的一个极佳方式。实际上,福柯也是这样去读尼采的。他为什么写了一本《古典时代疯狂史》?就是因为尼采在他的书中说,我们有太多历史著作了,但为什么没有类似疯癫的这样的历史之类的书呢?那好吧,福柯就开始写这样的书。

你读福柯的时候,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个思想者的著作如果对现实没有回应的话,很难产生持续的影响。探究今天的很多“事件”都会让人重返福柯的著作。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持续流行也是如此。但是,在整个20世纪,福柯是唯一一个对各类人文学科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你看看,哪个文科院系没有学生读福柯?

问:但福柯似乎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不断地有人批评福柯。

答:是的。这种批评有好几类。一种当然是学术观点上的批评。这类批评很正常,几乎没有思想人物不遭受批评。法国有一股鼓励知识分子论战的氛围,媒体也愿意参与其中。福柯和萨特、德里达和鲍德里亚都有著名的争论。这种学术上的争论当然也夹带着文化资本这样的私货,德里达和鲍德里亚都算是晚辈来挑战福柯的地位;萨特是作为长辈看到了新起来的福柯对他构成的威胁。福柯当然要回应。这些争论很难说有结果。当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福柯的材料运用不规范,比如《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愚人船,历史学家说没有这样的愚人船。大体上来说,这些都可算是学术争论。

还有一类争论是立场上的。福柯经常遭受保守派的攻击,这包括全世界的保守派。我记得前两年还有保守派毫无根据地指责福柯在北非的私生活,后来表明那个人就是造谣者。《生命政治的诞生》出版后,激进派也开始批评福柯了,就是因为福柯在那本书中讨论了弗莱堡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福柯在书中是非常客观地分析这两个学派的,但他不是将它们作为政治观念或者教义,而是将它们作为西方治理术的最后实践环节来看待的。他在书中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做出评价。只要认真地读过那本书的人,根本看不出福柯对他笔下分析的人物和思想的态度。

不过,福柯受到激进派和保守派两方面的批评,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他并不极端,既不是太激进也不是太保守。他说,他的立场选择,取决于具体事件,取决于他亲历或者看到的事实,而不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抽象信念或者教条。他只相信真理,但是没有普遍的真理,就像他说没有普遍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怀疑主义者。

1971年11月27日,福柯和萨特在巴黎参加示威游行活动

问:客观表达,将自己的情感和偏向隐藏起来,这是福柯哲学的一般写作方式吗?

答:他的一部分著作是这样的,尤其是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13门教程。这些讲义都是福柯病逝之后出版的。它们规模宏大,几乎和福柯生前出版的著作等量。福柯当选为法兰西公学院院士后每年都要上公开课(1977年休假一年),每年都要写讲义,每本讲义都是一本著作。上课的时候完全是读稿,很少离题发挥,也很少有他著作中那些突然涌现的情感爆发和华丽修辞。因为面对的听众五花八门,福柯的这些讲义既中性客观,也尽量清晰流畅,他努力追求一种朴素而准确的授课表达形式。同时,福柯的这些讲义基本上都是上课前不久写的,这可以从他讲课内容中看出来,他经常在课上说下次(两周之后)会讲什么,但是,到了下次他又没讲他的预告内容,他讲了别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一边讲课,一边查阅资料来准备和修改自己的讲义,这些讲义可以看作是福柯思考过程的记录。但这并不是说他的讲义不完整,而是说,福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也许这些讲义还可以更加完善。不过,福柯是允许自己的讲义照此出版的,他活着的时候就抱怨这些讲义出版得太慢了。

跟讲义稍稍不同的是,福柯生前出版的主要著作,都经过了仔细的打磨。福柯以苦行的态度来修改自己的稿子,尤其在表达方面煞费苦心。我前面说过,福柯有诗人的天分。他早期的《古典时代疯狂史》是关于沉默疯癫的诗篇,作者的激情和愤慨按捺不住地从书页中散发出来。他70年代中期的著作《规训与惩罚》、《求真意志》(《性史》第1卷)等,辛辣、睿智、雄辩、递进,最后,一种分析性的富于力量的洞见腾空而起。他晚期的著作恢复了平静,逐渐趋向典雅、庄重,越来越接近他喜欢的罗马人的优雅风格。福柯在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写作风格。但是,词语和句子的考究和精妙自始至终贯穿其中。

1984年5月,法国巴黎,福柯在罗丹博物馆留影

可以说,正是福柯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一个被称之为法国理论的时代。哲学开始脱离了由笛卡尔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思辨传统,冲破了大学封闭围墙的禁锢,它瞄准了现时,它别样思考,它戳破了各种各样的神话,它变得生动。最后,我还是要说明这一点:福柯的生活和他的哲学密切相关。对于福柯来说,不仅要有哲学实验,也要有生活实验。或者说,生活实验就是哲学实验。

〔本文汪民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福柯的界线》,主编《福柯文选》《福柯的面孔》(与人合编),拍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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