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生活限制多，航天员该如何保持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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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生活与地面生活有很多不同。在空间站上，不仅空间狭小、密闭，而且各种仪器设备会不断地发出噪音，再加上交往的人群非常有限，长期生活在这里，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航天员该如何应对呢？

2021年8月13日，俄罗斯塔斯社发布重磅消息，指责美国航天员瑟琳娜·奥农·钱塞勒是2018年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俄罗斯联盟MS-09号飞船漏气事件责任人。对此，美国方面拒不承认。

此事还引发了人们对航天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空间站“悬案”

2018年8月29日，地面工作人员发现国际空间站有漏气的迹象，起初他们怀疑有流星碎片击穿了空间站舱壁。次日，在进行全空间站排查后，漏气的原因锁定在俄罗斯联盟MS-09飞船轨道舱内。航天员在舱壁上发现了一个直径约2毫米的圆孔。他们用环氧树脂和胶带进行了紧急修补。然而，这个小孔有明显的人工钻取痕迹——究竟是谁做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美国、俄罗斯航天部门对此展开了全面调查。美国坚持认为，漏气事故是俄罗斯飞船地面制造阶段人为失误引起的。但是俄罗斯方面称，经过出舱太空行走检测，表明这个来历不明的孔是飞船发射后“由内向外”钻取的，因此排除了地面制造阶段钻孔的可能性。

在事发接近3年后的2021年8月13日，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航天部门终于锁定了罪魁祸首，他们对美国女航天员瑟琳娜·奥农·钱塞勒发起指控，指称她就是MS-09飞船凿孔事件的嫌疑人。钱塞勒因为在轨期间发生颈部静脉血栓导致心态紊乱，于是悄悄破坏了俄罗斯的飞船，试图触发国际空间站紧急撤离程序，以提前返回地球。

报道进一步指出，航天员在联盟MS-09飞船轨道舱内总共发现了8个钻孔痕迹，只有其中一个被凿穿了。而这些孔是在轨道舱外壁最厚的部位钻取的，显然钻孔者并不熟悉联盟飞船的设计结构。经历此事的所有俄罗斯航天员均通过了测谎调查，但美国却拒绝了俄罗斯对美国航天员进行测谎调查的要求。

航天员的心理健康

众所周知，成为一名航天员需要极其严苛的体能训练，以适应发射、返回阶段极限的加速度与在轨时的失重环境。但同时，航天员的心理健康也不可忽略，维持航天员的心理健康对于保证航天任务的正常进行至关重要。

太空生活与地面生活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空间的限制，航天员长期生活在密闭、狭小、单一的航天器中，同时航天器中各种设备不间断地发出各种噪音，会对航天员造成巨大的心理挑战，若是不加干预，航天员甚至会产生幽闭恐惧、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等各种心理问题；其次是社交的限制，在长达几个月的飞行任务中，航天员每天打交道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事，易产生不良情绪而难以疏导。

国际空间站中

9名航天员用餐时的合影

狭小的空间十分局促

在载人航天发展的初期，由于缺乏数据与经验，对航天员心理问题考虑不充分，自苏联1971年发射第一个空间站礼炮1号以来，曾经多次出现过航天员之间关系冷漠、互不理睬的紧张现象。1985年礼炮7号空间站联盟T-14任务的指令长弗拉基米尔·瓦休京因在轨期间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提前终止任务返回地球，这是载人航天界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的心理危机事件，为其他国家的航天员选拔与训练敲响了警钟。

苏联/俄罗斯和美国进行的多次有不同国籍航天员的航天任务中，由于文化背景与母语不同等各种因素，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航天员甚至出现了互相敌对的压抑关系，使他们在完成任务时难以配合。这种航天员之间的分歧还常会扩大到与地面的沟通方面，航天员甚至会将愤怒发泄到地面工作人员身上，难以听从指挥。在美国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对接的几次任务中，就多次出现了乘组与控制中心专家关系紧张的局面。

常规的国际空间站及中国空间站的任务时长为180天（6个月），符合受训航天员的心理承受水平。而在1994到1995年，俄罗斯航天员瓦列里·波利亚科夫在和平号空间站创下了连续在轨437天（14个月）的世界记录，他在轨期间心理状况良好，初步证明航天员经过训练后，可以在较长时间的太空飞行中保持情绪稳定，这也为后期长时间的载人火星探测任务提供了有力的可行性支持。一般而言，对于航天员的心理问题可以在3个阶段加以训练与干预——地面训练阶段、在轨运行阶段与任务结束后的复健阶段。

地面训练阶段

航天员选拔阶段，心理健康方面就占了不小的比重，经过各种专业测试可以选拔出心理承受能力强的航天员。符合要求的航天员一般需要具有超常的情绪稳定性、积极的心态、高度的自信、超强的应激处理能力、较强的适应能力、独立客观决策的能力和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这些特质在航天员面对超负荷身心考验、执行各种复杂任务、处理任务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甚至在太空遇到突发险情时大有裨益。

在经过心理、生理两方面极为严苛的筛选后，选拔出的航天员可谓是凤毛麟角。此后便会进行进一步的针对性的训练。我国的航天员的心理训练包括专业心理训练和结合性心理训练两类。在专业心理训练中，主要是通过专业的心理学训练增强航天员的情绪管理能力，以帮助航天员缓解在任务过程中紧张、烦躁、恐惧的心理。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发射时独自面临着生死考验，但他的最高心率仅有100次/分钟左右，在短短21个小时的任务中他依然可以安然入眠。结合性心理训练更加多样化，一般会通过与跳伞、超重训练、失重飞行、野外生存等训练等内容相结合，以考察航天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并作出特异性的训练。2018年5月9日至27日，在巴丹吉林沙漠进行了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的航天员野外生存训练。在为期19天的训练中，15名航天员除了掌握沙漠环境的生存能力外，心理辅导人员还从每位航天员选择求生设备种类、作出决策所需时间与队员团结协作等方面考察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飞船发射之日，3名航天员从清晨起床直至当天傍晚成功与天和号核心舱对接，总计19小时未休息。19小时不睡觉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已经心力交瘁了，但航天员们依然完美、可靠地完成了所有既定任务。据航天员汤洪波透露，我国组织过72小时狭小空间睡眠剥夺实验——在狭小的空间内，限制航天员三天三夜不睡觉，还需要在保持头脑清醒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判断任务。在实验的后半段，身体是否困倦已不再重要，更多的是强大的内心在支撑着航天员继续坚持下去。这一看似残酷的实验是有未雨绸缪的建设性意义的，假如航天器突然发生紧急情况，航天员面对缺电、缺氧等严峻考验时，保持镇定的判断能力对保证航天员的安全非常重要。

中国航天员在听课学习

地面训练阶段会尝试寻找每一位航天员的性格特点，对不同性格的航天员进行分析与匹配，力求使每一次任务的航天员组合间的性格匹配，有助于增维持航天员在轨期间的情绪稳定性，增强航天员乘组的任务协作能力——甚至只需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这可以避免存在潜在交际冲突可能性的航天员乘组执行任务。在我国天和号核心舱升空3年前的2018年3月30日，航天员们便已全面开展了空间站任务训练，其中空间站建造阶段的神舟十二号至十五号飞船乘组在当时已经经过科学论证，确定了最优的航天员乘组搭配方案。

在太空中放松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望向舷窗之外——俯视充满生机的地球家园，体会在地面无法感受到的震撼与壮美。国际空间站拥有一个高1.5米、最大直径2.95米的穹顶舱，共设有7面大天窗，其中最中心的圆窗直径达到了80厘米。除了可以直接观察机械臂供航天员操作外，穹顶舱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球观景台。航天器上的舷窗是必要的，航天员可以欣赏漂浮在脚底的白云朵朵，可以期待飞越自己的祖国与家乡，甚至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夜晚云层中转瞬即逝的闪电。

2011年3月

航天员在穹顶舱拍摄地球地貌

在太空中保证航天员拥有足够的私人空间有助于航天员保持身心健康。我国空间站核心舱在小柱段设计有3间独立卧室，每间卧室都有足够的密闭性，既给航天员提供了比较安静的休息环境，也为航天员提供了隐秘的私人空间。航天员可以使用家人的照片、玩偶等物品装点自己的卧室，使它更加温馨。每间卧室还有一个小舷窗，伴着漫天星光、飞过高山碧海，在空间站睡觉也能无比浪漫。

劳逸结合是公认的提高工作效率、放松身心的方法，在太空中同样如此。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与地面工作人员的上下班时间基本一致，在每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航天员可以在太空中听歌、运动、看视频，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如今航天员还可以在太空中与家人进行视频通话。美国宇航局航天员斯科特·凯利表示，即使是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他也会腾出时间来做一些有趣的活动，包括看电视剧《权力的游戏》。

我国空间站为了缓解长时间任务给航天员带来的思乡之情，还特意为每一位航天员制作了自己家中的3D画面，航天员可以通过VR技术“回到”自己最亲切的家。此外，为了防止长时间在轨的“与世隔绝”生活使航天员与社会脱节，我国航天员每天还会收看《新闻联播》直播，了解地面发生的重大事件。

地面工作人员也会持续关注航天员的心理状态变化，并作出指导。1987年2月，苏联航天员罗曼年科乘联盟-TM2飞船进入和平号空间站，规划任务时长达到一年，希望打破人类在太空生活时长的记录。但是，罗曼年科日渐疲劳，精力逐渐退缩，但地面指挥中心没有让他返回地面，而是逐渐缩短他的工作时间，由原来的每天8.5小时一步步缩减到每天4.5小时，使他创造了太空生活326天的世界纪录。虽然这一记录后来又被打破，但是罗曼年科为航天员在轨心理状态干预提供了宝贵的心理学数据。

为了避免航天员在太空中心理出现不可控制的心理问题，国际空间站甚至准备了镇定剂、抗抑郁剂等应急药品。美国宇航局规定，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如果有航天员有恶意破坏航天器等危险行为，其他航天员可以使用暴力将其制服，并强制注射镇定剂。有备无患，令人庆幸的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航天员被强制注射过镇定剂。

返回复健阶段

在航天任务结束、航天员安全返回地球后，并非可以直接进行放松与休整。

阿波罗任务中登月成功的航天员在返回地球后，由于突如其来的巨大名誉以及登月带来的超感官心理冲击，对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阿姆斯特朗成功登月后，曾发出过“到底要多久，大家才不把我当做一名航天员看？”的感慨；阿波罗14号航天员艾德加·米切尔回来后专注于通灵学，并创立了研究超自然现象的“意念科学研究会”；阿波罗15号航天员詹姆斯·艾尔文返回后创立了名为“高飞”的宗教组织，1973年起，他数次率领团队去土耳其亚拉拉特山寻找“诺亚方舟”的残骸。

以上是几个典型的航天任务结束后航天员心理复健不完善的例子。由于航天员在太空中长时间密闭生活，返回地面后航天员们会感到不适应。地面心理工作人员会引导航天员们与社会进行衔接，帮助航天员快速恢复至健康的心理状态。这对于航天员迅速融入社会并执行下一次任务起着关键的作用。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时至今日依旧进行着与其他航天员同等的训练，时刻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准备为国出征。

作为航天工程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航天员心理引导与干预时至今日依旧是航天员系统的重要研究内容。人类今后走出地球、踏上火星甚至飞出太阳系的征途漫漫，需要心理强大的勇士，耐得住寂寞与孤独，去为人类探寻未知的明天。

本文原标题为《航天员心理健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载于《太空探索》杂志2021年第12期。

来源：中国航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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