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心性修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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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强调修身养性最主要的就是清心寡欲，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即是说，要诚心诚意(诚身)就必须明白心、性本来是善的，然后才能专心致志地去追求善的本性(思诚)，这才是人的修养之道。总之，就是要根据人的个性、气质，特别是性格、心理的弱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心性修炼，以达到提升整个的人生境界。

三、心性修养

孟子提出性善说，并把心性与天联系起来，构成了尽心、知性、知天的系统化的修养理论。尽心、知性即穷尽人的善心，明了人的善性，这样就是知天，即善心、善性从根本上说是天生的，有自然哲学的依据。那么，如何保持和发展善心、善性呢?孟子提出了“寡欲”和“思诚”。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强调修身养性最主要的就是清心寡欲，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孟子说的是“寡欲”，而不是“无欲”。荀子反对“纵欲”，但也反对“去欲”、“寡欲”，而是主张“节欲”、“导欲”和“养欲”。儒家与道家不同，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纵欲主义，而是走中道的节欲主义。

在儒家修养之道中，“诚”占有极高的地位。实际上，它是儒家道德体系的根基。《中庸》指出，因着“诚”，人便能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人首先与父母然后和子女有着关系。这个血缘的联结是自然的。但是，如无“孝”，则这种自然联结就会日趋松散，并终于流失，使人同于禽兽。因着“诚”，人还发现自己是在一定等级的社会中生活，因而他需要“忠”，他进而需要朋友交往，因而需要“信”，等等。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即是说，要诚心诚意(诚身)就必须明白心、性本来是善的，然后才能专心致志地去追求善的本性(思诚)，这才是人的修养之道。他强调思诚，就是要人们找回那遗失的先天善性来。

荀子也强调“诚”，他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君子修身养性没有比诚更好的途径了，能够做到诚就不会有任何意外之事发生。他还说:“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荀子·修身》)意思是说，理气、养心的方法:血气方刚，就用心平气和来柔化调和;知识和忧虑日渐加深，就用专一来改变;勇猛乖戾，就用人生的道路来理顺;平等地都给予便利，就用节制来制止;知识气量狭隘，就用广大来开导;自卑低下着重迟缓又贪图利益，就用高远的志向来激励;需要大众之力而又散漫，就用良师益友来威逼;怠慢轻狂而弃忘，就用灾祸来昭示;愚蠢空虚而又端正恭谨，就用礼乐来调和，又用思索来疏通。一般来说，理气养心的办法，莫不走向社会行为规范，莫不要得到良师，莫不神化于专一。这就称之为理气养心的办法了。总之，就是要根据人的个性、气质，特别是性格、心理的弱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心性修炼，以达到提升整个的人生境界。

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孟子有关心性的理论，他们把“心”分为道心、人心，把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道心即善心，人心则可善可不善。道心与人心并不是说人有两个心，而是指人心的两重性。“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本然之性”、“义理之性”，是指天理在人心中纯然至善，无一丝杂质渗于其间的状态，它完美无缺，万善皆备。“气质之性”则是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天理必须寓于具体的人体之中，而又是由气聚合而成，气又有昏明清浊之异。这样，寓于人体的天理不免被这些不清纯的气所遮蔽、侵蚀，使之有杂质，这就是气质之性。

理学家认为人的修养就是变化气质，即学习和实践，逐渐灭去人心和气质中所具有的“恶”，复归到“本然之善”的“天理”(天命之性)，这就叫“变化气质”。“学至变化气质，方是有功”，“积学既久，能变化气质，则愚必明，柔必强”[6]。

在具体修养方法上，理学家继承、发展了孟子的“寡欲”说，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有禁欲主义的倾向，如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周敦颐就认为，无欲是主体修养的最重要的准则。他说:“于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其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又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宋明理学家进行“天理”、“人欲”之辨，一般都认为欲有蔽知的危害。如程颢说:“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也认为，人的天赋灵明之所以昏昧，完全是被“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大学章句》)。因此，程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欲则不惑。”(《程氏遗书》卷十五)朱熹更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同样认为:“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传习录》下)，并要求人们“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传习录》上)。

对于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近代以来多有误解，多持批判态度。首先，一般人往往把“天理”与“人欲”对立地看待，实际上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钱穆曾经在《朱子学提纲》中说:“理学家无不辨天理人欲，然天理人欲同出一心，此亦一体分两体合一之一例。朱子论阳不与阴对，善不与恶对，天理不与人欲对。”这就是说，“天理”与“人欲”不是对立的，就像天地不是对立关系，男女也不是对立关系一样，当我们把两者看做对立关系的时候，便已经不是朱子的原意。这样，我们所批判的“存天理，灭人欲”就不是朱子的意思，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认识了。

其次，认为这里的“灭人欲”就是反对人的一切生活欲望，如必要的衣住行食色性等，其实，“人欲”一词过去指一人之欲，实与私欲同意。宋明理学家所说的人欲，就是指私欲，而凡有普遍的不得不有的人的自然欲望，都不能叫人欲，而属天理范畴，如饥而求食，寒而求衣，以及男婚女配，都是符合天理的。但是，对于食而求美味，衣而求美服，不安于夫妇之道而别有所求，则是人欲。所谓天理人欲之辨实是公私之辨。[7]如“二程”就说:“天下之害，无不由求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程氏易传·损》)即就是说，天理是本，人欲是末。宫室、饮食、刑罚、征伐，都是天理所应有;峻宇雕墙、淫酷残忍、穷兵黩武，则是人欲之过了。

朱熹把“欲”分为“不好底”和“好底”两类，主张灭去“不好底”欲，他举例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这样就肯定了人合理(天理)的生存要求。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修养论的总纲，由此还推导出一些具体的方法，如主敬、集义、克己、改过等。

“敬”在理学家那里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外貌端方，举止规矩外，主要指内心守住心中“义理”，保持一种“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整齐严肃”的精神状态。朱熹说主敬是“圣门第一义”，是“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朱子语类》卷十二)。

“敬”还要通过“集义”来完成:“敬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用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8]这就是说，在心性修养中，既要“敬以直内”，又要“义以外方”，以达内外统一，体用一致。(www.chuimin.cn)

“主敬”具体可以分为两类:操存和涵养。“操存”就是稳住自己的“本心”，不使其因物诱而放于外。具体操作又可分为“闭邪”——阻止外邪的引诱和“主一”——驱除心中一切杂念，只存一个“敬”字。

“涵养”之法，可细分为“养心”、“养志”、“养气”。“养心”就是摒除物欲而使心中所有的“义理”渐明。“养志”就是以养志战胜习俗之气，使习气不能动其心。“养气”就是养浩然之气。

还有“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心;“改过”即改正行为中的过失。私心与过失，二者都是根源于“欲”的，但又有不同:私心是“未发之时”的东西，即行为发生之前的想法、动机、念头;过失是“已发之后”的东西，即行动过程中的不正确行为。

【注释】

[1]李煌明:《“孔颜之乐”——宋明理学中的理想境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刘保才:《〈大学〉〈中庸〉的道德政治论》，《求学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0页。

[3]刘志琴:《礼制和等级观念》，《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

[4]〔美〕D．布迪、C．莫里斯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4页。

[5]《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第14页。

[6]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08页。

[7]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55页。

[8]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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