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自由——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

发布时间：2024-11-12 20:31

生活与自由——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

西方哲学史家将马克思、尼采和克尔凯戈尔并誉为西方哲学史上三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叛逆”哲学家。[1]( P351)此处“叛逆”的内涵是指马克思哲学改变了传统哲学“贵族式闲暇哲学”的面貌、改写了哲学存在的方式与目的、改变了哲学的价值立场与服务对象、改变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确立了新的价值目标。简言之,“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P61)使哲学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构建与塑造, 从而保证人的生活自由得以真正实现。

马克思毕生致力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2]( P75)而马克思哲学作为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改变现存事物的现实活动的根本理论, 其深层价值指归是: 为了人的解放与自由,或者说马克思哲学是始终围绕着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建立与展开的。“马克思的眼界一开始就是总体自由的眼界。他所关怀的是人类的自由, 而他所瞩目的则是现代社会中与人类自由相对立的两个特征: 不可避免的苦难与生命的浪费”。[ 3]( P29)这样, 对解放与自由的诉求 (在目标的设定、现实的基础、实现的主体、实现的路径及其中所蕴涵的主体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 , 就凸显出马克思哲学特殊而重要的理论品质。透析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诸多具体的论断, 笔者认为,“生活与自由”这一主题能较为恰当与准确地概括和表征出马克思哲学的整体精神、理论旨趣与伦理取向、内在本质。由此, 深入探讨“生活与自由”这一主题, 既能很好地厘清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主旨与价值内涵, 有利于揭示马克思哲学对于“我们的生活”的真切意义、探寻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有效路径, 同时又能矫正马克思哲学纯粹技术化、知识化解读的倾向, 从而确认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一

马克思创立其哲学理论的动意, 决不是为了遵循西方哲学的传统, 构建出一个完满与自足的理论体系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体系化的哲学家, 使自己的哲学仅仅再现哲学作为“概念诗”的逻辑与价值;[ 4]( P93)而是首先为了服务于无产阶级自我拯救、自我解放, 争取生活自由, 建立自由生活的革命运动, 亦即是5为无产阶级改变自身异化生活境况的斗争实践的需要, 使哲学从纯粹理论自足形态走到现实生活中来,成为生活改造的一种力量, 从而使“哲学”现实化。“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 就不能成为现实; 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 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2]( P16)这正是马克思创建自身哲学直接的现实性指归, 表征着马克思哲学反叛传统哲学、标榜超主体的价值取向。因为从当时无产阶级改变自身生活, 追求自身解放与自由的具体情境而言, 渐次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 已经开始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开始面向自我生活解放与自由的全面性要求, 从而内在地需要一种具有充分现实性的成熟理论。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哲学,没有一种整体观念 (马克思起初称这种观念为‘人道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就不能满足无产阶级的多重要求”。[ 3]( P35)然而, 以抽象人性论、抽象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难以承载为这一具有深刻生活性与历史性的现实运动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的历史使命, 于是, 必须以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哲学才能作为其理论支撑与合理的价值引导, 从而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改造运动体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 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2]( P15、16)

这就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哲学与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 体现着马克思哲学观照现实生活的运思特质。在此, 我们就必须高度注意马克思直面“生活”的路径与轨迹。事实上, 首先进入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生活”, 决不是被哲学家们抽象化、泛化意义上的人的“生活”, 而是马克思直接遭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新生阶级的生活, 即“无产阶级生活”。无产阶级现实的生产与生活境况成为马克思直接关注的生活事实,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从生产中无产阶级的活动出发的”。[ 3]( P31)

然而, 无产阶级如此异化的“生活事实”是如何发生的, 无产阶级的生活何以可能得到真实的改变, 等等, 成为马克思哲学探讨“生活与自由”这一关系逻辑必须追溯的历史与现实。马克思哲学以无产阶级直接的生活事实为始点, 进而分析现代性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生活”, 即“市民社会”; 在此基础上, 向前与向后推移生活的历史与未来, 探索前资本主义的生活与未来的人类生活,从而使聚焦于资本主义生活的研究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分析与生成着的生活未来双重定格的基础上。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对生活判断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衔接的逻辑与视野, 从而显示出马克思创立哲学的深层动意———探讨人类生活的自由历史与解放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总之, 无论从直接的、还是深层长远的理论动意来看, 马克思哲学是以认识与把握生活、反思与批判生活、追求生活的解放与自由、建构生活新形态为主题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将人的解放与自由诉求深深植根于其生活嬗变与超越的内在架构中,从而体现出了马克思哲学以解构、诊断“生活”为契机, 以追求解放与自由为价值目标的真正内涵。马克思哲学本质上乃是生活解放与自由的理论, 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道价值与人道伦理精神。对此, 马尔库塞曾说: 马克思“接受人道主义, 不是把它作为各种哲学中的一种, 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历史事实, 或者更确切地说, 作为一种历史可能性。通过变革阻碍实现‘全面的个人’的现存社会条件, 可以建立起实现‘全面的个人’的新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接受人道社会 (社会主义) 的‘价值’, 并把它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标准, 就像人们接受健康的价值, 并把它作为诊断与治疗疾病的标准一样。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在描述和分析‘自在自为’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是以另一个社会为参照来描述与分析, 即以一种已成为行为的现实目标的可能性为参照来描述和分析”。

这样, 马克思通过着力分析与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生活, 切入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现实性与未来性紧密关联的逻辑, 从现实生活的现实可能性即生活的未来性视角反观生活的历史与现实, 提出了无产阶级生活解放与自由建构的历史前提与现实路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以及解放与自由的现实尺度与未来取向, 从而真正贯彻通过批判旧①“马克思摈弃了人道主义历史观, 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并以此来分析、说明和解释社会历史。但他把作为价值观与伦理观的人道主义批判地继承下来了”。马克思哲学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与伦理观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从而有别于其他的人道主义。

生活、发现新生活、建构与创造新生活的哲学原则, 实现“人将不再被异化, 不再被分解”[ 3]( P35)的生活理想。作为哲学范畴的“生活”, 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语义。简要地说, 在黑格尔的哲学架构中,生活主要指精神或观念的运动或活动, 生活自身的否定性只是观念内在矛盾的外化; 在费尔巴哈的哲学语境中, 生活主要是指自然的、抽象的类人的生活, 是内在无声的人的本能的展开;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 生活主要是指主观的意识活动, 等等。同时, 在近代思想界域中, 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与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以各自的路径展示着和确定着“哲学人”、“经济人”、“政治人”、“宗教人”和“艺术人”等的生活特质。这些不同的界面即是对生活整体或整体生活的某一层面的放大或聚焦, 从而敞开与拓展了生活的某一层面, 以展示生活的多维性特征。然而, 这却是以肢解生活为其共同特征的。

“生活”在马克思哲学视域中, (1) 有别于黑格尔把生活观念化、抽象化的路向, 强调现实生活具有第一性的特质, 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以及观念的逻辑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 而不是相反, 从而确立了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 (2) 有别于费尔巴哈的生活观, 强调生活是现实活生生的人的生活, 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主体的生活, 是“我 (们) 的”、“你 (们) 的”和“他 (们) 的”生活, 从而确立生活的主体原则; (3) 有别于胡塞尔将生活主观意识化、内在精神化的倾向, 强调生活的感性与物质性特征, 从而确立生活的现实原则; (4) 有别于将生活肢解开的生活观, 强调生活是由其内在各个组成部分有机构造的一个整体, 从而确立了生活的整体原则; (5)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将生活的应然与实然统一起来的逻辑, 从生活的实然中寻求、开拓出生活的应然来, 确立了生活的辩证历史原则, 从而与静态的形而上学生活观划清了界限。

在马克思哲学的架构中,“生活”范畴承载着一系列矛盾关系, 具有多重特征, 必须对之从本质、内容、结构与生成机制等多个层面加以揭示, 从而厘清其真正的意蕴。首先, 就生活的本质而言, 生活即是生产生命的活动, 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马克思说: “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2]( P46)

在此, 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生活”的本质规定即是人自觉自由的生命活动, 而且指明了人的生活即是自己创造、生产自身生命的活动。因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 是“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2]( P46)这样, 在马克思看来, 生产生命的活动即成了人的“生活”的实质。生产成为形成“生活”的根本与支点, 生产是生活生成的内在本质。

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比较, 进一步揭示与凸显出人的“生活”的特质。他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人则不同,“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同时,“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 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2]( P46-47)

其次, 关于生活的内容。人的生活所具的鲜明特质, 进一步具体地展现为生活的内容, 这是人进行生产与创造性活动所实现的基本要素, 主要体现为: (1) 作为“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本身; (2) 为了满足新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即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3) 人口的生产; (4) 生产关系的生产; (5) 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生活的本质具体化为生活的内容, 而生活的内容则历史性地生成或分化而表现于各个具体的生活领域或界面之中, 即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从而形成人的生活场域与载体。离开了这些具体界域的生活, 生活只能是虚无化的。而生活的变迁则正是以生活内在要素的变化为根据的。

再次, 生活的具体的、历史的生成机制及其内在的结构。探讨生活的生成机制与内在结构是马克思哲学生活 ( 历史) 观的重要环节, 它主要追究现实生活何以可能即现实生活生成的条件, 以及生活的历史展开的逻辑与历史向度。人的生活是一种结构性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2]( P72)这就说明人的生活并非平面———它有其自身的多维结构; 也非静止不变———它有其连续、承接的内在生成逻辑。马克思哲学对生活的解读, 正是从静态与动态二维入手的, 形成了关于“生活静态结构论”与“生活动态趋向论”的统一, 从而凸显出了生活时空观的特征。

关于“生活静态结构”论,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生活观”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时强调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来的, 不是教条, 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 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社会条件”。在此, 必须注意“一些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构成生活的三个基本的前提要素, 三者并不是可以割裂开来、各自孤立存在的, 而是以“现实的个人”为生活的主体, 以“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为起点, 以“他们的活动”为载体、轴心和整合或生成机制, 从而形成生活静态结构或“基本图式”, 这也就是马克思哲学所强调的一切生活形态中所蕴含的“原初生活态”。无论对何种历史阶段人的生活 ( 形态) 进行静态解构, 我们都会看到, 只有这三个基本的前提要素获得高度整合、浑然一体, 才能铸造出人的现实生活来。

同时, 我们还必须注意马克思关于生活三要素整合一体的思想所具有的方法论原则, 即构成或生成生活的三个基本要素“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 这就说明, 在现实生活的构造中, 三个要素具有内在的张力, 它们并不是处于外在的、互不相干的孤立状态, 不是可以随意抽离任何一个, 而不顾另两个要素而进行抽象的研究。这就表明这三者在生活构造中具有生态性与整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马克思哲学的生活观是一种整体生成生活观,这就要求我们若要对某一方面、某一要素进行深入的研究, 其必要的条件就是必须以对另外两个要素或方面的把握为前提、为背景、为根据, 否则就会肢解马克思哲学生活的完整性, 违背马克思哲学生活的原则。关于“生活动态趋向”论, 马克思指出, 生活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由于这个缘故, 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 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2]( P88)

此处, 马克思侧重于从生活中“物”的展开系列揭示生活的承接性、连续性与生活自身新的创造性; 再次表明生活的历史即是生活本身再创造、再生产并不断得以延伸与拓展、丰富与提升的过程的深刻内涵; 显现生活内在不断生成、不断展示出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间性特征; 以及在生活时间性的变化中生活所承载的对人的历史性的自由与解放的寄托, 从而深刻地表达出马克思哲学关于生活动态历史演变中所具有的价值内蕴与伦理尺度。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 同样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对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变迁的揭示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事实描述, 其中蕴涵着、贯彻着对人 ( 类) 自由的历史性肯定、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内在精神力量的激发、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升。

也就是说, 马克思哲学正是以“个人的”生活自由状况作为审视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在尺度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说, 马克思深切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历史性解放与自由的未来生活。

在此, 我们还必须注意, 马克思哲学对人类生活未来的追求与现实解放之间关系的处理, 体现出马克思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立场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 解放与自由的诉求在人类的文化体系中, 决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所独有的价值目标与价值指向。然而, 通过对政治乌托邦、宗教乌托邦、经济乌托邦、法治乌托邦、文化乌托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诸多“解放范式”的比较性解读, 不难发现, 马克思哲学虽然承接了传统“解放”理论的价值意向, 然而却展示出区别于诸多解放理论的独特的价值立场、运思规则、阶级意志以及未来取向。马克思哲学之所以形成如此的解放特质, 皆是源于马克思对“生活”的规定。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关注的决不是现成的生活样态, 而是侧重于解剖与分析生活的再生产; 不是对现成的、既定生活的外在描述, 而是挖掘生活生成8与变迁的前提与机制, 从而解构生活的秘密。通过对“生活秘密”的挖掘, 透析出只有超越与扬弃异化的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并且只能是历史性的、不断生成着的解放, 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生活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

二

与人的解放与自由紧密相关的是生活的异化现象,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解放与自由就是对异化的超越与扬弃。人类追求解放与自由的过程与历史也可以说是人类不断超越与扬弃生活异化的历史。对生活异化的批判和对异化生活的扬弃, 从而实现人的生活自由, 这正是马克思哲学所承担的历史使命。马克思直面的生活, 是全面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生活, 这是人类异化生活的典型与极端化形态。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 资本、货币具有史无前例的魔力, 如一支无形的巨手, 渐渐渗透于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主宰、操纵着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 导致全面异化的生活样态。对于这种生活样态的特点, 马克思指出:“在这里, 没有任何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伪装。这是纯粹的货币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物化劳动和活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 5]( P146)一切社会关系都表现为“纯粹的经济关系”,[ 5]( P147)并且“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 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 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6]( P360)由此导致了物权至上, 人被“物”遮蔽, 人的自由受物权限定, 人丧失了作为生产与生活主体应有的地位与权利。对此, 马克思说道:“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 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 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 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 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 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 相反, 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 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 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丧失现实性, 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 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 而他本身, 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 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 7]( P25)这是典型的非人道的生活样态。

然而, 这种畸形的、异化的生活是如何生成的呢? 在马克思看来, 异化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它有其自身生成、演变和扩展的历史过程。因此, 为了解开资本主义生活异化的秘密, 就必须深入地探究异化的历史, 揭示出人类生活异化的基本特征与基本的规律, 确立判断生活是否处于异化状态的判断标准和一般尺度, 以及扬弃异化生活的根本手段、措施与路径。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生产力状况、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去说明劳动异化的历史性产生、发展和历史性扬弃, 从而使对异化的剖析建立在新的历史观基础上, 构建了关于人类解放与自由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生活, 本质上即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是人生活于其中的关系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哲学正是从这两个关系维度展开对异化生成的剖析以及对异化的批判的。马克思首先揭示了异化的起源。在他看来, 异化源于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本身, 源于人类生产的发展而不发达的状况,源于社会生产的历史性分工。他说:“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依附关系中, 没有这种分离; 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简单地当作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 而劳动本身, 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 还是农奴的形态, 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 是与牲畜并列的, 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 8]( P488)

这就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人与物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已显示出劳动的异化性质。但是在此历史阶段, 异化是局部的、片段的,处于不显著的萌芽状态。因为自给自足经济“生产的基础还不是建立在交换上的, 交换只限于以不交换为基础的狭小范围”,[ 6]( P186)并且“在这种情况下, 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 或者大体说来, 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 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 决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8]( P105)但是,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们交往的拓展, 尤其是以私有制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渐次成为主导性的经济生活方式以来, 异化的种子随着“交换”的质与量的变化而获得了充分的生长, 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更为鲜明地以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商品才第一次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 一切产品才必须采取商品形式, 买和卖不仅把剩余的产品纳入自己的范围, 而且也把生活所必需的东西纳入了自己的范围, 并且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本身全部作为商品通过买和卖进入生产过程本身”,[ 5]( P352-353)这时“交换”已主要不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 而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这样, 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由最初的不显著、局部特征渐次蔓延于整个生活, 即由经济生活的异化, 到政治生活异化, 再到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异化, 形成了生活全面异化的事实。异化到了颠峰, 到了无以复加的状况, 也就为超越、扬弃异化提供了现实的必要前提。这是生活本身的辩证法使然。

对此, 马克思清晰地意识到, 资本主义的生活异化“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 因此, 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 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 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了无条件的生产前提, 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 8]( P520)这就说明资本主义异化的现实生活, 不仅为超越异化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条件, 而且强调扬弃异化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终使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都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要在人类的生活中真正扬弃、消除异化,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使生活主体自主自由地生活, 成为自我生活的主人, 在马克思看来, 就必须消除产生异化的根源, 也就是要消灭私有制与社会分工, 实现充满着人道主义内蕴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这种复归是完全的, 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9]( P297)

解放与自由, 是针对生活的受制与异化状态而提出来的。马克思深入剖析异化生活的历史根源以及历史嬗变, 其目的在于通过批判异化生活, 为人类的自我拯救与自我解放建构出真实可行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道路。由此可以看出, 马克思关于解放与自由的理论决不是居于抽象观念或理念对解放与自由进行的主观臆想和抽象的终极确定, 而是根据活生生的人的现实生活, 从具体的生活条件出发来追求与实现历史性的解放与历史性的自由; 也不是以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实生活的异化仅仅进行道德的谴责与唤醒社会的道义良知, 从而在精神与观念上超越与扬弃异化, 而是对现实生活异化实质进行深入的具体剖析, 并通过现实的革命运动, 使生活本身发生改变。这就不仅使解放与自由具有了现实的规定, 而且将解放与自由置于生活视域中, 将之看成是生活不断进行自我否定的内在环节。

由此, 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 人类的解放与自由本质上即是生活不断生成、不断发展、不断超越与提升的内在价值指向与伦理归宿。生活的性质与状态决定着人类解放与自由的程度与状态, 二者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与逻辑的一致性。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与运思特质, 在马克思批评德国“历史法学派”抽象地、离开生活现实来追求自由的错误时获得了充分的表达。他说: “那些好心的狂热者, 那些具有德意志狂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 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历史。但是, 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 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 ”。[ 2]( P3-4)

从马克思哲学对超越异化、扬弃异化、追求人的生活解放与自由的逻辑进路来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理论发展的脉络———即对宗教异化的批判→政治异化的批判→经济异化的批判, 并从中历史地解放出来, 使人获得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生活自由。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 宗教异化、政治异化、文化异化乃是经济生活异化的表达形式, 是经济生活异化在宗教信仰、政治权力等领域的显现, 一切异化的根源即在于经济生活的异化。宗教异化、政治异化是“末”, 经济异化则是“本”, 因为“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 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 9]( P298)

由此,扬弃宗教异化, 使人获得精神与信仰的解放与自由; 扬弃政治异化, 使政治权力回归权力主体, 使政治生活主体获得政治自主, 虽然二者都是指向人的解放, 但都还依然是生活的某一方面的解放, 获得的都10只是片面的自由。而只有彻底扬弃经济生活的异化, 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或解构异化, 以及异化再生的土壤, 才能使人的生活获得根本的解放与自由。

人的生活的解放与自由, 总是从片面到全面不断历史性地积累、提升和扩展的。如果仅仅停留于片面性的解放与自由, 仅仅停留于对异化外在表现形式的超越与扬弃, 而无视其存在的局限, 从而忽略或放弃对“根源”的批判与改造, 这决不是马克思哲学的立场。以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为例, 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所做的工作的积极价值与意义。然而, 在马克思看来, 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是不彻底的, 最终也无法真正扬弃异化的宗教生活。为了解蔽宗教, 获得信仰的解放与自由, 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宗教的批判, 并认为揭示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就完成了对宗教异化的批判, 而是必须深入到宗教产生的现实生活之中才能真正揭示宗教的秘密, 才能找到解除宗教压迫的症结。即要彻底完成对宗教的批判任务, 必须将其深入到对现实生活异化的批判中, 即对原本的批判。只有这样,宗教异化的扬弃才能成为生活解放的内在环节。因为在马克思看来, 对宗教所进行的“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 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 而是要人扔掉它, 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 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 来行动, 来建立自己的现实; 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因此,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 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 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 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 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 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2]( P2)

再如, 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的生活的解放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 扬弃政治异化的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封建主义下解放出来, 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 政治解放实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这种自由只是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前提, 还不是人的真正解放。人的解放所要突破的是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 对社会进行改造, 要求消灭私有制, 消灭人的生活本身的异化。他说:“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 并且作为个人, 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 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 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9]( P189)

在马克思哲学的架构中, 人的生活的解放与自由的获得具有自身的辩证法, 每一历史阶段、每一方面或片面所完成的解放, 都为更高阶段的、更为完整的解放提供了基础与前提。人类生活的解放与自由的获得是一个历史性不断生成、不断实现的过程。这深刻地表现出了马克思哲学所蕴涵的解放逻辑及其解放理论中所蕴涵的人道主义价值的历史尺度。

三

在马克思哲学中, 异化并不是以抽象的人性设定为前提的, 而是强调人的存在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属性。因此, 解放与自由也决不是简单的指向人性回归, 而是要诉诸于对人生活于其中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批判性改造, 并且通过这种改造, 最终实现人的自我解放与自由。正因如此, 马克思扬弃异化的理论有别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同时也正由于这一本质的差别, 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的获得, 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和类人的生活之上, 而是强调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如何通过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激发主体的内在力量、实现主体的内在价值, 从而完善人的生活。

马克思哲学关于生活的解放与自由的理论, 是我们审查自身生活、改造与提升生活关系, 从而使“我们”不断地从约束、压制人的全面性发展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哲学依据。如果按照马克思所提供的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 关键在于看该社会的分工 ( 无论是客体的分工还是主体的分工) 对人的自由状况的限制程度如何这一标准, 对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当下生活进行理性的诊断; 毋庸讳言, 异化依然如梦魇一般纠缠着生活中的我们, 我们的生活依然存在着艰巨的自我解放的历史任务。马克思说:11“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 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 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并且这个受到特别培植的特性发展的方式如何, 又是一方面决定于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 另一方面决定于其他特性被压抑的程度和性质”。[10](P295-296)

植根于现实生活, 走现实的解放与自由之路, 要求我们必须深刻与全面地把握中国的国情, 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只有这样, 才能在批判生活之中建设、创造出现实生活的自由, 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所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与人道价值。这才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之所在。依照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 人的解放与自由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革程度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的。马克思在讲到未来理想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自由时说: 这个领域的自由在于“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11](P926-927)

马克思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如何实现“以人为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启示。马克思指的“社会化的人”不是抽象的个人, 而是处于现代历史进程中、具有各种需要的“人民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说, 要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并不能从某种预先设定的先验框架出发, 而必须重视分析当代中国现实中人的解放程度与自由发展的状况, 重视分析影响与制约实现人的解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现实关系。依此来透析科教兴国战略、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基本国策, 它们无不体现着对人的自由发展与解放的终极关注, 其根本的价值指归和现实路径都是落实到“以人为本”的基点上的。这里的“以人为本”既是把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创造价值、通过实践活动现实地打破束缚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种种关系的主体, 从而充分印证马克思哲学观中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改变自己的生活、追求解放与自由的主体; 同时, 又是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与归宿, 并把它作为衡量中国社会发展、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尺度。

由此可见, 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以人为本”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理念的, 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又根本区别于当代西方的“人本主义”, 更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民本”思想。“以人为本”这一充满着人道主义伦理内涵的命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相关联, 深层次表达了对现实生活中权力异化、经济异化、科技异化、文化信仰异化等多维度、多样性异化生活状况的清醒判断, 以及对异化生活或生活异化的超越、扬弃。依据唯物史观, 当代中国现实中所谓的人的生活异化的最终解决, 离不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实质性推进。正如马克思所言,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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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 杜娜叶夫斯卡娅.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M]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4] 何兆武. 西方哲学精神 [M]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