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们
生活哲学故事17: 厨房的烟火气，是生活的烟火哲学 #生活知识# #家居生活# #居家生活哲学# #生活哲学故事#
个性决定哲学？哲学家也是人
作 者丨朱立安·巴吉尼
01.
哲学无法摆脱个性
很显然，在决定哪些论据更强大时，哲学家们自己的性情和文化对他们的判断施加了影响。
不过西方有句俗话：“每个人的衣柜里都藏有一具骷髅。”每个人都有不愿示人的秘密，哲学也是如此，人们如何进行哲学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个性。大多数这个学科之外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是由先天倾向、后天教养和文化的综合作用塑造而成的。尽管更广阔的世界接受这一点可能没有问题，但其对哲学作为理性主导者而非受理性主导的形象却构成了威胁。
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简单且令人放心的方式来承认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性格虽然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但不会威胁哲学超然的客观性。同样地，科学家也是通过承认自己的方法根本不会依赖个体的怪癖和弱点来消除自己的疑虑的。当然，这也等于承认个性和价值观确实会影响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式——一些人确实比另一些人拥有更多的实验技能、创造力、保守倾向、细致程度或耐心。科学家对哪一个领域情有独钟也取决于他们的性格，而且一个人的价值观也有可能会引导他们寻找一个特定的结果——这个结果符合他们自己更高层面的世界观。然而，一个人性格的任何方面都不会威胁到科学发现自身的客观性。性格有可能会促成他们的发现，但证据和理性会决定他们的发现是真正的科学发现还是一个谬误。科学作为一种追求，因科学家的个性而五彩斑斓，但科学作为一组结果，对内向者和外向者、保守者和激进者、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来说，都是一样的。
↑1927年第一届国际物理学会议科学家合影
世间万物并非像我刚才描述的这般简单，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但是，即使这种对科学客观性的辩护大体上是正确的，我们就真的能接受哲学也是这样工作的吗？我认为不可以。与科学领域相比，个性对哲学的影响程度要深得多，这就削弱了哲学与科学同样客观的说法。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出了哲学的范畴，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事实：理性永远都不能完全摆脱个性和人性。
为了使我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我将目光锁定在一种经常被忽视的文学体裁——哲学传记上。坦率地讲，大多数此类作品读起来都是枯燥无味的。与其拥有的精神财富相比，那些拥有精神生活的人的世俗生活往往不那么有趣。不过话说回来，这类书籍确实以极为丰富的方式清晰阐明了性格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02.
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们
我读过很多哲学家的传记，当书中频频闪过的个性之光照亮他们的哲学思想时，我深感震惊。有时，生活与思想之间的联系就这样跃然纸上。例如，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传记的最著名的一章中，他谈到了自己的精神崩溃，并借用了柯勒律治在诗歌《沮丧》(Dejection)中的名句，他是这样描述的：
这是一种不敢疼痛的悲苦——
空虚、晦暗、窒闷、昏倦、无情，
任何言语、叹息、泪水都不能
给予解脱或出路。
密尔很清楚，这种体验对他的思想和性格都“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也由此改变了他的哲学观。首先，尽管他依然相信幸福就是至善，但他逐渐认识到“只有那些把自己幸福以外的东西作为追求目标的人才是幸福的，这些人追求别人的幸福，追求人类的进步，甚至追求某种艺术或事业，同时，他们并不把这种追求当作手段，而是当作一种理想的目标。”其次，他将思想的重点从政治转向了个人：“这是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在文化作为人类幸福的首要必需品之一。”
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频频表示，他一生中的经历正是自己学识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回忆自己儿时因为没做某件事而受到惩罚时，卢梭写道：“多么令人沮丧的想法！多么令人不安的情感!在他的内心里、在他的整个智力和道德自我中，这是多么巨大的改变啊！”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这件事对其年幼的自我的影响。
扫码上图-解锁卢梭
在一本哲学传记中，有趣的内容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事件及其对思想的影响，还包括性格与思想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童年形成的性格特征。举一个威拉德·冯·奥曼·奎因传记的例子。这本书是一本关于旅行和事件的详尽目录，其中记录了他在各地游历的情况，并谈到为了划掉清单上尚未前往的地点， 他需要继续上路，以圆满完成自己的旅行。“在霍兰德街住了五周之后，我们四处游荡的癖好又迫使我们搭车跑到了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州……”
这是一段文字的开头，让人忍不住读下去。它表现出思想家在内心深处渴望把精神层面的秩序与整洁尽可能带到自己的现实世界中。“在蹒跚学步时寻找不熟悉的回家路。”奎因如是说，这反映出“理论科学发现的兴奋点：将不熟悉的东西转变为熟悉的东西”。
↑费耶阿本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则回忆说，在他还不满10岁的时候，他痴迷于魔法和神秘事物，并在面对模糊性和悖论时没有任何不适感。例如，当他第一次意识到在圣诞节闯入自己的卧室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实际上是父亲假扮的时，“那是我的父亲……不用说，就是我的父亲，”他写道，“但同时他又不是我的父亲，而是圣诞老人。”
当然，在奎因和费耶阿本德的传记中，接下来的内容便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哲学思维：奎因体现的是正式的、合乎逻辑的、系统化的传统(尽管这类形式的局限很明显)；费耶阿本德体现的则是反还原性和反系统化。
当我们阅读这些成熟的作品时，一个问题会很自然地浮现在脑海里：什么是正确的，是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还是奎因干巴巴的逻辑？但一旦读者沉浸在他们的传记中，似乎又可以看到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哲学理论都反映了哲学家在个性上的深层次的差异，但客观的理性和事实在这里才是裁决者，这是让人很难接受的。
只有对哲学的客观性和哲学家充满信任，才能理解费耶阿本德和奎因仅根据他们所提出的论点就得出了他们各自的哲学立场这一事实，尤其是当他们的倾向与他们既定的结论如此明显地一致时。而且，如果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他们是可行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并不拥有如此精致哲学思想的普通人而言，至少也应当如此。
或许，比他们是如何确立自己的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立场。如果哲学和科学一样，那么，尽管我们可能期望拥有不同个性的人会萌生不同的想法， 但最终我们还是期望哲学界能确定某个解释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并未看到这一点。尽管思想的汇聚经常会超出我们的期待， 但大多数哲学领域都看不到任何一致的内容。“哲学上的分歧是普遍的且无法解决的，”彼得·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说道，“哲学上几乎没有哲学家们能达成共识的论点。”
这种观点已经通过了在线哲学研究网站PhilPapers的实际验证。这项调查由戴维·布尔热(David Bourget)和戴维·查尔默斯主持进行，1803位哲学教育人士与哲学博士和研究生参与了这项调查，其中一个调查问题是他们眼中的30个核心的哲学问题。正如查尔默斯指出的那样，只有一个观点获得了超过80%的支持率，另外三个观点获得了超过了70%的支持率。在进入榜单的30个观点中有23个都未获超过60%的支持率。有关抽象事物本质的分歧我在第3章中已经提到了。还有一个问题是，认为某件事是对是错是否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机，促使人们按照这一道德原则行事：34.9%的人对此表示赞同，29.8%的人不赞同，而剩下的人则选择了其他观点或“不确定”。查尔默斯由此得出结论：“在哲学的重大问题上，还没有看到有明显的共识向真理方向汇聚。”
很显然，论据本身并不足以说服所有思维清晰的人得出同样的结论——要么因为数量庞大的哲学家们的头脑不清楚，要么因为存在某些除激烈争论以外的因素在产生影响。从人们所持的观点与他们的出生地、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和目前的工作以及他们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相关性上考虑，PhilPapers的调查提供了更多证据显示后一种解释是正确的。例如，认为自己属于政治自由主义者的男性哲学家(13.7%)几乎是女性哲学家(7.5%)的两倍。在行动本身是否存在对错(意外导致正确或错误结果的情况除外)的问题上，与非美国人的23.3%相比， 34.4%的美国人赞同这一问题的正面立场。很显然，在决定哪些论据更强大时，哲学家们自己的性情和文化对他们的判断施加了影响。
03.
哲学的主观性
哲学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学科，它的“产品”与生产它们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哲学传记为此提供了强大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讲，哲学是一种个人追求，而且，我们并把一种号称“理性”的客观能力参与其中。
相反，我们的理性则会受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已经做出的承诺的影响。有人可能更进一步，并赞同维特根斯坦的信念，即“从事哲学研究工作……说实话更像在研究自己——研究自己的想法，研究自己是如何看待事物的”。
我曾说过，哲学传记提供了支持这些结论的证据，但它并未强迫我们接受这些证据。当论点被提出来的时候，恰好仅凭推理规则和证据不足以使所有理性的灵魂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怎么会那么巧？尽管如此，证据是很强大的而且要求我们进行回应。任何希望面对这一证据还能坚持认为哲学论证和原则应该始终被完全客观地考虑的人，都需要解释如何才能实现生活与思想的这种分离。
也有做好充分准备承认这一点的哲学家，但这还不够。泰德·洪德里奇(Ted Honderich)异乎寻常地坦率，他这样写道：
我这个人很固执，但尽管如此，我和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论证是无动于衷的。在此有一个有关哲学的事实值得一提，那就是位于哲学底层的是一些未识别为义务的东西，其更适合被描述为使世界与我们早日和平共处的工具。
然而在14年后，洪德里奇还在重复这条标准：“谁能最终在哲学上获胜将由判断、事实和逻辑来决定。”或许洪德里奇早就应当这样写：“哲学家们最终还是对那些对论证构不成影响的论据无动于衷。”
在交流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哲学家们更愿意赞同洪德里奇不太乐观的结论。例如，当我就我自己的一本有关自由意志的书与索尔·史密兰斯基(Saul Smilansky)交流时，他告诉我这场辩论的棘手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解释：
哲学家也是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价值观。即使有关自由意志的不同理念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 但还是有一些哲学家——坦白地说——会激进地设定很高的门槛，然后说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而另一些人则把门槛设得比较低，并说自由意志显而易见是存在的。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会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我们有各自不同的门槛。我甚至倾向于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些人乐观，有些人悲观，因此，他们会调整这个门槛以使自己感到满意。
史密兰斯基认为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场景：
你就是你，你不会变成别人，你可以尝试着去理解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但最终，或许最有成效的事情就是，你似乎患上了“强迫症”——总是试图以最好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立场，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这件事在别人看来是否貌似可信以及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个性在哲学中扮演的角色， 都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公开承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应当归因于可以理解的哲学领域的防御姿态。 哲学家们知道，很多人对这个学科是抱有成见的——认为哲学往好了说是投机性的，而往坏了说就是胡说八道。 因此，他们费尽心思强调哲学是脚踏实地的、严谨的、善于分析的和富有逻辑性的。 这样一来，允许个性在其所持的哲学立场上扮演重要的决定角色，就可能会破坏所有这些声明的说服力。 这也会为社会上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所利用，他们会抓住任何把柄来证明哲学是不科学的、是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
或许，这仅仅反映了哲学家心中的一种不情愿，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所做的工作在本质上确实有点投机取巧，而且常常陷入胡言乱语的危险之中。就像西蒙·格伦迪宁(Simon Glendinning)敏锐地指出的那样：
对任何哲学家而言，如果承认自己正在做的、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可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或者毫无意义，又或者一团糟，那确实是很窘迫的。
格伦迪宁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
正是因为不愿意面对这种可能性，很多以英语为母语、善于分析的(英美)哲学家才把‘(欧洲)大陆哲学’当作哲学的‘他者’，当作一个‘错误的化身’。而所谓的分析哲学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内在的、空洞的和诡辩的，并且威胁到了所有的哲学思维。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但你不需要完全遵循格伦迪宁的他化(otherisation)理论就能看出，迄今为止， 哲学家们确实不像证据清楚表明的那样，愿意接受个性在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
04.
我们生活的故事
然而，哲学传记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展现传记主人的个性和偏见。它们还提供了鲜活的事例，以证明为什么此类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的思考，从而使其超出了传记的范畴。
洪德里奇在传记作品的结尾部分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他探讨了因果关系问题以及传记作家在一生中是如何思考“什么导致了什么”这一问题的。事实上，正如洪德里奇在该书前面明确表态的那样，这只是一个有关因果关系的哲学普遍问题的特殊例证。他用划火柴的例子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当我们划火柴时，如果被问到是什么原因使其燃烧的，我们会很自然地回答是划擦。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划这根火柴，它就不会燃烧，所以说划擦就是原因。然而，为了实现燃烧，其他一些因素也是重要条件：如果没有氧气存在，或者如果火柴弄湿了，燃烧便不会出现。
因此，为了考虑周全， 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原因，还有洪德里奇所谓的“因果环境”——结果出现所需要的一整套环境。
问题在于，任何事件的因果环境都可能是广阔的，并有大量的事物包含其中。但当我们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火柴被点燃时，我们并不希望被告知完整的因果环境，我们通常只想听到“它被划擦了”或者“它与一团明火接触了”。按照洪德里奇的话说，我们希望“提升”或“推崇”这一环境的某一方面作为“原因”。但如何证明把因果环境中的这一部分拿来作为原因是合理的呢？洪德里奇最后指出，没有办法能证明。因此，当我们解释任何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唯一充满智慧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基于因果环境的解释”(explanation-by-casual-circumstance)。“基于原因的解释”(explanationby-cause)不过是不合理地挑选的因果环境的一部分而已。
就传记而言，这个问题很明显被放大了。在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以某种方式行动时，对应的因果环境是颇为广阔的：除了行动前的情况和思维过程，还有到目前为止这个人所有的生活状况及其遗传特征。
然而，在试图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时，我们还是会不自主地倾向去寻找一个确切的原因。事实也是如此，很多哲学家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显然他们并没有将其视为一个问题。
↑罗素
例如，罗素详细记录了一个时长为五分钟的经历，他认为这五分钟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在那五分钟里，他看到病重的怀特海德，极度痛苦。“在那五分钟后，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回忆道，“这种冲击力既来自政治环境也来自个人情感，在那五分钟里，我从一个帝国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支持布尔人的和平主义者。”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在这五分钟之外的因果环境，这种变化是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罗素单独挑出这短短五分钟时间作为其思想改变的原因，而他自己并未发现有何不妥。
洪德里奇对“基于原因的解释”这个概念也不赞同。他说道：“我们所确定的原因只不过是一个引起我们兴趣的因果环境中的特殊点而已”，而且“(一个圈定的原因)根本解释不了某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它只是一个关于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现实利益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这些观察不能被视为抓住了能够解决他的因果问题的关键，而不是仅仅充当批评者。
我们可以从质疑为什么会有一个完全基于原因的解释开始。基于原因的解释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关键在于洪德里奇无法提供一个极为客观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要“提升”或“推崇”因果环境的某一部分而非其他部分。
客观地讲，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由，那我们便必须面对整个因果环境。然而，如果我们不再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完全”客观的理由才能得到一个“基于原因的解释”，那么问题便不存在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大方地承认，在“提升”因果环境的某一部分的同时，我们也在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愿望吗？客观地说，承认这些诉求和愿望是什么还不够吗？
我认为足够了。当洪德里奇设定问题时，看上去基于因果环境的解释可能是唯一完全客观的解释。一旦我们承认某一种结果只能通过完整的因果环境给出充分解释，那么接下来，从逻辑上讲，归结到少数几种因素上的任何解释都是不完整的。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要么绝不应当提供一个基于原因的解释，要么承认某个基于原因的解释永远不是一个充分的因果关系解释。
第一个选择必须予以拒绝，因为我们不能在没有基于原因的解释的情况下行事。我们经常被要求在不能做出基于因果环境的解释的情况下给出此类解释。
例如，我希望了解一起车祸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正确的答案可能是“刹车失灵”。不过，作为哲学家，尽管我们也许不能就为什么因果环境这个构成要素应该被确定为“原因”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它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至于为什么这个要素应当得到“提升”也许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毫无疑问它是也应当是一个“原因”。一般来讲，确定存在基于原因的解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每一种特定的情形下， 我们都会“推崇”自己找到的原因，而且通常非常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考虑到基于原因的解释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可以采取的唯一合乎情理的方法似乎就是承认它们的局限性：此类解释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有哪些诉求和愿望正在引导我们对原因的“推崇”，而不是自欺欺人地认为任何基于原因的解释都是“真实的”。
此时，判断就被要求来决定哪种或哪些我们选出的原因是值得“推崇”的。这个过程不是随机的，例如，在调查火灾事故的原因时，一些答案(“有人丢过烟头”)可能比其他答案(“房间里有氧存在”)更合理。但与此同时，综合各种事实再加上逻辑却没有产生一个针对以下问题的答案：“这场火灾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请告诉我关于这场火灾的起因，我需要了解什么。”在第二个问题情境中，很难想象，有人能够为“事故调查员需要的一段信息”设定具体的条件，使这条信息能够不经任何判断就从证据中被提取出来。
这与精神哲学和人工智能哲学中所谓的“框架问题”相呼应。可以通过思考弈棋机(下棋计算机)是如何工作的来理解这个框架问题。它们可以打败人类是因为它们可以试探所有可能的棋步，并计算哪种走法能够最大可能地提前很多步获胜。然而，这并不是人类象棋大师下棋的方式。人类的棋手不可能计算出来每一步棋的结果，而且这样做也没有效率可言。因此，人类在下棋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昏招”。人工智能创造者面临的难题在于计算出棋手是如何缩小棋局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可能性的范围的。传统算法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因为它们依赖于系统化地解决每件事情，而这恰恰是框架应着力避免的情况。因此，人类似乎是在依据判断来识别什么是相关的，什么是不相关，而无论哪种判断都是形式推理机制无法做出的。
确定与某种因果解释相关的因果环境是一个非常相似的问题。在人类看来，这似乎很简单，但这不是一个可以用形式逻辑表达出来的问题。即使它能通过形式逻辑“建立模型”，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也不会遵循这种模型。这样看来，判断——得出结论或形成其真伪，不仅仅靠诉诸事实和/或逻辑决定的理论的能力——确实是我们的思维活动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
因此，在“推崇”因果环境中的某些要素而不是其他要素时，洪德里奇看到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武断选择，而我看到的则是以适当方式构建因果故事的理性需要。这其中，“适当”无法通过算法确定，而之所以说“无法”也是有原因的。
正如哲学传记所展示的那样，哲学是一种个人追求，因性格、洪德里奇所谓的“承诺”，以及非个人的、客观的理性而变得富有色彩。
“基于原因的解释”会受到我们为解释注入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任何哲学解释都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我们应当承认并对这种局限性持开放心态，而不是因未充分解决问题就拒绝某种哲学解释。这一问题反映了广泛的怀疑主义倾向。怀疑永远不会被彻底消除。消除怀疑的关键是了解怀疑的起因，并从中了解哲学的局限性，然后在这些边界之内行动。
非常有必要承认的是，当我们探讨客观性的界限时，我们所谈的不仅仅是其与事实的差距。相反，我们要指出的事实是，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本身并不构成我们需要了解和理解的全部。以哲学传记为例，洪德里奇写道，一种生活的叙述或总结“并不是由事实拼凑起来的，它们还体现了某种无法回避的生活态度——不管是短暂的还是稳定的”。
他后面还做过一点补充：“此类事情不仅仅有关真相。”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一个人详述一段生活时，他会忍不住做出判断，并且夸大事实。即使一个人避免使用判断语言，他对某些重要事件的选择和对其他事件的忽略也是一种判断。洪德里奇认为，此类判断永远不会只受事实的支配。
除传记之外的人类生活更是如此。有关因果关系的描述通常都不仅仅涉及事实，还反映我们对它们的态度。例如，请考虑一下当我们解释犯罪行为时，我们把多少注意力放在了主观动机或社会环境上。那些强调个人责任的人与那些强调犯罪的社会决定因素的人之间常常存在现实的分歧。甚至当人们就每个因素对整个因果环境的影响程度达成一致时也是如此，可能依然会有人更强调某个因素而非另一个因素，只因为价值观——例如偏爱宽仁之心或鼓励人们承担责任在起作用。
我想说，我们同样高估了我们在一开始汇聚所有相关事实的能力。我们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已经采集了所有关键数据，并把它们安排进了前提之中，然后想当然地得出我们的结论。这是狂妄自大的表现。实际上，我们选择的总是我们在当时通过判断得出的“最恰当”的结论，而其必然会折射出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甚至原始的推理能力。
当我们思考辩论的历史发展脉络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例如，在现代知识理论中，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在触及个体认识者和著名认识者之间的关系时浮现出来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认识论”的概念开始流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的工作。社会认识论的建构基础是：人类的知识是一种集体成就而非单纯的个体成就。
这一点看上去显然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或许应当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哲学家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将这种社会属性纳入认识论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面对知识的社会层面，把最高价值放在理性个体的自主性上，会蒙蔽哲学家发现知识的社会维度的眼睛。但如果我们认为其他价值观并未引导我们关注某些因素和忽视其他因素，那么我们无疑就被蒙蔽了。选择某些信息并剔除其他信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没有哪一种记述是包容一切的。
这里借用一个古老的隐喻，如果一张地图的细节与它所绘制的那个地方的细节信息完全相同，那它根本就不是一张地图，而是那个地方本身或者是一件精确的复制品。虽然一张地图只有做到准确才能有用，但作为一张地图，它可以有选择地呈现其应体现的内容，这就是地理学家、旅行者和摩托车手各自需要不同类型地图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说法是“真相”(the truth)，并不是因为“真相”离我们很遥远。我们需要区分“真相”和“真实”(truthful)。如果我们所说的“生活的真相”指的是对它真实、完整的描述，那么确实不存在这样的真相。但我们可以讲述有关我们和他人生活的大致真实的故事：这类故事不仅不会掩盖令人难堪的事实，还会从多角度呈现一个人的个性，而不仅仅是我们希望宣扬的那些。讲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不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挖掘一个人的真实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真相和理性的承诺要求我们的概念地图只包含我们想反映的内容的真正特性，同时不遗漏该地图的用户可能(合理地)认为有用的任何内容。但是，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想出任何一种不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的概念地图的想法是一种幻想。
哲学传记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所有推理的背后，都是一个永远不可能丧失所有个性的推理者。这既不是哲学上的耻辱，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哲学思维只不过是偏见或大众观点的反映。
正如我一直认为的那样，哲学是需要判断的。我们需要在哲学中加入一个词——“个人”，也就是承认哲学是需要个人判断的。哲学传记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我们推理的方式与我们的个性和我们的生活是纠缠在一起的。
思维方式是根植于我们的个性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判断是什么，无论它在推理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从这层意义上讲，它都是“个人”的，不同的人所做的判断是不同的，而且期待任何涉及判断的论证能够说服每一位理性主体也是不现实的。
05.
小结
性格虽然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但不会威胁哲学超然的客观性。同样地，科学家也是通过承认自己的方法根本不会依赖个体的怪癖和弱点来消除自己的疑虑的。当然，这也等于承认个性和价值观确实会影响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式。
哲学传记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展现传记主人的个性和偏见。它们还提供了鲜活的事例，以证明为什么此类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的思考，从而使其超出了传记的范畴。
任何事件的因果环境都可能是广阔的，并有大量的事物包含其中。但当我们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火柴被点燃时，我们并不希望被告知完整的因果环境，我们通常只想？到“它被划擦了”或者“它与一团明火接触了”。
即使一个人避免使用判断语言，他对某些重要事件的选择和对其他事件的忽略也是一种判断。洪德里奇认为，此类判断永远不会只受事实的支配。
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判断是什么，无论它在推理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从这层意义上讲，它都是“个人”的，不同的人所做的判断是不同的，而且期待任何涉及判断的论证能够说服每一位理性主体也是不现实的。
朱立安·巴吉尼｜著，《理性思辨：如何在非理性世界里做一个理性思考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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