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观察丨智媒时代公众信息焦虑的产生机制

发布时间：2025-01-01 14:53

利用媒体和公众关系，控制信息传播 #生活技巧# #领导力技巧# #危机管理策略#

导读

　　育儿类短视频以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分享育儿经验、展现育儿生活片段为主要内容，成为父母育儿过程中的主要信息来源，但育儿短视频也引发了信息焦虑。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智能媒体平台的蓬勃兴起使信息流动更具复杂性、分散性、迭代性和不可控性。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算法滥用等现象加剧了受众的信息焦虑及其蔓延，信息焦虑已成为智媒时代公众的集体病症。“育儿焦虑，主要指的是父母对孩子的衣食住行、身心健康、性格气质、言行举止、人际关系等各方面事务的紧张不安与过分敏感。”[1]从20世纪的“吃饱穿暖”到现在的“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家庭育儿的观念变了，育儿模式也向着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新旧育儿理念的差异、社会中的竞争压力、教育公平、卫生健康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成为当下父母育儿焦虑的焦点问题。2022年《中国家庭科学育儿洞察白皮书》指出，焦虑育儿逐渐呈普遍现象，当下中国有近70%的婴幼儿父母存在焦虑育儿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时刻按照科学育儿的指标来“规范”自己的育儿行为[2]。

新媒体语境下，父母在生育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更依赖于数字媒介，短视频平台中也出现了专门面向年轻父母，以传递育儿知识、分享育儿经验、解决育儿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育儿类短视频。这类短视频兼具知识性与观看性、便捷性与实用性，逐渐成为父母育儿过程中的主要信息来源。短视频传播的“去中心化”“互动仪式化”等特征拓展了育儿类短视频中的知识广度与深度，专业性与实用性的知识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父母们的育儿焦虑，但其“伪客观”“非信息爆炸”以及情绪化等特性，又加重了部分父母的育儿焦虑。

“非信息爆炸”引发信息焦虑

在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媒体向智能化发展。“万物皆媒”使得传媒业边界渐渐消失，媒介环境中容纳了来自多方的声音，多元化的叙事主体使得原本“中心化”媒介语境下的拟态环境发生了解构。如今，在智媒环境中，普通个体也能够参与信息环境的建构，大众媒体、“自媒体”以及普通公众等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建构了一个更加真实化、平民化的信息环境。这种开放的信息环境一方面为父母提供了获取育儿知识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信息过载而引发信息焦虑。（一）PUGC：专业知识轻松获取作为一种兼具UGC和PGC双重优势的内容生产模式，PUGC已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PUGC模式的育儿类短视频为用户提供了更为专业和权威的信息内容。与研读专业育儿类书刊相比，短视频可以让父母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取专业的育儿知识和信息。当前，育儿类短视频的创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儿科医生、护士或者婴幼儿养育专家，他们将原本枯燥的育儿知识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在确保育儿知识专业性的同时，兼顾了生动性与可看性。智能化的媒体可以更好地洞察每个用户在特定场景下的行为与需求，并智能推荐其所需要的信息与服务。如今在抖音平台，有很多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创作者入驻并进行知识科普。比如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0余年的崔玉涛，他在新生儿养护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的抖音账号共发布了500多条视频，内容涉及宝宝饮食和喂养习惯、疾病的指导与预防、大运动发育、精细运动锻炼等，致力向家长进行健康科学育儿知识的普及。再如医学硕士出身的李丹阳所创办的账号“年糕妈妈”，主要聚焦生活化的育儿知识科普，内容涉及孩子的教育、饮食、安全等方面，以更为专业、有趣、接地气的方式进行育儿知识科普。类似的科普账号在短视频平台还有很多，通过浏览PUGC视频，父母能够以更为生动快捷的形式了解和学习更多科学专业的育儿知识。（二）信息过载：加重个体信息焦虑信息过载是信息时代的负面影响之一。目前，短视频平台中，育儿类短视频的生产者除了权威专业人士之外，更多的是普通网友。育儿类短视频生产数量大、传播速度快、内容良莠不齐。这使得人们很难在其中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在大量无关信息的冲击下受众会逐渐形成精神焦虑。加之育儿类短视频的内容呈现方式以推送为主、搜索为辅，受到算法机制的影响，平台会一直向受众推送他们曾经点赞或浏览过的视频，这就需要父母在接收信息时加以筛选。信息筛选的过程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能会导致受众产生烦躁厌倦的情绪。同时，接收大量缺乏针对性的信息内容，也有可能造成父母的信息混乱。

美国学者沃尔曼认为，相比于信息爆炸，我们所面对的更多是一种“非信息”的爆炸，大规模的复制信息、“非信息”对信息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并带来了“信息焦虑”。“很多重复的、没有价值的东西以信息的形式输送到了我们的大脑中”，而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当我们真正能够理解消化的信息与感知到的信息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时，就可能产生焦虑和压力。因此，沃尔曼认为，“信息焦虑就是信息的无序性和污染性与人类的选择性使用之间的矛盾”[3]。短视频平台信息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和“碎片化”，带来了“非信息”爆炸，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父母群体的信息焦虑。

数字化互动扩大情绪焦虑

在短视频的社交传播中，碎片化、互动化、实时化视频的播放提高了人们在虚拟环境中互动的积极性，在互动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趋于一致，获得情感共振。但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大数据算法的加持下，人群之间的分化也可能被进一步强化，从而产生“回声室效应”，使得群体中的某些情绪或态度在这种机制中不断被放大，进而蔓延至整个社会。（一）仪式互动：共鸣中获得情感能量婴幼儿父母在育儿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尤其是承担了生产和哺乳责任的女性，生育给她们的人生带来了一系列的改变，适应困难和心理压抑是这一阶段的很多女性都会遇到的问题。“在视听活动中所获得的替代性的情感经验，能够给个体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4]在浏览育儿类短视频的过程中，受众的社交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能够获得情感慰藉，建立自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缓解因育儿活动而产生的焦虑情绪。“有时候看到其他妈妈在视频中说到自己在带孩子时遇到的问题，会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因为这些事情而发愁，就会觉得心里好受一些，别人能做好我应该也可以。”在浏览育儿类短视频的过程中，受众能看到无数与自己有着相同境遇、相同问题的宝爸宝妈，通过视频评论区与他们交流互动，可以从中获得短暂的归属感。通过社交平台与他人互动不仅可以获取育儿信息，也是一种宣泄的渠道。倾诉是一种很好的情感宣泄方式，当年轻的父母遇到麻烦或内心烦躁时，通过在短视频评论区留言可以得到其他宝爸宝妈的回复，或是调节心情的劝解，或是同样状态的诉说，或是来自过来人的鼓励，受众可以在得到他人帮助和认同的过程中慢慢释然，从中获得情感能量。（二）同频效应：负面情感扩大情绪焦虑育儿领域中自由的表达促进了知识和经验的普及，但表达的泛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不实信息的传播会污染平台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一些消极负面的情感会由此传递给受众，影响受众的情绪和认知。在个别育儿问题上，有些发布者表现出了不够客观的价值和情感偏向。比如在典型的隔代育儿问题上，现在很多3岁前的幼儿都是由家里祖辈来帮助抚养的，但老人与年轻父母在育儿观念、带养方式上存在很多差异，也会因此产生矛盾。很多短视频为了博取流量就以此作为表现对象，刻意夸大冲突。常见的就是在视频中过分强调老人带娃的弊端，比如：吐槽老人的育儿陋习，不喜欢用尿不湿、哄睡时抱着孩子摇晃、把饭嚼好再喂给孩子、追着孩子喂饭等；指责老人宠溺孩子，满足孩子各项不合理的要求，不利于孩子形成好的习惯；担心老人单单关注孩子的吃穿，不懂得如何引导孩子在语言、思维等方面能力的发展等等。账号“医学硕士小朱妈妈Nancy”曾发布过一个标题为“老人带娃禁忌，不想毁掉孩子，就别……”的视频，指出了老人带娃存在的问题，引发了很多受众在评论区的共鸣。这类视频大多在标题中用到“危害”“毁掉”等说辞，或者用鲜明的感叹号作强调，用情绪带动受众，直击了隔代育儿养育理念的冲突，戳中了无法全天陪伴照顾孩子的父母的心理痛点。老人作为传统育儿方式的代言人，在新媒体平台上往往站在科学的对立面，似乎成了落后的代名词。

这一类育儿类短视频本来表现的是个案和现象，但因为短视频传播机制所造成的“回声室效应”和“信息茧房”而被许多年轻父母当成了一种常态和本质。这不但激化了两代人之间的育儿矛盾，更让很多无法亲自照顾孩子的父母产生了深深的情绪焦虑。

前后台转换制造对比焦虑

戈夫曼认为，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表演无处不在，个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就是其中之一。每个人都是按照一定的剧本和要求，出现在特定的前台场景之中，在其他观众的面前完成角色的塑造和呈现。等到演出结束演员才会离开作为表演区域的前台，回到作为私人领域的后台并显现出真实的自我[5]。近几年，真人秀、网络直播、Vlog等新传播形式将更加私人化的内容呈现到受众面前，打破了过去前台和后台截然分开的局面，传媒领域逐渐呈现“前后台”界限模糊的倾向。前台内容的后台化为年轻父母提供了一个了解他人育儿活动的渠道，但也在无形中刺激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比较欲，加重了父母的对比焦虑。（一）育儿实录：满足“表现欲”和“好奇心”育儿本身是一件生活化的私人事务，带有一定的私密性。但是育儿类短视频的创作者经常将自己带娃的私人生活场景、育儿过程的经验方法和育儿趣事等作为表现内容。这种将后台的私密空间和私人时间变成前台表演区的做法，一方面满足了短视频创作者的“表现欲”，更重要的是从空间和情感上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流量和更高的人气。随着社会竞争的愈演愈烈，焦虑逐渐成为现代人的通病，有些父母从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担心他会在身心发育方面赶不上其他孩子，此时他们就需要一个渠道来获取同龄孩子的情况，以便自己参考。在抖音平台，一些分享宝宝成长日常的账号，满足了年轻父母这种获得“参照物”的需求。例如账号“希希不挑食”就记录了宝宝从一周岁刚刚开始学习自主进食到三岁已经可以很好地自己用筷子吃饭的整个过程，有用户在该账号的首条视频下留言道：“为了看希希是怎么培养的，从最近的一个视频翻过来了，原来一开始也吃得到处都是啊，看到这样我就放心了。”希希妈妈也回复表示“养孩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年轻的父母可以了解到其他孩子学习成长的过程，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也能够从中学习到别人的育儿经验，能够更加科学地育儿。（二）“模范家长”：加剧对比焦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卢因曾提出“把关人”的概念，来比喻大众传播中的信息过滤现象。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者通过对受众以及发布内容和频率等方面的取舍，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把关。这一机制帮助他们过滤掉了不被自身需要的信息，实现了对个人形象与内容的选择性呈现。育儿类短视频的创作者在进行内容创作时倾向于进行大量积极的自我呈现和正面的自我表露，发布者有意无意地通过各种形式展现自我的优越性，包括外貌、能力、成就、学识，还有育儿知识、生活品质、消费水平等等。观看这类短视频时，很多受众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孩子与视频中的孩子进行比较。面对视频中的“模范爸爸”“模范妈妈”，再反观自己，受众容易产生反向落差。相关研究表明，当个体长期处于一种与优秀参照对象进行比较的状态时，会引发自身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习惯性地与他人进行比较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的一种正常心理和行为，但是过度的攀比是不可取的。如今，与他人比较、竞争的风气在社交媒体中盛行，这种没有意义的攀比和竞争不仅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压力，还可能会诱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加重父母的焦虑程度[6]。此外，育儿过程中的攀比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成为部分职场父母攀比和焦虑的来源。如今父母大多数已经意识到了陪伴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但很多人不得不在孩子和工作之间做出取舍，孩子白天大多是交由祖父母或者育儿嫂来照料。而在育儿类短视频中，会有一些全职父母以视频的形式记录孩子每一天的成长，小到每天为孩子精心搭配的餐点，给孩子读绘本，大到孩子第一次背诗、第一次骑车等有意义的“第一次”。当职场父母频频在视频中看到这些亲子互动情境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陪伴焦虑”。

结语

智媒时代，无论是内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受到海量、碎片信息的困扰。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发生重构，但是受众仍没有脱离“拟态环境”带给他们的“幻象”。婴幼儿父母在享受短视频带来的信息服务和视听愉悦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所构建的“拟态环境”可能会对自己的认知和行为造成负面影响，要用理性和批判的态度看待短视频所构建的信息环境。年轻父母要增强自身的媒介素养，提高信息识别与获取能力，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不要被过多所谓的“科学育儿理念”等打乱了自己的育儿节奏，以缓解育儿焦虑。【本文为2021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短视频中儿童媒介形象的建构偏差与引导策略研究”（批准号：21CXWJ0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桑标.父母意识·育儿焦虑·先天气质——独生子女与亲子关系研究的新热点[J].当代青年研究,1998(02).

[2]2022年中国家庭科学育儿洞察白皮书[EB/OL].（2022-12-27）.https://www.sohu.com/a/621736633_669129.

[3]沃尔曼.信息饥渴——信息选取、表达与透析[M].李银胜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75-92.

[4]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67.

[5]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56-63.

[6]连帅磊，孙晓军，牛更枫，周宗奎.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及性别差异[J].心理学报,2017(07).

（侯鹏：山东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徐爱玉：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琦：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22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侯鹏,徐爱玉,李琦.智媒时代公众信息焦虑的产生机制研究——以育儿类短视频对育儿焦虑的影响为例[J].青年记者,2023(22):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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