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素梅|智能革命与休闲观的重塑

发布时间：2025-01-02 01:11

利用雕塑、座椅等元素，增加休闲功能 #生活技巧# #园艺绿化建议# #景观布置#

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图像识别、云计算、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拉开了智能革命的序幕，不仅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一切制度框架。问题在于，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这种受科学技术驱动发展的社会形态时，当大多数人有可能过着以休闲为主的生活时，如果我们没有养成健康的休闲习惯，甚至不具备恰当的休闲能力，那么，就会面临比物质贫困更加严峻的精神贫困与心理危机。虽然就眼前而言，我们通过制度变革有可能暂时缓解、避免或摆脱困境，但是，在原有框架内对现有制度进行细枝末节的调整，终究无济于事。实现整个价值观的转换，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实现价值转换的一个突破口是，基于对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劳动观和休闲观的剖析，重塑迎接智能化时代到来的休闲观和劳动观。这既是关乎社会稳定的本体论问题，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式塔式的观念转变问题，非常值得深入研讨。

一、智能革命：从物质到思想

基于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智能革命将会把人类社会带向哪里？这已经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理论设想问题，而是如何引导智能革命深入进行下去的实践操作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来关于超智能、意识下载、失业、算法偏置、劳动的终结、机器人霸权、无用阶级、3D打印、5G网络、人机融合、认知与计算等概念以及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信息与研究成为各类新闻媒体和报刊关注热点的原因所在。这些报道与文献在宏观上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充满希望的积极乐观态度，另一种是深感恐惧的消极悲观态度。

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些技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并不是由于他们各自掌握了新的关键技术或知识要点，而是因为他们对智能革命的前景持有不同的看法或说信念。剖析这些信念之争，固然有学术价值。但是，更加现实和更具有前瞻性的做法可能是，探讨两种截然相反信念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智能革命不只是把人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正在全方位地替代人类去劳动，甚至去思考，这已经不是理论预言，而是正在发生于我们身边的事实。关于智能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不否认，人类在向着智能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大多数人的雇佣劳动时间必然将会越来越减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会越来越增多，只是他们对这种趋势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提供了相反的预言和论证。这表明，自由时间的增多虽然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向往的美好事情，但当理想真正有望变成现实时，事情却并非简单和乐观。我们不仅要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而且还要面对如何克服人性弱点的问题。

具体而言，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机器一直是人类用来改造自然和解放体力劳动的有利工具，也是人类用来发展工业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然而，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的出现，使得智能机器不再只是附属于人的工具，而是成为介于人与传统工具之间的一类新生事物。智能机器具有的工具性决定了机器的有用性与功能性，而智能机器具有的学习能力和决策能力则决定了机器的属人性与自主性。智能机器具有的这两种特性，不仅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传统界线，对现有的伦理道德和法律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把技术革命的作用从过去只是改变人类的物质生产形态，拓展到现在有能力改变人类的思想生产形态，标志着智能革命实现了从物质到思想、从双手到大脑、从肌肉到心灵、从体力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的拓展。

就技术革命能够改变物质形态而言，不论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是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总是一方面在不断地消灭着传统的劳动形式，而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劳动形式。对于劳动者来说，这三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劳动形式的变化虽然也造成了部分技术工人的失业，甚至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还因此而爆发了“卢德运动”。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三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还是从客观上达到了改善劳动环境、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收入、强化“按劳分配”原则等效果。比如，有统计表明，在1800年到1900年之间，英国的GDP增加了600%，到2000年，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均收入是非工业国家的52倍。

然而，以智能革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劳动形式的变化则具有颠覆性：一方面，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无人饭店、无人旅馆、无人驾驶、机器人快递员等的出现，表明了机器正在全方位地替代人的体力劳动，造成蓝领阶层的整体性失业；另一方面，随着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算法的日益优化，以及数据挖掘、搜索引擎、云计算、传感器、计算机视觉、量子信息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机器人已经走出工业领域，走进大众生活。它们不仅能够赋诗、作曲、绘画、翻译、驾驶、自动推送信息、自主诊断病症、进行法律援助、料理家务和从事医疗护理等，而且还能够主导资本市场、担任金融分析师、提供投资决策、评估投资风险、进行算法交易等，表明智能机器人和算法正在替代原先只属于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导致某些白领阶层的整体性失业。

智能革命虽然也带来了对人类劳动形式的改变，创造了新的职业岗位和工作类型，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机器取代人类劳动的总体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最终，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会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全部或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劳动概念也不再成为人们感知人生意义与拥有成就感的主要参照，甚至使得人们长期以来信奉的“按劳分配”原则不再是人类最基本的分配制度。然而，这些改变不只是一个问题，而且潜藏着许多危险。

智能革命使我们在工业革命的土壤中栽培起来的“劳动概念”失去其存在的根基，更使我们拥有的可贵的独立思考能力在不经意间让渡于智能机器人或算法，有可能使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浅薄与浮躁。比如，搜索引擎对我们获取信息方式的改变，不仅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而且框定了我们感知世界的认知窗口。网站的自动信息推送对个人行为习惯的强化，不仅固化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而且遮蔽了我们认知自己的想象力，体现出人与数字环境关系的逆转。特别是，由于智能手机和微信推送功能的日益普及，我们将会在浩瀚的数字世界里变得越来越被动，从对信息的主动搜索转向对信息的被动接受。这标志着以问题为导向的搜索时代的式微与以信息过剩为特征的投喂时代的开启。在投喂时代，当点击率和可读性取代了真理性与可信性成为新的评判标准时，人们的阅读品味与注意力将会不自觉地被从众心理和大众趣味所裹挟，表现出“点击替代思考”“思想让位猎奇”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算法不仅成为当代社会中新权力的“经纪人”，而且还会重塑社会与经济系统的运行，乃至科学研究方式。

但是，我们无形中把独立思考的能力出让给智能机器或算法，是极其危险的，很有可能导致人与机器关系的逆转：不是人来操纵机器或算法，而是机器或算法来操纵人。因此，智能革命不只是一把双刃剑，还是解剖人类文明走向、社会体制和人性的一把手术刀。

我们现有的制度体系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社会福利和劳动所得与职业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无法有效地应对智能革命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形成让大多数人获利的可接受的政治运行机制。或者说，我们既无法在现有的劳动框架内应对智能革命带来的快速变化，也没有提出新的概念框架来引领进一步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塑适应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观和休闲价值观的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人类社会正在向着需要有新的文化观念与道德偏好来引导人们过休闲式生活的时代发展。

二、双重自动化与传统休闲观的困境

智能革命所导致的人类经济社会的转型，既不同于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的第一次转型，也不同于从工业经济社会向服务型经济社会的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主要是从以土地为资源与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向以能源为资源与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次转型潜在地摒弃了农业社会特有的休闲生活方式，逐渐地确立了以发展物质文明为核心和实施“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劳动价值观与社会契约。基于工业化大生产形成的社会体制，将这种劳动价值观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内化为一种道德偏好与思维方式。第二次转型是从以能源为资源与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向以服务为资源与以消费为基础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次转型虽然主要是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并且，提出了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口号，在更深层上，表现出去工业化进程的现象，但却没有对工业社会的制度与体制带来实质性的冲击。

而智能革命带来的第三次转型不仅是去工业化，而且是去人化的转型，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机器人化，将使绝大多数人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岗位。特别是，当“云机器人”能够通过“云端”从其他机器人那里收集信息和吸取经验时，智能机器人将会在记忆力、运算速度乃至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完胜人类，涌现出“白领机器人”阶层。这种趋势就把自动化的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物质生产的自动化拓展到思想生产的自动化。

对于人类社会的演进而言，在这种双重自动化的支配下，从服务型的经济社会向智能型的经济社会的第三次转型，不再是对前两次转型的强化，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构成了对传统劳动价值观的扬弃和对人类内在需求的休闲生活方式的回归。这种回归当然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经过了马克思所阐述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之后的更加理性而自觉的回归，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深度纠缠的结果。问题在于，我们拥有了普遍有闲的可能与机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知道如何过好普遍有闲的生活，如何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与自我的身心健康之人。因此，智能革命的到来，迫切要求我们系统地揭示休闲与劳动的内在本质。

在这种背景下，追溯和批判工业时代形成的劳动价值观和休闲价值观，为我们重塑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观和休闲价值观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框架和最佳出发点。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于蒸汽机技术，发展于电力技术，成熟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化、网络化和自动化技术，即将解构于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革命。工业化生产的主要目标是以物质生产与经济建设为核心，追求个人和组织利益或资本的最大化，最典型的特征是，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即人们普遍地把自然界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社会机构的设置、社会制度的制定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活动等都是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物质生活而展开的。“按劳分配”成为任何一个工业化社会所遵守的核心分配原则。在这种价值观中，劳动是主要的，休闲是次要的，是附属于劳动的。工业化时代的休闲观大致可划分为下列四种观念。

第一种休闲观，休闲带来人性的异化。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把他所在时代的“有闲阶级”看成是一个保守、没落、腐朽的阶层。凡勃伦认为，这个阶层的人对其占有的财富倍感优越，并且，千方百计地凭借过度消费来炫耀自己的优越性。这是一种以异化的物质占有欲为主导的休闲观。凡勃伦以假发为例来说明问题。他举例说，假发原本是为秃头的人设计和生产的，但是，当有钱人把假发作为一种夸耀的装饰品来利用时，假发的价格就会远远超过实际价值，昂贵到真正的需求者买不起的程度，因此而变成一种身份的象征。凡勃伦认为，这些人不是靠自身内在的教养和社会公德的提升来赢得社会尊重，而是靠炫耀式的消费来标榜自己的财富，或者说，他们的消费是为了照顾“面子”，并不是满足真实的物质需求。凡勃伦把这种休闲看成是一种外表上很辛苦的职务，是他们为自己的有闲所付出的代价。这样，当人们把以物质占有为核心的休闲观与新教伦理的教导结合起来时，就赋予休闲一种否定的形象，出现了人性的异化和消费的异化。

第二种休闲观，休闲等同于闲暇。在工业时代，凡勃伦描述的这种否定的休闲观只是极少数富人的特权，并没有普遍意义。随着工业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休闲”通常被看成是工作之后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时间或空闲时间，即把“休闲”等同于“闲暇”。问题在于，从时间分配的视角来理解“休闲”，很难从根本意义上揭示出休闲的真正内涵，也不会教导人们如何合理地或有教养地利用闲暇时间，反而促使人们把获得空闲时间作为追求目标。这种从自由时间的角度来理解休闲的价值观存在两大问题：

其一，我们在把业余时间当作劳动之余来看待时，明显地把劳动与负责任的事情放在优先或重要的地位，把空闲时间或自由支配的时间放在从属或次要位置，有时会赋予空闲时间功利价值，成为对劳动的一种奖赏或补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休闲，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工业时代，对于失业人员或无法获得劳动机会的人来说，他们所拥有的空闲时间或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不是自己想要和追求的东西。这部分人的休闲时间是虚假的和负面的，反而变成他们深感焦虑与陷入贫穷的根源。

其二，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当把获得自由时间变成一种追求目标时，就会极大地掩盖或降低如何利用自由时间的重要性，还会在无形之中为自由时间注入经济内涵，变成他人诱导的消费目标或商家开发的经济资源。这正是近几十年来大力开发休闲经济的主导思想与基本前提，也是人们随波逐流地消磨自由时间，而不注重提升自我修养和生命意义的原因所在。

第三种休闲观，休闲从属于劳动。是从活动论的视域把休闲理解为人们在自由时间内所从事的无报酬的和非强迫性的活动。这种休闲观虽然克服了作为自由时间的休闲观所遇到的问题，但是，仍然是信奉着韦伯的“新教劳动伦理”。新教伦理曾对资本主义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转变了人的劳动观念，但却把休闲看成更好地为劳动服务，是从属于劳动的，也就是说，劳动是主业，休闲只是副业。

这种休闲观同样不利于我们挖掘休闲的潜能，难以让人意识到，拥有休闲的心态通常比劳动的心态更能拯救人的灵魂，反而容易导致休闲的异化，出现不适当的休闲现象：比如，沉迷于网络游戏等无法自我节制的娱乐活动、热衷于满足虚荣与欲望的无度消费、无法自控和不加批判地浏览各类推送信息等，进而把休闲活动完全窄化为娱乐、闲逛、购物、观光旅游、网络冲浪、无效阅读等活动。不可否认，娱乐与消费活动自然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但是，如果我们把休闲活动只理解为娱乐与消费，则会极大地掩盖休闲概念的丰富内涵及其内在本质。事实上，休闲概念的内涵比娱乐概念的内涵更丰富，更强调个人内在兴趣的挖掘与生命价值的提升。

第四种休闲观，是摒弃劳动与休闲的二分，从人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层面把休闲理解为人们在感到身心自由的前提下所拥有的一种心态。然而，“感受”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体验，同样的事情或活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对休闲进行经验层面的分析。这种分析有两个变量：一是基于可变的“感到自由”来区分休闲与非休闲状态，二是根据动机变量来限定这些状态。当我们把在活动中得到的满足，看成是源于活动本身，而不是源于外在奖赏时，这种活动被判定为是受内在动机驱使的行为；当我们把在活动中得到的满足看成是来自外部的奖赏时，即不是追求活动本身的满足，而是追求因为活动所受到的奖赏时，这种活动被当作是受外在动机驱使的行为。

这种休闲观虽然强调了休闲感觉的个体性与经验性，揭示了人们所从事活动的动机本身对休闲质量高低产生的影响，消除了劳动—休闲二分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却无法在“真正的自由”还是“幻想的自由”之间作出区分，也难以在主观约束与客观约束之间做出区分。在劳动价值观束缚下，从人的心理状态来理解休闲是因事因人而异的，没有可操作性与普遍性。

可见，在工业化时代，当我们把休闲作为劳动之余来理解时，我们对休闲概念的用法与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普遍把休闲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副业，只是部分地抓住了“休闲”概念的字面意义，但却掩盖了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体现人的教养与成长之义，丢失了经典休闲观中阐述的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和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而由智能革命导致的双重自动化，需要我们从劳动的心态中解放出来，这就为我们复兴经典休闲观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机遇与可能。

三、智能化时代重塑休闲观的必要性

劳动”和“休闲”既是历史性的范畴，也承载着时代价值；既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从词源学来看，在中文语境中，“休”字意指“人”倚“木”而休，表示身体的休息，但在经典文献中还有“美善”的意思。“闲”与“忙”相对，但在古文献中也有“安静”“文雅”“通晓”之义，与人的心态、技能的掌握关联起来，体现出一种从容的状态。《论语·子张》中“大德不逾闲”里的“闲”有限制、约束之义，指不违背大的道德原则。因此，组合词“休闲”概念，与“闲暇”“空闲”等概念有所不同，不仅具有文化底蕴，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还与人的精神境界联系起来，象征着过一种悠然自得和精神愉悦的有约束的生活。

“休闲”的英语表达是“leisure”。“Leisure”源于拉丁文“licere”，意思是“to be permitted”，在现代字典里定义为“freedom from occupation, employment, or engagement”，即摆脱占有、雇佣或约束的意思。“休闲”的希腊语表达是“schole”，而“schole”是英语中我们常说的学校“school”的最初含义。因此，从定义上来讲，休闲除了具有从占有、雇佣和约束中解脱出来的意思之外，还隐含有“教养”的意思。

休闲的这层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体现出来，甚至美国休闲哲学家托马斯·古德尔等人把亚里士多德尊称为是“休闲学之父”。在亚里士多看来，人的休闲是终身的，而不是指一个短暂的时段，是真、善、美的组成部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为了活动本身进行活动的一种存在状态”。亚里士多德还把休闲与幸福联系起来，把伦理学看成是使个人幸福的科学，把政治学看成是使集体幸福的科学。他认为，人们追求满足欲望，追求获得财富、名誉、权力，都是为了达到幸福。休闲是维持幸福的前提。人的抱负介于贪婪与懒惰之间；人的勇敢介于鲁莽与胆小之间；人的友谊介于争吵和奉承之间。这种强调凡事要适度的思想，反映了古希腊精英知识分子的休闲哲学。这种休闲观被称之为经典休闲观。

20世纪60年代，德·格拉齐亚和皮普尔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一方面，这种休闲观把休闲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了自身的缘故而从事活动的轻松感，强调人们在活动中只享受活动本身和活动过程，而不是为了达到活动之外的其他任何功利性的目标；另一方面强调在活动中体现出以“关心自己”为目标，即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关心自己的修养与生活品质的提升。

当我们把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来理解时，是把“休闲”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作为生活过程来对待。这种休闲观在境界和内涵上已经超越了工业时代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的休闲观，能够为我们重塑智能化时代的休闲观提供智慧与洞见。如果说，在古希腊，是奴隶造就了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少数社会精英的休闲式生活，在工业社会的初期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成就了凡勃伦所批判的少数富人的休闲式生活，那么，在智能时代，当人类社会开始向着工作场所去人化、信息获取界面化、人类行为数据化、社会交往网络化、人机交互常态化的普遍有闲社会发展时，则是智能机器充当了过去“奴隶”的角色，使大多数人有可能过上普遍有闲的生活。

然而，我们如何过这种普遍有闲的生活，则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转变休闲理念：即从索取与掠夺自然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和作为劳动之余的休闲观，转变为爱护与关怀自然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和以提升精神境界为核心的休闲观。其次，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对于当代人来说，解决如何进行休闲的问题并不比解决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更容易、更简单。毕竟，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在为解决经济问题而奋斗，已经经过了多次社会转型，并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形成了可行的社会契约，而相比之下，解决休闲的问题和重塑休闲观的意识，却是直到智能时代正在到来的今天，才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因此，重塑智能时代的休闲观既是一个前瞻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实践问题。

四、重塑追求生命意义的休闲观

如上所述，在智能化社会来临之际，当休闲将有可能从附属于劳动的边缘走向引导劳动选择的中心时，休闲将不再被我们看成是通过劳动来获得的补偿或奖赏，而被看成是与人的成长相伴随的充实精神家园、丰富内心生活、追求生命意义、提升人生境界、践行生命智慧的一个过程，这是一种抽象的和广义的休闲概念。这种休闲概念是把休闲当作“动词”来使用的。而当我们把休闲作为动词来使用时，休闲就不再是与劳动相对立的概念，强调的也不是劳动之余，而是突出了人的成长与生命意义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与“休闲”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主业与副业或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而是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凭借个人兴趣与现实条件努力追求“道德至善”和“成己成人”的互补与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经济的回报不再成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反而会成为活动本身的一种伴随物或副产品。

然而，我们在迎接普遍有闲社会的过程中，用休闲价值观替代劳动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劳动本身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劳动概念意义的提升和劳动形式与内容的扩充。这是因为，劳动本身提供了无尽的挑战，携带着与我们的自尊密不可分的目标和有用感，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具有的经历，更是马克思阐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劳动来提升自我价值和感知个人成就，就像需要食物一样。当智能化时代到来时，那些程序性的、无成就感的、重复操作的、无创造性的劳动，乃至基于过去数据进行推理的工作等将由智能机器来替代，人类前所未有地可以享受与专注于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能够提升生命意义和受内在兴趣驱动的活动。这就使我们的劳动性质和劳动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创造性、个性化、多样性以及娱乐性等成为未来人类劳动的显著特征。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以放弃劳动为代价来倡导休闲，而是在扩展劳动定义的情况下，如何学会把对兴趣的追求与成长的愿望内化在劳动过程中，使劳动本身变成由内在价值驱动的活动，并以休闲的心态来从事劳动。

当然，休闲与劳动的分类，不仅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同一种活动，也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因此，从人的心理状态出发，在大多数情况下，休闲与劳动的划分通常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对、于某些人而言是劳动的活动，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一种休闲；在一种情况下是劳动的活动，在另一种情况下也会成为一种休闲。休闲与劳动的这种分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强调，在当今社会，要想走出工业文明带来的困境，必须超越唯经济的物化判断标准，有意识地把提升生命意义和成就感的维度增加到我们对一项活动或职业价值的评判中。休闲式的活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体验型活动，能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追求，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这种休闲观超越了单纯地把休闲等同于自由时间和娱乐活动的理解，重点强调把休闲与人的幸福感和生命意义的追求联系起来，真正体现出让人能够“感到自由”与“有教养”和受约束的休闲含义。这里的“感到自由”中的自由是一种受自然条件和社会公德约束的有条件的自由，而不是随心所欲式的无条件的自由。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在人类面临着各种发展性危机的今天，关于美好生活与人类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已经不只是单向度的经济指标。充裕的物质生活与人的幸福感的满足并不总是成正比。关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已经证明，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用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追求幸福感和提高内在修养为核心的休闲式生活的边际效用反而会逐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以物化的劳动文化与劳动伦理为核心的发展观就会越来越不适应，迫切需要用以重视追求生命意义和内在幸福感为核心的休闲观来补充，乃至取而代之。

五、智能化时代是追求精神文明的时代

如果说，工业化时代是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时代，而人类发展经济的能力是人类文明经受的第一次考验，那么，智能化时代则是大力发展精神文明的时代，人类运用休闲的能力是人类文明将要经受的更加严峻的又一次考验。当前，如何健康地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和提升生命意义，如何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与社会道德，以及如何使人得到充分发展等一系列与人的修养和品性相关的问题是最根本的实践问题与实现问题。我们在转向智能化社会的制度设计中，需要嵌入如何引导人们重塑有助于大力发展精神文明的休闲观的基本要素。

这种休闲观不仅要突出休闲概念所包含的教养之义，而且还要突出休闲概念蕴藏的控制之义。一个人培育休闲能力的过程，既是学习如何为自己负责的过程，也是学习自我控制与自我完善的过程。在智能化社会里，人人都应该从休闲中获益，社会要为人们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而提供帮助。休闲是通过自我完善和自我认识而获得自由和提升生命意义的一个过程。这种过程是从被他人指引而走向自我指引、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过程，是一个对休闲的认识由被动到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从众心理到自我塑造的不断提高休闲能力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得以开始，我们这个世界也许有望变得更加理性而包容，更加和平而美好。智能化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建设，需要建立在新的社会契约之上，需要围绕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来进行。

在这种休闲观中，既包括社会和个人的抱负，也包括生活格调在内。这种休闲观似乎是一种包括一切的观点。这种把多元维度概念化的目的在于，研究人与社会的每个方面，不是强调生活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分离，而是看到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看出融合与联合的结果。按照这种观点，劳动的含义与休闲的含义就密切地统一起来，接近马克思所倡导的“真正自由的劳动”。

人既不应该被单纯的求乐意志所统治，也不应该被单纯的求权意志所统治，人类应该追求更高尚的生存意义。当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以休闲为中心而不是以劳动为中心时，社会制度所保障的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不是人的工作，引导人们自觉地发现，在有生之年如何成为有用之人是很重要的问题和很大的挑战。一个减少人类的需求和有用机会的社会，就是一个荒谬的和没有价值的社会。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我们追求成为有益于社会之人，才使得有助于成就人的休闲哲学与休闲伦理的研究变得重要起来。

总而言之，人们只有在追求生命意义的休闲中，才能拥有健康的休闲生活，才能不虚度生命；学会如何成为具有高尚人格的人，才能在生活实践中提升生命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成为追求卓越之人。这也揭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前瞻性与深刻性。马克思把自由时间看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与前提，把劳动看成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马克思阐述的劳动价值观是抽象的、理想化的、围绕人的内在本质的提升和人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把休闲与劳动高度统一起来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可以说，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为我们践行、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可能性。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这只蝴蝶已经展开了颠覆现有一切的翅膀，使人类彻底地从繁重、危险、单调、缺乏创造性等劳动形式中解放出来，为人类追求自由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智能化社会是一个机器人化的社会，智能经济社会是一个从物质生产自动化拓展到思想生产自动化的经济社会。这种机器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劳动概念，重新塑造休闲价值观，重新设置社会契约和分配制度，重新建构推动终身学习和促进工作与兴趣融为一体的制度框架，重新创建防止社会失控的运行机制，避免暴发“新的卢德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塑休闲观来迎接智能化时代的过程，也是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改革的过程。因此，如何过好普遍有闲社会的生活是对人类智慧的全新考验。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1期

责编|马大力

责任编辑：

网址：成素梅|智能革命与休闲观的重塑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62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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