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时代与轻文明:我们生活其中 一边热爱一边批判
我们从未经历过一个如此轻盈、流动、多变的物质世界。“轻”从未创造出如此之多的期待、欲望和执念。它从未促成过如此频繁的买与卖。尼采笔下的这句话也从未如此恰如其分:“美好之物是轻盈的,一切的神圣皆以灵巧之足奔跑。”
“轻”逐渐支配起我们的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它侵入我们的日常习惯,重塑我们的想象。它为艺术的唯一范畴所青睐,在物品、身体、运动、饮食、建筑、设计等无数领域内成为一种价值、理想和迫切的需要。在超现代时代中,随处可见对“轻”的多形态崇拜。周围皆是它的疆域:它的界限在我们眼中消失了,因为它已渗透进我们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进一切“物”(choses)与存在、梦与身体。
长久以来,技术经济领域的重心都倚赖于重型设备,如今,它转向了超轻化、微型化、非物质化。“重”曾一度唤起敬意、庄严、财富,“轻”则令人想到粗劣、廉价。然而我们眼前的世界已非如此。我们正经历着物质世界的一场巨大变革,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技术与市场更倾向于“轻”的逻辑而非“重”的逻辑。这种变化同时也是一场符号上的变革,曾长期受到贬低和轻视的“轻”现在承载了正面的价值。“轻”不再与恶相连,它指向流动、虚拟、对自然的敬意。这是一个“轻”扭转局面的时代,轻是受人喜爱、被人渴望的轻,是梦的传送器,承载着无边无际的愿景,也承载着可怕的危机。
世界之轻与文化之轻
“轻”不再只是一场诗意的、柔软的幻梦。它涉及我们技术化的日常,涉及一个晶体管化的、游牧的世界。“小的更好”:我们技术性的宇宙在无可避免地微型化、轻量化、去物质化。用轻如空气般的设备听世界上的任何音乐,在只有口袋大小的触摸屏上看电影。微电子、微型机器人、显微外科、纳米科技,这类“无限小”俨然成了创新与进步的新边界。从此,相比于风格领域,“轻”将更多见于新材料、数字网络、超微型化等领域。
微型化与对微型的征服呈现出一个双曲线模型。这个时代诞生了“小人国工程学”,它能随意控制原子,改变材料的特性,创造新的材料,能操控基因,能在纳米级别上融合活性物质与惰性物质。这场轻革命并非虚幻的想象,它在亚微观领域创造了一个触及生活方方面面的世界。适逢高科技的天时,一个崭新的轻纪元开始了。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化石资源枯竭、消费煤炭引起气候变暖的压力,一场能源变革着实迫在眉睫,这场变革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它依靠的不再是石油与核能,而是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我们见证着这类温和能源的飞速发展,也见证着“轻经济”的发端。“轻经济”对原料的需求更少,且不再需要大量开发自然资源,因而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能源转变所提出的任务可谓艰巨,然而,为了给后世留下美好的未来,为了构建一种可持续的轻文明,这项任务无可回避。
“轻”的影响力表现在各种领域:时尚、设计、装潢、建筑。这种影响力也投射于肉体,对轻盈与“线条”的热爱爆发了。在空中,盘旋着滑翔伞和三角式滑翔机;在海浪间、滑雪赛道和柏油路上,可以见到一个个醉心于滑翔类运动的轻盈的身体。而时至今日,有谁不希望永葆青春和苗条呢?饮食类书籍迅速传播,各种“轻食”出现在每一家超市的货架上,吸脂手术成为普罗大众的选择,健身馆遍地开花,超模们个个一副得了厌食症的模样,平滑、纤细的身材占据了杂志和荧幕。在这种“厌恶脂肪”的文化里,时尚偶像凯特·摩斯(Kate Moss)说道:“没有什么比瘦更好的了。”
“轻”的规则不再局限于个人对待生活和他者的态度。现在,它俨然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在超消费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关于永恒变化、不稳定与诱惑的轻浮的逻辑将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完全重构了。一种与时尚系统类似的机制支配着这个作为诱惑资本主义的超现代资本主义。小玩意儿、搞笑广告、电子游戏、各类音乐、演出和动画没完没了地出现,经济体系与无聊琐事之间的对立界限已经模糊,眼下,我们现实的原则和轻的原则混在了一起。必需的世界与无关紧要的世界彼此交叉、杂糅:轻的逻辑不再是经济现实中的他者,而是经济现实的核心。
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寓意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轻”大获全胜的时代。统治我们的是一种由大众传媒传播的日常的轻文化,消费领域不断宣扬着享乐主义、趣味至上的参考标准。通过那些物品、娱乐活动、电视节目和广告,传播着一种无止境的娱乐气氛,煽动人们“利用”那些直接、简易的愉悦。诱惑代替强制,享乐主义代替严苛的义务,幽默代替庄严,消费世界趋向表现为一种卸除所有思想重量、所有意义厚度的世界。轻,无论从我们理解的第一层意思还是从第二层意思上来说,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表现之一。
不久以前,大众阶层和上流阶层在生活方式上差别明显,主要的对比在于:大众阶层的生活方式概括为重和“粗”,而上流阶层的生活表现为轻、细和格调。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拥有不同习惯的世界:随着阶层文化的崩塌,重和粗不再是任何群体的特质,从今往后,在饮食、个人外表、活动性、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每个群体都表现出对轻的渴望。所有社会团体都将轻的价值融进了自己的想象和诸多实践活动里。显然,社会群体各自有效的生存方式并不相同,也远不应相同。然而,这些现实的差异都基于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赞扬着苗条、时尚、趣味、变化和虚拟。社会依然存在区隔,但轻的规则支配着所有阶层。
“轻”的乌托邦
集体和个人的生活转变以另一种方式表现着“轻”的力量。与严守戒律、道德主义、约定俗成的第一种现代性截然不同,第二种现代性出现了,它表现为“流动”(齐格蒙特·鲍曼)和灵活。在超现代中,个人生活的特点是不稳定,它被交付给永恒的变化、短暂的时间和“行动主义”。沉重的集体义务让位于普遍的自我管理以及不稳定的关系与承诺,一种游牧式、变动式的个人主义成为超现代性的主流。与世界关系的极端个人化构成了轻之变革中居于核心部分的主要社会动力。性生活自由化,家庭与宗教失去权威,社会风尚与个体都追求“酷”。摆脱了宗教、家庭、思想观念的束缚,“超脱的”、解放的、无拘无束的个体在社会浮动线上像原子一样活动。这不乏自相矛盾的效果。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再期待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国度”,我们不再憧憬改革或者解放,我们只憧憬“轻”。一些人在消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期遗忘或者减轻当下的重量。另一些人则用“真正”的轻来反对一种被宣告为“虚假”、使人异化的商品之轻。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生活”意味着卸除那些压在我们存在之上的多余重量,通过内在的轻的技术来克服消费主义带来的沉重的轻。“排毒”正当时,同样流行的还有冥想、瑜伽、各种放松技巧、风水、“养生”,总而言之,就是一切让人“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自我感觉良好”的东西。
对于如何摆脱铺天盖地的物质主义负担,不可胜数的书籍野心勃勃地想要给出解决的法门。更不必细数那些杂志文章,它们倡导着简单、节制、不冗余的生活:东西越少,内在生活越丰富、平衡、轻盈。继欲望乌托邦之后,是对轻的期望——包括肉体之轻和精神之轻——是对一种更放松的日常生活、一种压力更小的当下的期望:更好的生活和轻的生活已经分不开了。少与轻(light)的乌托邦时代已经到来。
轻文明及其局限
一股具备着超高功率的动力正在起作用,它构筑了一种新型文明:轻文明。我们尚处于它的起步阶段,但每一天,它都会占领新的领域,完成新的功绩,启迪新的期望,同时也激发新的焦虑。从云计算到生物科技,从纳米级物体到高科技小工具,从对瘦的狂热到轻饮食,从滑翔类运动到用于放松的技术手段,从时尚趋势到娱乐产业,正是一众千差万别、各式各样的事物推动着轻的超现代革命的进程。
在过去,轻是一种风格理念或一种道德瑕疵,如今,它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动力、一种横跨全球的范式,是“总的社会事实”,承载着科技、经济、功能与心理、审美与存在等方面的价值。从今往后,几乎每个领域都能看到轻对重的战争。超现代时代离不开轻的多维度革命,它的发展势头令人目不暇接。
轻的革命裹挟数字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冲击着材料、通信、医药、教育、农业、商业、娱乐等一切领域,在冲击之下,这些领域正经历着彻底的剧变。这场革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为物质和自然环境领域、健康领域以及生命自身范畴开拓出几乎无垠的视野。曾经最渺小、最无意义的轻成了改造世界的首要力量。在超现代时代,掌控“重”不能改变世界的面貌,而掌控“超轻”却可以。掌握无限小的技术意味着打开了无限可能的空间,意味着将过去那些被宣告的不现实变为现实。借助纳米材料、纳米药物或者纳米机器人,一场史无前例的变动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不是阶级间的斗争或者其他史诗级的对抗,而是超轻的征战。使我们的文明发生变化的不再是“老鼹鼠”的劳动,而是“纳米力量”的积极作用、对无限小微粒的控制以及对无形之物的支配。在宏大的政治革命时代之后,纳米革命的时代宣告来临,它之所以更加强劲,正是因为它的作用对象是那些难以捕捉的细微之物。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这种动力在每个领域的发展目前仍参差不齐。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煤)在世界能源消费中依旧是主流。核能源继续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供电需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过度的发展规模和恢弘的设施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恰恰相反,连银行都变得“大而不倒”。不过,这并不妨碍轻的原则加速发展,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能源、航空、电信、汽车、银行、外科,还有游戏、音乐、摄影、电影、建筑、设计。
此外,轻文明意味着一切,唯独不代表轻松的生活。因为诚然社会上的种种规约都日渐宽松,可生活本身却更加沉重。失业、经济拮据、配偶关系不稳定、时间不够用、健康隐患,要知道,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滋长生活的压迫感。孤独的迹象在各处蔓延,“文明病”的各种新表征也越来越常见。而且从就业的危机和保健、医疗信息上看,生活确实承担了新的重量。表面上,轻的设施比比皆是,但市场的机制和个人化的动力仍然在持续地造成巨大的损害。
超现代的讽刺就在于,眼下正是“轻”在滋养着“重”的精神。因为轻的理念带来了一些强迫的规则,它们往往使人疲惫,有时甚至使人消沉:拥有苗条的身材往往意味着与“及时行乐”(carpe diem)的安逸状态决裂,投身一种与无忧无虑的状态背道而驰的生活。消费这件事情本身,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就是日常焦虑的来源,迫使人们做出那些类似“劳动”的行为,这项“劳动”要求人们进行耐心且认真的搜寻与比较。在一种宣扬享乐主义轻理念的文明里有可能不幸福,在过去那种教人用尘世的忍耐换得天堂的永福的社会里也可能不幸福,然而前一种不幸福比后一种更难熬。我们的世界已经诞生出许多对快乐的欲求,这些欲求注定无法被满足,由此,因生活不够轻松、不够有趣、不够流动而产生的种种失望便愈发被强化。当娱乐文化和超轻的物质设施占据上风,生活的轻盈之感反见消减。一种新的“沉重精神”侵入了这个时代。
(本文节选自《轻文明》一书引言部分,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轻文明》 [法]吉勒·利波维茨基中信出版社 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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