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公共卫生与疫病

发布时间：2025-01-17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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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个曾经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帝国，罗马（Roma）的文化可谓独树一帜，其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发展出了独特的公民文化。在公民观念的影响下，罗马建造了丰富多彩的公共设施，而在其中，大型浴场的广泛建设最令人瞩目。但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罗马的城市模板不断被复刻，这些公共设施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令人担忧。结合罗马的水循环硬件设施建设，与卫生法等软件设施建设，我们可以探究古罗马时期的公共卫生问题与疫病发展的联系。

关键词：古罗马洗浴文化公共设施卫生疫病

20世纪70年代，西方以日常生活史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开始兴起，在史学书写上一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它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史的宏大叙事相反，不从整体史入手，而更多的关注到普通民众的个人生活。在后现代史学和历史修辞的转向之下，研究社会文化史和微观史等，致力于复现古代民众的生活场景，强调“以小见大”。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涌现出了许多研究罗马日常生活史的佳作，这些论著中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于古罗马的城市发展、建筑风格、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深入研究。随着国内学者对国外史学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加上外国史学著作的不断翻译流传，国内关于罗马的日常生活研究成果亦是层出不穷。但关于罗马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国内外长期存在争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试通过对比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探究罗马公共卫生存在的问题与疫病的联系。

一、罗马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情况

早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就十分重视城市规划与建设，奥古斯都曾大力推行城市化运动，而罗马后世的城市风格基本上也大多承自奥古斯都时期。“不少学者对帝国各个城市遗址进行考察后认为，它们当中（特别是意大利中、北部城市大多数都是在奥古斯都时期兴起而且定型的，那些最美丽、最实用的建筑都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①]从罗马城市的规划特点来看，它主要受宗教观念和希腊城市建设的影响，这也印证了罗马文化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希腊公民政治的传统在罗马亦有所继承，加之罗马帝国的迅速扩张，城市人口愈发密集[②]，种种因素导致了罗马公民文化的兴盛和罗马对公共设施建设的重视。所以在大多数罗马城市中，亘古不变的就是街道、广场、市场、竞技场、浴室、公厕这些标准的公共设施，这为罗马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罗马公民政治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罗马的建筑风格和布局深受宗教观念的影响，而且罗马洗浴的起源也与宗教观念脱不开干系。[③]

古典作家狄奥尼西乌斯认为“在伟大的罗马帝国，最令人瞩目的三项优质工程就是输水道、下水道和道路的建设。”[④]这三项公共设施的发达，也与罗马城市的实际情况息息相关。罗马城市人口众多，无论是日常生活用水还是浴场洗浴用水，都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水循环系统加以支持。这就促使罗马大力建设城市输水道和下水道，这二者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供水排水系统。此外，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广阔疆域的统治需要，还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对便利交通的需求，都促使罗马不断修筑道路。并且道路交通发达与否，也会影响到罗马人口的流动性，进而影响到疫病的传播。

从硬件设施建设来看，罗马的建筑建设，尤其是上下水道的建设，离不开对“混凝土”材料的使用。在《罗马建筑》一书中，对这种“混凝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它不同于我们现代的水泥和混凝土概念，它应该是一种“由一块块骨料在灰泥中混合搅拌而成”的新型材料。[⑤]之后这种混凝土发展成了石灰和砂混合而成的“砂浆”，在公元前273年科萨城墙的考古学研究中，发现了这种“砂浆”的使用痕迹。这种砂浆与同时期具有同等强度的建筑材料相比，更加具有可塑性。[⑥]经过几代罗马工匠的探索之后，发现使用“火山灰”这种砂子进行混合，比使用其他砂子进行混合得到的混凝土强度更高，最迟到克劳狄时期，这种火山灰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关于火山灰相关建造技术的应用，在刘琳琳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在论述罗马最大的下水道“马克希玛”的建造时，其“向西到埃米利亚长方形会堂的年代较早的部分是加北拉西奥（cappellaccio）技术，即运用罗马地区最早期的火山喷发的火山灰形成的灰色火山石，这种技术几乎不用于地上建筑，主要用于地基和下水道。”[⑦]罗马城这些最早的水道最终都与台伯河相连。这种可塑性较高的混凝土材料的开发，无疑为罗马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软件设施建设来看，罗马在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后续管理过程中，都设立了相关的官员和法律进行治理。在罗马共和时期，有二十六位低阶文官，统称为“二十六吏”，其中就有维护罗马城市和邻近地区的道路的罗马城环卫四吏（quattuorviri viis inurben purgandis）和城外环卫二吏（duoviri viis extra urben purgandis）[⑧]另外，还有营造官和监察官承担城市的管理。营造官负责公共浴场的维护。监察官负责公共道路的卫生和其他维护。[⑨]狄奥尼西乌斯也曾记载，公元前2世纪的元老院元老盖乌斯·阿西里乌斯说过“当下水道被忽视，使水流污物不能畅通时，监察官以1,000塔兰特将清理和维修它们的工作承包出去。”[⑩]而到了罗马元首制时期，由元首任命水保佐人（Caratore acquarum），水保佐人以罚款保障水的卫生。这类保佐人的功能与共和时期的监察官和营造官功能类似，只是在具体职能分配上有所差异。

罗马城的这种卫生官员的官制改革或许与罗马城水道的持续建设有关。罗马城人口的飞速增长使得人们不满足于仅从台伯河取水，而是持续修建更多的水道。从公元前312年到公元226年，罗马城共修建了11条水道，总长度约500公里。[⑪]这些水道不仅解决了罗马城内的独户公寓用水问题，同时还为罗马的大量公共浴场和公厕供水。这种发达的水道建设，保障了城市的卫生。

与此同时，罗马还设立了一系列法律来保障水道的正常运行。如公元前17年至11年的《奥古斯都关于维纳弗鲁姆（Venafrum）水道的告示》，规定了修建水道、维护水道、使用水道的六条规定以及相应的处罚措施。公元前11年颁布的《关于水道的元老院决议》进一步规定了管理水道的相关官员的职责和权力，并且对水道的使用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公元前9年颁布的《关于水道的奎茵克隶斯法》则对于恶意损坏水道的行为加以重罚，详细制定了惩罚措施。从这些法条当中可以看出，罗马人对于用水安全的重视和保障，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罗马的公共卫生观念是相对先进的。

二、罗马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上文的论述中，不难发现罗马对于公共设施的建设是极为重视的，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罗马的公共卫生设施和公共卫生理念都是十分先进的。但是对于一个人口膨胀的帝国，这些保障公共卫生的措施，未必能满足罗马的需要。

在《古罗马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列举了古罗马的“八大问题”，即：

交通；

街道上的嘈杂和混乱；

在城市里前进时所浪费的时间；

垃圾和脏污；

房屋短缺和天价；

建筑倒塌和不安全的建筑物；

移民泛滥；

夜晚街道不安全；[⑫]

不难发现，这八大问题是隐藏在罗马城市当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都与罗马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和公共卫生问题有关。

隐去意大利罗马城以及其可能存在的首都福利，罗马古城庞贝的卫生情况可能不容乐观。庞贝古城街道两侧的人行道修筑较高，这可能就是因为街道太过“肮脏”的原因。[⑬]并且从尤维纳尔（Juvenal）和马提亚尔（Martial）的众多讽刺诗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罗马街道的公共问题可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普遍性问题。尤维纳尔曾写到：“夜间会发生其他各种危险，须得谨慎：房顶大多高高在上，任何一块瓦片坠落都会砸得你头破血流……主妇们只不过在你头上浇一头污水，就已经很不错啦！”[⑭]马提亚尔写到：“在罗马，一个可怜的家伙找不到沉思或休息之所……经过母亲训练的小犹太人永远在哀哀乞讨；满眼眼屎的木柴小贩总是在大声叫卖。”[⑮]在这些作家笔下，罗马的街道可谓是危险与噪音并存、混乱与脏污共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罗马城市人口密度之大，管理起来存在较大难度。

现在很难再去考证罗马的街道上具体是一种怎样的情况，而罗马作家又有一些艺术加工的成分难以区分。虽然罗马的确有许多关于公共卫生方面的管理措施，但是在城市管理当中，罗马监察官一类的官员究竟将城市清洁放到什么位置，这是很难考量的。就庞贝古城而言，其上下水道远不如首都罗马城发达，城市里产生的垃圾和人类排泄物很可能不会及时地被清理掉。更不要提当时采用马和驴子这类牲畜当作主要交通工具，再考虑到街道的拥堵情况，其脏乱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两侧垫高的街道很可能也起到水渠和垃圾运输的作用。这些街道“发挥了将雨水汇集起来并穿过城墙将其排出城外，或者导入大多数在广场附近的市内下水道的作用……偶尔下起的瓢泼大雨以及由它引发的急流必定有助于把腐烂的垃圾冲走。”[⑯]

除了街道上可能存在的卫生问题，上文提及的“水道”可能也有类似的隐患。相比于罗马对于输水道的重视，起到排水道作用的下水道似乎受到了忽视。从现有资料来看，罗马的卫生官员更多是围绕输水道展开工作，而对于下水道则采用了“外包”的维护手段[⑰]而且从立法来看，“罗马的立法机关似乎重上水道而轻下水道，所以无关于下水道的立法流传给后世，只有裁判官法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分别针对公共下水道和私人下水道进行了立法。”[⑱]但对于公共卫生健康来说，下水道的建设与维护是更加重要的，除罗马的独户公寓和浴场的排水需求之外，罗马还建设有数量巨大的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所产生的污物都需要下水道等排污系统进行处理。长期以来，学者将罗马兴建公厕、爱好洗浴当作是罗马重视卫生健康的表现，但在《罗马时期意大利的卫生设施考古：厕所、下水道和供水系统》[⑲]一书中，作者克洛斯基-奥斯特罗“通过区分卫生设施与卫生思想，颠覆性地提出罗马建设先进排污设施的动力是现实政治需求，而不是维持公共卫生或是实践某些健康观念。”[⑳]作者认为，古罗马人尚未发现污物与疫病之间的关系，所以“即便建立了公厕和排污设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接触排泄物，没有对粪污的严格隔离措施。”[21]这样也还是会使疫病得到传播。这些公共卫生设施，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作用，但本质仍然是服务政治目标的工具。无论是在浴场还是在公厕，罗马人都不顾隐私，谈笑风生，这使得这些场所变成罗马特有的一种社交中心，卫生与健康反倒成了其次。[22]这样来看，罗马人的卫生健康观念可能并不是很强，有选择性的重视公共设施确实与公民政治的传统和人口激增的需求有关。

三、疫病滋生：以浴场环境为例

罗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钟爱洗浴的古代民族。虽然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便出现了干热浴或蒸汽浴[23]，但洗浴文化是在罗马人手里发扬光大的。从图拉真浴场确立帝国浴场的基本形制，到之后的卡拉卡拉浴场、戴克里先浴场的进一步发展，再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纷纷修建大型浴场。浴场成为罗马城市必备建筑的同时，洗浴也成为罗马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

罗马人认为，洗浴有利于身心健康，是最佳的娱乐放松行为。“罗马名医杰尔苏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在其《医学大全》中提到洗浴可治疗或减缓发烧、肠炎、肝痛、小脓包、眼疾等。”[24]而且罗马浴场的娱乐功能，不仅局限于洗浴本身，大多数浴场都配套建设有图书馆、健身院等设施，这使得罗马浴场成为当时最舒适的娱乐设施。并且在罗马少见私人浴室，即使是罗马皇帝，偶尔也会去浴场洗浴，这也使得在浴场中罗马人可以近乎平等的沟通交流，浴场也成了开展政治生活的重要场所。

但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禁欲主义思想逐渐发展，到了公元四世纪末期，君士坦丁堡的元老们签署敕令，要求关停各大浴场。时人多批判浴场会加速社会风气败坏和促使道德沦丧的消极作用，这也说明了浴场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娱乐而不是单纯的清洁身体。并且少有批判浴场环境污染导致疫病传播的案例，这也与古罗马人没有认识到污物与疫病传播的紧密关系相关。

但事实上，罗马浴场的水池并无进行氯化处理的可能，一些有菌的身体残屑造成的污染并不能得到缓解，加上水池当中的水体更新十分缓慢，很容易导致疫病滋生。“马提亚尔嘲笑过堆积在其中的粪便，罗马的医学作家凯尔苏斯则向人们提出明智的建议：身上若有未愈合的伤口就不要去浴场（‘通常会导致坏疽’）。”[25]我们现在只能从只言片语中获悉，罗马的浴场并不如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清洁（事实上现代浴池也有较高传播疾病的风险），奇怪的是在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的罗马“维持了265年无瘟疫的记录”[26]，是真的不曾发生过瘟疫还是发生过瘟疫没能记录下来，我们很难再去考证。但是考虑到罗马部分城市惊人的人口密度，几百年没有瘟疫，这是放在现代也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结语：古罗马帝国已经消亡了近六百年，通过考古发掘的一些公共卫生设施之所以令我们惊讶，是因为其中有一些建造的理念与我们现代的理念相似。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用一种现代化的眼光去要求古罗马达到某一种现代标准。以公共卫生设施为例，罗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水循环系统。但是罗马城市人口的密集程度又要求罗马的卫生水平达到现代化的水平。这并不冲突，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当时看起来相对先进的罗马卫生设施，与罗马的实际需求并不匹配，所以罗马难免会产生疫病、污染等卫生方面的问题。

[①]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1页。

[②] 参见徐国栋：《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清华法学》2014年第8卷第1期。其中论述在罗马确立拉丁同盟盟主地位之后，外来人口大量流入罗马。“罗马人口的数字在公元前174年是258,000人，公元前86年是910,000人。”而在同盟者战争中又导致更多难民移居罗马，所以到了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总人口可能达到120万人。从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城面积来看，当时的人口密度可能达到每平方公里6万人。

[③]参见滕加平：《罗马洗浴文化与社会生活》，《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3期。其中论及罗马早期的“诺斯替教”认为“只有清洁肉体，禁欲清修，灵魂才能得救。而洗浴既能清洁肉体，又能洗涤灵魂。”，但显然罗马人并不看重这种清心寡欲的宗教，罗马人更多的还是将洗浴看作是一种享受。这一点在滕加平2004年的硕士论文《罗马洗浴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有较详细论述。

[④]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Roman Antiquities，The LoebClassical Library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3）：67.转引自刘琳琳：《古罗马城下水道的修建及对城市发展的作用》，《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9期。

[⑤] 参见[英]约翰·B·沃德—珀金斯（Perkins，J.B.W.）：《罗马建筑》，吴葱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59-60页。

[⑥] 同上

[⑦] 刘琳琳：《古罗马城下水道的修建及对城市发展的作用》，《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9期。

[⑧] 参见陈可风：《罗马共和时期的国家制度》，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第70页。

[⑨] 参见徐国栋：《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清华法学》2014年第8卷第1期。

[⑩]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Roman Antiquities，The LoebClassical Library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3）：5.转引自刘琳琳：《古罗马城下水道的修建及对城市发展的作用》，《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9期。

[⑪] 同上

[⑫] [意]阿尔贝托·安杰拉（Alberto Angela）：《古罗马的日常生活：奇闻和秘史》，廖素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69页。

[⑬] [英]，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熊宸、王晨译校，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75页。

[⑭] 同上。

[⑮] 参见Martial ,Epigrams,Volume I:Spectacles,Books 1-5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⑯] 同②。

[⑰] 刘琳琳在文章中提到“道路上的分支下水道的维护可能由专门的承包者负责”，而且在罗马“家庭很少将住宅修建成与公共下水道连接，即使修建也是连接到房屋底层”。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人担心在台伯河泛滥时，下水道的污物排泄不畅甚至倒灌，同时因为下水道缺乏排气孔，下水道的气味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因此很多共和时期的罗马家庭不将自家下水道与公共下水道相连。即使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家庭分支下水道获准与公共下水道相连，这个费用也是很高的，同时家庭还要承担自家下水道的日常维护工作。这或许也从侧面说明了，罗马时期建设的下水道在建设之初就是存在较大缺陷的，囿于技术水平限制，很难发展成能够满足当时卫生健康条件的现代化地下管网系统。

[⑱] 《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徐国栋在文中论述了许多关于输水道和浴场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是在下水道方面，罗马法有较大空缺。

[⑲] Ann Olga Koloski-Ostrow,The Archaeology of Sanitation in Roman Italy:Toilets,Sewers,and Water systems,Carolina: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5.

[⑳]曹牧：《<罗马时期意大利的卫生设施考古:厕所、下水道和供水系统>评介》，《全球史评论》2021年第2期。

[21] 同上。

[22] 在《古罗马的日常生活：奇闻和秘史》一书中，描写过在罗马的一个公厕中，大家拿泡在水里的海绵当卫生纸，完全缺乏隐私，人们像在广场和大浴场一样谈笑风生。

[23] [英]阿德金斯（Adkins，L.）:《古罗马社会生活》，张楠、王悦、范秀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83页。

[24] 秦治国.：《共和末期至帝国时期古罗马洗浴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8年。

[25] [英]，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熊宸、王晨译校，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34页

[26] 徐国栋：《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清华法学》2014年第8卷第1期。摘要部分有简单提及，事实上罗马历史上关于疫病的记载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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