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物以养德：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节俭智慧及其传承

发布时间：2025-01-18 15:00

节俭节约是中华传统美德，象征财富智慧 #生活知识# #生活理念# #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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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婷，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对节俭是一种怎样的美德，为何是一种美德，又何以沉淀成一种几千年的传统，却很少被现代人所认识。在消费社会的大潮里，现代人习惯了不停地购买，任意地浪费，不断地更新，并把节俭当作祖辈们的贫困焦虑后遗症。与此同时，现代人又深受“吃得过多”引发的身体疾病，“占有过多”引发的精神压力的困扰，以至于一位日本家庭主妇出版的《断舍离》在中国风靡了十余年。从一味追求“更多”，到“断舍离”，现代人已经认识到“过剩”是一种病态生活。比起“断舍离”，节俭似乎是一个老旧乏味的词语，然而，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创新和时髦不够，而在于丢弃了几千年来曾维护过我们的传统。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节俭，有助于我们发现应对时代问题的中国智慧。

壹

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节俭：节用和节欲统一的主动节俭

节俭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是：“用钱等有节制；俭省。或<形>节约；俭省。”其中，“节约”重在不铺张，不奢侈，该用的才用；“节省”重在“省”，强调尽量少用或不用。现代语境中的“节俭”指向“节用”，是对钱、物等有用东西的节制使用。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那么，这样的解释对人的存在有一种误导，即节俭是指向物，而非指向人；是钱和物不够用，所以才要“节用”。而现在“够用了”，节俭自然就“不合时宜”了。但物资贫乏只能促成“被动节俭”，而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节俭之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主动节俭”，与财富和物资的多寡无关。

首先，节俭意味着“自我约束”。在古代文字中，“节”和“俭”最初是两个单音词。《说文解字》曰：“节，竹约也。约，缠束也。引申为节省，节制，节义字。”189“俭，约也。从人佥声。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376“节”和“俭”原初都指“约”，指约束自己不放纵，是人的一种内在修养。

其次，节俭是对待物质财富和物质欲望的理性态度。《周易》云：“节，亨，苦节，不可贞。”意思是说，节制可致亨通，但苦节，即过分节制则不得其中。“节”是一种“中道”，既不放纵，又不过分苛刻，是一种理性合宜的态度。节俭则是这种理性合宜的态度在物质生活中的应用。节俭属于价值领域，而非事实领域，它不是出于贫困的必然选择，而是出于“道德理性”的“应然选择”。

再次，节俭是对消费本能的抗争。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是“脂肪式”储蓄的动物。在以捕猎采集为生的时期，食物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财富，最好的储存办法就是把它们消费掉，变成身上的脂肪。漫长的进化时期形成的习惯已经写进我们的基因里，从而基因决定了我们喜爱消费胜过储蓄。这就是为何在今天，无论是发达的美国还是不发达的非洲，储蓄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阿尔贝特·施韦泽在传记中描述生活极度贫困却不节俭的非洲人：他们不用挣来的钱购买能够阻挡疟疾的蚊帐，因为蚊帐太贵，……他们更喜欢烟草和一些小玩意，而不是有用的东西，而存钱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消费是人的强大本能，节俭是对本能的抗争。人类不会作茧自缚，进展了数千年的文化不会一以贯之地进行某种异在于人的本性的努力，唯一的解释就是：道德是人类的智慧显现，也是人类生命的智慧结晶。

综上所述，节俭作为一种“待物之德”，是对外在的“物”和内在的“物欲”的理性、合宜的态度，是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精神修养的统一，是节用和节欲的统一。这不是出于物资匮乏的无奈选择，而是出于“道德理性”的主动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智慧。

贰

主动节俭蕴含的生命智慧：生活智慧和道德智慧统一

这种主动节俭，外在的表现为一种生活智慧，内在的表现为一种道德智慧。

主动节俭：节俭生活智慧

其一，节俭是积少成多的时间智慧。它包含了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即一天的节省或浪费并不会带来什么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之以恒，就会产生质的变化。文化传统中有着诸多“一日省一点，十年买爿田”“一年烂粥烂饭换头牛，三年烂粥烂饭起幢楼” 的民间习语，以及“好吃懒做金山空”的相反劝诫。正是对时间的这种领悟，传统国人哪怕在有限的物资中都要努力积蓄，做到年年有余。节俭体现的不是对物资匮乏的无奈，而是人在物质生活中的自由，即通过有规划、有节制地使用物，使物不仅不会出现匮乏，还能期待生活越来越好。

其二，节俭是张弛有度的生活智慧。节俭不是禁欲，中国人并不是一年到头，一辈子都要求自己克制节俭。事实上，在一年当中，节日期间是富足的。在一生当中，婚丧嫁娶时是富足的，甚至是奢侈的。又如“穷家富路”“俭以待己，宽以待客”等，都说明中国人的节俭是有张有弛的节俭。而判断“张弛”的标准是儒家文化中的“礼”，重礼而轻物质享受，在有限物资中仍然追求仪式和待人的体面，这是中国人的尊严追求和精神体现。但在现代社会衍变成炫富型仪式，则已经是“越礼”了。

其三，节俭是敬天惜福的幸福智慧。传统节俭总与勤劳紧密相连，勤俭持家、勤俭治国等。但节俭背后的勤劳，不是开疆扩土的勤劳，而是精耕细作、惜物谨事的勤劳，是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细致妥帖地安排好生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用自己的劳动使物品尽可能地延长寿命，不辞辛苦繁琐。这种“物尽其用”地待物方式，展现了对物的敬重。在一个将“浪费物”称为“暴殄天物”的文化里，惜物还意味着“敬天”。因为天生万物以养人，“物”是上天对人的恩赐，先民以“敬天”的虔敬之心，对待生命中的每一物品，勤俭不挫，感恩而惜福，知足而常乐，所展示的是一种朴素的生活信仰和幸福智慧。“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中国人相信，顺时、顺命、敬天地去生活，必然会有长久的幸福。这种节俭与日本主妇所提倡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丢弃不需要的物品的“断舍离”完全不同。

生存是被动的，生活则是主动的。人的生活是围绕自己选定的目的和价值而展开的。节俭生活蕴含着越来越好的进步目标，蕴含着尊严体面，尊礼敬天的精神追求，但更为重要的是，蕴含着对生命的终极理解：生命长存的意识。在古代国人看来，个体生命并不因死亡而结束，而是依赖血脉一直长存于世，因着这种信念，普通民众也不会得过且过，享乐于现世生活，而是时刻为“未来”筹划着，不仅是自己的未来，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因着这样的生活目标，传统国人勤俭持家、努力积蓄、先苦后甜、物尽其用，让生活能有条不紊，持续绵延，踏实而美好地展开。

主动节俭：节俭道德智慧

首先，不役于物，节俭是个体心灵和谐的智慧。心灵和谐是传统道德修养的基本功夫，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一个和谐的生命是用“天理”引导、规范“人欲”。而人的生命一旦被欲望掌控，就会失去秩序，走向异化和灭亡。老子说：“五色使人目盲，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老子·第二十六章）庄子描绘了“被欲望奴役的人”的生存样态：“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庄子·齐物论）。为了内在和谐，身心康健，老庄提出“为腹不为目”“知止”“齐物”等主张，就是要主动选择一种清心寡欲，俭朴自持的节俭生活。儒家孟子也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总之，节俭本身就意味着“节欲”，是保持心灵和谐的人性智慧。

其次，俭则约，节俭是道德意志力的形成因素。道德意志力是连接“知”和“行”的中介，是落实道德理性的能力。“俭则约，约则有善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格言联璧·持躬类）节俭意味着“主动约束自己”，道德意志力就体现在这种“自我约束”中。另一方面，人之所以不能听从道德理性的决定，产生“意志薄弱”现象，多是由于对欲望的放任自流，不加节制。而在人的诸多欲望中，又以物质占有欲和消费欲为主。因而，节制物欲本身就意味着对道德节操的坚守。所谓“无欲则刚”，节制物欲有助于生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和刚毅精神。相反，奢侈则意味着纵欲，纵欲不仅本身志趣低下，气质卑劣，还会贪欲无度，多求妄用，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从而动摇人的道德根基。因而，中华文化传统中有着诸多“俭善侈恶”主张，如“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惟俭养德，惟侈荡心。”（明通鉴·太祖语）“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旧唐书·于志宁传）

再次，安贫乐道，节俭是明志修道的智慧。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在所有具体的道德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支点，那就是“天道”。“天道”既包括自然法则，也包括一种超自然的，终极的道德法则。道德修养除了去认识和践行具体的道德规范之外，还要直接去体悟这个整体性的“天道”，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此境界，需要破除自我，与天地精神往来，人越少地关注自我，就能越有效地接纳天地精神。为驱逐自我，专心修道，古人总是刻意追求“极简”，甚至是禁欲的物质生活。道家从老子就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一十九章）的修道主张。全真道教马钰说：“道人不厌贫，贫乃养生之本。饥则餐一钵粥，睡来铺一束草。褴褴褛褛，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计。”（丹阳真人语录）不惜将物质需求降到仅延残命的地步。儒家不提倡禁欲，但提倡“以俭为乐”。孔子赞叹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以及孔子对自身的描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颜之乐”不是真的以贫困为乐，而是一个以“修道”为主要任务的读书人，能够“安贫乐道”。

最后，俭近仁，节俭是伦理实践的基础。节俭也是一种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孔子说“俭近仁”，一是因为爱惜物资意味着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和珍视，意味着对普通劳动者的尊敬和感恩；二是因为节俭能克制自己的物欲，克制物欲才能走出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走向他人，体察和同情他人的痛苦。节俭的反义词是奢侈，而不是吝啬，“节己不节人”“俭而不吝”才是节俭美德的应有之意。第三，节俭的反面是奢侈，“奢自文生，文过则为奢。”（二程集程氏外书卷六）奢侈是追求过度的“修饰”，修饰的目的不是“有用”，而是为了炫耀和进行歧视性对比，为了将人区分为三六九等。而节俭则减少这种区分，有助于人们团结互助，社会和谐安宁。

叁

主动节俭蕴含的教育智慧：惜物养德

深谙节俭智慧的古人，也用其来教育后代。虽然古代家庭常常会为子孙留下家产，但稍有见识的家庭都懂得，财产要与勤俭美德一起传给子孙。古代家庭把家族长久兴旺的期待建立在“勤俭”上。但教育不只是培养外在的“节用行为”，更要诉诸儿童内在的节制精神。而当我们出于节制精神来“待物”时，已经超越“节用”而走向主动、自觉的“惜物”。

惜物以养正：节俭生活蕴含着价值观教育

蒙以养正，儿童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节俭具有“价值定向”和“价值升华”的作用，是培养儿童“正道”的重要途径。因为节俭关乎人的生命方向选择。人的生命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以物质为生命方向的人，一生所求无非感官快乐和世俗利益；以精神为生命方向的人，则追求高尚道德，卓越心灵和伟大事业。节俭作为对物欲的主动节制，本身就意味着将精神作为自己的生命方向，克制物欲，使它得到理性规范，使其不妨害精神生命的成长。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远大志向的实现需要“静”和“俭”作为前提条件，“俭”意味着淡泊于物质享乐，唯有淡泊，才能明确自己高远的生命方向。司马光在家训中提出：“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训俭示康）“俭素为美”本身就表明了以精神为美的价值取向。在对儿童的节俭行为规范中，古人也不忘这种规范背后的价值引导：“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弟子规）“凡饮食，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但粥饭充饥，不可阙。”（朱熹·蒙童须知）要求儿童对物质生活不加攀比，不加挑剔，引导儿童将生命转向德学、才艺等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用之中。

惜物以成习：节俭生活将价值观植入习惯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汉书·贾谊传）习惯能使道德成为人的“第二自然”，因而是儿童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而节俭是道德习惯养成的教育智慧。

首先，节俭是一种生活践行。节俭意味着“过”节俭生活，是在每日生活中笃行爱物、惜物等行为准则，在持续的“过”中，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但践行不是机械的行为重复，每一行为都有其心理成分，“践行”在强化这种心理成分。通过对一种活动的持续与坚持，该活动及其所蕴含的价值、情感就会“砌入”我们的身心之中。在“过节俭生活”的同时，也在将“俭素为美”“惜福敬天”“淡泊明志”“精神快乐高于物质享乐”等价值观植入儿童心中，成为儿童理所当然的价值选择。相反，过奢侈浪费的生活，则是在强化享乐主义、自我中心的价值倾向。为此，古人不惜把儿童每日吃穿用度的规定写进家训和蒙学中，以落实“过节俭生活”。“孙各要布衣蔬食，惟祭祀宾客之会，方许饮酒食肉，暂穿新衣。”（庞氏家训）“少未成业，酒毋入唇，丝毋挂身”。（宋朝许云村·遗谋）“凡脱衣服，必齐整折叠箱箧中；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凡就劳役，必去上笼衣服，只着短便，爱护，勿使损污。……此最饬身之要。”（朱熹·蒙童须知）把如此繁杂琐碎的“惜服准则”作为“最饬身之要”，足以说明古人对践行节俭的价值领悟。

其次，节俭生活提供了一种朴素的生活环境。环境对人有价值熏陶的作用，简单朴素的物质环境总在不断暗示人的价值倾向和志趣高尚，可以说，俭朴生活本身就是精神生活的感性形式。因而古人总要为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选择一个简单朴素，远离物欲刺激的地方。如曾国藩在京城看到世家子弟奢侈腐败，挥霍无度，便让夫人带着子女一直住在乡下老家。而中国古代的学校，著名书院，也大都建立在远离喧嚣闹市的山林之中，都说明了教育需要的是丰富充足的精神资源和简单朴素的物质生活。

惜物以养志：节俭生活磨练儿童意志力

儿童的成长也需要不断磨炼道德意志，节俭生活是儿童磨炼道德意志力不可缺少的部分。

首先是因为，节俭生活意味着较少提供，使儿童的欲望不会得到立刻和全部的满足，使儿童习惯承受匮乏。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说：“要学会不去企望按照你的愿望来安排事物，而去希求按照事物来安排你的愿望。” 儿童在不足、匮乏的物质生活中，才有机会养成惜物、爱物的习惯，也才能养成满足于自己拥有的，对不足朴素泰然处之的精神习惯。而提供过于丰盛的物资，欲望及时得到满足的生活，则会使儿童过于重视自己的情绪与欲望，任意妄为，且永不知足。因而古人总是要小心提防运用不当的财富对儿童品性的伤害。明代霍韬指出：“子侄贤不肖，莫大于勤惰奢俭。”（霍渭涯家训·子侄第十一）以及诸多对“纨绔子弟”的批评，都在警戒富家子弟在丢失节俭之后，所带来的人性堕落。

其次是因为，节俭生活也是勤劳生活，而劳动本身就是磨炼意志力的活动。古人深刻认识到儿童对于不劳而获的东西必然任意挥霍，不加珍惜，奢侈往往和懒惰相伴而生，一起腐坏儿童的精神。因而古人总将节俭教育与勤劳教育相结合，用亲自参加劳动来抑制儿童的贪欲和任性。如曾国藩告诫儿女：“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曾国藩家书）并有“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内外整洁”（朱子治家格言）的古训，在勤俭生活中养成儿童自律自强的品格。

惜物以爱人：节俭生活蕴含着伦理观教育

人们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践行，都在强化着“自我”的观念，奢侈的生活强化的是“欲望的自我”，浪费的生活强化的是“物以我为中心”的自我。相反，“惜物生活”则在强化“精神自我”，破除欲望自我和自我中心，使人易于走向他人。古人深知，如果节俭仅是一种经济理性，则容易造就“守财奴”。对儿童的节俭教育要与儒家的“仁爱教育”相结合，“惜物”是因为“爱人”。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治家格言）的古训，以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教，都要求儿童重视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资源，心怀感恩地使用这些物资资源。并且还将“节俭待己”和“慷慨待人”结合起来，如《朱氏家训》要求子女“俱以朴素为主，宁裔无奢。有余，即推以周贫乏，斯财不致妄费矣”。《颜氏家训》也要求子孙做到“施而不奢，俭而不吝”。总之，勤劳、节俭和慷慨是紧密相连的美德。从而节俭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族的长久丰盛，而走向“爱人”的终极伦理关怀。

肆

节俭教育智慧的传承

教育是一种传承。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宝贵智慧的恰当方式，是将节俭纳入当下生活中，用节俭精神创造性地去解决当代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难题。只有当人们认识节俭的“有用性”和“智慧性”，才能主动去传承这一美德。

走向“勤俭”的儿童品格教育

消费社会培育了“生活的低能儿”，因为诸多“节制、专一、俭朴”等美好生活之道不再被提及，“多购买”似乎成为“好生活”的唯一出路。现代父母的养育方式也常常反映了对“好生活”和“教育”的双重误解：以“再苦不能苦孩子”为教条，提供儿童过多、过盛的物质，结果却是“好日子养出弱孩子”。一位小学老师说，每天都能在地上捡到很多铅笔，却没有小朋友认领，小朋友的作业本每天换新，因为总是弄丢。家长们对此毫不在意，因为本子和铅笔都太便宜。但这些都在影响儿童一生的品格，他们没有机会养成有条理、有秩序的生活方式，并且，由于从来不曾珍视过什么东西，除了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之外，他们也将不会重视任何东西。

事实上，“怎样待物”的问题不仅关乎物质生活，也关系到人怎样对待自己和他人。富裕起来的现代人亟需重新认识传统节俭的教育价值，认识到节俭是富裕时代的精神守护者，过节俭生活是培养儿童正确价值观，走人生正道的途径；认识到勤俭能抑制贪欲和任性，帮助儿童克服“意志薄弱”，是儿童身心健康和独立生活的根本保障；物尽其用、敬物惜福、滞后享受，从小养成良好的“待物习惯”，是儿童获得生活理性和感恩品质，获得幸福生活能力的必要条件。“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物质丰盛，物欲盛行的当下社会，每一个普通家庭都应培育儿童在物质生活中的意志自由，这一自由的基本途径便是从小过“勤俭生活”。但需要指出的是，节俭是“主动节俭”。当我们在引导儿童过“勤俭生活”的时候，是抱着一种对勤俭生活的积极态度，而非对“生活艰辛，赚钱不易”的无奈态度。当我们以“被动节俭”的态度教育儿童，我们实际上是在强化、刺激儿童的物欲，唯有在“过节俭生活”的同时，伴之以“俭素为美”“精神为乐”“俭而不吝”等价值观教育，才能培育儿童对节俭生活的真正喜爱和认同。

走向“节欲”的儿童学业教育

学业是现代儿童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但需要指出的是，学习是一种“精神活动”，它很少关乎外在提供，却需要高质量的注意力和坚强的意志力。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认为，注意力就是一种“精神能量”，它决定哪些事物进入意识，并带动其他心灵活动。随着注意力不断集中，儿童将会产生一种最优体验“心流”，使学习达到最优状态。精神能量的汇集，需要“学习‘不要立即’回应一个刺激，而是有办法马上去阻止、去关闭本能的反应。”但现代消费社会却让人难以汇集精神，无孔不入的广告不停刺激着儿童的欲望；各种电子产品不断破坏着儿童的注意品质；过多的玩具和物品使儿童无法专注于一物；购买而非创造玩具也使儿童减少精神活动的体验。

学习中的意志力主要表现为“延迟满足”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的“棉花糖实验”表明，那些具有“延迟满足”能力的儿童，即愿意为更多棉花糖而耐心等待的幼儿，比缺乏耐心的幼儿更容易获得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延迟满足”能力是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中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学习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就建立在这种“延迟快乐”中。学习所获得的精神快乐是一种比感官享乐更加深刻强烈的快乐，但也是更难获得的快乐，需要先付出耐心，忍受必要的辛苦。但现代消费社会又在不断破坏儿童生成这种能力，消费社会鼓励欲望“可以”并且“应当”立即得到满足，鼓励更新和丢弃，儿童尚未形成的内在秩序，在这一鼓励中变得贪得无厌，喜新厌旧，并缺乏基本的耐性，从而造就精神涣散和意志软弱的儿童。

体验学习生活的精神乐趣，也亟需我们重拾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节俭智慧。认识到节俭生活关乎节欲，习惯节制物欲，才能在消费社会的大潮里汇集精神能量，专注于学习；认识到淡泊才能明志，宁静方能致远，学习需要简单朴素的物理环境和节制欲望、安贫乐道的心理条件；认识到在物质生活中勤劳节俭、滞后享受、先苦后甜，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儿童提供了“延迟满足”能力的训练契机。

走向“待物文明”的儿童生态文明教育

消费社会也带来了生态危机，“怎样待物”关系到人怎样对待自然。在从“环保教育”走向“生态文明教育”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反应在人怎样对待日用之物上。我们需要在新一代人身上树立起一种新的人类意识和文明形态：一种对“自然”的承认，一种“待物”的文明，一种控制自我物欲，从而给他人和后代以生存机会的伦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节俭智慧能为这种新形态的文明教育提供思路：将勤劳式、物尽其用的节俭生活与绿色低碳生活结合起来，使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低碳行为获得来自传统文化的价值支撑；将节俭及其背后的“未来意识”“恒久生命意识”与环境意识教育结合起来，使“对生命传承的古老信仰”作用于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教育；将知足常乐、清心寡欲、惜物爱人等节俭精神与消费教育结合起来，使节俭消费不仅是个人私德，也是一种包含环境正义的公共精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拾“惜物敬天”的“天道”思想，以进取、狂热、骄傲为精神特质的现代人，最为缺乏的正是谦卑地去敬畏和感恩。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具有普遍意义，对中国来说，“天道”之灭亡，才使人不知天高地厚地任意对待自然。因而，在今天，虽然粮食的获得不再需要“汗滴禾下土”了，但儿童仍然需要知道“粒粒皆是上天的恩赐”。丢失这种对物的虔敬和感恩去谈生态文明教育，终究是浅薄的。当然，下一代人也需要从小熟悉一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简单生活”和“优良生活”，在感悟和践行传统节俭美德的过程中，培养文化归属感。

奢侈、浪费、丢弃、更换，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是地球不能承受之轻。每一个陪伴我们生活的物，都承载着我们的生命时间，承载着我们彼此相连的记忆，重视物，才是重视自我生命的体现，才是重视你我共在的连接，以及我们共在的家园。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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