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生活？农民工生活质量初探

生态农业还提倡农业与农村社区的共生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 #生活知识# #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 #生态农业#

生活质量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到，但到底什么是生活质量，什么是一个高质量的生活？近来朋友圈讨论的“财富取决于极少的大高潮，幸福取决于较多的小高潮”，讨论了生活中到底应该由财富的满足来驱使，还是幸福来主导。对于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些的确是个问题。但对于资源匮乏的大多数，好的生活其实并不容易判断和衡量，尤其是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是为了找寻更好的生活。深入理解他们生活质量的基础，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今天我们将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一般来说，生活质量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去衡量，客观方面则主要体现为资源的水平或利用资源的能力，而主观方面则也包括对生活的整体认知和生活中的情绪状态。其中，客观层面是主观层面的基础，主观层面是客观层面的体现，客观条件对于生活质量来说可作为输入结果；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则是输出结果，所以，主客观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即主观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指标，会受到客观指标的影响。

在客观层面，我们提出了资源基础视角的生活质量框架。关于资源（resources）的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就目前而要，资源的定义也没有得到统一。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资源是指任何有形或者无形的，能够个体维持生计或者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准的任何客体或特征。资源是个体制定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资源缺乏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而生活质量的下降也进一步约束资源的存量。但不同的资源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个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对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同时，个体为了维持自身资源水平，一方面会不断地自我创造资源（比如睡觉后带来的体力恢复，自我的心智锻炼带来的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一方面也会从市场上进行交换而获得（比如从事体力劳动赢得工资，从而获得财务资源）。针对全球底层消费者（BOP）的研究普遍发现他们最缺乏的是财务资源，但有丰富的社会资源（community support），同时他们对生活的希望（hope）则是他们创造性生活的驱动力之一。而中国农民工因为户籍的隔离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这种制度资源（insititutional resource）的稀缺造成了其他资源积累的水平，比如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使得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福利系统之外；他们所从事的一线工作剥夺了他们的心理自主性；户籍带来的居住隔离使得社会资本的缺乏。

从已有研究和相关访谈中，我们发现，针对中国流动人口，个体的资源分为以下几个大类：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生理资源、身份资源、心理资源、人力资源等。具体如下：

国家卫计委2015年度全国农民工抽样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农民工的身份资源最为欠缺，而生理和心理资源对他们而言水平较高。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水平居中。进一步来说，资源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一方面，经济资源与其他几方面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说明对农民工而言，经济资源仍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此外，心理资源和生理资源高度相关（与年龄有关，越是年轻的移民可能对生活更有控制感和信心）。

在评价主观生活质量时，我们则选取了以下两个指标：（1）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包括生活接近于理想、生活条件很好、我对生活是满意的、已经在生活中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如果生活再来一遍，基本不会做改变（1-5分制）。（2）生活情绪水平（emotional wellbeing）：过去30天常常感到紧张、过去30天常常感到绝望、过去30天常常感到不安、过去30天常常感到沮丧（1-5分制）。而我们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间状态，但却有着较高的负面情绪。

从生活满意度方面看，除社会资源外，其余资源均会对乡城移民的满意度产生影响。且经济资源、生理资源、身份资源和心理资源与满意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源的系数为负，意味着人力资源水平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是从情绪方面看，经济资源、身份资源和人力资源反而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心理资源的正面作用显著，社会资源的负面作用显著，这一点比较出乎意料，这可能源于当农民工与主流社会接触越多时，越有可能感受到歧视和无法融合，从而使得负面情绪更容易发生。

就公共政策而言，资源基础视角的生活质量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制定公共政策以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1）在户籍制度的安排下，传统的视角往往只着重考察某几种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与社会融入（增加社会资源的水平）。但我们的研究发现，提高经济资源对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作用，但对于正面情绪的产生没有效果，而社会资源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是需要认真审视的，在大多数的情况，它的作用其实负面的。因此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本增加的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更多歧视与区隔的风险。

（2）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起关键作用的是他们的心理资源（心理资本）的构建，这方面在以前的公共政策中往往被忽视了。农民工进入城市面临这生活与工作方面的种种不适应，他们往往对于未来也没有明确的期待，乡村的生活习惯和认知使得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多多少少面临着心理与心态的问题，因此相关公共部门需要进行移民的心理资源跟踪调查，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升心理资源水平。

（3）在公共政策中讨论的户籍制度与身份认同有很大的关系，但从我们的数据显示，至少在当下，对于农民工来说，一个确定的农村认同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而不见得一定要城市认同，这说明当前的乡城移民已经形成并认可了身份隔离（社会区隔）的状态，加上各个地方乡村与城镇的发展，他们认为回到老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可能也是未来的归宿。而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思考是否维持或强化这一隔离，还是打破这一隔离。

注：本研究的结论来自于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乡城移民生活质量研究：理论构建与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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