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共居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

发布时间：2024-11-14 21:15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ohabita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Adults—The Mediation Effect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Support

1. 引言

全球生育率下降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由于较大的人口基数和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满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诉求与健康发展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已成为积极老龄化的重要目标。其中，个人及家庭生活的满意感、幸福感，已成为衡量老年人晚年生活品质的关键指标(李可欣，2023)。国内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定义，主要基于研究对象对自身生活的主观体验与感受，包括物质、情感、健康等方面。一般来说，生活满意度是人们基于个人标准对当前生活状态的评估，通过感知总体生活水平来进行判定(蒋浩琛，高嘉敏，2021)。

个人的生活满意度受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曾通刚，2023；李冬环，林嘉怡，2019)。然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其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和社交圈的缩小，使得环境因素的影响可能愈加明显。根据Lawton提出的“人–环境顺应性假说”，一个人的能力越低，或可获取的资源越少，环境因素的影响就越大(Lawton, 1982)。老年人所存在的广泛需求和他们功能逐渐衰退导致了他们对他人的依赖性更强，这种依赖性在他们的家庭成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Abruquah, Yin, & Ding, 2019)。因此，老年人通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的支持来保持健康并提高生活质量(Shamsikhani, Ahmadi, Kazemnejad, & Vaismoradi, 2021)。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表明，老年人意识到自己未来的时间有限，更倾向于通过专注于保持亲密和温暖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家人)来优化情绪体验。因此，家庭环境因素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体验至关重要(Carstensen et al., 2003; Poulin et al., 2012)。在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化移民等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在居住安排方面，代际共居的比例明显下降。在中国乃至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变化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Kahneman & Riis, 2005; Thanakwang, 2015)。

居住安排作为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支持资源的流动。更重要的是，代际共居作为代际关系形态的一部分，是反映家庭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Roberts & Bengtson, 1990)。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代际共居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大家庭构成了中国社会传统家庭养老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孝道的重要体现(Silverstein, Cong, & Li, 2006)。在中国、泰国、菲律宾等地的研究中发现，代际共居不仅可以增进双方之间的社会支持和交流，还可以提高父母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Silverstein et al., 2006; Ye & Chen, 2014)。在中国农村，与成年子女同住，尤其是与长子及其妻子和子女同住代表着孝道的最完整实现，并可能直接提高中国老年父母的幸福感(Chen & Silverstein, 2000)。但是有关代际共居对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中国老年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提供的支持资源(Miao & Wu, 2021)。代际支持不仅是中国老年人获取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而且对其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Zhou, Mao, Lee, & Chi, 2017)。情感支持、工具支持和经济支持是三种主要的代际支持形式(Chen & Jordan, 2018; He, Xu, & Fields, 2021)。其中，情感支持是最常见的，且不受客观资源条件的限制。它指的是子女在情感上对父母的支持，包括倾听、给予帮助性建议、分享交流生活经验、陪伴等，以维持良好的关系(Bar-Tur, Ifrah, Moore, & Katzman, 2019)。研究发现，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有研究指出，代际情感支持比其他方面的支持更为重要(Cong & Silverstein, 2012; Li & Cui, 2016)。家庭结构属于对人间接发生作用的因素，属于远端环境，而家庭成员之间、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直接互动，比如代际支持，属于近端环境。根据“人境交互理论”，远端环境通过近端环境发生作用(Wolf, Seifert, Martin, & Oswald, 2021)。且已有研究发现，代际共居可以提高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Chen, Short, & Entwisle, 2000; Chou, 2010)。由此我们推测，代际共居或许是通过近端环境因素，即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发挥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代际共居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代际情感支持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我们提出了两个假设：第一，代际共居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预测作用；第二，代际共居通过代际情感支持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即代际情感支持在代际共居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数据和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选自《中国老年健康调查》，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纵向调查。我们使用了2018年的老年人数据，包括15874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使用问卷内置的《痴呆社区筛查量表》来筛除患有痴呆的个体(Huang & Fu, 2021)，如果参与者患有严重的痴呆症，无法回答本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则被排除在研究之外。最终，共有6164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M = 80.19；SD = 9.83；57%为女性，43%为男性)被纳入统计分析。

2.2. 变量测量

2.2.1. 生活满意度

关于生活满意度，参与者被问到“总体上说，您对自己的生活有多满意？”参与者按1分(非常不满意)到5分(非常满意)的5级标准回答问题(Bar-Tur et al., 2019; Diener et al., 2000)。

2.2.2. 居住安排

本研究中的居住安排主要考虑代际共居，处理为二分变量。老人在回答“您与谁同住？”时回答“儿子或女儿”的参与者被归类为1 (与子女同住)，否则记为0 (不与子女同住)。

2.2.3. 代际情感支持

情感支持的一般形式包括分享日常生活经历、相互陪伴、倾听、提供建议或保持陪伴等(Bar-Tur, Ifrah, Moore, & Katzman, 2019)。根据这一定义和以往的研究，我们将亲子交流状况、分享心事和寻求帮助作为衡量情感支持的观察指标(Shamsikhani, Ahmadi, Kazemnejad, & Vaismoradi, 2021)。亲子沟通是通过请选择“您最常聊天的三个对象”这一问题来衡量的。分享感受是通过“您会首先向谁倾诉和讨论您的个人感受？请选择两个人”。寻求帮助是通过“当您遇到问题/困难时，您会首先向谁寻求帮助？”对于每个答案，如果选择子女，则编码为1。其他则记为0，然后对得分进行汇总。

2.2.4. 控制变量

模型中作为协变量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国籍、教育程度和日常活动能力(见表1)。性别编码为0 = 男性，1 = 女性。年龄为连续变量。婚姻状况为二分变量(0 = 未婚/离婚/丧偶，1 = 已婚/同居)。居住地编码为0 = 城市地区，1 = 农村。民族变量为汉族/少数民族(1 = 汉族，0 = 少数民族)。教育程度是一个连续变量，以在校学习的年数来衡量。日常活动能力由Katz (1983年)提出的六个项目进行评估，包括洗澡、穿衣、室内活动、如厕、进食和排便控制。其编码为二分变量(1 = 不受限制，0 = 受很大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受限制)。

2.3. 数据统计

首先，我们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以评估代际情感支持的因子结构。拟合优度采用以下指标进行评估：卡方值(c2)，RMSEA小于0.09，CFI大于0.9 (Hu & Bentler, 1999)。其次，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我们使用回归模型来检验代际共居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进行了中介分析，以检验代际情感支持在代际共居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我们对三个模型进行了测试和比较。模型1是直接效应模型，只包括代际共居和生活满意度。模型2是完全中介模型，将代际共居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直接关系限制为零，只对间接关系建模。模型3是部分中介模型，包括代际共居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对于完全中介模型，模型2和模型3需要同样适合数据(至少满足以下两个要求)：Δc2在p > 0.050时不显著，ΔCFI < 0.010或ΔRMSEA < 0.015 (Cheung & Rensvold, 2002)。间接效应的显著性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所有分析模型均在Mplus 8.3版中执行。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80.19

9.83

65.00

113.00

性别

0.57

0.49

民族

0.85

0.35

居住地

0.63

0.48

教育程度

4.44

4.51

活动能力

0.76

0.42

婚姻状况

0.58

0.49

代际共居

0.42

0.49

交流情况

1.18

0.88

寻求帮助

1.15

0.66

分享感受

0.68

生活满意度

3.98

0.79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N = 6164)

表1. 变量及样本描述(N = 6164)

3. 结果

为评估代际情感支持因子结构，我们建立了测量模型。结果显示，代际情感支持拟合程度达到模型标准(c2 (8) = 35.14, p < 0.001; CFI = 0.997; RMSEA = 0.023)。反映代际共居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模型拟合度是可以接受的(c2 (10) =149.42; CFI = 1; RMSEA = 0)。我们发现与子女同住的人生活满意度更高(β = 0.04, p = 0.003) (见表2)。此外，在回归模型中，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民族、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和日常活动能力对生活满意度感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变量

Overall

测量模型

标准化系数

代际情感支持→交流状况

代际情感支持→寻求帮助

代际情感支持→分享心事

0.81

0.008***

0.71

0.009**

0.93

0.006*

结构模型

年龄→生活满意度

性别→生活满意度

民族→生活满意度

教育→生活满意度

居住地→生活满意度

身体活动能力→生活满意度

婚姻状况→生活满意度

代际同居→生活满意度

0.01

0.01**

0.1

0.027*

0.11

0.026*

0.041

0.036*

0.236

0.030*

0.012

0.003*

0.082

0.030*

0.080

0.027*

Table 2. Standardized estimates and significance levels for living arrangement in model

表2. 模型的标准化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

Figure 1.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cohabit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mediated by emotional support (communication, seeking help, sharing feelings) (Standardized beta coefficients were shown)

图1. 代际共居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间接效应结构模型，代际情感支持(观测变量为交流程度、分享心事和寻求帮助)为中介变量(图中为标准化系数)

直接效应模型(模型1)表明模型拟合良好(c2 (2) = 2.5, p = 0.29; CFI = 1, RMSEA = 0.006)；完全中介模型(模型2，见图1)，c2 (5) =31.71，p < 0.001；CFI = 0.997；RMSEA = 0.029；部分中介模型(模型3)，c2 (4) = 45.81，p < 0.001；CFI = 0.996；RMSEA = 0.041，拟合效果良好。两个模型之间没有明显差异(ΔCFI < 0.01; ΔRMSEA < 0.015)。通过代际情感支持产生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β = 0.009; p = 0.008; bootstrap = 5000)。这一结果表明，代际情感支持在代际共居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大数据库，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代际共居)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关系背后的机制，我们进行了中介分析，并发现代际情感支持在代际共居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预测作用。这一结果与许多亚洲国家的研究结果一致，即与子女同住可显著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Teerawichitchainan & Pothisiri, 2015; Silverstein et al., 2006)。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解释我们的研究结果。首先，与子女或孙辈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会从家庭成员那里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情感支持，这有利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Li, Liang, Toler, Gu, & Medicine, 2005; Silverstein et al., 2006)。其次，在孝道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与成年子女同住可以满足文化上的期望，从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Chen et al., 2000)。研究表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得到更多的代际支持，这表明代际共居与代际情感支持之间存在正相关。例如，Silverstein等人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有限的农村地区，老年人必须与成年子女和孙辈居住在一起，这种安排使他们受益匪浅，因为老人可以定期获得必要的援助并保持有意义的社会接触。

社会情感选择理论可以解释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该理论认为，老年人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有限，倾向于通过专注于维持亲密温暖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来追求生活满意度(Carstensen et al., 2003; Poulin et al., 2012)。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可减少负面情绪对老年人的影响，从而提升老人生活满意度(Liu et al., 2021)。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为“人–情境互动理论”提供了支持。该理论认为，家庭状况等远端情境会通过代际支持等近端情境对个体产生影响(Wolf et al., 2021)。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代际共居可以通过子女的代际情感支持促进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5. 研究不足

在解释本研究结果时，需要考虑到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实验设计，进一步探讨代际共居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由于只能使用CLHLS调查中的指标来获取数据，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存在一些缺陷。主要体现在生活满意度是通过CLHLS量表中的问题而不是标准化工具来评估的。未来研究可以使用更加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第三，已有研究发现经济和工具性支持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Chen & Silverstein, 2000)。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和比较这些影响。

6. 结论

通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分析，本研究揭示了代际共居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改善之间的积极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代际情感支持在其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与子女同居以及获得代际情感支持对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22NDJC073YB)的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

网址：代际共居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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