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媒介基础设施化的后果是什么？

媒介基础设施化、新闻弥散与倦怠社会的纾解

本文作者：

【摘要】全球数字媒体生态正在加速基础设施化，媒介系统逐渐成为不同社会生活范畴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与制度配置。在媒介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中，实践和文化逐渐为数字性逻辑所支配，人不断丧失把握自身生活经验的自主权，陷入持续的疲惫状态与分裂的主体危机，倦怠社会由是形成。媒介基础设施化基于其技术架构、协议与标准、网络化关系三重结构要素，导致了新闻弥散的生态后果。在弥散的属性和效应中，新闻逐渐成为一种永动流通、天然仪式化、崇尚相对主义真实观的媒介文化的代表，在倦怠社会的兴起中扮演了关键中介角色。然而，新闻天然的公共文化基因也为其赋予了不可替代的认识论价值和行动主义潜能，令其始终与媒介系统保持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牴牾的张力关系。数字新闻业应探索开放性和尚古主义两条路径以维系自身独特的生态位，从内部制衡媒介系统的基础设施化逻辑，重建有孔隙的公共生活。

【关键词】基础设施化；数字新闻；倦怠社会；数字媒体生态；媒介文化

十年前，匈牙利著名电影导演拉斯洛·内梅什（László Nem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言：“我们将深陷数字疲惫（digital fatigue），那是一种表面上你无所不能、实际上一无所能的境地。”彼时，尽管社交媒体、移动终端与数字新闻已不再是方兴未艾的新生事物，但人与媒介环境却仍然处在由技术革命、可见性、赋权与行动等进步主义话语所编织的漫长蜜月期之中，因此内梅什的预言并未激起太大的浪花。然而，十年后的今天，“数字疲惫”一词以及它更为学术化的表述“数字倦怠”（digital burnout）却伴随着全球媒介平台系统的完善和人工智能行动者的大规模“入场”而成为有关人类存在状况的精准描述。越来越多人在经历了“漫长”的数字涵化后，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为自己的造物所支配的经验现实。

2024年10月，由哈佛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联合展开的一项调研显示，本应天真无虑的青少年（13—17岁）已经成为倦怠程度最深的社会群体之一：81%的受访青少年称自己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精神压力，其主要来自人生规划、成就达成、外表焦虑、公共生活、同侪交往和社会活动六个生活范畴，这些压力在过去几乎为上班族所专属。而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则是导致青少年疲惫与倦怠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受访者表示永不止息的新闻接触让自己疲于应付、逃无可逃。调研报告由此认为，青少年文化正在变成一种“消磨文化”（grind culture），这一文化的形成给未来的人类社会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2023年，中国青年报社展开了一项涵盖1501名受访者的调研，结果显示：86.1%的人会漫无目的地刷手机，54.9%的人会无节制观看短视频，43.4%的人过度关注新闻热搜，这种深度数字化的媒介经验让绝大多数人处于身心疲惫状态，甚至深陷精神健康危机。哲学家韩炳哲用“倦怠社会”（the burnout society）来界定这一“反常”的时代特征。他如是写道：“吊诡的是，高度能动性表征着一种极度消极的活动形式（form of doing），反而扼杀了自由行动（action）的可能性。”

如同“进步”和“革命”一样，倦怠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文化隐喻，它的话语纹理中透露出社会演化的可能趋势。因此，在观念上准确辨析倦怠社会形成的深层媒介原理是一项格外重要的工作。然而在我们的思考和研究中，这项工作时常被简单化，甚至导向逻辑谬误——在不假思索地将“无节制的社交媒体使用”视为倦怠社会的成因时，我们实际上同时陷入了对技术的工具论认识和对“受害者”的有罪推定，仿佛人类生活所呈现出的普遍性消沉只是源于人本身疏于自律的道德缺陷。但过往的一切历史经验都在告诉我们，当一项技术配置因外部力量的支持而演变成某种形式的一般性实践框架并对人类行动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支配性，这种技术配置就会成为“结构”的一部分并拥有了对自身系统进行“自创生”的能力。面对这样的结构，人纵然不是全然无力，也仅能做出有限和带有逃避主义色彩的抵抗。因此，解读倦怠社会的成因并探索对其进行纾解的方案，应当首要从拆解数字媒体生态的“系统原理”入手，在准确理解系统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找寻其内部裂隙，并以之为立足点设想撬动系统的行动方案。

本文就是一项数字新闻学视角下的探索性研究。新闻是人判断“何为真”的认识论依据，也是人在自我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建立形式和价值关联的经验桥梁。从新闻生态的构成和新闻文化的本质出发来审视人与媒介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看到重建“积极社会”的可能。

一、作为媒介逻辑的基础设施化

人与媒介的关系已经成为数字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基本关系，对整个文明的走向有着重大而基础的影响。在经验层面，这种关系体现在数字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不同社会生活范畴因循数字媒介逻辑发生的深刻“变革”。信息生产权的普泛、行动者网络的蔓延、工作和家庭文化的易变、身份政治的复兴……这些新经验都持续而深刻地塑造着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人作用于外部世界的实践。然而，全球数字媒体生态的演化还遵循着一条在很大程度上“经验不可见”的暗线，那就是基础设施化——事实上，基础设施化才是人类媒介经验领域全部变革的基本逻辑，是数字媒体与通讯技术从一种“配置”转变为一个“系统”的根本原因。

所谓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指的是以技术或物质形式存在并在核心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中发挥基石作用的事物。换言之，基础设施就是那些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赖以发生和维系的物质资源与社会系统，是一种为人类活动划定范围的框架或安排。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基础设施”或“基础设施化”的概念主要被用于描述和解释数字媒体技术的社会角色，并无约定俗成的严格界定，它常被学者们“松散地”使用，在绝大多数时候被用于标识研究者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平台资本主义批判意识。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对媒介基础设施的内涵与特征难以达成共识——既有人认为只有跨洋光缆、电信网络、互联网数据中心、云储存这样的“硬件”才能算是基础设施，也有人标识哪怕是短视频这样的碎片化信息形式也已经成为“新型基础设施”。

数字媒介是否已经成为基础设施？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拥有不同社会处境的人对于“什么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也许有着颇为不同的答案。例如，作为与社交、工作和金融体系深度融合的媒介平台，“超级应用”微信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支配性，因而也便体现出数字媒介鲜明的基础设施性；而对于美团这样的生活服务类平台，掌握更高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显然不会做出与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数字零工群体相同的判断——对于后者而言须臾不可离开的生存场景，在前者的生活逻辑中或许与商场、餐厅等消费场所没什么分别。由此可见，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如电网、铁路、宽带通讯网络相比，媒介基础设施的意涵更为复杂和细腻，其文化面向与技术面向互为依托、彼此限定，关涉极为复杂多样的人类经验。因此，为媒介基础设施建立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没有太大的意义，“基础设施论”的观念价值首要蕴藏在它所包孕的历史趋势和社会想象之中。

与基础设施相比，“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显然是更具理论潜能的概念，因为它准确摹刻了媒介正在社会生活中变得不可或缺的演化规律，以及数字媒体生态正在重新定义文化与文明的结构化趋势。这一历时性视角让我们得以超越“数字化”这一技术限定，在更宏大的历史图景中审视人与媒介系统的关系。事实上，基础设施化始终是媒介系统变迁的一个基本逻辑，数字化只不过是激进地显现了这一逻辑在经验领域的投射而将其变成了一个问题而已。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通过对欧洲的报刊评议组织、媒体投诉调查员以及新闻学院的考察，生动描摹了前数字时代新闻业赖以维系的基础设施环境。在一项关于抖音的个案研究中，除平台技术特征本身外，商业模式、主导性话语、政企关系等社会经济与文化要素也被视为基础设施化的构件，它们与短视频传播的技术配置高度相关却并不完全为其所决定。总之，种种被把握为基础设施要素的机构或制度安排尽管是主导性媒介技术的衍生物，却能够在运转中相对自主地实现对整个系统的持续再生产，共同服务于媒介逻辑对社会生活不同范畴的渗入。因此，在媒介基础设施化与媒介生态（media ecosystem）这两个概念之间建立逻辑关联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化的过程，即技术和物质要素彼此关联、不断配置，逐渐凝结成稳健、可靠的系统，并持续在社会生活中增殖、扩张的过程。如同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一样，媒介基础设施化无所不在又高度不可见，它以技术为基架却并非不同技术的简单加和，它是一个以媒介化（mediatization）为基本逻辑重构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过程。

二、媒介基础设施化的三重结构要素

基础设施化是数字媒体生态的系统化演进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生和持续在经验层面体现为一系列结构要素（structural elements）的组合。从全球数字媒体生态当下的特征出发，首要参照麦克·阿纳尼（Mike Ananny）提出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将媒介基础设施化的结构要素归纳为三个层次：技术架构（technological architecture）、协议与标准（protocols and standards）、网络化关系（networked relations）。

技术架构是媒介基础设施化最外部、最宏观的结构要素，它指的是由新旧媒介技术依照某种共生、互补和协同的关系模式搭建形成的物质框架。稳健（robust）且具有自创生能力（autopoiesis）的技术架构是基础设施化得以发生和维系的前提条件——稳健意味着媒介生态系统拥有可持续的生产关系模式，而自创生则表明该系统能够自动生成自身发展演变所需的绝大部分资源而低度依赖自外而内的输入。正因如此，海勒·绍沃格（Helle Sjøvaag）将推动媒介基础设施化的关键技术称为“中枢服务”（backbone services），其他结构要素均须依存于这一架构的存在。平台、数据交换节点、信息传输网络、云存储设备，以及包括社交机器人、大语言模型和新闻推荐算法在内的新兴智能体是当下媒介基础设施化技术架构的主要部件，其中平台又是最重要的“原件”与“母体”，成为各种技术创新与生态试验的集散地，代表着整个媒介基础设施化进程的基本趋势。例如，对于数字媒体生态运转不可或缺的云存储技术来说，亚马逊的AWS、微软的Azura、谷歌的谷歌云、阿里巴巴的阿里云四大平台服务共占据了全球市场总规模的近70%，这反映了强势平台在日常生活数据化变革过程中的优先地位。正因如此，基础设施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探索，最初就是在对平台化的批判性分析中生发出来的，平台也由是成为理解媒介基础设施化最重要的经验场域和媒介化社会治理最直接的对象。

协议与标准是内嵌于媒介基础设施化技术架构的规则体系，它在形式上包括为绝大多数人类行动者所广泛遵守的制度或政策，以及由不同媒介技术所“供给”的、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行动法则。在经验范畴，我们可以将那些在数字媒体生态下形成的各种行为惯习、交往伦理、流通规制和新型专业主义视为最具代表性的协议与标准，它们的作用是在观念、实践和道德领域维系媒介系统的基础设施化演进方向。因此，我们在过去十余年里见证了一系列新媒介文化的形成。仅以新闻业为例，就有以介入性（engagement）取代客观性的数字新闻专业主义、建基于策展（curation）理念的新闻图景建构模式、自动化和半自动化新闻生产机制的常规化、网络化和涌现式的新闻流通机制，等等。在这些数字性新闻观念与实践中，一种于总体上不断强化媒介系统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性的规则体系逐渐成形并固化，其潜在地将某些更服膺基础设施化需求的经验与行动界定为“创新”或“进步”，从而间接（却持久地）巩固着媒介基础设施化进程的合法性。

而网络化关系则是媒介基础设施化演化进程的基本单元，它所指涉的是数字媒体生态下错综复杂、无所不在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早在2013年，何塞·凡·戴克（José van Dijck）就通过对脸书（Facebook）的个案研究指出，泛连接性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工程学基础”，这也就意味着包括技术、用户、内容、制度在内的所有行动者都必须通过建立彼此间的关联来对整个系统施力。近年来的主流数字新闻学研究也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将关系作为理解新闻生态的认识论起点的物种主义框架对于媒介技术的当代文化角色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可以说，数字媒体生态在本质上就是由异质、流动和超本地关系聚合而成的行动者网络，而易得、遍在的连接和自动增殖的关系则是推动媒介系统向基础设施化进化的基因。网络化关系作为媒介基础设施化的微观结构要素，日常性地重塑了整个媒介生态的图景——新闻的本质不再是对内容的专业化生产，而是有着公共性价值指涉的信息关系（informational relationship）；文化不再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上述意义的记录，而是混杂了情感经验、审美体验乃至生物本能与机器逻辑的交往图式。

正是在技术架构、协议与标准，以及网络化关系三重结构要素的互动与协同之中，基础设施化成为了数字媒体生态演化的基本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媒介化的逻辑不断向各个生活范畴渗透，媒介系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人的主体性也因媒介在文化和文明中不断攫取支配性地位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样攸关的时刻，新闻因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历史内涵而凸显出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三、新闻弥散：媒介基础设施化的生态后果

尽管新闻这一概念广泛存在于学术话语和日常言谈之中，但它的含义其实相当复杂。我们对新闻的理解与我们谈论新闻时所援引的历史或社会语境密切相关。例如，在前数字时代，新闻首要被视为带有权威性色彩的专业实践（a professional practice），这是出于主流媒介技术在塑造新闻生态与文化方面的作用有限，机构和制度则是更为强势的行动者的缘故。而在互联网革命初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新闻的本质视为故事或讲故事（storytelling）的活动，这是因为比特式存储、超链接文本和开放编辑系统的普及让新闻传播过程超越了机构边界，成为一种流动性的文化。数字新闻学将新闻把握为一种由技术可供性培育的公共信息关系，也是基于这一逻辑。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化中，新闻既是实践，也是（讲）故事，也是关系，但它首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角色则视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定，取决于不同行动者在特定新闻生态下所占据的生态位的格局。数字新闻作为当下数字媒体生态最重要的“亚生态”之一，它的特征与文化也必然深受媒介基础设施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影响。那么，裹挟在媒介基础设施化洪流中的新闻，体现出了什么样的“当下特征”呢？

基于理论辨析和经验归纳，本文认为“弥散”（dispersion）是最为准确表述，而“新闻弥散”也就成为我们对数字新闻进行深度理论化的新起点。与扩散（diffusion）不同，弥散指的不是具体新闻内容或产品在媒介管道中传递的过程，而是对于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方式的总体性描述。“弥散”一词，既包含了数字新闻永动不息、挥发性强的本体论内涵，也承载着数字新闻在很多情况下“经验不可知”、技术-文化共生的认识论状况。

新闻弥散首要体现在新闻的发生机制中。在数字媒体生态下，尽管新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由事件（events）触发，但被触发后的新闻不为任何机构、群体、设备和文化的边界所限定，也不遵循任何明晰的线性扩散规律，而是即刻获得了一种泛向和恒久的永动性。作为一种数字性的信息关系，新闻会在适宜的条件下以适宜的形态“涌现”于任何场景，其文体和叙事形式因循平台或社群规则而拥有无穷的变化。由是，不同的行动者往往基于自身的行动目标赋予事件（及其承载的社会图景）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牴牾的意义，这些意义在堆叠和层累中此消彼长，不断延续着新闻话语链条而难以企及阐释的终点。正因如此，“流通”逐渐取代“专业性”和“边界工作”成为数字时代新闻认识论的根基，只有首先清晰认识新闻永不止息的语境化流变与涌现状况，才能准确理解新闻弥散作为关键媒介系统要素的本质。

数字新闻的弥散属性与效应决定了它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仪式创造者之一。早在电视时代，对于重大事件（尤其是可预知事件）的直播报道就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关键的仪式化角色，以新闻为载体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通过特定报道框架与修辞为历史与生活赋予“脚本”，以戏剧化或崇高化的方式营造大规模情感体验以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新闻的上述文化角色在数字媒体生态下不但得以延续，而且形成了某种自我再生产的机制，情感（affection）于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媒介基础设施化的作用下，情感既是参与新闻的重要规则，也是建立关系的天然原理；人们依循相似的情感诉求而自发聚合、主动交往，意义生产的过程可以在一瞬间自动发生，并在极短时间内达成在过去需要精密策划与执行才能实现的社会疗愈效应。数字新闻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仪式化角色尽管源自现代新闻业教化大众、维系建制的精英主义传统，却是在媒介基础设施化的进程中成为了一种文化常规，其发生机制从“机构自觉”到“行动者自发”的变化永远地改变了新闻作用于人和社会关系的方式，基于情感震荡的仪式化体验成为数字时代新闻经验的基本来源。

新闻弥散还在认识论层面制造了大范围的真实性危机。新闻长期以来一直是公众就“何为真”达成共识的容器，如今却变成由所谓的“后真相主义”（post-truthism）所主导的世界图景。本质主义真实观在大众认知层面的退却与新闻的数字性“介质”直接相关，而媒介基础设施化进程则无疑在日常实践维度不断强化着相对主义真实观乃至“用户视角真实观”的合法性。弥散的新闻天然就是离散的和多义的——既拒斥中心化的新闻生产与分发机制，也不承认对于新闻价值的单一和权威解释。新闻弥散在数字媒体生态下留存的痕迹不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客观记录，而是各种形式的“替代性叙事”（alternative narratives）和交往档案，新闻因而也就成为兰斯·本内特（W. Lance Bennett）等学者所提出的“破坏性秩序”（disruptive order）的代表。而从时间线程上看，公众对新闻业的不信任始终随媒介基础设施化的进程而不断加深，全球范围内日益盛行的新闻回避现象也时常被解释为青年群体对入侵性渐强的数字终端与平台的消极抵抗。

新闻弥散是数字媒介基础设施化的一个重要生态后果。在弥散的属性和效应中，新闻逐渐成为一种永动流通、天然仪式化、崇尚相对主义真实观的媒介文化的代表。对于传统、有机的新闻经验结构而言，至关重要的时间感（sense of time）和在地感（sense of place）渐渐失去生成和发挥效用的空间，新闻也因此不再首要关乎共享价值和社区意义。当我们熟稔地用“千人千面”来描述数字时代高度异质与参差的新闻体验，并习惯性地从已有的功能主义框架出发来探讨推荐算法给新闻业带来的反民主倾向时，往往容易忽略新闻学中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那就是新闻与人、与人的社会存在本身、与人在一个特定时空语境下的物质与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弥散成为联结“媒介基础设施化”和“倦怠社会”之间的桥梁——倦怠的形成不仅是平台、终端和屏幕支配身体行为的结果，更是人类在泛连接、仪式化和后真实的数字新闻生态下深陷存在危机（existential crisis）的表征。

四、新闻行动主义：重建有孔隙的公共生活

新闻既是倦怠社会媒介化生成的关键中介力量，也是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纾解全球社会倦怠状况的行动指南——这源于新闻在其历史中形成的、始终对媒介基础设施化进程保持疏离的某些天然文化属性。

在数字媒体生态下，新闻的本质逐渐从内容产品向信息关系易变，过去那种主要面向文本品质的新闻价值体系也逐渐让位于连接性（connectivity）、关联性（relatability）、情感性（emotionality）等以流通效能为鹄的的新标准。但新闻终究跟基于社交、娱乐、趣缘形成的“普通”数字化关系不同，它的发生学中天然包孕着不可消除文化公共性的基因，这决定了新闻亚生态和总体媒介生态之间总是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牴牾的。调查发现，即使在高度碎片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如短视频平台）上，新闻也几乎总是由有着明确公共利益指涉的社会事件所触发，尽管这些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会在新闻流通网络中被稀释甚至再解释，但它以构建健康公共生活为目标的初始价值诉求却不会轻易改变。对此，两位瑞典学者的观点很有启发性：我们应当将现象学（phenomenology）作为理解数字新闻的主要视角，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具体的新闻形式与叙事，从而将新闻价值作为一个总体性认识论对象与人类存在与人类主体性关联起来。

全球范围的数字新闻经验研究和社会调查表明，即使面临着碎片化、民粹化、感官主义等伦理层面的指责，新闻仍是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社区价值最重要的载体。对公共利益的指涉和关切既是新闻业不言自明的观念基石，也是新闻这一概念及其全部实践的合法性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各种类型的数字新闻实践视为媒介基础设施自创生系统内部最主要的“熵”。对高度发达的数字媒体生态来说，新闻既不可或缺又令人头疼，完全碎片化或隔离式的媒介环境——即基础设施化的理想状态——会令人丧失存在意义上的安全感并做出逃避乃至戒断的选择。因此，新闻亚生态和总体媒介生态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无法调和的张力——后者既需要前者来帮助自身系统维持活力，也要抑制前者在系统内部制造“混乱”的破坏性倾向。换言之，媒介系统要真正实现基础设施化，就必须通过为新闻公共性预留空间的方式来确保人类主体对系统的信任和依赖，促使其活跃而积极地参与系统的自创生；而“新闻现象”中却又始终存有对一切“结构”提出质疑和挑战的抵抗文化基因，这一基因确保无论媒介基础设施化状况如何，都总是会有新闻行动者通过破坏性创新来让整个系统在人类认识论中变得更加可见。

也正是出于上述张力的存在，我们在过去十年间见证了大量充分利用媒介基础设施化结构要素来抵御媒介系统对人的控制的新闻创新行动。坚守公共性理念的人类行动者以新闻的逻辑将数字媒体生态物理意义上的泛连接性改造为文化意义上的“开放性”（openness），他们立足媒介系统的数据开源、关系网络、情感社群等特征，致力于建立各种对重大公共议题进行调查和干预的数字新闻项目，从系统内部揭示出基础设施化的种种社会后果。将游戏化（gamification/ludification）作为创新法则的新闻行动同样值得关注，各类新闻游戏（news game）或游戏化新闻项目的设计者将媒介系统的程序、协议、操作等结构要素纳入公共文化行动，在对抗新闻异化、重建公共生活等方面体现出巨大的价值潜能。这些致力于“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创新路径，共同构成了媒介基础设施化背景下的新闻行动主义方案。该方案一方面充分利用媒介系统的技术架构、协议与标准、网络化关系等基础设施化结构要素丰富大众参与和介入式生产的形式，持续以新闻的逻辑为人的媒介经验赋予公共意义；另一方面则不断以种种带有破坏性色彩的具体行动为平滑运转的自创生媒介系统制造局部“故障”，在高度细密的媒介生态网络中创造可令人类主体得以暂时喘息的孔隙，令人本主义的公共文化始终在社会进程中保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新闻弥散——其在助力倦怠社会兴起的同时也将公共性信仰播撒至传统职业精英之外的“用户”人群，使新闻从一种专业文化变革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文化成为可能。在新闻弥散的过程中，泛连接的媒介基础设施竭尽所能在新闻议程与异质性媒介用户之间建立各色关联并不断激励用户生成话语和行动以驱动流量经济，这极大压缩了现实世界与私人生活之间原本由专业新闻系统维系的认知与情感缓冲空间，令人陷入似乎无远弗届的关系网络之中。然而，尽管公众因媒介基础设施化及其带来的新闻弥散效应而疲惫不堪、逃无可逃，却也在对公共议题进行持续不断的介入过程中不断强化对自身需求和意图的主体性认同，进而在新闻体验的累积中逐渐获得了某种“审慎的智识”，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公共生活。这种带有悖论色彩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新闻独特且无可取代的历史价值——在哪怕是最密不透风的媒介生态下，新闻也能为公共文化的生发和生长开凿孔隙，为人作为文明进程主体的自我认同提供经验依据。

五、倦怠社会纾解的新闻路径

从精神健康的角度看，倦怠或是一种个体的心理或情绪状况，它无所谓道德优劣，也并不必然被当作疾患对待。然而在文化的视野中，倦怠则无疑是数字社会的重大时代症候，是新闻弥散带来的大规模主体性迷失，是媒介基础设施化进程加诸人类行动者的一场深刻的存在危机。

基础设施化意味着媒介系统对不同生活范畴的入侵与改造，媒介化成为社会变迁的基本逻辑。人的经验和存在本身不断发生数字性“转位”（dislocation），人也因此陷入一种分裂的主体政治。用后人类主义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话来说，人变成了“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人的状况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如同虚构之物”。而倦怠无疑就是这种存在状况在现象世界的表征，它的“大流行”有着深刻的技术-文化病理学基础：庞大而细密的媒介技术架构维系着倦怠感的自动化生成，殊途同归的平台协议与标准确保倦怠的各项表征被持续常规化与合理化，而数字媒体生态下无远弗届的网络化关系则成为倦怠感染的微观单元。

在倦怠社会的兴起中，新闻弥散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身处弥散的新闻亚生态中的人被迫将私人生活完全嵌入社会进程，却也在疲惫和过载状态中将自身改造成了某种形式的公共行动者。这启示我们从新闻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出发，去探索纾解倦怠、重建积极的行动主义路径。对此，数字新闻业的一些创新实践已经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些实践为我们从学理上思索倦怠社会的纾解之道提供了有益观念启发。

首先，应借助媒介基础设施化的便利不断提升整个新闻生态的开放性。这种开放，不仅是形式和机制上的，更是观念和文化上的，即要让“开放的新闻业”成为一种大众认知和社会生活常态。对新闻生态而言，媒介基础设施化是把双刃剑，它既强化了新闻（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也即新闻弥散），也消解了新闻（业）的知识权威。随着精英主义新闻理念的破产，数字新闻生态必须始终保持对多元行动者和行动逻辑的开放，来维系公共性价值要素在整个媒介系统的传布与扩散。而形式上的开放则是基础设施化的应有之义。那些在广泛生活领域建立起支配地位的超级平台无不拥有普惠性的接口系统以实现自身对大众的无差别覆盖，各种程度的用户新闻参与也均在既有的平台规则体系下受到鼓励。这就为一个高度开放、充满动感的新闻生态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越来越多带有众包、数据共享、人机协同（HITL）、自组织化创新色彩的新闻行动有效拓展了公共性价值的媒介生存空间，各种类型的新闻阐释社群以介入和建设的姿态推动公共事务协商与问题解决。开放的新闻生态系统固然带来了外围行动者入场“搅局”、操纵性技术力量（如社交机器人）干扰舆论等乱象，却也能有效激励新闻行动的“万众参与”，明确为用户个体赋权，动员其从自身需求出发积极介入社会进程，为新闻公共领域的拓展提供了丰裕的资源和不竭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承载新闻业历史的传统和主流新闻机构应当扮演更主动的角色，在抛却精英主义偏见和简单二元化认识论的同时，努力将多元和另类新闻行动纳入常规，从而真正承担起新闻创新主体的道义责任。

其次，应鼓励各种旨在对抗媒介基础设施泛连接性、抑制新闻弥散效应的“尚古主义”新闻行动。所谓尚古主义（primitivism）并非心理或情感上的怀旧（nostalgia），而是通过有意识地“复兴”前数字或早期数字新闻实践，来实现对一种有批判距离和反思空间的媒介文化的重建。例如，过去五年间，新闻杂志（news magazine）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生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仅在美国，从2019年到2023年就有466本纸质杂志诞生。对此，资深记者艾丝特·索普（Esther Thorpe）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本由可信赖信息源印制的、可以一口气‘读完’的、愿意花时间来解释和思考新闻的杂志，有望将那些疲惫不堪的新闻回避者从全天候的新闻轰炸中解放出来。”另一种正在复兴的“古早”新闻媒介则是门户网站时代的电子新闻信（E-newsletter），《福布斯》（Forbes）的研究团队认为，这种“有限复古”的新闻传播模式能够有效对抗智能推荐算法对人类新闻价值标准的挤压，重新在新闻与人之间建立有深度的关系。尚古主义新闻行动的目标不在于切断人与媒介系统之间的连接——这一点其实不可能实现——而是要确立、强调人在涉入乃至构建这种关系时的主动权。媒介基础设施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新闻的独特公共文化价值决定了它完全有可能帮助人类在数字媒体生态的孔隙中开凿出一个足够广阔的“另类”生活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反创新”成为了一种更具解放性潜质的创新。

总而言之，对于倦怠社会的纾解而言，新闻的观念和行动至关重要。这提醒我们：数字新闻学研究不仅要关注新闻生态本身的特征，还要关注新闻与人、新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动态演变规律，并致力于建构一种语境化的行动主义学术策略。失去了对人类存在和社会困境的关切，任何理论体系都会陷入陈腐或渐渐枯竭。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革新，最终都应致力于解释和改变世界。

本文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本文转自 | 传媒文化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