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论文丨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源流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一个批判性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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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然而，旅游学界对主观幸福感理论渊源和研究方法的理解仍存在较大分歧，导致相关研究缺乏理论贡献。本文试图理清主观幸福感的源流，比较分析各种研究方法和量表，并对旅游领域幸福感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本文指出，主观幸福感属于生活质量范畴，有着多种哲学基础和理论来源，如享乐主义理论、期望理论、原真快乐理论、幸福主义理论和目标清单理论等。基于不同哲学基础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测量量表，每一种研究方法和测量量表都有其优劣势和适用条件，需加以区分。旅游研究未来应该理清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基础，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设计，避免随意关联的因果分析，多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关键词：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享乐主义；幸福主义

Doi：10.12054/lydk.bisu.111

引用本文：梁增贤.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源流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一个批判性文献综述［J］.旅游导刊，2019（3）：71~92.

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简称SWB） 是心理学的构念（construct）（Maddux，2018）， 也被翻译为主观幸福（ 方纲、风笑天，2009），是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重要研究领域。生活质量的范畴比主观幸福感宽泛，包括客观指标如综合生活质量（ComQol）（Cummins，1997）和主观指标如主观幸福感、快乐（happiness）等。事实上，心理学里的幸福可以分为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简称PWB）（丘海雄、李敢，2012）。前者一般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的情感性和认知性评价；而后者强调人的潜能（Ryff，1989）。主观幸福感是个体通过实际与理想生活状态的比较而产生的肯定态度和积极感受（Diener，Suh & Oishi，1997；Diener，2000），是一种积极心理。它包括人们在自己生活中某一个时刻或一段时期（如一年）所形成的对某一事件（event）、生活满意度、实现感（fulfillment）以及工作、家庭、婚姻等生活领域满足程度的情感反应、情绪和判断（Diener，Oishi & Lucas，2003），即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对现实与期望的美好生活（good life）的比较感受，以及对其享乐水平的情感反应（hedoniclevel of affect）（Veenhoven，1984）。

早期一些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经典研究一直影响至今。例如，Cantril（1965）在The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一书中所建立的肯切尔阶梯（Cantril Ladder）备受推崇，每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都在使用（Helliwell，Layard & Sachs，et al.，2017）。最早对多个学科领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进行综述，并试图提出普适定义的是Wilson（1967）以及Campbell、Converse 和Rodgers（1976）。其中，Wilson（1967）的研究“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是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分水岭（严标宾、郑雪、邱林，2004），在此之前的研究被认为是定性的、以哲学思辨为主，之后的研究呈现出科学化、实证化特征（王燕、李悦、金一波，2010）。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Diener（1984）发表的“Subjective Well-being”一文。这篇论文在谷歌学术的引用率已经高达12 121 次，目前是该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论文。Diener指导的许多学生和带领的研究团队也继承和发展了其研究成果（Larsen & Eid，2008）。

近年来，主观幸福感一词在旅游研究中使用广泛，涉及居民（Nawijn &Mitas，2012；Liang & Hui，2016；Chi，Cai & Li，2017；Ivlevs，2017；梁增贤，2018）、游客（McCabe & Johnson，2013；Su，Swanson & Chen，2016；de Bloom，Nawijn &Geurts，et al.，2017）和旅游就业者（梁增贤、黎结仪、文彤，2015；Lee，Choo &Hyun，2016）等多个领域。旅游主观幸福感研究大量涌现的同时，许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第一，对主观幸福感的界定不清，一些研究甚至混淆了不同学科领域或不同哲学基础的幸福感（well-being） 概念。第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多样，测量量表众多，还有衍生的、简化的、情境化的，甚至所谓本土化的量表，容易导致研究者误用。第三，许多旅游领域的幸福感研究并没有找到“旅游”的特殊性，只是给现有幸福感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而已。那么，“旅游”在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具有哪些优势和特殊性？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即为本文写作之目的，以期为在旅游研究中更好地应用主观幸福感理论提供指导。

一、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渊源及其哲学基础

主观幸福感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good life）的思考，而这种思考通常是道德理论（ethical theory）研究的重要领域，涉及一系列关于价值的追问。尽管一些学者用幸福感代替美好生活，但二者有明显的差别。美好生活包括了幸福感以及美德（virtue）甚至审美或其他关于“美好”的价值判断；而幸福感在大多数情境中与价值无关。Parfit（1984）将幸福感理论分为3类：享乐主义（hedonistic）理论、期望（desire）理论和目标清单（objective list）理论。Haybron（2008）将幸福感理论划分为5类：享乐主义理论、期望理论、原真快乐（authentic happiness）理论、幸福主义（eudaimonistic）理论和目标清单理论（见表1）。

享乐主义理论、期望理论和原真快乐理论中的幸福感概念都已在旅游研究中应用，其中，原真快乐理论保留了享乐主义理论和期望理论中关于主观体验和个体差异的考虑（Sumner，1996），并使用了一个替代指标——快乐（happiness）（Haybron，2000/2003）。快乐又称快乐感，包括快乐主义（hedonism）（Kahneman，1999）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Ehrhardt，Saris & Veenhoven，2000；Wang，2017）两类量表。其中，生活满意度量表在旅游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Neal，Sirgy & Uysal，2004；Kim，Uysal & Sirgy，2013；Woo，Kim & Uysal，2015；Wang，2017）。生活满意度反映的是个体对其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总体生活质量的评价，它主要基于个人理性判断，不易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比较适用于测量旅游地居民的长期幸福感。

幸福主义理论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eudaimonia）的思考，强调至善。幸福作为至善所需要的德性就是能够实现“最高目的”的德性，即整全（complete & perfection）的德性（陈斯一，2018）。幸福主义是心理幸福感（PWB）的理论基础，而著名的心理幸福感量表（SPWB）（Ryff，1989）就是基于该理论建立。然而，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哲学直接具体化到量表的实证测量是有问题的，难以获得广泛认可（Biswas-Diener，Kashdan & King，2009；Huta &Waterman，2014）。与幸福主义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牢固哲学基础的目标清单理论。

选择何种定义的主观幸福感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和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因为在实证研究中，上述不同定义的主观幸福感在测量结果上是高度相关的。例如，享乐主义幸福感和幸福主义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在0.76至0.92之间（Waterman，1993；Waterman，Schwartz & Conti，2008；Maddux，2018）。因此，有学者认为不同的主观幸福感定义可能存在某种“道德层次”（moral hierarchy）（Kashdan，Biswas-Diener & King，2008），幸福主义的（eudaimonic）幸福感可能比享乐主义的（hedonic）幸福感更具道德性（Ryff，2017）。主张幸福主义幸福感的人甚至认为美好生活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体验（Kashdan，Biswas-Diener &King，2008），与我国荀子的“生活之道”有内在一致性（孙伟，2015）。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观幸福感不仅是科学概念，而且是社会建构（Fried，2017），即可能并没有绝对正确和普适的主观幸福感，而是研究者选择了某种定义的主观幸福感，就认同了某种价值、道德和伦理。因此，主观幸福感测量结果所呈现的国别、族别和地域差异，主要是由于样本所代表的人群来自秉持不同价值、道德和伦理的文化圈（Diener & Diener，1995；Joshanloo，2014）。

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

1. 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必然接受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仅反映在研究方法和测量量表的选择上，也反映在研究数据和信息所呈现的特征上。因为受访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回答不仅包括瞬时的情感反应，也有情境化的判断因素（Kahneman，1999）。受访者的回答会受到一系列情境因素的影响，甚至有时候是无意识的（Leffert，2016）。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处于不断变化中，而非固定的。这就意味着短期主观幸福感相较于长期主观幸福感更容易被测量（Diener & Larsen，1984）。

主观性既是主观幸福感的优势，也是其“硬伤”。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定性材料用以评估受访者主观幸福感是早期研究常用的方法（Thomas & Chambers，1989；Wood & Johnson，1989）。尽管定性材料可能比量表数据更能呈现受访者幸福感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但由于定性研究在操作上的主观性和灵活性，以及定性材料难以转化为案例间可比较的维度，主观幸福感的定性研究逐渐让位于定量研究。在旅游领域中，除少数研究（Buzinde，Kalavar & Melubo，2014；Moscardo，Konovalov & Murphy，et al.，2013）外，绝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定量方法。

事实上，定量研究也无法规避主观性。受访者是瞬间迅速作出反应的，大多数人不会长期积累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判断，也就不可能通过调用长期记忆作出理性回答。这种瞬时的回答受到访问情境、生活中特殊事件和记忆的显著影响（Schwarz & Strack，1999）。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对外部因素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加之其个体间测量结果差异较大，受个体生活事件尤其是近期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很大（Diener，1994）。因此，为最大程度降低干扰，主观幸福感的定量评价就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和维度，严格控制其他因素，详细交代调研的具体过程和情境（Schwarz & Strack，1999）。然而，这却是旅游研究中经常忽视的，一些旅游学者以为只要采用经典量表，选择哪个案例情境和群体都可以，因而对研究案例情境和调研过程交代很少。

尽管主观幸福感是不断变化的，但在一段时期内的波动是相对稳定的。因为每个人仅关注少数生活领域，而这些生活领域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判断不完全来源于对自身现状的检视，也来源于对目标、理想、过去、未来以及他人等参照系的比较（Michalos，1985；梁增贤，2018）。在一个成熟固化的社会中，这些参照系的变化不大，主观幸福感也就相对稳定。然而，我国许多旅游地发展迅速，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较大，居民间生活质量差距扩大，主观幸福感的变化就很大（梁增贤，2018）。因此，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主观幸福感研究所面临的特殊情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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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增贤（1984— ），男，广西南宁人，人文地理学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旅游地理学、主题公园、城市旅游、休闲与生活质量。通讯作者。E-mail：liangzx3@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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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编辑：崔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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