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苏东坡”汪曾祺：从日常生活发现美，抵抗生活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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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青年时报讯（记者 李冬洁 魏文杰/文 赵墨波/图）“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作品至今依然在聚光灯下，被读者自发地反复阅读。他的作品能带给无数年轻人温暖，他“教科书般”的人生经历也同样能让无数年轻人获得启迪。

　　1月12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1个人，77年，1000事——《汪曾祺1000事》读者见面会”在第36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办，本书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杨早，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写作教研室主任徐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汪曾祺的部分人生经历，并谈到“汪先生的品格，放到当今这个时代，依然是十分珍贵的”。

《汪曾祺1000事》读者见面会现场

　　大一考试靠抄袭及格，大二考试挂科导致毕不了业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很少有谈到他在1944年前后的那段“低谷”时光，而那个时期的汪曾祺较为散漫随性，毕不了业、失恋，还穷。

　　他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按说应该于1943年夏天毕业。他在大学上课时不喜欢做笔记，在大二的期末英语考试前一晚，他借来同学的笔记熬夜补习，但在考试当天却睡过了头导致挂科，这次英语挂科和体育成绩不及格，直接导致了他在1943年毕不了业而留级，最后在1944年补修一年后拿到了西南联大的肄业证。

　　大一第一学期期末，汪曾祺的历史地图被老师皮名举批语：“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从而只得了37分。按要求，两学期平均要六十分以上才算及格，这就意味着他要在下学期至少要拿到87分才行。在第二学期的“西洋通史”考试时，汪曾祺左右各坐了一位历史系同学，他左抄抄，右抄抄，最后才勉强及格。

　　“他的很多事实表现出来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从汪先生的成长之路来说，你也可以说他是非常励志的。”徐强认为，散漫很难说是汪曾祺的缺点，这是他的风格，“汪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人”。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写作教研室主任徐强

　　徐强进一步解释说，首先，汪先生骨子里有这样一种基因，对于体系化、体制化的东西不太适应，往往想要突破它。其次，他也受家庭熏陶，他的父亲就是受了新学的教育，与传统私塾里出来的读书人是不一样的，非常自由，也很有自己的情趣爱好。而且他有很多非常现代派的爱好，比方说，体育运动，他父亲曾经得过江苏省跳高第一名，这种形式运动当时是相当难得的。再次，对琴棋书画都有很广泛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这对汪曾祺影响很深。最后，《世说新语》这本趣味性相当强的书，对汪先生的写作和人格的建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这种有趣，支撑他度过人生中一些困难低谷的日子，也成为他的一个鲜明标签。

　　靠写作走出失恋后的颓废，能在低谷中看到生机

　　1944年春夏之交，汪曾祺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失恋。1943年云南的雨季，他结识了一位“蓝家女孩子”，后来她去了曲靖，汪曾祺曾写信催她回来，对方拒绝了，这使汪曾祺陷入苦闷。1944年暑假前夕，汪曾祺为送“蓝家女孩子”去医院，再次找同乡任振邦借钱。7月29日，汪曾祺写信给朱奎元，宣布自己“跟蓝家孩子算吹了，正正式式。决不藕断丝连”。

　　这段时间，汪曾祺靠写作来抵抗思念与贫穷。他于1944年5月9日一天内写信五封，其中在给友人写的信中透露，自己在一个月内写了三万字。此时他只有一张肄业证，找不到工作，租住在民强巷一间不到五平米的房子里，睡的是一个“高高的条几”，被子是一床旧棉絮，整日十分落魄颓废，在白棉纸本子上随意写作，不停地抽烟，有时没钱吃饭，就睡到上午十一点，坚卧不起。

　　虽然经历着青春的感情伤痛，但汪曾祺仍然不失积极向上的态度。这一年，他写了总题为《茱萸集》的一系列散文陆续发表，并希望在自己“不死，不离开，不消极以前写成，让沈二哥从文找个地方印去”。同时他还着手写一系列“给女孩子”，“用温和有趣笔调谈年青女孩子各种问题”。

　　他也能在低谷中看到生机。肄业，失恋，找工作又不顺利，1946年，他从西南联合大学回上海的途中，经过香港，此时身上毫无分文，前途没有着落，这是他最绝望的时候。但他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窗台上的煤块堆里，看到了一个芋头长出了枝叶，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芋头》：“这几片绿叶使我欣慰，并且，不夸张地说，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

　　这点让身为教师的徐强称赞不已，他认为，汪曾祺在青春时期的性情和行为都像极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能在绝望中看到生机，这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和年轻人而言，就是鲜活的教科书。”

　　杨早用了“随遇而安”四个字来形容汪曾祺的性情，他认为汪曾祺可以利用一种新的审美眼光，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大家看不见的生活中去发现美，然后能获得一种滋养，可以抵抗生活中的各种劫难，这便是他的“小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杨早

　　从不看长篇小说的汪曾祺：“短”是为了体贴读者

　　当然，他的“小温”风格，也让他被现在的年轻人称作“余华克星”。作为如今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余华的作品总是会让人体会到人生“悲情”的一面，在网络平台上，“汪曾祺可真是余华克星”的词条下有网友留言：读完余华的作品，再去读汪曾祺的作品，会感到被拯救，被治愈。

　　汪曾祺曾在《人间之味》中说到“春宜花，夏宜风，秋宜月，冬宜雪。四时佳兴，可与人同。”在汪曾祺笔下，花木有情，日色温暖，人间处处是春天。

　　汪曾祺的作品短而兼具温暖，在杨早看来，这是他“体贴”读者的一面。

　　和我们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汪曾祺对“权威”从不迷信。他在西南联大时期不太喜欢上朱自清的课，因为他认为朱自清过于“笔管条直”，上课要求多，这也导致了他与朱自清的关系不太好。他反而喜欢上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教授的课，比如闻一多、沈从文。

　　他对权威的不迷信也体现在他对待长篇小说的态度中。杨早也提到，汪曾祺在早期一直“看不上”长篇小说，比如他一直没有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直到有一次去密云开会，实在无聊，才把它看完，看完之后评价说：“这不是欺负人嘛”。

　　汪曾祺认为“短”是对现代读者的一种尊重，杨早表示。“他为什么老写温情，不愿意写苦难的东西？因为他认为我们已经很苦了，不要再给大家添这种压力了，他就像个朋友一样，送你个‘小温’才能绵绵长久。”

　　“当代苏东坡”：发明美食，在逆境中随遇而安

　　在他身上，除了美文之外，人们想到的是美食。

　　文豪研究美食，苏东坡的“东坡肉”并不是孤例。1977年汪曾祺在给朱德熙的信中说，“我最近发明了一种吃食”，并详细列出此菜的做法：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汪自己形容为“嚼之声动十里人”。这便是他发明的“塞肉回锅油条”。

　　真有那么好吃吗？未必。但汪曾祺把这种寻常事物用一种精致的文学叙述写了下来，这也是他一直追求的。他说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也应该走这条道路。“所以能够把吃食和文学都打通，是汪曾祺的创见。”杨早说。

　　杨早认为，除了美食，汪曾祺还与苏东坡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斜杠青年，会干很多事情，都对生活充满着无比的兴趣，可以靠这些热爱和兴趣抵御各种各样的劫难，两个人一生都不太顺，但都可以过得很豁达，苏东坡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达兼穷独的儒道精神，还有赤子一般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爱，“在汪曾祺身上，也都可以看到，他是‘当代苏东坡’。”

　　杨早谈到，面对苦难，丁玲称之为“逆来顺受”，汪曾祺觉得这话太苦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些，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生活，本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不是说我只能承受，而是要想办法把它转化成一种新的生活。”杨早认为，汪曾祺能够从日常的吃食、花草树木中获得人生的助力，即便是在西南联大跑警报，也不忘看看风景，既有他自己说的“寻常中的精致”，又很“皮实”，这样的品格，即便放在当下，也是十分珍贵的。

　　“中国最后的士大夫”标签是一种错位

　　但在杨早看来，苏东坡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士大夫”，汪曾祺却不是。

　　汪曾祺在1997年5月份去世，同年4月份“鬼才作家”王小波去世，1月份极具争议的王朔前往美国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杨早在见面会上谈到，这三件事几乎终结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特质，之后进入另外一个时代。

　　为什么汪曾祺的去世会成为一个“结束”？杨早认为汪曾祺是一个“贯穿”20世纪文学史的人物，这跟他的“贯穿性”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开始“名噪”中国文坛，彼时的中国文坛把他称作“文坛新人”，而实际上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颇有文名，并被看做京派继承人，沈从文曾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杨早谈到，京派作家在学校的时候喜欢艺术探索，会追求艺术、语言的先锋形式。那时，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也是西南联大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唐兰等一众名师的学生。1944年，汪曾祺在老师闻一多的课堂作业中写唐诗报告，他这样形容盛唐之后晚唐诗人们的“暮色”——“幽暗的角落，苔先湿，草先冷，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眼看光和热消逝了，竭力想找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是韩愈；沉湎于无限好景，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是温飞卿、李商隐；而李长吉则是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各种幻想……”“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汪的报告当时惊艳了闻一多。

　　“京派作家在进入社会接触现实之后，风格突然就变了。”杨早谈到从《老鲁》开始，汪曾祺开始用写实的笔调写社会中的小人物。“他进入文学写作的时候选择的美学风格，完全走的是现代派意识流，所以80年代意识流风行的时候，那已经是他几十年前玩过的。”杨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同事认为汪曾祺是一个“现代作家”，而杨早确认为他应当属于“当代作家”的行列，“我们很少见到一个人在现代文学里面崭露头角，在当代文学里面也能够绽放出光芒，这样的人几乎没有第二个。”这在杨早的眼中，也体现了汪曾祺的“贯穿性”。

　　在汪曾祺去世后，“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成了他最常见的标签之一，而杨早认为这是一个错位的标签。他认为，士大夫需要有政治主张，对整个社会有一个比较有体系的看法，但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身上并没有这样的特质。

　　而汪曾祺身上有非常强烈的现代的一面。他虽然接受了一部分传统文化的教育，但同时也接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这一面是不太被重视、注意的。他身上的确有很强烈的传统文人气质，喜欢的东西大多也很传统，但是他骨子里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他是‘五四的儿子’，而不是‘旧中国的儿子’，‘最后的士大夫’会遮蔽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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