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翔｜永远的桃源情结

发布时间：2025-03-3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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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桃源情结

作者｜童翔

晋代伟大作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人们勾勒了一片理想的生活乐土，也成为历代无数文人的追求向往、寄托心灵的精神家园。因此，桃源情结早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成为了中国文人心中一个永远无法释怀的情结。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绘的理想世界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其描述与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颇有几分相像。其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早在《礼记》中亦有与《桃花源记》相通的记载，其《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由上可见，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并不是其一人所建构起来的，而是凝聚渗透了古代前贤的理想追求。而桃源理想一旦建立起来，又会不断影响着后代人。如唐朝著名诗人王绩和王维都受到陶渊明思想的影响，非常渴望其所描绘的“桃源”的社会理想。“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王绩《野望》﹚，“野老念牧童，倚仗侯荆扉”﹙王维《渭川田家》﹚，正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具体再现和翻版。

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构想和向往，自古至今都不曾停止过。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美好的生活理想是必不可少的。相信理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之一。所以，无论现实生活多么困苦不堪，人们始终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来得以慰藉，并为了一个看不到的信念，可以卧薪尝胆，可以韬光养晦，可以励精图治，可以百折不挠。

昔者，孔子向往“大同”社会，为挽救礼崩乐坏的时局，周游列国，被困陈蔡；孟子为实现“仁政”主张，慷慨陈词，游说诸侯；庄子为追求“逍遥”境界，鄙弃功名利禄；百姓为实现“均田，免粮”的理想，揭竿而起；今者，无数仁人志士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干洒热血，鞠躬尽瘁；现在人们为“和谐社会”的理想而不辞劳苦地建设。总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追求真善美是人的天性。而历代生活理想虽略有差异，但精神内核却是一脉相承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桃源情结，都想寻找一块和平安逸、远离纷扰的生活家园。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可以说是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作品之一，而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隐士文化，是古代正直文人因仕途失意或对污浊的现实不满，为求得精神的纯洁超脱而采取的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从传说中的许由、先秦时代的楚狂接舆至清朝的袁枚等等，隐士层出不穷。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都包含有不同程度的隐逸思想。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有感于“大道不行”，也曾有“乘桴浮与海”的遐想；佛家更是六根清净，“因空见色，因色见空”，强调“四大皆空”；道家讲“无为”，追求“自然之道”，消极避世。总之，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自我完善。对人性的建设多，而对人生的社会价值建设较少，总体来说是向内转，而非面对外部世界。无怪乎中国著名哲人刘小枫用“逍遥”二字来概括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所以为历代后人所推崇，我个人认为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不仅仅是建造了个人的桃源，更重要的是为广大人民建造桃源。换言之，他不仅是要实现个人的幸福，更要为别人谋福祉。并且，他的桃园理想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老子的“道”和庄子的“逍遥”境界常人难以理会和实践，但桃源却是扎根于土地，扎根于朴素的劳动，扎根于广大人民简单而安乐的生活。

陶渊明是一个隐士，是一个伟大的隐士。陶渊明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年轻时“猛志逸四海”。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他躬耕南亩，也体味了下层民众的辛劳。梁启超曾说陶渊明“快乐不是从安逸中得来，完全是从勤劳得来”。他将隐士的优雅生活建立在平凡劳作的基础上，坦言“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将悬浮于空中的隐逸之道引向凡尘俗世，又不乏崇高飘逸。在穷困潦倒之时，不是“独善其身”，而仍怀有“兼济天下”的崇高志向。刘熙载《艺概》曾云：“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屈子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庄子是也。”陶渊明志行高洁，有类屈原，但又不因与世多逆而蹈死轻生；他愤世嫉俗，“性本爱丘山”，但又不似庄子一生死、泯善恶，追求个人适性逍遥。李泽厚曾高度评价到“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安慰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08页）

陶渊明所追求的不仅是适性之隐，更大意义上是梦想广大民众的安乐生活。杜甫曾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二人都怀有极大的悲天悯人情怀，不计个人得失，先天下之忧而忧。试问，自古隐士如陶潜这般者有几？有多少人只将隐居作为干禄之阶、“终南捷径”，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桃源情结的根深蒂固，正昭示着中华民族是一个博爱的民族，是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一个团结的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主办 | 淳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责任编辑 | 佘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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