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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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的关系

2011年5月14日 21:48

中文摘要：在后分析美学的语境当中，作为当代全球美学两个的最新思潮——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形成了互动的紧密关联。一方面，环境美学实现了从“自然环境美学”到“人类环境美学”重要转变；另一方面，“生活美学”的生成也从“艺术界”转到“生活界”。当我们确认环境是“作为生活”的环境的时候，环境美学的发展就崭露出三个崭新的方向：1. 环境美学的“应用化”：从理论到“应用”的环境美学；2. 环境美学的“生态化”：从生物论到“文化生态学”的美学； 3. 环境美学的“社会化”：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的美学。环境美学家们正在形成某种共识，当他们将环境美学融入生活美学之时，都将 “审美化的生活”当作了环境发展的深层尺度。

关键词：环境美学   生活美学   应用环境美学   生态学美学    社会美学

在刚刚闭幕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Aesthetics，下面简称ICA）上，“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仍成为世界美学家们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关于前者的专题会议的主题有“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美学与城市文化”和“自然美”，关于后者，本次大会则特设了“日常生活美学”与“传统与当代：生活美学复兴”两个专题会场。然而，有趣的是，在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之间却形成了某种互动的内在张力。

按照加拿大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在ICA现场发言《环境美学的十个转折点》（Ten Turning Points 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的意见，日常生活美学主要是环境美学的一个分支，它被视为环境美学发展到第九阶段的产物。但是，正如笔者与之的争论当中所见，环境美学翻过来可以被视为生活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始终都是“生活”在环境当中的。这里就存在一个重要选择题：究竟是环境美学包含生活美学，还是生活美学包容环境美学？换言之，究竟生活是从环境里面而出的，还是环境是围绕生活而成的？

按照环境主义论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认定“环境”就是围绕着主体生成的，那么，这种思想本身就蕴涵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然而，环境毕竟还是针对人类而言的，没有人类也许就无所谓环境的存在与否，甚至可以说，环境总是“属人”的环境，无论针对每个个体还是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如此。尽管环境与每个人的亲疏关系是千差万别甚至相差甚远的（如从家居环境到地球大气层的距离那么遥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类万年的活动特别是工业化之后的改造自然活动的全面展开，整个地球很难说还有尚未被“人化”的部分，“这包括像南极洲、深海和最高的山脉这样的‘遥远’地域。最荒芜的地域并不是最原始的自然，但是这些地区却反映出人类在空旷地、侵蚀地、露天矿、重造新林、酸雨和大地表面的改变和水的分配上面所做的较早的和持续的影响；气候的可选择性被都市领域的铺砖表面所引发，被植物群和动物群所引起，而今，由于臭氧层的逐渐干燥化，全球变暖和日射增加的结果，便是这个星球没有地方是不受其影响的。”[1] 即使在世界最高峰也出现了人类垃圾遗留的现象，而且，任何一片地球的方寸之间都受到了人类气候（特别是气候变暖）的整体影响，哪怕是人类从未涉足的冰山顶峰与积雪深层，皆已受到了新的气候所带来的人为性的改变。

一、“环境美学”的语境转变： 从“自然”到“人类”环境

          环境美学兴盛于20世纪末期，主要是在英美及部分欧陆国家的美学当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分析美学”（Analytic aesthetics）都是占据绝对主导的。正是在所谓的“后分析”的哲学语境当中，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得以先后出场。[2]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分析美学是以“艺术”作为绝对的研究中心，甚至分析美学本身常常等同于“艺术哲学”，而——“自然与日常生活对象”[3]——恰恰就成为了超出艺术本身的两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在黑格尔将美学直接等同于艺术哲学并压制“自然美”之前，美学还是拥有非常广阔的领域的，在康德那里，自然本身还在其美学体系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20世纪分析美学具有统治力的传统却根本无视自然与生活的存在。

“在当代美学当中，当哲学家要推展他们的兴趣范围的时候，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就是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另一个则是人类生活美学（the aesthetics of human life）。”[4] 但是，这种发展主要最初主要是囿于欧美文化的语境，而于环境的关注却早已成为了东西方学界的某种共识，并且更早地被欧美学者所发现。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W. Hepburn）的那篇最初被收入《英国分析哲学》（British Analytical Philosophy, 1966）的《当代美学与其对环境美的忽视》一文，[5] 被认定是复兴环境美学的起点。然而，初步构建时期的环境美学并不同于全面建构时期的环境美学，更准确地说，早期的环境美学主要还是聚焦于“自然”的环境美学，对一种适宜的“自然审美”或者“自然鉴赏”的寻求成为了焦点，其中，最早的代表作就是艾伦·卡尔松的《鉴赏与自然环境》这篇经典论文。[6] 其后，无论是以卡尔松为代表的所谓“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ies），还是以阿诺德·伯林特的“介入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为代表的“非认知理论”，都推动了自然审美鉴赏问题的深入研究。前者的同路人主要是约·瑟帕玛（Yrjo Sepänmaa），他们都按照严格的分析哲学方法来探讨自然问题，不同于伯林特的结合美国实用主义与法国现象学的道路；而采取后者的非认知路线的赞同者则更为多元化，所采取的方法也更为多样，主要包括赫伯恩的“多维审美”（Multi-dimensional  Aesthetic）理论、诺埃尔·卡罗尔（Carroll）的“激发模式”（arousal model）  、齐藤百合子（Saito）的“多元主义方法”、戈德拉维奇（Godlovitch）的自然美学思想等等。[7]

真正发生的重要转折，出现在环境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调整上，在自然问题被深入探讨之后，“人类环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human environments）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环境美学研究的“双子星座”伯林特与卡尔松则分别主导了这种内在的变革，前者以《生活在景观之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这本专著，[8] 后者则以专著《美学与环境：自然的鉴赏、艺术与建筑》和专文《论人类环境的审美化鉴赏》[9]为人造的或者人化的环境美学定下了基调。可以这样说，环境美学经过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如果研究对象上来看，这种美学思潮实现了从“自然环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到“人类环境美学”的根本转换，从自然审美欣赏问题转切到了人类环境如何“审美化的欣赏”的问题。这样，环境美学不仅将其疆域拓展到了自然与文化的两个维度，而且他的主要理论建构也基本得以完成。目前的环境美学之所以愈来愈走向“实用化”，恰恰说明了环境美学在理论建构之后所必定呈现出来的某种实践化的现实要求（这与环境伦理学从现实的要求到理论的建构的路数似乎刚好反向），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环境美学发展的第三个新阶段。

二、“生活美学”的生成境遇：从“艺术界”到“生活界”

如果说，环境美学的主要转换体现在从自然开始并终于人类环境的话，那么，生活美学的生成，则是主要是从艺术开始从而回归到生活的。如果要找到这种生成的逻辑起点，就要从著名分析哲学家阿瑟·丹托（ Arthur C. Danto）的“艺术界”（artworld）理论谈起，因为许多论者言说“日常生活美学”都缘起于此，也就是从所谓的“艺术与艺术界”的视角谈起。[10] 事实也是如此，丹托的“艺术界”理论不仅是分析美学内部对于艺术界定的某种形式的总结，同时，这种美学分析又由于带有某种开放性从而成为了生活美学的先导。

1964年的10月15日，在美国哲学学会的东部分会的第61届年会上一个题为“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的讨论会上，丹托宣读了《艺术界》（The Artworld）这篇论文。这个发言后来被发表在1964年的《哲学杂志》总第61号上，[11] 从此该文就成为了当代欧美分析美学的“经典文本”。在丹托看来，要确认艺术作品，就需要将这个作品归属于某种氛围，归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仅仅有这种归属还不够，还要将这种“历史的氛围”与“艺术理论”混合起来加以理解，前者是历史的，后者是理论的。丹托最后的界定就是“为了把某物看成为艺术，需要某种肉眼所不能察觉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an atmosphere of artistic theory），一种艺术史的知识（a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art）：一个艺术界（an artworld）”。[12]  然而，丹托的这一界定的理路，将艺术回复到“艺术界”来加以看待，无疑就敞开了艺术的界限（从艺术走向艺术“界”正是丹托思考的重要转换），同时也是向生活领域打开了艺术本身，难怪后来的论者如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就要求回到社会化的“惯例本质”（the institutional nature ）来看待艺术。[13] 但是，当分析美学家们如此这般工作的时候，将艺术的界定置于对于“艺术界”内部加以考量，其实也就是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来看待美学问题了。[14] 所以，在后分析的语境里面，无论是西方还是原本就有“生活论”根基的东方都出现了“生活美学”的思潮，这显然已形成了中西美学的共通的新的生长点。[15]

三、当环境融入生活：环境美学的三个未来方向

当“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相遇的时候，环境美学就获得了新的发展的动力。按照卡尔松的整体理解，从本性上讲，环境美学也应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16] 尽管某些日常生活美学在欧美语境当中是直接延伸自环境美学的。伯林特同样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环境，就是“拓展到广阔的环境里面，这些环境包括：自然环境（the natural environment）、城市环境（the urban environment）和文化环境（the cultural environment）”。[17] 正如环境（包括大气内在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是不可分开的，那种割裂环境与生活并使之分化的二元论是难以获得稳固根基的，生活与环境实际上是可以被视为整一的，实用主义大家杜威（John Dewey）所关注的就是活生生的“人”及其生活的环境的互动关联，有机体的“做”导致环境所产生的变化，又反过来反应到“付出行动”的有机体和他的活动上去，这就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反射弧”的往复过程。所以，当我们确认环境是“作为生活”的环境的时候（从而认定环境融入生活而非生活退回到环境），当环境美学家们在最新的努力当中将环境美学融入生活美学之时，环境美学发展的三个崭新的发展方向就昭然若揭了。

（一）  环境美学的“应用化”：从理论到“应用”的环境美学

当代芬兰美学家约·瑟帕玛在这次ICA上的发言就是“从理论到应用的环境美学”（theoretical to applie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副标题是当“学术的美学”（academic aesthetics）遭遇“真实界”（real-world）的要求之时，这就明确提出了（走出理论美学的藩篱）将环境美学重塑成一种新的应用美学，就像应用伦理学所作的工作那样。实际上，早在环境美学的初步发展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验的环境美学”（empirical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的路数，其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论文诸如《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景观评价：理论的真空》、《论风景美量化的可能性》，[18] 但是由于早期建设的仓促原因，这种经验化的思路未得到一贯的发展。与大多数美学家的看法不同，瑟帕玛则认为，环境美学有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当然就是赫伯恩的1966年《当代美学与其对环境美的忽视》的名文，但是大家往往忽视了另一位英国著名美学家哈罗德·奥斯本（Harold Osborne）的相关贡献，因为在关注艺术及其鉴赏之外，他在1979年还曾发表过《美学的智慧危机》（An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esthetics）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波兰举办的国际美学会议上，后来收入到《美学的危机？》会议文集当中。[19] 按照这种理解，如果说，赫伯恩的文章导向了美学家对于从自然到人造环境的“理论”探讨的话，那么，按照奥斯本的思路，则理应倡导美学向“应用化”的领域进军。所以，瑟帕玛认为，未来环境美学的动态发展与变革必定要获得一种平衡，也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理论的环境美学与应用的环境美学的相互协作，可以将环境美学的方方面面在整合在其中，这也是未来的环境美学应该走的回归应用的必由道路。

（二） 环境美学的“生态化”：从生物论到“文化生态学”的美学

与卡尔松从学术史实的角度回顾“环境美学史”不同，美国著名的美学家伯林特在本次ICA上回顾了环境美学发展的逻辑秩序（logical order）：“环境”——“美学”——“环境美学”——“生态学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按照这种理解，环境美学最初是来自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思，进而加入了美学的视角而加以思考，从而终成了环境美学的思潮。但是，这种思潮发展到此还没有止步，其最高的境界乃是“生态学美学”（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生态美学”思潮，卡尔松私下认为可以翻译成“Eco-Aesthetics”，与“生态学美学”并不全然相同）。在这种高级的美学形态当中，对于生态的理解可谓带来了一场观念的革命。这是由于，当代的生态学概念已经摆脱了生物学的意义，从而成为了可以用以理解人类与其文化环境关系的基本概念，这便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由这种视角来重思人类生活，其研究视野，就早已超出了传统的生物和地理意义上的自然，而更为关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类生态系统”（human ecosystem）。如此一来，生态学强调有机体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基本模式，同样也适用于人类有机体，从而可以认定，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类与自然中的其他部分是处于连续性（continuity）当中的，这无疑是一种更接近东方智慧的观点。所以，“文化生态学”就被赋予了更广阔的理解，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一种包罗万象的“环境语境”，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要素、社会的还是文化的要素都相互依存、彼此互动，从而形成了一种持续的平衡与平衡的持续。可见，“生态学美学”的核心就是“审美生态学”（aesthetic ecology）的问题，在人们连续地体验环境，并且体验着环境的连续性的时候，这种“环境的语境性”（environmental contextuality）的知觉体验就具有了审美的交互性质。因此，文化生态学与美学的联姻，恰恰由于，我们既可以把环境系统理解为生态概念，也可以将在这种生态系统当中的体验理解为“知觉融合”，而这种融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审美融合”或者“审美介入”（aesthetic engagement）。

（三） 环境美学的“社会化”：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的美学

只要环境美学融入生活美学当中，而生活必然是社会化的生活，那么，环境美学就必然要展现出其“社会性”的维度。正如日裔美籍学者齐藤百合子在她2007年的新著《日常生活美学》中所承认的那样：“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面对日常事物处理诸多审美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重要的支流：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或者环境的问题”。[20] 当然，这种狭义的“生活美学”主要还是作为环境美学的延伸而存在的，正如笔者在ICA上与柏林特的对话当中，他也认为，自己新近所提出的“社会美学”也就是日常生活美学的一种。沿着这种思路，的确有许多环境美学家继续提出诸如“环境的审美政治学”（the aesthetic politics of environment）这样的新问题。按照这种理解，美学学科不仅要面对艺术与自然的问题，而且它本身也是关乎人类的社会性（human sociality）的。根本的理由就在于，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审美过程亦同时介入到了自然界与社会界（social world）当中。所以，审美经验就要一反康德传统那种“非功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基本规定，一反审美走向纯化与艺术走向自律从而与道德基本绝缘的传统，反而要强调，审美本身就是具有伦理性和政治性的。所以说，作为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环境本身除去其物理与生物的基础条件之外，还一定有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经济的要素必然地参与其中，而美学本身在其中也要扮演作为评判标准与满足宣称的重要角色。

四、当生活改变环境：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

总而言之，在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与新近的环境美学发展当中，我们看到了环境美学发展的重要新方向：⑴ 走向“应用环境美学”、⑵ 走向“生态学美学”、⑶ 走向“社会美学”。但是，这几个方向的共同指向却是根本一致的，那就是——走向“生活美学”。那么，为何环境美学最终要融入生活美学当中呢？根本的理由，就在于“审美尺度”已成为了环境与生活的共通标准。按照伯林特的理解，审美不仅可以成为衡量环境优劣的高级标准，而且，审美也成为了“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21] 在本次ICA上，环境美学家们正在形成某种共识，他们所共同关注的主题几乎都是环境美学的“生活化”问题，无论他们所走的是应用的途径还是理论的道路。

“让世界更美好”（Making the world better），成为了环境美学家们内在的基本吁求，这也成为ICA上美学家们常常言说的话语。然而，当环境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都是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得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环境的高级标尺，正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将审美作为“社会进步”的标竿一样，审美同样也是生活品质与环境优化的基本标准。

然而，环境美学要使得世界更美好，这种美学宣言本身仍内蕴着一种伦理化的诉求，反过来甚至可以说，“自然保护的最终的历史基础就是美学”[22]，正像“肯定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可以成为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支撑一样[23]  。实际上，环境美学的深层架构，仍存在着某种伦理学的冲动，正如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 Ⅲ）所指明的那样，尽管“对于环境伦理学来说，审美经验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审美经验实际上是人们欣赏自然的拱顶石的价值，但是这并没有使它成为自然所具有的价值中的最好模式” [24]。“审美价值”只是自然中的若干价值当中的一项，当我们将自然事物置于“生态系统”中来加以适宜观看的的话，这种属于“内在价值”而非工具价值的审美价值就被特别凸显了出来[25]。然而，我们仍要指出，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毕竟是不同的学科，尽管二者的融合势在必行：保护环境只是在维护一种伦理上的底线，这也是环境伦理学所重点实施的工作，但使得世界更美好并让环境与人形成新型的“生态互动”关系，则从更深层意味着——要使审美最终成为了人类、环境与世界发展的深层的尺度。

[1] 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野》，刘悦笛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 7 页。

[2]  刘悦笛：《分析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407页。

[3]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9.

[4]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9.

[5] Ronald W. Hepbu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 reprinted 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 (eds.),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2004.

[6] Allen Carlson, “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79, 37: 267-276.

[7]  Emily Brady, Aesthetic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uscall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pp.102-111.

[8] Arnold Berleant, Living in the Landscape: Toward an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7.

[9] 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0; Allen Carlson, “On Aesthetically Appreciating Human Environment”, in Philosophy and Geography, 4: 9-24.

[10]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6.

[11] Arthur C. Danto, “The Artworld”,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64, 61: 571-584.

[12]  Arthur C. Danto, “The Artworld”,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 580.

[13] George Dickie, Art and Aestheti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9.

[14] “生活世界”（         Lebenswelt）在晚期胡塞尔那里有更详尽的论述，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可以来重构一整套的“生活美学”，参见刘悦笛：《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刘悦笛：《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审美即生活，艺术即经验》，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

[15] Yuriko Saito, “Everyday Aesthetics”,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001: 87-95; Tom Leddy, “The Nature of  Everyday Aesthetics”, in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22.

[16] Allen Carlson, The Aesthetics of Landscape,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1, chapter 1.

[17] 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野》，刘悦笛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 页。

[18] Mark Sagoff, “On Preserv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Yale Law Journal, 1974, 84: 205-267; Jay Appleton, “Landscape Evaluation: The Theoretical Vacuum”,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75, 66: 120-123; Allen Carls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Quantifying Scenic Beauty”, in Landscape Planning, 1977, 4: 131-172.

[19] Harold Osborne, “An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esthetics”, in  M. Golaszewska ed., Crisis in Aesthetics? / Crise de l'esthetiqu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sthetics, 1979.

[20] Yuriko Saito, Everyday Aesthetic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

[21] 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张敏、周雨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22] Eugene Hargrove,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 168.

[23] 刘悦笛：《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生发语境与哲学贡献》，《世界哲学》2008年第3期。卡尔松的“肯定美学”以一种“全部自然皆美”的姿态出现，在《环境伦理学》杂志的创办人尤金·哈格洛夫（Eugene Hargrove）看来，尽管卡尔松的不分等级的自然皆美论并不可取，但是，这种自然审美主义的取向却可以为环境伦理学提供最终的证明。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审美体验和自然保护的特质化物质存在的独特意义的认识，为保护自然的本体论论证提供了最后的要素，我们可以总结如下：⑴ 人类有义务保护和促进在这个世界上的美的存在；⑵ 艺术美和自然美都是善的一部分；⑶ 自然美（广义上包括自然物的科学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和艺术美一样有价值，因而即使在非存在的意义上，它也应该是被促进和保护的对象；⑷ 因为自然美的创造与物质存在有着艺术美所没有的更本质的联系——也就是说，自然美的存在先于它的本质——所以，（a）保护自然物和自然生态的需求比保护艺术品的需求更强烈，（b）单从存在的理由出发，在其他条件（包括价值）相同的情况下，促进和保护自然物的义务先于保护艺术品的义务。

[24]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从美到责任：自然美学和环境伦理学》，见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野》，刘悦笛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153页。

[25]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7页。

来源: 开化新闻网 　作者: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编辑: 王欣

网址：当代“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的关系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88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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