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父母教育卷入与情绪智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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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父母教育卷入与情绪智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Effect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Life Satisfaction in Middle School: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1. 引言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已成为当下我国发展的时代目标。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作为心理幸福感认知评价成分的一个指标，更是受到各界广泛关注(Pavot & Diener, 2008)。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同时也是衡量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是否满意的反应指标(Johnson, 1978)。中学生作为祖国未来发展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其生活满意度既能反映其心理健康水平，也与行为结果存在密切相关。具体来说，生活满意度低的中学生其心理素质偏低、社会适应性更差(Suldo & Huebner, 2006)；行为层面上，低生活满意度则与药物滥用、暴力行为、自杀倾向等行为有关(Sun & Shek, 2012; Zullig et al., 2001)。这些研究均证实了生活满意度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因此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尤为重要。

影响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外因主要是指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因素；内因主要涉及与其自身相关的心理因素。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强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张晓燕，2016；朱湘茹，张华，2013)。有研究表明，在低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中学生，其生活满意度偏低(黄明明，陈丽萍，2020)。从家庭投资理论的角度出发，家庭SES较低的父母无法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投入孩子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本和精神关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出现不良适应及负性情绪等一系列问题，也更加缺乏对生活环境的可控感与满足感(Conger & Donnellan, 2007; Hosokawa et al., 2018)。此外，从家庭压力理论出发，家庭的经济困难使得父母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解决温饱问题中，而忽视了同孩子的日常养育及教育互动(Evans & Kim, 2010; Hill & Taylor, 2004)。在这种由低家庭SES导致的低父母教育卷入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极易形成对周围生活环境的消极认知，从而表现出低水平的生活满意度。由此我们推测，家庭SES能通过父母教育卷入间接地影响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而自我系统理论认为，大多数外部因素都要通过自我过程间接作用于个体机能(Smith & Lazarus, 1990)。

作为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内在因素，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个体监控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情感，并对其加以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的能力(Salovey & Mayer, 1990)。有研究发现，学生在调节和控制自我情绪上表现得越好，在面对压力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方式来维持内部心理状态的和谐，从而对自身的生活满意度也越高(徐小燕，张进辅，2002；赵清清等，2012)。同样的，情绪智力也会通过父母教育卷入而受到家庭SES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父母高水平的教育卷入能够帮助其子女与他人培养更好的共情能力，学会通过他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Eisenberg et al., 2010; Naik, 2015)。

综上所述，家庭SES可能会通过父母教育卷入以及情绪智力，间接地影响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而目前未见将四个变量结合起来的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学生家庭SES、父母教育卷入、情绪智力及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家庭SES对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为提升中学生生活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拟选取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父母教育卷入及情绪智力在家庭SES及生活满意度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具体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中学生家庭SES、父母教育卷入、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间呈两两显著正相关；

假设2：父母教育卷入及中学生情绪智力在家庭SES与生活满意度间存在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及过程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从全国四个省份(云南、四川、河南、贵州)的7所中学抽取1000名在校中学生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在经校方、学生监护人及学生本人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问卷进行实名调查。本研究总计发放问卷2000份，其中家长版和学生版问卷各1000份；实际回收问卷1844份，回收率为92.20%，剔除乱答、规律性作答等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764份，家长版和学生版各882份，问卷有效率为95.66%。其中男生476人(53.67%)，女生406人(46.03%)；初中生372人(40.36%)，中学生557人(59.64%)，平均年龄为15.74 ± 1.5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SES的计算参照程刚等人(程刚等，2018)提供的算法，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和家庭年收入(单位：万元)三个指标信息。首先，对学生家长所报告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信息进行赋值：父母受教育程度通过其相应的受教育年限进行赋值、父母职业地位通过职业声望指数进行赋值(李春玲，2005)，并取赋值后父母双方得分最高值。其次，考虑到有的家庭存在失业、无收入等情况，因此需要对三个指标中的缺失值进行处理。处理原则为：若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指标缺失，该样本做缺失样本处理；若只有一个指标缺失，可用剩余两个指标的值对该指标进行回归估计后替代该缺失值。最后，将三个指标的得分转换成标准分，通过主成分分析来获取每个指标的因素负荷，进而按以下公式计算家庭SES值：家庭SES = (β教育程度 * Z教育程度 + β职业地位 * Z职业地位 + β家庭财产资源 * Z家庭财产资源)/εf。其中，εf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通过以上步骤，本研究中被试的家庭SES得分范围在−2.12~4.19间。家庭SES得分越高的中学生，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2.2. 父母教育卷入

本研究中父母教育卷入的测量使用亲子互动量表(OECD, 2012)，该量表共7个题项，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由父母对题目所反映行为的出现频率进行评价(1 = 从不或几乎不，5 = 每天或几乎每天)，如：“帮孩子获取学习资料(例如：应用程序、软件、教辅等)”等。取总分为父母教育卷入行为得分，分数越高表示父母教育卷入频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0.82。

2.2.3. 情绪智力

本研究采用由王才康修订的情绪智力量表(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EIS)中文版(王才康，何智雯，2002)，共33个题项，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该量表包含情绪感知、情绪利用、理解情绪和调控情绪四个维度，被试需要根据自己的符合程度来选择数字(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如：“当别人在某方面做的很好时，我会称赞他们。”等。得分越高，表明其情绪智力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0.89。

2.2.4. 生活满意度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Diener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5个题项，单一维度，采用Likert式7点计分(Diener et al., 1985)。各项得分相加即为生活满意度总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0.72。

2.2.5.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在本研究中，中学生家庭SES得分是根据父母自我报告的人口统计学信息换算得出；中学生情绪智力由学生自评，采用5点计分方式收集；中学生生活满意度也由学生自评，采用7点计分方式收集。家庭SES变量的数据是由父母报告后经换算所得，而情绪智力和生活满意度这两个变量的数据虽均来自学生自评，但两者的计分方法并不相同。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测量结果的影响较小，故不再进行统计控制。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25.0对数据进行录入及分析处理。后采用Mplus7.4来检验父母教育卷入及情绪智力在家庭SES及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变量的基本情况

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各研究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假设1成立。

家庭SES

父母教育卷入

情绪智力

生活满意度

Skewness

Kurtosis

家庭SES

0.003 (0.97)

0.80

1.07

父母教育卷入

0.23***

21.24 (5.60)

0.18

−0.47

情绪智力

0.20***

0.16***

123.66 (15.52)

−0.55

0.93

生活满意度

0.12***

0.20***

0.20***

19.99 (5.38)

0.14

−0.1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tudied variables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p < 0.001；对角线上的值为均值(标准差)。

3.2. 中介模型检验分析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父母教育卷入和情绪智力在家庭SES及生活满意度间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测量模型及实际模型间的拟合良好，c2/df = 7.13，RMSEA = 0.08，CFI = 0.90，TLI = 0.87，SRMR = 0.05。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除家庭SES到生活满意度的直接路径不显著外(β = 0.08, p = 0.19)，其他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详见图1)，具体来说，家庭SES直接正向预测父母教育卷入(β = 0.36, p < 0.001)和情绪智力(β = 0.26, p < 0.001)；父母教育卷入直接正向预测情绪智力(β = 0.11, p < 0.05)和生活满意度(β = 0.18, p < 0.001)；情绪智力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 = 0.20, p < 0.001)。

注：1) 图中数值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2) 实线表示路径显著(p < 0.001)，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p > 0.05)。

Figure 1. Chain mediating model figure

图1. 链式中介模型图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方杰，张敏强，2012)，在原始数据中重复随机抽取5000个样本来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结果如表2所示，父母教育卷入和情绪智力在家庭SES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3，占家庭SES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的61.90%。具体来看，中介效应由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家庭SES→父母教育卷入→生活满意度的简单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3.33%)；家庭SES→情绪智力→生活满意度的简单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3.81%)；家庭SES→父母教育卷入→情绪智力→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76%)。以上中介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三个中介效应均显著。即父母教育卷入和情绪智力可分别在中学生家庭SES和生活满意度间单独起中介作用，还可依次在中学生家庭SES和生活满意度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假设2成立。

中介路径

标准化间接效应值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家庭SES→生活满意度

0.08

−0.04

0.19

家庭SES→父母教育卷入→生活满意度

0.07***

0.03

0.09

家庭SES→情绪智力→生活满意度

0.05**

0.03

0.10

家庭SES→父母教育卷入→情绪智力→生活满意度

0.01*

0.002

0.02

总中介效应

0.13***

0.09

0.18

Table 2. Effect decomposition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表2. 效应分解及Bootstrap 95%置信区间

4. 讨论

根据相关结果来看，本研究中家庭SES、父母教育卷入、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这四个变量间呈两两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学生，其父母的教育卷入水平越高，这些学生的情绪智力越高，则对其生活感知越为满意，上述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黄明明，陈丽萍，2020)。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父母教育卷入和情绪智力在家庭SES与生活满意度间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家庭SES并不会直接作用于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但可以通过父母教育卷入和情绪智力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地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水平。这样的结果印证了“Easterlin幸福驳论”观点，即认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并不会随着其收入同步增长(Easterlin, 1974)。根据模型的中介结果来看，首先，家庭SES会直接影响父母教育卷入，高家庭SES的学生父母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日常教育与养育过程中，该结果与家庭投资理论及家庭压力理论的观点一致(Evans & Kim, 2010; Hill & Taylor, 2004)。其次，在较多父母教育卷入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具有较高水平的情绪智力，这类父母将更加充沛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子女养育中，使子女接触到更加丰富的事物，从而给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提供积极动力(Eisenberg et al., 2010; Naik, 2015)。再次，情绪智力会直接影响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情绪智力高的学生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的感知、表达以及情绪调节的能力更强，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就越多，更善于利用积极情绪所蕴涵的力量去建立个人资源和人际资源，因此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赵清清等，2012)。最后，基于本研究结果可以发现父母教育卷入和情绪智力在家庭SES与生活满意度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家庭SES会通过父母教育卷入影响中学生的情绪智力，进而影响其生活满意度。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研究者们高度关注的，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判断标准之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同时也影响学生之后的身心健康发展，所以对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进行针对性研究十分有必要。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继续改进的地方：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是横向研究，无法论证四个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追踪研究，以考察对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长期作用机制。其次，从数据采集的方式来看，本研究均通过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测量所使用的三个工具都采取自评法进行作答，根据社会赞许效应，被试可能会在部分题项上回避自己真实的态度与想法，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对此加以控制。最后，在被试的选取上，本研究采取的是方便取样的方法，仅选取了贵州、河南、四川、云南四省的部分中学生为被试，被试缺乏广泛性与代表性，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适当扩大取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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